「Country」（鄉村）與「city」（城市）是兩個很有感染力的詞，我們只需想一想它們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多少經驗，就會明白這一點。在英語中，「country」可以表示一個國家，也可表示一片「土地」；「the country」可以是整個社會，也可以是該社會中的鄉村。在人類漫長的居住史上，我們直接或間接地以之謀生的土地與人類社會成就之間的這一聯繫，歷來為人們所熟知。而人類社會的成就之一就是城市：首都，大城鎮，一種特色鮮明的文明形式。
人類歷史上的居住形式極為豐富。人們對這些居住形式傾注了強烈的情感，並將這些情感概括化。對於鄉村，人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認為那是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寧靜、純潔、純真的美德。對於城市，人們認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識。強烈的負面聯想也產生了：說起城市，則認為那是吵鬧、俗氣而又充滿野心家的地方；說起鄉村，就認為那是落後、愚昧且處處受到限制的地方。將鄉村和城市作為兩種基本的生活方式，並加以對立起來的觀念，其源頭可追溯至古典時期。
不過真實的歷史歷來都是多種多樣的，多得令人驚異。「鄉村生活方式」包括了獵人、牧人、農夫和工廠化農場主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其組織包括了從部落、領地到封建莊園等不同形式，既有小農和佃農階層，也有鄉村公社，既有大莊園和種植園，也有大型資本主義企業和國有農場。城市的形式也不少：首都、行政基地、宗教中心、集鎮、港口、商品集散地、軍營、工業集中區。古代和中世紀的城市在名稱和部分功能方面與現代都市或都市群有聯繫，但二者絕對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當今世界除了鄉村和城市這兩種傳統形式之外，還有許多種居住形式：郊區、郊外住宅區、棚戶區、工業區。「村莊」這一概念似乎很簡單，但在歷史上也有多種變化：在大小和特性方面各有不同，村莊內部又有聚居和散居之分，英國和其他地方的村莊也有區別。
儘管這些差異大小不一，但貫穿這些差異的，有一些意象和聯繫始終可見。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並分析這些意象和聯繫，結合曆來相互各異的人類經驗對其加以考察。出於實際考慮，我的例子大多來自英語文獻，儘管我的興趣要更廣泛得多。無論怎樣，我們都應該明白，英國經驗特別重要，因為鄉村與城市關係中的一個決定性變化，在英國很早就發生了。而且在英國這一變化非常徹底，在某種意義上，其他地區的變化至今仍不如其徹底。工業革命不僅改造了城市和鄉村，其基礎也是一種高度發達的農業資本主義，傳統的農民階層很早就消失了。在英國歷史上的帝國主義階段，不列顛和殖民地農村經濟的性質都在很早就有了變化：對國內農業的依賴程度降到了很低，經濟上活躍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從事農業。在人類漫長的定居史上，英國成為第一個主要在都市居住的民族。因為隨後的多數重大發展，包括世界上有關「發展」的一般概念，都是沿著這些具有決定性的方向進行的，所以英國經驗至今仍然格外重要：這一經驗不僅是症狀性的，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有助於進行診斷。無論以後如何發展，英國由鄉村向城市轉變的過程由於內涵豐富，因而值得銘記。儘管經歷了這一轉變過程，英國人對鄉村的態度，以及對鄉村生活的態度，卻一直不變，其韌性不同凡響。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正因為如此，直到整個英國社會已經絕對城市化以後，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英國文學主要還是鄉村文學。即便是到了20世紀，在這個城市化、工業化的國度裡，一些以前的觀念和經驗仍然有影響。所有這些都使得英國經驗以及英國人對於鄉村和城市的闡釋具有一種永恆的重要性，雖然這種重要性並不是英國經驗所獨有的。
這種重要性可以作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加以陳述，並不得不對其加以評估。不過，我不妨在書的開頭就坦白一下，自我記事起，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就是個人問題。英國已經絕對城市化且又工業化，但我卻出生在一個偏遠的村子裡，位於一片很久遠之前就已有人定居的鄉村，就在英格蘭和威爾斯交界地區。距離村子二十英裡之內，就在一趟公交線路的盡頭，朝一個方向走是一個建有大教堂的古老城市，朝另一個方向走是一個古老的邊界集鎮，但穿過這個集鎮再往前走幾英裡，就是威爾斯南部廣大的煤炭和鋼鐵工業區裡最早誕生的幾個工業化市鎮和村莊。對於人類定居形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有許多描述和闡釋。在閱讀這些描述和闡釋之前，我已經清晰地實地見過這些市鎮和村莊，目睹了這些市鎮和村莊運轉的情況，並一直難以忘懷。在求學的過程中，我到了一座圍繞一所大學興建起來的城市。自那以後，在居住、旅行和工作的過程中，我參觀了（有時出於需要）許多不同的大城市。我在時間和空間上展望未來，也回顧過去。在展望與回顧的過程中，一直將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關係作為一種經驗，同時也作為問題謹記在心（或是努力去了解）。我曾以其他方式撰文論述過城市與鄉村的關係，但我也在緩慢地積累證據，以便將這種關係作為社會、文學和知識史事件加以詳盡地闡述。
本書就是這一努力的結果，不過儘管本書的闡述經常也必須沿著非個人化的程序展開，但這種闡述背後卻始終蘊藏著我個人感受到的壓力和使命感。由於鄉村和與城市的關係不僅是一個客觀問題和歷史事實，也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成千上萬人直接關注的問題，而且也是他們的切身經驗，因此我覺得我無需對我的個人動機進行辯護，雖然我還是要提到這一動機。
因此，還未開始闡述，我就意識到鄉村生活對我而言具有多重意義。這種生活就是我書桌面對的窗外田野裡的榆樹、山楂花和白馬；是11月傍晚時分，修剪完樹枝步行回家的男人們，個個都把手插在其布外套的兜裡；是戴著圍巾站在自家小屋外的女人，等待載著男人們的藍色公共汽車。孩子們上學的時候，這些女人又到地裡收穫作物；是路上行駛的拖拉機，在路上留下鋸齒狀的輪印；是凌晨對面那家養豬場母豬下崽，關鍵時刻開著的燈光；是急拐彎處遇到的緩慢行駛的黃色貨車，車上裝滿了綿羊，都擠在兩邊用板條隔開的空間裡；是無風的傍晚青草垛傳來的夾雜著蜂蜜味的濃濃的清香。鄉村生活也是滿是黏土和石塊的貧瘠的田地，以1.2萬英鎊一英畝的價格賣給投機的地產商，做住房建設之用。
我剛才說過，我出生在一個村子裡，現在依然生活在村子裡。不過，我出生的村子就在布萊克山腳下，那裡一片紅土的農田旁邊就是亮綠的草場，最靠近窗外的是橡樹和冬青樹。我現在生活的村子坐落在平原地區，在一片布滿黏土和石塊的未耕地上，在東英吉利高高的藍天之下。村子挨著堤壩和水閘的邊緣，遠處是費恩溼地的大片黑土。
這種現實的反差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但這不是唯一的反差。在布萊克鄉村與城市山腳下的那個村莊裡，一如在我住的這個地方，有一種鮮明的對比令人極為關注。一方面是人類不曾幹預過的自然，其中人們可以實實在在地感覺到樹、鳥兒和形貌不斷變化的土地的存在；另一方面則是勞作農業，在其中大部分的自然正在被人工製造出來。有兩類灌木樹籬，那邊長在土堆上，這邊長在平地上或水溝邊。挨著樹籬生長的有橡樹、冬青、榆樹和荊棘，這些樹和樹籬都是為了觀賞目的，也是由人們種植並照料的。我兒時居住的小屋旁邊有一條小路，小路的盡頭現在是一條筆直的高速公路，一輛輛卡車在上面飛馳而過。但那條小路也曾被修整過，鋪上了石子，有車在上面駛過：在這片只有兩代人歷史的土地上，這條小路是一個地標。小路的起源是：最初一個年輕的建築工人娶了一位農民的女兒，得到了一塊田地的一角，在那裡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後來又建起了他自己的作坊，巷子正好通向作坊。後來旁邊又蓋了一些住房，也蓋了一些作坊，這些作坊再後來又被改造為新的住房。最初的那個作坊是我父母的第一棟住房。在那片有著榆樹和白馬的田野裡，就在我現在家的後面，還保留有一座9世紀建築物的模糊痕跡，草叢下面一英尺處還埋著一條用卵石鋪成的路。現在有人想拉新的鐵絲網，但在卵石路所在的地方無法立起木樁。
因此這種鄉村生活具有多重意義：在情感上和行為上，在範圍上和時間上。田野下面的卵石比馬道通往的那所大學還要古老。那條馬道有著薄薄的荊棘樹籬，蔓延五英裡，穿過空曠多風的田野，走過斯塔弗古斯森林，就到達了那所大學。按某種方法計算，卵石上一英尺厚的泥土應有千年的歷史。但是，布萊克山村莊裡那條小路（現在它與那條高速公路有很大不同，也不再是我兒時記憶中那綠茵遮蔽的小路）的歷史卻並不久遠：大約是我父親12歲時修的，那時我父親在一個農場上做工。我還保留著父親離開農場時農場主寫的推薦信：圓體字，寫得歪歪扭扭的，說父親是個誠實而勤快的人。父親當時是要去鐵路上當搬運工。山谷中的那條路線由四段路構成，也即老公路、礦車軌道、新公路、鐵路：綿延的路塹和路堤就像丘陵一般；固定而熟悉，一百年前就建好了。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個信號工，值班室就在山谷中：那是一個通向多個著名地方的鐵路網的一部分。鐵路通向紐波特和赫裡福德，過了這兩個城市，又通向倫敦。但父親仍然是個村民，有自己的花園，自己養蜂，騎自行車把自己花園出產的東西運到市場去。那也是一個網絡，不過他是騎自行車去的。農民們趕著馬車到市場去，商販們則開著卡車去。這已經是本世紀的事了，父親和他的父親一樣，出生在農家，但卻無法依靠土地生活。我的祖父叫約瑟夫，是個農場工人，但中年的時候卻丟掉了工作，連同工作一起丟掉的，還有他的小屋。失業後他成了一名修路工：沿著公路的一段挖挖修修，那條路通往中部地區，通往其他城市。我的一個叔叔住在倫敦；另一個住在伯明罕；我們一家人探望近親以及度假的時候，在鄉村和城市間穿梭。我們家散居在多個地方，通過公路、鐵路聯繫在一起，現在則通過書信和照片聯繫。這些都是鄉村與城市之間、鄉村向城市過渡的各種地方及社群之間、鄉村向城市過渡的不同工作崗位及居住方式之間不斷變化著的交流方式及聯繫方式。
因此，這種鄉村生活有自己的多重意義，但這些意義自身已經有了變化，而且與其他因素相比也有變化。在英國西南方，我們以前晚上經常注視著布萊諾黑色山脊上方，威爾斯南部工業區煉鋼爐發出的亮光。如今，在英國東部，我晚上會遙望長著榆樹、白馬在上面吃草的田野那邊，劍橋的燈光白中透著橘色；到了秋天，這裡的農民會焚燒地裡收割後留下的作物茬子，荊棘樹籬有時也會跟著起火。晚上我剛看到這火時，還以為不知哪裡失了火。我的網絡從我在窗前坐的地方開始，通向劍橋和倫敦。比這兩個城市更遠的，是郵戳顯示的地方，那些不熟悉的郵票和遠方的城市：羅馬、莫斯科、紐約。
城市的燈光。晚上睡覺前，我走到屋外，注視著明亮的天空：我注視著城市，同時想起了哈代筆下的裘德。裘德也是站在野外，注視著遠方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涯的克裡敏斯特。有時我也會想到華茲華斯。他從山區去往倫敦，站在威斯敏斯特橋上，詠嘆道：
大地再沒有比這兒更美的風貌：若有誰，對如此壯麗動人的景物竟無動於衷，那才是靈魂麻木；瞧這座城市，像披上一領新袍，披上了明豔的晨光；環顧周遭：鄉村與城市船舶，尖塔，劇院，教堂，華屋，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在煙塵未染的大氣裡粲然閃耀。
這確實是繁忙而嘈雜的工作日開始前倫敦城的寫照，但因為辨認出這是倫敦而油然生發的衝動還是可以清晰可辨的，而且我知道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過這種衝動：人類文明所造就的巨大建築、會堂、圖書館和劇院、高塔及其圓頂；經常比這些更感動人的是那些房屋、街道以及熙熙攘攘、心態各異而又興奮的人群。我曾站在許多城市感受這種衝動：斯德哥爾摩和佛洛倫薩之間實實在在的差別、巴黎和米蘭之間實實在在的差別。這是一種可以辨認而且令人動容的品質：處於中心、充滿動感、燈火輝煌。和所有的人一樣，我也感受到地鐵的混亂和交通堵塞、一排排房子的單調乏味、陌生的人群擁擠過來造成的難受勁兒。但這還算不上一種經驗，算不上是成年人的經驗，除非把這些象徵著公認而且經常是宏偉成就的中心裏面生機勃勃的運動也包括進來。H．G．威爾斯參加一次討論社會變化的政治會議後曾經說過，這座高聳的城市其實是一種障礙的標尺。社會要想變化，必須去除這些障礙。我在仰視那些作為權力中心的高大建築時也有過這樣的感受，但我不會說：「這是你們的城市，你們偉大的資產階級紀念碑，你們這個仍然搖搖欲墜的文明架設起的高塔。」或者我不只說這些，我還會說：「這是人類建造的，通常都如此富麗堂皇，那麼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這種對可能性的感受，對聚集和運動的感受，在我對城市的感受中的確是一個永恆的元素：和我向山下望去時產生的感受一樣永恆。我望下去時看到的是，一塊塊巨大的色彩斑斕的農田，那是我的家人多少代以來開墾出來的，並在邊上種上了樹籬。我還看到我熟知的居住區、孤零零的農場、城堡或教堂邊上一溜小屋；還看到小河、樹林、人行小道和小巷所形成的線條。因此，雖然鄉村和城市以互不相同的方式對我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在開始闡述前，我還是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情感。
不過，說得更具體一點，我從一個村子裡來到城市，人們教導我，我自己也意識到：個人的情況、家庭經歷的故事應該服從於全局性的記錄，要了解證據及證據間的聯繫，並變換看問題的視角。如果把大學的圍牆比作公園的圍牆的話，可以說我們兒時繞牆而走，卻無法進去，現在卻有了大門，有了人口，盡頭是一座圖書館：那裡有直接的記錄，假如我能學會讀懂這個記錄的話。來到城市之後，我才從市民、學者那裡了解到有關鄉村生活、鄉村文學真正意義的說法。這種說法影響很廣，其實也是一種現成的而且有說服力的文化史。一想到這，我就感到有一種諷刺的意味。我仍在讀相關的著作，其中既有學術著作，也有出了私立學校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士所寫的著作，以及在村子裡長大，現在成為鄉村作家的人士所寫的著作：各種書籍、雜誌、報紙上的隨筆，內容全部與鄉村生活有關。由於這種文化史的原因，我發現自己一直在問這麼一個相同的問題：與這些作者相比，我身處何處？另一處鄉村抑或是這座將一切都定價的城市？這個問題從文化方面來說揮之不去，因而顯得既尖銳又不乏諷刺意味。
但是，我對劍橋的感情又不止於此。當然是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這所大學裡既有學者和教師，也有把這裡作為跳板向上爬的教練和祿蟲。這是拓展人類知識，為大自然和他人的生命帶去光亮的人組成的世界；也是其他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組成的世界，他們在圍牆之內悠閒而傲慢地講述他們的限定性範例。大學，不管是劍橋大學還是波洛尼亞大學，對我的家人來說原來都很陌生。不過，劍橋還有一個斯圖爾布裡奇集市，曾經是整個英國最大的集市，笛福在18世紀20年代曾將其描述為「英格蘭各地生意人最大的勝地」；「巨大的人流」，也是班揚筆下的名利場的原型。多年以後，我以一所學院研究員的身份回到劍橋後，發現由於這一學術身份，或者說這一學術身份使得我自然就成為一種永恆的地主集合體的一部分、一個並不情願的成員，還受到禮邀參加佃戶們的午餐會。這是我無淪何時都難以忍受的。我記得阿瑟·揚曾這麼說過劍橋：
一年16000鎊的收益，只要出一先令六便士，董事會成員就能參加晚宴。即使年收入達1000鎊的紳士，行事再謹慎，也無力常常舉辦這樣的宴會。
笛福曾經順著一條路，走到盡頭：
這條路在溼地邊上，通向亨廷頓，在那裡和北面大路交匯；在這邊，是一片怡人的種植玉米的鄉村。和前面所說的地方一樣，其中點綴著幾座紳士的宅邸。
1790年揚走了另一條路：
走在劍橋通向聖諾特的路上，六七英裡之內的農業非常糟糕，我相信是英國最糟糕的。從劍橋那些莊嚴的尖頂四下望去，所看到的農村景象，與劍橋大學內對農業的忽視，似乎有一種巧合。
我現在從大學回家開車走的就是這條路。路兩邊的農田如今耕種得很好。不過，在西邊下一個村子裡，科貝特( Cobbett)1822年看到這樣一番景象：
這村子大小和皮卡地接近。在村子裡我看見女人們拖著耙去玉米地裡耙地。除了和康沃爾郡和德文郡一些極為破敗的市鎮有些相似外，根本看不出這是個英國的村子。上帝似乎對這個村子施了詛咒。周圍的土地看起來並不差，但這片鄉村卻是寸草不生，偶爾可以看到的矮樹叢，甚至是綠樹籬，上面都蒙了一層黃色的苔蘚。滿眼荒涼，讓人很不舒服。就在這最乏味的景色的最乏味之處，幾乎是不失時機地矗立著「卡克斯頓絞刑架」，友好地向行人伸出一隻手，剛刷過漆，上面字寫得很大，我想這是為了方便那些一想麥子要賣到四先令一蒲式耳就嚇得要死的人閱讀。
這裡也不是過去的樣子了。但無論何時，只要想到鄉村與城市的關係，想到出身和學問的關係，我都會覺得這方面的歷史一直是進行著的、延續著的：這不僅僅是思想和經驗之間的關係，也是租金和利息的關係，與境遇和權勢的關係；這是一個更大的系統。
這就是我身處的位置，就在這一大的系統之中。我發現，著手工作之先，我就必須一步一步，慢慢地分解那些一度向光一樣快速運動的經驗和疑問。鄉村和城市的生活既是運動著的，又處在當下：在時間中運動，在一個家庭和一個民族的歷史中運動，在情感與觀念中運動，在關係和決策組成的網絡中運動。
一隻狗正在叫——那是拴著的狗發出的叫聲——就在石棉瓦牲口棚後面。叫聲時斷時續：這裡有，其他許多地方也有。有問題提出的時候，我就不得不往後推一下椅子，低頭看著我的資料，感受一下變化。
摒棄城市中心主義和鄉村文化保守主義，以實踐和學術回應時代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