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六鎮史三題
設置、變質、崩壞
2016年12月3日14：30，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的「北大文研講座」第16期在第二體育館B102報告廳舉行。日本東京大學準教授佐川英治作了題為「北魏六鎮史三題——設置、變質、崩壞」的講座。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羅新主持講座；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侯旭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爽，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韋正，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陸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鏗、葉煒以及校內外師生百餘人參與活動。
佐川英治先生指出，六鎮之亂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受到了學者的普遍關注；但是關於六鎮本身的研究並不多。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例如2014年內蒙古固陽縣召開了「北魏六鎮學術研討會」，說明了學界開始重視六鎮史的研究。這主要得益於2000年以來當地考古學者陸續發表的關於六鎮遺址的研究成果，衛星照片也使進一步觀察六鎮遺址及其規模成為可能，再加上新出土墓誌的不斷湧現。藉助於以上這些新條件，並經過實地考察，佐川先生完成了關於北魏六鎮史的研究。佐川先生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他的報告：
一、北魏「六鎮」考
關於何謂「六鎮」的問題，中國學者作了廣泛的研究，大多認為北魏遷都前後的「六鎮」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六鎮的範圍則說法各異。例如嚴耕望先生認為北魏遷都以前的六鎮是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赤城六鎮，孝文帝以後變為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鎮；牟發鬆先生對遷都以前六鎮的看法與嚴先生相同，而認為遷都後變為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御夷，以這七鎮稱「六鎮」。佐川先生表示他對六鎮的結論與牟先生的觀點一致，但是對變化原因的解釋則有所不同。
北魏設置六鎮是在太武帝時期。神䴥二年（429），北魏打敗柔然，將高車人遷至漠南即蒙古高原的南部，範圍「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裡」（《魏書》卷四上《太武帝紀上》）。因此六鎮應當在這一範圍裡。《資治通鑑》卷一三六《齊紀》武帝永明二年（484）「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條胡三省注，認為六鎮是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御夷。但是此時沒有御夷鎮，由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詔書中提到的「六鎮及御夷城人」（《魏書》卷七下《孝文帝紀下》）可知，故胡三省之說是錯誤的。而在北魏末年六鎮之亂以後改鎮為州時，史載「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御夷諸鎮並改為州」（《魏書》卷八九《酷吏·酈道元傳》），可見遷都以後御夷已經是六鎮之一了。關於沃野鎮，《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四》天德軍條：「沃野故城，在軍城北六十裡，即是後魏時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可見沃野鎮也是六鎮之一。但是沃野鎮本不在六鎮中，觀《太平寰宇記》卷三六靈州條「正始三年，尚書源思禮（懷）、侍郎韓貞撫巡蕃塞，以沃野鎮居南，與蘭山澤六鎮不齊，源別置三戍」可知。沃野鎮本位於漢代的沃野縣，在孝文帝、宣武帝時兩次遷移位置。源懷是北魏六鎮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宣武帝時對六鎮做了很大的改革，即「遷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魏書》卷八八《良吏·宋世景傳》）。這裡出現了「七鎮」的說法。此外赤城鎮在遷都以後被御夷鎮取代。因此遷都以前的六鎮是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赤城，遷都以後變為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御夷七鎮。
源懷改革六鎮是為了「備北虜」，那麼此前六鎮的功能是什麼呢？太武帝將高車人安置在漠南，讓他們放牧並接受他們的貢納。臺灣學者康樂先生認為六鎮「在一開始時是以鎮守這些高車『新民』為主要目的之一的」，而不是為了防禦「北虜」。佐川先生對此表示完全贊同。太武帝最早在漠南安置高車人的時候，「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魏書》卷四上《太武帝紀上》），即由四個將軍來鎮撫他們。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東部高車叛亂，江陽王繼受命平叛，史載「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後來在追述其功績時又稱「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可知在懷朔以東的軍鎮中，有四鎮與高車關係甚深。佐川先生認為四鎮當是懷朔、撫冥、柔玄、懷荒四鎮，理由之一是這四鎮的名字都是懷柔北方的意思，而武川鎮、赤城鎮都是地名。據資料記載，武川鎮在道武帝時已經存在，所以鎮撫高車的四鎮不應包括武川。後來把與四鎮在同一範圍內的武川、赤城兩鎮囊括進來產生了「六鎮」的說法。
關於六鎮與高車的關係，《魏書》卷四〇《陸俟傳》中可見在六鎮中存在「皇帝——鎮將——諸莫弗」的體系。關於「莫弗」，羅新教授在《中古北族名號研究》一書中認為是高車役屬於柔然時所得到的酋長的名號。而在六鎮之前對於高車人的管理則與此不同。《魏書》卷三《明元帝紀》載「帝自長川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眾北略」，可見在六鎮設置之前，存在著「皇帝——護高車中郎將——部大人」的體系。部大人與莫弗有著本質的不同，部大人的權力比莫弗大得多。《魏書》卷一〇〇《豆莫婁傳》雲「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部大人應當就是大君長，可見莫弗應該是部大人之下的部落酋長。《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在北魏離散部落之後，高車人還保留了原有的部落體系，因此北魏朝廷利用護高車中郎將與部大人交往。設置六鎮以後，六鎮中只有莫弗，不再有部大人，皇帝通過莫弗接受貢納。在太武帝、文成帝時，皇帝在夏天還會到蒙古高原、陰山、河西一帶，與高車部族接觸，甚至有時會參加他們的祭禮。所以六鎮形成了新的草原支配的方式。
主講人佐川英治教授
總而言之，在遊牧社會中存在著單于——部大人——酋長（莫弗）的支配方式；在六鎮設置以前，北魏與高車人建立的是皇帝——護高車中郎將——單于·部大人——酋長（莫弗）的間接附屬體系；而在六鎮設置之後，則建立了皇帝——鎮將——酋長（莫弗）的直接貢納體系。設置六鎮的目的就在於皇帝直接與高車部落酋長建立關係。
二、北魏六鎮與司馬氏
六鎮在北魏遷都前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概括為六鎮的軍事化。北魏獻文帝時，南朝的劉宋爆發了晉安王子勳之亂，淮水以北的四州進入了北魏的控制，北魏需要更多的軍事力量派遣到南方。隨著這一變化，在孝文帝時都城也遷到了洛陽，北魏的國家治理重點由北邊轉向了南方，六鎮的體系也隨之改變了。六鎮的軍事化具體來說包括三個方面：
1.六鎮的再配置。前面提到宣武帝時「遷徙七鎮」，源懷因為沃野鎮偏南，將其遷徙到北邊與其他六鎮平齊的地方。除了沃野鎮以外，其他各鎮可能也都做了調整。赤城鎮在北魏後期不見於記載，而出現了御夷鎮，從名稱中也能看出六鎮的功能從「綏和荒服」變成了「備北虜」。由此六鎮形成了一條新的抵禦柔然的防線。
2.六鎮的城堡化。孝文帝太和年間，中書監高閭提議在六鎮北邊修築長城，而是否付諸實施並未被記載。不過考古學者發現了在六鎮的東部有長城遺址，被認為是在高閭建議下修築的，可見高閭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水經·河水注》雲武川鎮「城以景明中築，以御北狄矣」，可見武川鎮在此前是沒有城的，而宣武帝時為了「御北狄」而築了城。在遷都以前，北魏採取在秋冬季節派遣軍隊在北方大範圍巡迴的方式來防範柔然的入侵，這種方式被稱為「遊防」。在「遊防」政策下，六鎮不需要過多的軍事力量。而在遷都以後，「遊防」的方式對洛陽朝廷是沉重的負擔，因此要在六鎮築城，以「罷遊防之苦」。在高閭之後，最終對六鎮做出改革的是源懷，他對六鎮改革的意見據說有58條，「築城置戍」是其中重要內容。因此，作為都市的六鎮正是出於遷都洛陽後北邊防衛的必要性發展而來的。
3.六鎮的組織化（都督制的實行）。過去的研究認為在遷都洛陽之後，六鎮軍將的地位下降。這種認識有其合理性，但是應該看到，遷都洛陽後六鎮鎮將地位下降，並非只是政治上輕視的表現，而是出於將六鎮軍事化、組織化的要求。史料中可見的都督六鎮的記載基本都出現在孝文帝之後。此前單獨存在的各個軍鎮，在孝文帝時期因設置都督區而被組織化，因而也構成了上下統屬關係，下級軍鎮鎮將的地位自然比孝文帝以前低。但是懷朔鎮是個例外，因為懷朔鎮經常是都督六鎮的中心。
總之，遷都以後六鎮的軍事化是因為其職責的改變，六鎮不再只是為了「綏和荒服」，同時還被賦予了「防禦北狄」的新任務。
六鎮與涼州人有著密切的關係。還可以看到，司馬氏在六鎮中有很大的勢力，司馬楚之、金龍、躍父子三人先後擔任雲中鎮將共43年，「朔土服其威德」。司馬文思也長期擔任懷荒鎮將。取代司馬文思的是李寶，他出自西涼的王室。李寶的兒子即著名的李衝，曾經建議六鎮中的「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張銘心先生在《司馬金龍墓葬出土碑形墓誌源流淺析》一文中曾揭示司馬氏與涼州人之間關係匪淺。從婚姻關係中亦可見一斑，司馬金龍是司馬楚之與北魏王女河內公主之子，娶妻欽文姬辰是自稱南涼景王禿髮傉檀之子源賀的女兒，夫婦共同育有三子。司馬金龍還與具有北涼沮渠血統的女子育有一子，該女子則是降於北魏的沮渠牧犍與太武帝之妹武威公主的女兒。陳寅恪先生指出涼州的自立始於西晉涼州刺史張軌，八王之亂後，大批人群逃居涼州，他們奉東晉為正朔，因而與司馬氏有著特殊的感情。六鎮中不少人是從涼州來的。《周書》卷二八《史寧傳》稱史寧是建康表氏人，史載「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冥）鎮，因家焉。父遵……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裡二千家奔恆州」。可見撫冥鎮就有2000戶涼州徙民。北齊勳貴中也有許多涼州徙民，例如司馬子如、孫騰、麴珍、牒舍樂等。讓涼州人士在草原地帶建造都市的意義何在？可以推測涼州與遊牧民族關係密切，因此將涼州人放在草原地區與遊牧民族交往肯定是有某種意圖的。另外，唐李氏自稱北涼李暠後裔，可能本來並不是為了在中原社會炫耀自己的出身，而是在六鎮社會中炫耀。
三、北魏末期北邊社會與六鎮之亂
以《楊鈞墓誌》和《韓買墓誌》為線索
《楊鈞墓誌》本世紀初出土於陝西省華陰縣，中日很多學者都對其進行過分析，但是關於楊鈞與六鎮之亂的關係尚未有人探討。佐川先生認為之所以爆發六鎮之亂，楊鈞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六鎮之亂爆發之時，楊鈞任「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大都督」，可以說六鎮之亂就是在他管轄之下爆發的。楊鈞之子楊寬曾任將軍、高闕戍主。高闕就是後來爆發六鎮之亂的地方。楊鈞父子還與柔然有關係，《周書》卷二二《楊寬傳》：「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御。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
《韓買墓誌》見於《晉陽古刻選》一書，其「韓」字漫漶不清，但據考證當是韓買無疑。韓買就是楊鈞之後的軍主。史書在記載六鎮之亂時，基本上稱叛亂的人是「戍卒」。但是《韓買墓誌》中還說到「雜種酋渠，遠近相扇」。《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廣陽王建附深傳》中亦稱「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
再來看破六韓拔陵，史書中說他是沃野鎮人，但他並不是一般的兵士，史書記載與他同族的破六韓常「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北齊書》卷二七《破六韓常傳》），因而破六韓拔陵也應是酋長之類的人物。與他一同叛亂的斛律金，其父是第一領民酋長；賀拔勝的父親是武川軍主，祖上是大莫弗。破六韓拔陵推測也應是軍主。一般認為北魏的軍主地位很低，史載「一生推遷，不過軍主」。但是六鎮中的軍主可能地位並不低，因為六鎮中沒有民政機構，只有軍事機構，民政事務也由軍將負責，例如《魏書》卷四一《源賀傳附懷傳》「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就是鎮將負責均田的記載。遷都以前鎮將的最重要任務就是與莫弗保持良好關係，而在遷都以後六鎮組織化，軍主則在都督支配之下。
六鎮之亂為什麼爆發？以往學者主要從階級矛盾的角度來分析，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這並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就在523年發生叛亂。需要注意的是，520年柔然阿那瓌投降，北魏朝廷討論如何安置柔然降人。袁翻主張將他們安置在較邊緣的地方，而當時掌權的元叉則力主將其安置在懷朔鎮的北邊，「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為其造構，功就聽還」（《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楊鈞與元叉有著密切關係，史載「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昱傳》）。楊鈞是元叉政策的執行者，儘管有激烈的反對，還是將柔然安置在了六鎮的北邊。但是隨後阿那瓌叛亂，朝廷派遣李崇平叛不果，因而李崇提出「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北齊書》卷二三《魏蘭根傳》）。他自己說這一措施是為了提高鎮民的地位，實際上主要目的可能在加強對六鎮居民的管理。這一舉措引起了六鎮居民的反感，最終導致了沃野鎮的叛亂。「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魏書》卷六六《李崇傳》）在叛亂中，「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魏書》卷一八《太武五王·廣陽王建傳附淵傳》）。鎮民與北魏朝廷的關係已經非常淡漠了，開始出現反抗北魏的心理。
綜上所述，六鎮之亂的主導是酋長階層，他們是軍鎮的軍主階層。叛亂的直接起因是北魏引柔然進入漠南，威脅了他們的生存。積極推動引柔然入漠南政策的是懷朔鎮將楊鈞，所以叛亂也最早從他管轄的六鎮西部地區開始。六鎮社會的變化，源於劉宋晉安王子勳之亂，與北亞高車、柔然的動向也息息相關。至少在六鎮之亂早期，叛亂具有民族鬥爭的性質。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六鎮不僅是一個軍事要塞，而是一種處理與草原社會關係的新方法，可以說唐朝的羈縻政策的遠源就在六鎮。
在佐川先生報告結束後，活動進入提問與討論階段。侯旭東教授針對佐川先生六鎮是唐代羈縻政策的遠源的說法，指出漢代的道、北朝的護軍都是羈縻政策，其與唐代的羈縻政策區別在哪裡？佐川先生回應道，漢代的羈縻與唐代的羈縻有本質的不同，漢代的羈縻之下北方民族有自己的君長，例如南匈奴的單于，但是唐代羈縻下的族群沒有獨立的君主體系。北魏早期高車的部大人有君長的地位，但是六鎮設置之後的酋長（莫弗）則不是君長，而北魏的皇帝實際上就是他們的君長。六鎮設置之後北魏的皇帝不但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同時也是遊牧民族的可汗。北魏的皇帝會參加北族的祭祀活動，漢代的皇帝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但是唐代皇帝的性質則與北魏六鎮之後皇帝的性質相似，例如唐太宗也是北族的「天可汗」。侯教授還問道，六鎮的軍事化與柔然的動向有沒有關係。佐川先生稱這時柔然的勢力已經不那麼強了，所以六鎮軍事化原因不在柔然一方，而在北魏本身的問題。
陳爽研究員指出，學界以前有一套系統完整的論證體系，來說明遷都以後武人地位下降導致了六鎮的動亂。在佐川先生的解釋下，六鎮之亂是因為阿那瓌內附的偶然事件，那麼對於以前的解釋應該如何理解？佐川先生指出，以往的解釋是從洛陽角度的分析，身處朝廷的魏收也容易聯繫到這個背景。民族矛盾在六鎮之亂時和魏收的時代都很尖銳，所以魏收也可能會避免從民族矛盾角度書寫歷史，所以《魏書》的解釋不能完全相信。
葉煒副教授認為在陳寅恪先生研究六鎮史以來，學者都比較重視六鎮的共同性，那麼六鎮之間的差異性大不大，六鎮之間的交往多不多？佐川先生認為遷都洛陽以前六鎮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地位也是相互平等的。儘管六鎮之間可能存在差異，但是因為相對獨立，所以矛盾可能不大。在遷都以後六鎮實行都督制，六鎮一體化了，還出現了六鎮之間的上下關係，肯定會出現一些矛盾。
有同學認為對涼州的概念是否應該做具體分析，例如南涼禿髮鮮卑對拓跋氏有認同，南方來的司馬皇族與拓跋氏世代通婚，那麼他們的認同也有可能來自這裡，因此能否因為源氏、司馬氏等家族來自特定的地域，就認為他們有特定的文化傾向或政治經驗，從而假定他們在六鎮地區有特定的影響。佐川先生回應道，這些六鎮的家族自稱來自涼州，但是是否能夠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他表示懷疑，因此他關注的是他們為什麼自稱來自涼州。該同學又問道，佐川先生通過斛律金的例子來說明六鎮之亂主要是民族矛盾，但是斛律金之後很快就站到了破六韓拔陵的對立面，而且像斛律金這樣的例子也有不少，例如北齊的開國功臣竇泰。所以這些六鎮武人上層是站在這些流民的對立面的，這樣一些勢力最後被爾朱榮以及後來的高歡繼承了。因此能否說六鎮之亂的主力是這樣一些北鎮的上層人士？佐川先生認為參加叛亂的還應該是部落酋長也比較多。有意思的是酋長中站在北魏朝廷一邊的也很多，例如爾朱榮，但是最後爾朱榮他們還是站到了北魏朝廷的對立面，因此六鎮之亂的主力還是一些北鎮的酋長。
還有同學針對司馬氏、涼州與六鎮的關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魏最初將南來降將安置在了南方，而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間北伐，將司馬氏安置在了六鎮。那麼司馬氏出任北邊的鎮將，究竟是因為他們對平涼民有號召力還是太武帝對南來降將任用方式的變化？對司馬金龍的任用是因為他與沮渠氏的通婚關係，還是馮太后對他的恩寵？平涼民可能並沒有那麼特殊，其實六鎮中平齊民可能也有很大的比重，只是史料中記載平涼民更多一些。佐川先生贊成這位同學從北魏人才利用方式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的方法，但是他同時指出，他所考慮的問題主要不是北魏為什麼任用他們作六鎮的鎮將，而是為什麼「朔土懷其威德」。
主持人羅新教授
羅新教授最後對佐川先生的講座做了總結。羅教授認為佐川先生的研究是具有方法論意義的，他並不只是為了理解北魏的衰落、北齊北周的崛起和隋唐的產生來追溯六鎮史，而是從北魏自身的歷史邏輯來探討六鎮的產生；將六鎮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去考慮其內部的來龍去脈，而非只是把它看作一個北魏歷史的邊緣問題。羅教授在佐川先生講座的基礎上談了自己對於六鎮史的看法：六鎮的出現與北魏跟柔然的對抗有關係，但是這個對抗主要表現在北魏的主動出擊。北魏在戰勝的出擊中抓獲了很多戰俘，其中大部分是高車人，被安置在了後來成為六鎮一線的一千裡地的範圍內。高車人是柔然人的主要依靠力量，說蒙古語的柔然人是很少的，而說突厥語的高車人是蒙古高原上的主要土著人群。被北魏佔有的高車人最初並不對北魏構成任何威脅，反而對於北魏來說是一個優勢，因為每抓一個高車人其實都是在削弱柔然的力量，而且在經過思想教育之後他們能夠幫助北魏來對抗柔然。這些人可以在漠南的牧場放牧，但其實從放牧的角度來說，漠南的條件是很差的，因此他們主要依靠的是北魏國家的財政支持。而且在北魏平定十六國各國的時候，把被徵服者也都安置在這一地帶，因而這裡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民族熔爐，最終產生了一個新的人群——六鎮人，也就是後來隋唐帝國的創建者。佐川先生研究的價值就在於發現了六鎮人內部的變化，他把劉宋晉安王子勳之亂和青齊地區進入北魏疆域這一事件看作重要的歷史分界，將這一事件與在遙遠北方的六鎮的變化聯繫起來。羅教授指出，更重要的變化發生在這之後不久，北魏與柔然的力量對比不斷向有利於北魏的方向發展，這一趨勢的頂峰就是孝文帝後期，他可以不再擔心北方出現大的軍事、政治真空而安心地遷都。隨後漠北的高車人不滿足於柔然的統治開始反抗，以至於柔然的統治集團歸附了北魏。如此北魏歷史上所有的國防威脅瞬間消失了，而這種軍事上的安全恰恰帶來了六鎮的重大問題，因為六鎮不再被國家重視了。六鎮得不到正常的財政支持，放牧又不足以養活六鎮的人口。另外西邊的秦州發生的叛亂使得北魏的財政不得轉向西方，這真正破壞了北魏在北方的財政網絡。因此六鎮出現了叛亂，其實這些叛亂的人們都是「饑民」，他們最初只是為了生存，並沒有什麼政治志向。而北魏國家自身的崩潰給了這些「饑民」新的歷史機遇，使得他們成為了後來隋唐帝國的締造者。佐川先生給我們的啟發就是要去探究六鎮內部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不能機械地看待，北魏看似最強勢的時候，恰恰是六鎮出現大問題的時候。
佐川英治先生1990年畢業於日本岡山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92年、2001年分別畢業於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獲文學修士、博士學位，其中1994—1996年在武漢大學歷史系進修。2001年起任教於岡山大學文學部，2010年至今執教於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佐川先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對此期均田制的發展以及歷史觀的變遷有深入的研究。近年來，在中國不斷出土的遺蹟、遺物和新資料的刺激下，佐川先生對重視實地考察的都城史以及石刻、木簡等出土材料也有深入的探討。對北魏六鎮史的研究即佐川先生對都城史研究的成果，曾刊於研究報告書《大青山一帯の北魏城址の研究》（《最新の考古調查および禮制研究の成果を用いた中國古代都城史の新研究》，2013年，第1—50頁），中譯《北魏六鎮史研究》（付晨晨譯）發表於《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五卷（中西書局2015年，第55—128頁）。佐川先生帶來的報告即基於以上成果的最新思考。
【本文原載「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