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畫家徐招兵先生畫作 |
每一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
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種集體瀰漫的當代情緒。
故鄉，一直是這個古老國家歷代的詩人們詠嘆的主題詞。儘管總有「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思鄉之苦，但在農業社會裡，故鄉最終會成為遊子們骸骨和
靈魂的皈依之地。一句「少小離家老大歸，鄉音未改鬢毛衰」，誠然有著許多無奈與感傷，但也能從中讀出隱藏著的如釋重負與淡淡喜悅。
只是，在今天，仿佛是一夜之間，許多人再也無法體察這種持續了數千年的情感。
如潮水般無法阻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席捲中國大地。千篇一律的高樓和水泥馬路，取代了祖先們修築的土牆、院落與胡同，田野和村莊正在迅速消失，舊有的城市社區格局也不復存在。而人們儲存在其中的那些舊時記憶，也隨著故鄉一同灰飛湮滅。
同時，人口的大量流動與遷徙，破壞了原本傳統的社會結構與生活秩序。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著，人與家族、自然、四季都仿佛斷了聯繫，被孤零零地懸掛在大都市的鋼筋水泥森林裡。
更糟糕的是，在這個一路飛奔卻很少有時間停下來思考的狂躁的國度裡，原有的價值判斷標準和共識失去了，沒有什麼事物能夠被徹底尊重，這也導致人們失去了精神上的依託，沒有歸屬感與方向感。
下面這組報導中的故事，將把人們帶進那片遮住歸鄉之途的迷霧中。我們可以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目睹故鄉的丟失、扭曲、淪陷、屈服與抗爭，目睹宏大背景下那些流血與哭泣的細節，目睹人性的脆弱與複雜。
最終，他們只能在失去故鄉的地方生活，就像一群沒有了母親的孤兒。
我們為什麼要回到故鄉？在歷史的大潮裡，任何孤立的個體，都是短暫的無意義的存在，只有作為故鄉的一分子，用族群的臍帶汲取養分，才能回望過去的年月，才能有沉靜的力量，去面對未知的將來。
找回故鄉，其實就是找回我們內心丟失許久的安寧。
墳
白家的祖墳被刨了。
刨墳的，是白家的後人。
半年前，村裡的耕地，包括白家祖墳所在的那片，都被小滿村的村委會賣給了一座國營風電廠，他們正在尋找廠房新址。
白家人別無選擇，只能親手挖開了自己的祖墳，把祖先的骸骨，從棺材裡取出、敲斷，然後裝進收骨罈，再移至一座臨時建起的收骨堂裡。
祖先們最後的歸宿在哪裡？活著的後人們沒有答案。不僅如此，就連白家人祖祖輩輩棲身於此的村莊，也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嶄新的廠房。
他們再也找不到什麼東西，能夠承載對祖先與故鄉的紀念。
遷墳
農曆十月廿四，這一天是白家請人早早算好的黃道吉日。黃曆上寫著「宜移柩、修墳」。
動土這一天，起了很大的風。太陽出來了，陽光灑在泥濘的村路上，麻雀在枝頭嘰嘰喳喳地叫，這是河北中部一個普通農村最常見的景象。
一大早起來，白鄉雨就陪著父親白長福，往村東頭走，父子倆低著頭，帽簷兒也都壓得低低的，一句話也不說。
再抬起頭時，白鄉雨的眼前是一輛藍色的小型挖掘機，旁邊就是熟悉的祖墳，白家的祖先就安眠於此，總共十三座，最久遠的一座，修於兩百多年前。
陸續，白家人都聚集到了祖墳邊。小輩兒們忙著擺祭品，就和往常年節祭拜一樣，擺上點心、水果和酒。而長輩開始確認每個墳的方位、棺材的數目走向，以及埋的大致深度。
七點半，是算好的吉時。
白家人按照輩分依次給祖先磕頭、燒紙。這一次，白長福沒有請祖先安息，他只是跪倒在墳前，一邊哭一邊念叨：「爹，要搬家了，要搬家了……」
白家的男人們圍著墳頭站著，白鄉雨和哥哥、侄子、堂哥點了幾掛鞭炮，丟在墳邊，噼裡啪啦的鞭炮聲和挖掘機啟動的轟鳴聲交織在一起。大家還沒回過神來，繫著紅布條的鏟鬥已經伸向了最南邊的墳頭。
第一鏟挖下去，墳頭上堆積的落葉和枯枝「像炸開一樣」飛濺起來。白鄉雨心裡揪得一疼，他看了一眼站在另一邊的父親，父親正在用手擦去眼角的淚。
很快，墳邊已經堆起了一個半人高的土堆，棺材露了出來。
白長福帶著小輩兒的年輕人拿著鐵鍁下到坑裡。由於雨水侵蝕，木製的棺材已經被水蝕，撬了幾下，用來固定棺板的釘子就啟開了。棺板裂成了兩根長木條滑落下來。白鄉雨和堂哥趕緊抄起準備好的紅布蓋了過去。
按照迷信的說法，先人的屍骨，是不能夠見陽光的。但後來，因為風大，又忙亂，紅布根本就蓋不住棺材，白家人也只能任由先人們的屍骨，暴露在刺眼的陽光下。
比起這些迷信的說法，更讓白家人受不了的，是收拾親人的骸骨。
「那些褐色的骨頭，那些完整的或散亂的頭骨、脊椎、肋骨和四肢是我爺爺的父親、我爺爺的爺爺、爺爺的爺爺的爺爺……」白鄉雨說，「就這樣驚醒祖先，我們有罪。」
這個「罪案現場」，沒有什麼血腥的場景。白鄉雨只是默默地和長輩們一起，將那些褐色的骨頭，從衣服的碎片裡一塊一塊的揀出，然後放進收骨罈裡。
白鄉雨一位逝去堂嬸的頭骨上，還存著脫落了的頭髮，即使沒了皮肉的連接，拿起頭骨，頭髮還像冬天枯萎的雜草一樣，纏繞在一起，懸在頭骨上。白鄉雨也把這些頭髮塞進了收骨罈。
在一些年代不算太久遠的墳裡，屍體保存得還都完整，四肢的骨骼甚至沒有完全疏鬆。比如，白鄉雨二奶奶的棺材外面，就砌著一層洋灰外殼，屍骨幾乎沒有受到腐蝕，完好的腿骨用手也掰不斷，放不進收骨罈裡。人們沒有辦法，最後就用鐵鍁把骨頭敲斷了。
「啪」的一聲，骨頭斷開，白長福徹底崩潰了。這個老人跑到父親墳前，跪下，嚎啕大哭起來。
就這樣，這十三座白家先人的棲身之所，這兩百多年延續下來的祭拜、祈禱與護佑，在挖掘機的轟鳴下，成了十三個深坑。
在一片狼藉的墳場裡，還斜躺著兩棵老樹根。它們本是一棵榆樹和一棵楸樹，白家的祖先們曾經相信，在墳邊種上榆和楸，祖先就可以蔭蔽後人，福祿千秋。
村變
白家是村裡最早遷祖墳的。因為白鄉雨的堂叔白存福是村支書，「要起帶頭作用」。
2011年6月份，小滿村的村委會就把村裡所有的耕地，都賣給了村東邊的那座國營風電廠。隨後，風電廠就在村子外圍壘起了一道兩米高的灰色磚牆，從村南的公路口一直延伸到村北的果林，只在中間開了一個兩米寬的口，可以通往村東邊的耕地與祖墳。
這個冬天，本該播種冬小麥的莊稼地，全都荒著。但人們已無心過問，他們最關心的，是祖墳的問題。
沒人願意遷墳，「那是祖宗，怎麼能隨便動。」
白長福開始就不同意遷墳，但自己的堂弟白存福是村支書，在其位謀其政，地又已經賣了，誰也沒有辦法。
「沒了地，哪裡還會有墳。」提起遷墳的情形，白長福還是止不住地流淚，「保不住他們啊，沒有地，腦袋就像別在褲腰帶上。」
對於賣地一事，村民們也意見不一。
白鄉雨的母親李秋芬當初是極不願意賣地的。十多年來，家裡的農活都是李秋芬一個人在做，對於一個農婦來說，「不種點東西，心裡總不踏實」。
可是不願意也沒有用，買走耕地的風電廠，是市裡的龍頭企業。李秋芬和村裡人都知道，「風電廠需要地建廠房，龍頭企業發展，市裡當然會支持。」
小滿村位於這座城市的西北，開車到市區不到半小時車程。這裡正是市政規劃的主要發展方向，小滿村的東邊，就是一個重點工業區。
這些年來，村裡人看著周圍不少村子的地，被工業區裡的大廠買走蓋了廠房，或者被開發商買走蓋了商品房。早幾年，就有不少人一直議論著，小滿村的地什麼時候能賣出去。
村子的年輕人大多支持賣地。六月份賣地後，村委會先分了一筆錢，每戶十萬塊。一拿到賣地的錢，就有人買了汽車，還有人去市裡買了房子。
邊上的城市，就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早已經改變了村莊往日裡運行的磁場。
村裡的很多農民，白天到東邊的工業區，或是到市區裡去打工，晚上才回來住。白天，村裡基本上看不到年輕人。
路邊的老人也會帶著濃重的地方口音，打趣道：「我們是沒用的人。」他們大多以孩子能夠離開村子、到城市裡工作與生活為榮。
白長福很早就拿到了城市戶口。1975年，他就已經是一個國營建築公司的正式工人。退休前，他一直在建築工地做監工，就再也沒有種過地。
現年35歲的白鄉雨，是家裡的小兒子，性格隨和。他戴著鴨舌帽，穿著利落的運動褲和運動鞋，看起來更像是個都市青年，找不到一點農民的痕跡。
的確，他也沒當過農民。2000年，他大學畢業後，就在市裡做著小生意，賣點小飾品。業餘時間他喜歡寫詩，多少也能賺點稿費。有時候也開著車去北京，見見那些詩人朋友。
村子裡的人越來越多地選擇離去，白鄉雨也覺得很正常。
「現在只是祖墳，但遲早有一天，小滿村也會被城市吞沒的。」他感嘆道，「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
故土
不過，和村裡的鄰居們不同，這個詩人依舊選擇住在村子裡。
他並不是沒有錢買房，家裡買了兩輛車，賣地的錢也還都沒有動。如果想搬去市區，白鄉雨隨時都可以做到。
父母都不喜歡住樓房，白鄉雨也捨不得生他養他的這塊土地。文人講究詩意，白鄉雨總覺得，小滿村是他「記憶的土壤與創作的源泉」：「離了故鄉，失了記憶，就像樹木沒了根，人便也無法安寧。」
在他看來，這種安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小滿村的祖先們為他留下的歷史和記憶。
早在兩百多年前的清朝，他的祖先就遷來這裡。儘管外面改朝換代，城頭變幻大王旗，但這個村子並沒有遭遇什麼戰亂。舊的生命逐漸老去、離開，而新的生命又一代代地繁衍生息。
村子留給白鄉雨的記憶，總讓他覺得幸福與踏實。他仍然清晰記得，在村子裡，他怎樣度過自己的童年。
和小夥伴們一起躺在莊稼地裡，聽著蛙鳴，看著漫天的繁星；村子裡有時會放露天電影，《少林寺》是給他印象最深的一部電影。只要放一次，夥伴們就會去看一次，場場不落。看完之後，大家就開始耍起了「功夫」。
後來，白鄉雨的一位叔叔家裡開小賣部，買了一臺電視機。村裡的大人小孩只要沒事，就會擠到小賣部外的空地去看電視，裡裡外外擠上好幾圈的人。
那時候，電視裡演的是黃日華版的《射鵰英雄傳》、《霍元甲》、《陳真》，對於劇情，白鄉雨現在已經沒多少印象，但是他只要閉上眼睛，腦子裡就會冒出那個人擠人圍著一臺14寸黑白電視的溫馨場景。
那個時候，白鄉雨也會對鄉村裡的許多傳統儀式和習俗嗤之以鼻，以為「那是愚昧的，老土的，固執的」。每逢初一十五燒香敬神，或者清明節祭掃祖墳，白鄉雨總會跟奶奶說這是「封建迷信」。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很多事情都在發生變化。小賣部倒閉了，各家都有了電視，關起門來各看各的，也再也沒有什麼空地上的露天電影。
兒時的許多夥伴們都失去了聯繫，他們大多去了城裡，「有的混得很好，有的混得很差，但不管怎樣，都在『向錢看』」，也就漸漸和他失去了共同語言。
幾十年來，隨著村子裡人口的增長，村裡新的宅基地不斷地向外擴張，許多原來還是在村外的墳塋，現在也被裹進了村子裡。走在小滿村裡，隨眼可見，一座座墳塋就在大片麥田的中間靜默地存在。
也許是寫詩的緣故，白鄉雨開始意識到「這種鄉村生活方式的可貴」。比如祭掃祖墳，在他的解讀裡，這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儀式，因為「沒有人會缺席死亡，每一個儀式都是生者對死者的紀念」。
「這就是鄉村，生者和死者共同生活的鄉村，包含著我們對祖先、故鄉的敬畏和紀念。」他輕嘆道。
一度，白鄉雨將這份敬畏與紀念寫成了詩：每一年的春分/要去村東，給祖先們填墳/把一鍁鍁的新土培上去/仿佛為每個人換上新衣/那些墳頭的/輪廓，又變得明朗起來/如同鐘聲/敲打著午夜/一年一年，我們不斷地填補/提醒著那些死者/對活人的記憶。
但現在，「填墳」這個儀式，不會再在白家出現了。在博客中，他記下遷墳留給他的感受：「村莊正在消失，消失的其實是我半生記憶的土壤，是生命的根部。」
白家先人的收骨罈，被後人們放進了村西荒地上一塊臨時搭蓋的水泥平房裡。這兒離村東的風電廠也不遠，白家人心裡清楚，很快會有那麼一天，等到小滿村被真正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的那一天，這個臨時的收骨之所，也將不復存在。
「我親手刨開了自家的祖墳，也同時埋葬了自己的故鄉。」白鄉雨說，「再也找不到什麼，可以承載我對故鄉的眷戀。」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姓名與地名均為化名）
彈起吉他 忘了故鄉
如果那一晚，沙建微沒有在打烊後彈唱自創歌詞的中文版《加州旅館》，如果這段視頻沒有被朋友上傳到網上，不會有什麼人在意，這個漂在北京的燒烤店廚子，還有著一個關於音樂的夢想。
在視頻裡，扎著小辮的沙建微敞著懷，穿著半舊的白色廚師服，撥弄著吉他。用熟悉的《加州旅館》的曲調，唱起自創的傷感的中文歌詞：「來到這城市兩年，卻沒有歸宿感；已回不去我的故鄉，只為了夢想……」
從2011年9月上網至今，這段視頻的點擊次數，已經超過了500萬。沙建微的歌聲戳痛了無數異鄉人「漂泊」不定的心，廚師哥一夜之間，火了。
一
沙建微現在住在燒烤店老闆的家裡，頂層一間不到10平米的閣樓，是他的棲身之地。順著顫巍巍的樓梯走上閣樓，斜屋頂、一扇天窗，沒有床，只有一張床墊。四周散落著一些雜物，還有兩雙鞋。閣樓上沒有暖氣。在玻璃茶几上，放著昨夜吃剩的火鍋，紅油凝固在鍋裡，旁邊立著幾個空酒瓶。
因為天氣冷，燒烤店已經停業。但沙建微依然保持著在燒烤店做廚師時的作息時間，每天中午十二點起床，夜裡兩三點入眠。
2011年的秋天開始，為了聽他的歌，陸續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鮮燒烤廣場捧場。臺子搭在廣場的中央，四周圍是海鮮市場、燒烤大排檔，超市和雜貨小鋪。沙建微擁著吉他，他的聽眾，是菜場的小販和拎著蔬菜水果的大爺大媽。
他會唱汪峰、許巍、齊秦的歌，但大家點得最多的還是他作詞的中文版《加州旅館》。新老主顧們點歌、鼓掌、送啤酒，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樂時光。
不唱歌的時候，沙建微穿著廚師服串串、烤串，賺著每月1300元的工資。他期盼周五、周六、周日的到來。每周的那三天，他可以穿著體面，擁著吉他在小舞臺上表演。每天有100元的收入。
2009年初，為了追尋自己的音樂夢想，年僅19歲的沙建微來到北京，開始了在天橋、廣場、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
作為流浪歌手，沙建微不得不長期面對身無分文的窘境。他背著吉他行走於各個廣場和地下通道，但是他發現，當個流浪歌手並不是他想像得那樣灑脫。
「經常是剛拿琴走進地下通道，就被管理人員轟走，一天下來，別說掙錢了，甚至連一個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沒有。」他感嘆道，「理想在現實面前會越變越小。」
在地下通道裡，人們來去匆匆，很少有人肯為沙建微的歌聲停留。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獨。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認識的流浪歌手也只是短暫一聚，隨後散落在北京各個角落。
為了改變現狀，沙建微也曾經背著吉他到後海的酒吧求職。剛推開門，酒吧的老闆就會很職業地直接擺擺手：「不需要。」去後海尋找機會的歌手太多了。沙建微後來聽說，幾乎每天，酒吧的老闆們都會遇到三十個左右的求職歌手。
2010年，沙建微已經在北京當了兩年的流浪歌手。夜裡睡不著，他一個人在城市裡遊蕩。經常，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戴著耳塞聽歌，反反覆覆地聽，凌晨三點才能入眠。
這時候，他開始想家了。《加州旅館》的中文歌詞也是在這段時間形成的。他將歌詞深藏在心裡，像是秘密，又像是對自己的宣言，不曾唱與他人聽。
2011年的夏天，沙建微被介紹到海鮮燒烤廣場當駐唱。總算，他有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周一至周四，他和那些油膩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周五至周日駐唱。烤串的時候，也會有人要聽歌，他就穿著廚師服給大家唱。
這首中文版《加州旅館》，沙建微一直沒敢唱。他怕自己作詞的外國歌曲，顧客不接受。
2011年9月，燒烤店的一位廚師辭職，在送別宴上，沙建微唱出了這首深埋心底的「北漂」心聲。那一晚，琴弦撥動，杯盞幾巡。在沙建微沙啞的歌聲中，夢想和家鄉忽明忽暗、忽遠忽近。
雖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但讓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卻是，他不想回家：「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爺爺、爺爺、父親和我的同鄉們那樣再生活一輩子。」
二
沙建微站在故鄉的空地上，向任何一個方向望去，都是綿延不斷的青山。
「只有一條路通向遠方。但是你看不到城市的蹤跡。」他說。去到縣城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只有私人攬活兒的，單程10元。
對少年時的沙建微來說，來回20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更何況去市裡要六個多小時的車程。初中的時候，沙建微還在聽任賢齊的盒帶，把喜歡的歌詞都抄到日記本上，「那時候，別的地方早聽CD了，我們那裡的90後還在重複著人家70、80年代做的事情。」
雲南省西南部貼近緬甸的永德縣，是沙建微的故鄉。永德縣，隸屬臨滄市。沙建微並不知道臨滄的名字是因為瀕臨瀾滄江而得名。得知臨滄號稱「滇紅」之鄉，他也表現得非常驚訝。旅行者嚮往的永德大雪山他僅是聽說，從未攀爬過。
這個雲南小夥子只知道家鄉很窮，對家裡一年收入多少，沙建微也只能抱歉地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村裡人都是布朗族，卻不懂布朗族的語言和文字，日常交流說的是傣族中漢傣的語言。其餘方面，基本漢化了。
有時候，回憶起故鄉，他像打開了一道回家的閘門，思緒在那些家鄉快樂的記憶裡兜兜轉轉，不肯回來。
在沙建微的記憶中，故鄉是連綿不絕的山和一年四季的綠色。天空藍得透明，少有的幾朵雲彩會白得炫目。奶奶和母親會在中午時分背上大竹筐上山採野生菌。兩三個小時就回來，背了滿滿的兩大筐，而且全是能吃又美味的蘑菇。
沙建微也會跟小夥伴們上山採菌。「小孩兒就是為了玩兒嘛，也不認得哪些能吃。」沙建微的眼神閃著光亮，嘴裡卻一口京腔。已經聽不出一點點鄉音，「現在當地人都吃不到那些野生菌了。汙染，山裡沒有了。」
沙建微的家，住在祖爺爺留下的老宅裡。白牆、黑瓦，小飛簷，瓦當上鑲嵌著圖案。院子裡種著洋瓜、青瓜等藤蔓植物，池塘裡是白嫩的蓮藕，田地裡有水稻、玉米和甘蔗，山上還有茶樹和木瓜。
父輩們將大片的菸葉撕掉葉脈，搓成一個個小卷，用菜刀切成細細的菸絲，咕嘟咕嘟地抽著水煙。每天只要下田幹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接下來的時間就是到鄰居家聊天、打牌、喝喝茶。四季更替、播種、收穫。父親只想著種田的事兒，甚至連種田也無需操心太多，只要按照時令規律來做就行了。
「村裡人身體都好，也不像城裡人還想著生病沒錢看病怎麼辦。」村裡有個老中醫，基本上看病都是找他。沙建微生病，父親會上山採草藥給他吃。基本上，家家戶戶都認得一些草藥，哪些治感冒，哪些治肚子痛。
過年的時候，家家都殺豬。會留下兩個豬後腿用很多鹽醃製成火腿。做菜的時候要先洗乾淨，放在水裡煮，煮熟了再切成片，放在鍋裡炒，這樣才不會太鹹。用豆腐、豬血、鮮肉灌制的香腸、辣乳腐、牛乾巴，這些都是沙建微愛吃的。
沙建微雖然想念家鄉的美食，母親打電話問他需要什麼吃的，他卻總是一口回絕。他儘量避免和家鄉產生什麼「過分親密的聯繫」。
「歌詞裡我寫過，已回不去我的故鄉。安逸的生活背後是無聊。」沙建微的村裡，家家戶戶都認識。除了誰家娶了外地的新娘子能讓小山村熱鬧上幾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沙建微只能是打牌、喝茶。到田裡、河邊、山上亂逛。
對故鄉，沙建微有著既思念又害怕的情感。他常想起在臨滄市讀技校時的一次回家。一路上一直盼著，快到家的時候，看到熟悉的景色又開始後悔。家裡安逸得讓人失去鬥志，他不想過那樣的日子。
三
北京滿足了沙建微對於城市的一切想像。
此前，在沙建微和他的家鄉人看來，北京太神秘了，「我家四世同堂，從我的祖爺爺開始，就想來北京看看。在我們的眼裡，北京就像是神。」
沙建微對來北京的那個日子印象深刻。2009年2月19日。那天的北京下了雪。他第一次知道河水結冰、雪花落下是什麼樣子。
不過，也就是在那天，在北京火車站附近，沙建微見到了一段古城牆。舉目四望，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這就是古老與現代的結合。」在他的自我感覺裡，他一下子就「讀懂了這座城市」。
在這種神奇力量的驅使下，很多城市的不如意也就微不足道了。只要能生活在這裡，看看那些光鮮的，「原本只有在電視裡能看到的大城市生活。」沙建微依然很知足。就連北京混濁的空氣，也成了他生活在城市的存在感。
「城市的空氣就該是這樣的。」他說。
不過，在老鄉和父母的眼中，沙建微是個不孝子。自從17歲離開家，沙建微從來沒有給家裡郵寄過一分錢。
沙建微所在的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人，大部分人家都姓沙，互相都能攀上親戚。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都會跟隨著親戚朋友外出打工。這些年輕人，每個月都會給家裡郵寄三四百元。就連比沙建微還要小兩歲的弟弟，也每月給家裡郵寄400元。
但沙建微不認同給家裡郵錢的做法：「每個月800元的工資，郵寄給家裡一半，我真不知道他們在大城市是怎麼生活的。像我在飯店工作下班晚，每天晚上吃個宵夜，一個月也得三四百吧。」
離開家的第一年，沙建微跟表哥在深圳一家電子元件廠工作。這兒和沙建微對城市的想像完全不同。一片片的廠房、螞蟻一樣的人群，沒有高過六層的廠房，單調的流水線上的工作，沙建微甚至不認識工廠之外的街道。
十個月後，沙建微離開深圳，去了廣州，找了一份在飯店傳菜的工作。在這裡，他有機會接觸到音樂。攢錢買了把三百多塊錢的吉他，自學樂譜，後來乾脆去當了流浪歌手。
在最初的一年裡，父母會打電話要沙建微郵錢回家，後來漸漸的，父母不再提郵錢回家的事，但沙建微「不孝子」的名聲漸漸在老鄉們中間傳開了。
到現在，沙建微的父母也沒搞清楚，沙建微怎麼學會了彈吉他，怎麼那麼多人喜歡聽他唱歌，怎麼他突然出現在電視上。據當初看到節目跑來報信的鄰居說，沙建微是找了個女朋友，被人甩了，他寫了首歌，去電視臺唱了。
母親很擔心，打來電話。沙建微莫名其妙又無可奈何。他很少跟父母溝通。甚至不願意接父親的電話。來到北京後，沙建微一次也沒有回過家。
自從在網上火爆後，沙建微接到一些商演的機會。他還籤了一家經紀公司，生活似乎有了方向。
他對現在的生活似乎很滿意。採訪的間隙，在這個只能看見星鬥的小閣樓裡，沙建微又一次把頭轉向窗外，側耳傾聽。
「多好啊，川流不息的車聲，灰濛濛的天。城市就該是這樣的啊。」他感嘆道。
「可城市裡少有綠色，是鋼筋水泥的叢林。」我問。
「那要是我喜歡鋼筋水泥呢？」沙建微反問道。
保衛胡同的女人
十多年來，貼在華新民身上的「標籤」越來越多：「北京老胡同的守護神」，「與推土機作戰的女人」，「阻礙城市化的守舊者」——而更多人津津樂道的是她的法國背景與血統。
「別叫我『外國人』，我是中國人。」華新民用藍色的眸子盯著記者，解釋道：「一個在胡同裡長大的北京孩子。」
她最大的願望與努力，是讓推土機與拆遷隊停下來，別再毀滅老北京城，別再毀滅她的故鄉。
在現實裡，她屢戰屢敗，卻又屢敗屢戰。
胡同裡長大的法國人
這位高鼻梁、深眼眶、留著披肩燙髮的57歲婦女，操著地道的京腔，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你看了我最近寫的某某文章了嗎？」拋開外貌上的差異，好似一位愛嘮叨的居委會大姐。
她現在的住所「遂安伯胡同27號」，藏在繁華的金寶街東側。走進僅容得下兩人並肩而過的小巷口，進入院子時，木質大門會發出「吱呀」一聲，過道之間來不及清掃的梧桐枯葉，被踩得嚓嚓作響。
她自稱要「守在這兒，為大街對面的自家老宅送終」。
街對面的紅星胡同18號院，華新民出生的地方，早在「文革」時期就被房管所拆掉了。而六年前，另一間老宅19號院，也被那條在號稱「世界第十一大商業街」、堪比「紐約第五大道」的金寶街所淹沒。
現在，在這條寬敞的金寶街兩旁，立著數不清的豪華奢侈品的廣告牌。
很少有人知道，「金寶」二字，取自於金魚胡同和大雅寶胡同（原名大啞巴胡同），並非想像中的「金碧輝煌、寶氣珠光」。
「我的祖父和父親，一生致力於北京的城市建設，而我這半輩子最討厭的詞，卻是城市化。」她頓了頓，「是偽城市化。如果我祖父看到現在給毀成這樣，得多心痛啊。」
的確，華新民的家族，和這座城市的建設史息息相關。華新民的祖父華南圭，江蘇無錫人，1904年就讀於法國公益工程大學，成為那裡第一個官派中國留學生，後來曾擔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解放後成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華新民的父親華攬洪1912年出生於北京，1936年畢業於法國土木工程學院，1951年攜法國妻子回到中國，曾擔任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與梁思成一同參與北京城市規劃——不過，他們倆的設計方案，後來都沒有被採用。
1954年，華新民在這樣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裡出生。她向《中國周刊》記者展示當年一家人在院子裡的合影：中式的四方格局的院子裡，有假山和小花壇，背景中能看見主屋的古色窗欞和牆角刻著浮雕的青石板。年幼的她穿著小棉袍，被父親抱在懷裡，眯著眼羞澀地笑著，像個洋娃娃。
「這張是冬天我爸爸和建築院的同事在客廳裡照的，這張是我媽與婦聯的朋友合影。那個別著『三道槓』的是我姐姐——她當時是學校裡的大隊長，正和我哥哥在院子裡堆雪人。」華新民對一張張黑白照片如數家珍，「院子漂亮吧，像花園一般。」
夏天在院子裡曬太陽的時候，淘氣的她會把掉落的、毛茸茸的芙蓉花貼在臉上，閉著眼聆聽各色各樣的聲音：牆外「如歌聲一般」的叫賣，樹葉間知了的蟬鳴，街坊見面時的問候，甚至能聽見「蚯蚓在泥土裡蠕動」。秋天，鄰裡間的一幫孩子圍在院子的棗樹下，男孩握著竹竿一番亂捅，女孩子則忙著撿打下來的戰利品。「那種棗兒叫嘎嘎棗，又甜又脆。」
說到這兒華新民抿了抿嘴，一臉回味，「現在已經買不著了。」
父親小時候曾居住過的19號院，後來租給了北京市委。附近的梅蘭芳故居，當時已經成為外交部的宿舍。而她們一幫孩子卻毫無顧忌，成天在胡同裡挨家挨戶地串門玩耍，不到飯點從不回家，下雨或下雪都能找到樂子。
她在家對面的西堂子胡同上了幼兒園，後來才知道那裡是左宗棠的故居。升入史家胡同小學後，一寫完作業就會搬個板凳靠著門墩，看門外人來人往——對她來說這是一種享受。
在華新民的記憶裡，那時候的四合院，都屬於「獨門獨院」，配有各自的廁所——儘管是茅廁，但很少有「幾戶人家共用一間廁所」的情況，過一段時間就會有掏糞工人來清理。很多胡同是元代時期就建成的，卻保存得很完整。無論是大宅子還是四方小院，每家民宅的主人都愛護有加，拾掇得內外整潔——很多家具和老物件都具有文物價值，卻很融洽地與老北京人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那時的北京城，是平的，天很藍。」華新民抬頭看著屋頂，「純藍。」
「自己的家，我們招誰惹誰了！」
但她對故鄉的美好回憶，到1966年戛然而止，之後的幾十年，再也沒恢復過，
10歲那年，因為要修繕老房，華新民搬進了母親位於南禮士路的單位宿舍。之後的兩年，她常常會回去看看已經空置的老屋子。後來，革委會的人接管了無量大人胡同（後改為紅星胡同）——她就很少回去了。
當時的情況是，很多四合院都被「沒收」了，老街坊們連家裡的老照片都燒了，留一張被發現就可能帶來「殺頭的後果」。
她總是不願再談起那十年。曾經照看過她、那時候依然住在胡同裡的老阿姨告訴她：院子裡那棵芙蓉樹，正是開花的時候，被燒得滾燙的沸水給燙死了，粉色的花瓣落了一地；而華新民兒時經常撫摸的那幾塊刻著《三國演義》故事的磚雕，也被砸得粉碎。
越來越多的紅衛兵闖進四合院抄家，串聯的人們、房管局、革委會的家屬在裡面搭起了小窩棚。後來，為滿足居住需要，廁所被填平，防空棚、地震棚也擠了進來——「四合院就此變成了大雜院的雛形」。
1976年4月，華攬洪攜妻女坐上了前往西伯利亞的火車，花了八九天的時間，經蘇聯舉家遷往法國。後來的十年裡，華新民在法國結婚；後來又隨丈夫旅居香港，生下兩個女兒。
可「背井離鄉」的她，一直懷念著自己兒時那美麗的古城。九十年代初，她回到這片土地，卻慢慢發現情況「變得更糟了」。
當時的北京城，正處於一場「造樓運動」的前夕。幾年之後，有不少「拆」字悄悄爬上了老胡同的牆頭。1998年，走在西單路口的時候，華新民在「仿佛一夜之間就長出來」的高樓之間迷路了。
一位了解情況的朋友告訴她：北京將要拆掉很多條胡同。她開始行動，四處奔走寫信反映情況。北京市規劃委的一位負責人問她：哪些該拆，哪些不該拆?
華新民花了幾星期的時間，轉遍了東城、西城的胡同，在一堆圖紙上標註出不能拆的院落——材料交上去後，杳無音信。當時她並沒有料到，慘劇會降臨到自家的宅院中。
雖然已經有過隱隱的擔憂，但華新民依然抱有僥倖心理。
她永遠會記得，2005年2月那個寒冷的冬日。聞訊趕來的她，看見拆遷工人正在屋頂掀瓦片兒，憤怒的華新民衝上去阻止，卻被一群「穿著黑衣服的男人」包圍起來，不能前進半步。眼睜睜看著老宅夷為平地，她從廢墟中撿起一片碎瓦，給自己留住最後的念想。
「當你家的院牆寫上白色的『拆』字時，人已經沒有尊嚴可言。」她的語氣平靜，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憤怒有什麼用呢。」
兒時那些與故鄉有關的建築：遂安伯胡同、無量大人胡同、東堂子胡同等五條元代胡同的主體，諸多文化名人故居原址、無數座美麗的四合院……全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造樓運動中消逝而去。
與老街坊們聊起老胡同的時候，大多數人首先談起的是紅衛兵，然後話鋒一轉：現在的拆遷隊，可比當年的紅衛兵還要狠。英國《衛報》曾把這種現象比作「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它揮舞的不是紅寶書，而是拆遷令。
主張拆胡同的觀點裡，有兩條核心內容：居住環境髒亂差，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城市遷入者的居住空間。
可華新民認為，這些都是偽命題：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現狀，為什麼要讓老居民承擔無端的責任？北京城曾經有三千多條胡同，現在只剩下三分之一，總面積不到20平方公裡——難道非要把所有的高樓都蓋在二環以內？
「一位作家曾說，中國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四百年才能實現的城市化。」華新民對此這樣說道，「這不是誇獎，是恥辱。」
消逝的鴿鈴聲
四合院的廢墟中平地而起的金寶街，幾個月前舉辦過一場大型嘉年華巡演。這條商業街響徹著拉拉隊的舞蹈音樂、軍鼓聲。18匹 「盡顯英倫皇家風範」的馬球賽馬踏過瀝青路面。幾十輛色彩斑斕的蘭博基尼、保時捷等限量版跑車、訂製版房車轟鳴著油門，從730米長的街道飛馳而過。
匯聚了豪車專賣店、私人會所（包括華新民老宅原址）、高檔餐廳、甲級寫字樓、奢侈品購物中心的金寶街，成為王府井商區「新世紀的升級版本」，被開發商稱作「東城區的文化名片」。到了晚上，整條街閃著霓虹燈光，映襯著那句宣傳詞： 「每一座世界級的城市，都有一條街述說著它的傳奇……金寶街，世界品牌中國街。」
浮華之中也有不和諧的音符：很少被光顧的奢侈品櫃檯，平日冷清的街道上找不到公交站牌，巨幅宣傳海報遮蓋下、還未拆掉的平房，以及偶爾回到故地、神情疑惑的老搬遷戶。
金寶街與胡同四合院的故事，正在城市裡遍地上演。越來越多的老北京人，從「二環搬到了五環甚至更遠的地方」。
正陽書局的老闆，與華新民有過一面之緣的崔勇，在前門賣了3年的舊書，專注於收集老北京的文化史料。不久之前，他剛剛與在美國紐約定居了二十多年的老街坊通了跨洋電話，他的這位「二大爺」還絮叨著故鄉的「烤鴨和涮羊肉」。
可80後的崔勇對未來同樣表示悲觀：「還是讓老北京留在書裡吧。」
他拿出一本標註著「機密」字樣的《北京市總體規劃圖集》（北京市城市規劃委員會1981年12月版），指著一頁「北京城市地下鐵道規劃方案」的地鐵線路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三十年前，北至天通苑，南至宋家莊的線路已經設計好了，1號線到8號線，連顏色都和現在一樣。」他小時候那些熟悉的地名，「要麼已經變成地鐵站，要么正在變成地鐵站」，除此之外「什麼都沒剩下」。
崔勇這樣評價華新民的「死心眼」：「華老師，值得所有愛北京的人敬佩。」
十多年下來，華新民自稱「上書的信件比寫過的文章還多」。2009年，她執筆寫下《為了不能失去的故鄉》一書。封面上寫著陳凱歌的話：我現在不上大街，因為我的北京已經消失了。
她記錄下那些已經逝去的北京：孟端胡同45號、美術館后街22號（北京少有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霞公府街13號、察院胡同23號、香餌胡同19號、土兒胡同29號、明亮胡同30號……
「北京，世界著名的古都——我必須也只能呼籲了。」
林語堂在《大城北京》裡這樣形容：「朝代興替，江山易主，可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故。任何城市都要比一時主宰它的人偉大……北京的魅力不僅體現於金碧輝煌的皇朝宮殿，還體現於寧靜得有時令人難以置信的鄉村田園景象。」
這也是華新民童年記憶中的北京。那時候，老北京人很少有鎖門的——出門前跟街坊打個招呼，孩子就樂顛顛跑到隔壁玩去了，中午晚上還管飯，一條魚也要讓鄰家孩子吃中段兒；即使是早上在公共廁所排隊，也讓著急的夥計先進去，蹲坑兒寧願頂著撲臉的蒼蠅，也要等邊上那位聊到盡興再一起提褲子；哪怕如今已經是四十郎當歲的中年人，碰見多年未見、胡同裡長大的玩伴兒，衝上去就會拍上一巴掌：「爺們兒，這不是當年一起偷白薯乾兒的冬瓜嘛！」
再苦的日子裡，老北京人也保留著的那股熱乎的和諧勁兒，隨著故鄉的離去，逐漸被鎖在了水泥森林的防盜門裡，無處釋放。華新民在書中這樣描述：「我跟著推土機走,但我擋不住它。它開到哪條胡同,那裡溫暖的土地就變成僵冷。胡同裡再也聽不見嘰嘰我我的家長裡短,再也看不見那些曾經推過嬰兒又推過糧食的小竹車。孩子們跳著玩兒的用粉筆畫在地上的『房子』已經被金屬的履帶壓沒,大爺大伯們慣常擺棋局的石桌也被撞得粉碎,只剩下幾枚孤零零的棋子,丟在一堵殘牆的腳下。隨著房子被推倒,樹也一棵棵被砍斷了,鳥和人，同樣失去了家。」
華新民對此痛心疾首：「我不知道今天的成年人，將如何面對孩子們的眼睛。」
她的父親，99歲的華攬洪，至今依然念念不忘記憶中的北京城。
1956年，華先生在 「建設美麗的新首都」一文中形容那些「灰牆」、「紅門」與「成蔭的槐樹」：經過冬季的嚴寒和初春的暴風，丁香盛開送來陣陣清香，胡同便開始活躍起來了。行人總是不多的，時常遇到的是歡笑的兒童和鳥兒。雖然沿胡同這些封閉著的、沒有窗戶的、一長溜灰牆是相當單調的，雖然有這些塵土和陳舊的磚瓦，北京的小巷卻有一種柔和的溫暖氣氛，反映著恬靜的居民和平生活。
可自從2005年老宅被拆後，老人就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她記得，父親最懷念胡同上空響起的陣陣鴿鈴（又稱鴿哨）。寬闊蔚藍的天空，一群鴿子自由的飛，映襯著胡同的青紅磚牆、院子裡的古樹。那「嗡楞嗡楞」的聲音，告訴每一位初來乍到的客人——這裡是北京。
無處安放的書桌
以荒誕小說聞名的作家閻連科，原本正計劃轉變風格，寫一本全新的著作。在北京南郊的新家裡，他寫出了十幾萬字的書稿，用大量筆墨描寫森林、花草和昆蟲，以及自己身處其中「非常美好非常平靜」的田園生活——就像從前在河南農村老家一樣。
不過，在距離完稿還有半個月的時候，一紙拆遷通知把這個美麗優雅的故事轉回了荒誕的曲調。如故鄉一般平靜的田園生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家門口突然被掛上的「違章建築」條幅，大音量播放拆遷通知的宣傳車，在挖掘機前突然崩塌的院牆，還有一群每天在家門口晃來晃去的「壯漢」。
閻連科是中國著名的作家之一。過去20年間，他的小說屢次獲獎，其中大多是用荒誕的虛構內容來反諷現實。可現在，他卻不得不承認，「現實生活的荒誕遠遠超出自己小說的描述」。
「和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相比，我所有小說都變得正常了。」他說。
我當時簡直覺得，那是上天給我的禮物，讓我在這裡寫作，度過餘生
閻連科曾經在新聞中看過不少關於拆遷的故事，但卻從沒想到它們會發生在自己的生活裡。
在收到拆遷通知的前一年，這位軍隊出身的作家剛從單位分配的公房裡搬出來，搬進了位於「花鄉世界名園」的新房裡。這片別墅小區毗鄰北京南郊的世界公園，每棟房子都有巨大的落地窗，漂亮的花園、土地。小區周圍是鬱鬱蔥蔥的樹林，還有兩大片清澈的湖水。
閻連科的故鄉，是河南嵩縣的一個小村莊。在20歲當兵之前，全家人都靠務農為生。當看到這片充滿農耕田園風光的小區時，他開始怦然心動。
「我當時簡直覺得，那是上天給我的禮物，讓我在這裡寫作，度過餘生。」閻連科說。他馬上決定住進這裡，並且計劃寫一本像《凡爾登湖》那樣的書，描寫這裡的自然之美。
儘管曾經被排入第四屆「中國作家富豪榜」，但湊齊120萬的房款和40多萬的裝修費用，閻連科還是費了些周折。2009年底，他搬進了新房，一邊在屋後的菜地種些芹菜、蘿蔔，一邊在書房裡讀書、寫字。
仿佛是新居帶來了無盡的靈感，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出版了三本新作，計劃中描摹故鄉田園生活的新書也完成了四分之三。他已經想好了，要用小區的門牌「711號園」來命名這本著作，並且它加上了一個副標題：「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但在他給新書寫上一個漂亮的結尾之前，這段「奢侈」的生活突然結束了。今年4月，閻連科在家門口發現了一張A4紙列印的通知。小區的開發商在通知中告訴他，因為北京市萬壽路南延的工程規劃，小區即將面臨拆遷。
「當時我覺得，拆就拆吧，也沒什麼。」閻連科說，「畢竟這都是國家的規定，我們也是講道理的人。」
在這位作家的想像中，拆遷應該是一個很平靜的過程：工作人員把所有買房的人集合到一起，給大家念一個文件，宣布賠償標準；業主們在一起討論討論，不同意的再談，同意的就直接拆除。
因為覺得這是個「太正常的事情」，閻連科早早就做好了準備，要「配合國家的安排」。他甚至計劃好了，在房子被拆掉以後，用拿到的補償款在附近再買一套類似的房子，繼續自己還沒完成的書稿。
可現實的發展卻與想像中背道而馳。這位作家沒有等來「給大家宣讀文件的大會」，只有一位負責拆遷的工作人員在電話裡通知他，到小區邊上臨時成立的拆遷辦公室去「談一談」。
「拆遷款的金額已經定了。」在那個由別墅改裝的辦公室裡，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每家房子賠償50萬元。如果『表現好』，還能再拿到70萬的『獎勵』。」
聽到這些，閻連科不幹了。他在平時的講話中語調謙遜溫和，但當時，他卻忍不住指責工作人員的說法「太荒唐」：「為什麼拆房還要獎勵，還要看表現好壞？你們賠償金額是按什麼標準定的？」
對面的工作人員沒有過多解釋，只是簡單地說：「那是政府的規定。」
第一次的談判就這樣不歡而散。回到家裡的閻連科並沒有太多憤怒的感覺，他還打算繼續自己的生活，寫完剩餘的書稿，可平靜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了。7月中的一天，在書桌前寫了一上午文章之後，他走出房門，打算散散心。可沒走多遠他卻突然發現，小區的圍牆竟然不見了。
從鄰居的描述中他才知道，當天早上7點多，天還蒙蒙亮的時候，幾十個穿著灰色制服、黑色靴子的年輕人，領著一輛挖掘機過來，扒掉了小區的圍牆。鄰居們沒有能力組織反抗，一位準備拍照的鄰居，甚至直接被對方摔壞了剛買的單眼相機。
當了一輩子文人的閻連科被這些消息「嚇壞了」。之後的幾天，讓他害怕的畫面不斷上演：自己家門口總有些壯漢晃來晃去；沒多久，他又眼睜睜地看著一輛挖掘機開進小區，用幾十分鐘的時間把一棟房子鏟成了一片廢墟。
「這看著太嚇人了。」閻連科說。他趕緊回家收拾好行李，匆匆忙忙地離開了那座像「故鄉田園」一樣的新家，搬回了原來的老房子裡。
你的雙腳可以離開那片土地，可你的靈魂卻無法離開
閻連科曾經在過去的作品中虛構過很多荒誕的情節：一座人人都有殘疾的村莊，或者一個不被常人理解、卻廣受精神病人好評的大學教授。可在過去的幾個月，他卻無奈地發現，一些發生在真實生活裡的情節，自己卻怎麼都無法想像、無法理解。
搬離新家之後，閻連科並沒有和拆遷人員失去聯繫。一位女性工作人員每天打電話要求他儘快去籤約，催促的簡訊更是一天都沒有停止過。
在每天更新的簡訊裡，拆遷的工作人員有時勸說他「以國家利益為重，抓緊時間洽談相關事宜」，有時又警告他「不要聽信個別人的蠱惑，不要為了個人利益，阻礙國家重點工程建設」。最近的一條簡訊的言辭更加嚴厲：「請您……認清形勢，作出正確判斷。」
「這樣的語氣怎麼行呢？」 閻連科搖了搖頭，顯然，對於他和他的鄰居們，這些嚴厲的簡訊並沒有發揮作用。「有時候我真替他們著急，恨不得幫他們編幾條簡訊出來，換上溫和一些的語氣。」他說。
與以往常見的拆遷案例不同，「花鄉世界名園」的業主大多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他們有的是國家機關的公務員，有的在美國、香港從事金融行業。不過，面對拆遷，他們與其他階層一樣無計可施。閻連科說，自己和鄰居們只想要一個合理合法的解釋，可拆遷工作人員對此卻始終諱莫如深。
十月初的時候，閻連科第二次來到了拆遷談判的地方。那是小區裡的一座別墅，現在大門口被掛上了一塊機關常見的巨大白色木牌，上面用黑色字跡寫著「拆遷指揮部」的字樣。
在這裡，閻連科告訴裡面的工作人員，自己的要求和上次一樣，只希望看到說明修路規劃和賠款依據的文件。而對方也給了他與上次完全一樣的回答。
「這是政府的規定。」這位工作人員說。
「這是哪一級政府的什麼規定？」閻連科追問。對方告訴他，這是區政府會議研究的結果。但當閻連科希望看到會議紀要的時候，工作人員卻拒絕了。
「這可不行。」這位工作人員說，「這些都是保密的。」
「那我怎麼拆遷呢？你總要讓我知道一個原因吧。」閻連科說。但直到談話結束，對方仍然沒有給他一個答案。
看起來，過去的幾個月裡，「拆遷指揮部」和業主們的談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但拆遷的工作卻並沒有因此而停滯。工作人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勸說業主，其中很多都讓閻連科感到匪夷所思。
有一次，他曾經領著一位外國朋友來看自己漂亮的新家，可走近了突然發現，自己的家門口已經被掛上了巨大的條幅：「拆除違法建築，保護國家利益。」
當時，閻連科尷尬地對對方笑笑，希望他能理解「中國的國情」。
他還記得，在遍布小區的橫幅裡，這位外國朋友最好奇的，是掛在「拆遷指揮部」門口的那條：「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搞好拆遷工作。」他好奇地問閻連科：「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小區的拆遷為什麼要動員全黨、全民？」
閻連科想了很久，也說不出什麼合適的答案。
在那之後，越來越多令人驚訝的場景出現在閻連科面前，最後，他竟然看到了暌違已久的「宣傳車」。那輛小車頂著喇叭在小區裡來迴繞行，用堅定的語氣、巨大的音量不斷重複播放拆遷通知，呼籲業主「維護國家利益，支援國家建設」。
閻連科記得，當時，自己正領著另一位外國朋友站在家門口。「這影響太壞了。」他想著，希望車能繞個路，遠遠地開走。可宣傳車仍然大喇喇地從他和朋友的面前經過，然後旁若無人地離開。
「我常覺得，這些人真是給政府幫倒忙的人，政府的形象都被他們搞壞了。」閻連科說。
在這樣的環境下，小區也變得越來越危險了。鄰居們開始傳言有人家遭了小偷，還有人從圍牆闖進來偷小區的電線。而閻連科也在一次回來的時候偶然發現，自己家窗戶上的護欄被人撬斷了。
在每天來自「拆遷指揮部」的簡訊裡，「倒計時」的數字也變得越來越緊迫。按照這些語氣嚴厲的文字內容，2011年10月22日那天，小區將會被強制拆除，之後的全部損失將由住戶「自己承擔」。
閻連科害怕22日那天真會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這位53歲的作家一直沒打算進行什麼抗爭，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圖個明白」。現在，面對這樣風聲鶴唳的環境，他急忙把家裡所有東西都轉運到附近朋友的家裡，並且做好打算，自己「再也不住回去了」。
可他仍然有些捨不得，就像幾十年前離開故鄉時的感覺一樣：「你的雙腳可以離開那片土地，可你的靈魂卻無法離開。」
可即便有了錢、有了房子，我們也永遠不知道未來有什麼在等待自己
幸運的是，在22日那天，小區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沒有挖掘機突然闖入，也沒有業主奮起抗爭，甚至連每天一條催促的簡訊都消失了。除了高音喇叭的宣傳車每天開過一次，現在的小區，看起來似乎已經恢復了平靜。
可猜測、討論還在這表面的平靜下繼續著。閻連科和鄰居們不知道現在僵持的局面什麼時候會被打破；而引發這場拆遷的道路規劃和賠償細則，直到今天，他們仍然無從知曉。
「拆遷指揮部」同樣拒絕向記者提供信息，一位工作人員說，她「不會解釋任何問題」。
當真相缺席的時候，謠言就會填補它的位置。在花鄉世界名園，關於拆遷的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有人說，市政府發放的賠償總額被基層政府截留了；還有人說，地方政府是想通過這次拆遷，收回之前的土地，再賣個好價錢。
按照現有資料，這座小區的確存在產權模糊的問題。儘管業主們有來自花鄉鎮政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但從土地使用證上來看，小區土地性質是「綠化用地」，購房合同也以加盟「花鄉世界名園俱樂部」的名義籤署。
不過，相比之下，由「花鄉農工商聯合會」組成的拆遷指揮部所制訂的賠償的規則要更加模糊。工作人員不願意給出詳細解釋，他們更願意使用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計策」。
在第一次談判之後，閻連科很快就收到了私下的傳話：「別人家只給賠120萬，但你家表現好，可以多給點，給你130萬。」可沒過多久，鄰居的補償也提高了，變成了150萬元。最近的一次，補償金額已經漲到了160萬元。
對於閻連科而言，經濟損失當然存在：想要拿補償的金額在遠處買一棟類似的房子，還要再貼100多萬元。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樣的工作方式和自己設想中的實在相去甚遠。在他看來，有賠償，就一定有規則、有法律依據——這本來應該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
但現在，全部的法律法規都被隱去了，人們得到的解釋只有籠統的幾個字：「上面的要求」或者是「政府的規定」。
「這會影響我們黨和政府的形象。」閻連科說，「對於普通人，我們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誰，也不知道『政府』是哪一級政府，於是基層行政單位的失誤也被歸咎於整個領導機構的問題。」
這位性情溫和的作家從沒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個抗拒拆遷的人，而且直到現在，他也不覺得自己和其他30戶鄰居是「釘子戶」，因為大家都是「有一定文化素質、有可能顧全大局」的人。
他甚至常常為那些負責拆遷的工作人員著急：「整件事情完全可以處理得非常平和、非常順利，現在卻變得矛盾重重。」
他的鄰居，一位退休的國企員工告訴記者，自己肯定會「支持政府工程，支持城市建設」，但「不能沒有一個說法，也不能失去尊嚴」。
持續幾個月的拆遷運動，讓閻連科第一次在現實中體會到了巨大的壓力和莫名的恐懼感：走在路上總有年輕精壯的陌生人一直盯著自己；看似堅固牢靠的家園，只要30分鐘就會被推成一片瓦礫。
這位時常針砭時弊的作家因此發現，在現代社會裡，人們好像已經失去了任何可以依靠的東西：法律、合同，還有「中國特色」的「關係」，它們都變得不牢靠了。
「每個人都有焦慮不安的恐懼。」他說，「人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追求物質，可即便有了錢、有了房子，我們也永遠不知道未來有什麼在等待自己。」
對於閻連科而言，回歸故鄉田園生活的美夢又一次破滅了。幾年前，他曾經感嘆，故鄉所在的那個地處中原腹地的鄉村，如今「人情世故已變，再也回不去了」；而現在，這片新的「精神故土」，最終也沒能逃脫消失的命運。
2011年12月3日，僵持了幾個月的花鄉世界名園終於被拆除，幾十戶人家的房子變成了一片廢墟。這位作家再也沒有興趣去寫下那些平靜美好的文字，他只匆匆地加上一段關於拆遷的段落，作為全書的結尾。
「還有比這更荒誕的事嗎？我正在為北京的建設高唱頌歌的時候，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他無奈地苦笑著。
面對拆遷，這位著名的作家與普通人一樣無力改變。他唯一能做的，是修改自己新書的副標題。那句充滿幸福滿足的「我最奢侈的生活」已經不見了，留在新書封面上和字裡行間的，是一句充滿無奈的「北京最後的紀念」。
望鄉
故鄉記憶
貓姐對於故鄉常州和宗族最初的記憶，全部來自她喊婆婆的人。
婆婆姓華，常州西門外夏溪鎮人。按貓姐的記憶，大概生於1902年。少女時代，因為長得漂亮，被強納入常州瞿家做童養媳。
歷史上，瞿家是常州望族，「簪纓世家」，明季曾號瞿半城。不惟如此，瞿氏一族，青衿之多，書香綿延。婆婆名義上的丈夫，即為中共最有名的烈士瞿秋白的族兄。
但婆婆一輩子沒跟丈夫同過房，終老常州時，還是個老姑娘。
「婆婆也算是個傳奇人物，年輕時很漂亮，以丫環身份嫁入瞿家，在瞿家，鄉下丫頭竟然學會了英文。後來遭逢大變，瞿家家道中落，她去上海幫傭，曾在許多名人家當過保姆……」貓姐回憶婆婆跟她講述的往事。婆婆從來沒有跟過自己名義上的丈夫，後來到北京，是貓姐的爺爺收留了她，從此，直到回常州終老，一直是貓姐家裡的一員。
「爺爺一直叫婆婆表阿嫂，我們一直也沒搞清楚，為什麼爺爺這麼叫她，反正她就是我們家的一員。1930年父親出生時，就掉在婆婆的腳上的。」貓姐告訴我。
貓姐的爺爺瞿世英（菊農），小瞿秋白一歲，卻是秋白的族叔，五四運動時是學生代表之一，後來自哈佛歸國，成為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翻譯家，著述甚豐。
「我對於常州和我們瞿家的記憶，最初全部來自婆婆的講述。」
在2010年十一之前，貓姐從未到過常州。經歷了多次複雜的政治運動，家裡人其實很少講起常州瞿家往事，除了婆婆。
「婆婆小時候纏過腳，後來解開了，但腳有些變形，老長東西。我在北師大讀書時，每周回家，我都會給她老人家鉸腳墊，摸著老人家的腳比畫。我想，那個時候一定是婆婆最享受的時候。那個時候，她總是喜歡跟我講我們是常州人，常州如何如何好，我們瞿家在常州多麼多麼的輝煌，有多少房，最早有車，等等，像說故事一樣。她還告訴我，作為江南女人，尤其是常州女人，應該怎麼做。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婆婆是在告訴我，我們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她是要我知道我們家的事，我們是哪兒的人，根在哪兒。當我自己想去尋找的時候，婆婆已經不在了。」
「我1965年從南通回北京，那些事都是聽婆婆說的。婆婆跟爺爺是一代人，跟我們說了很多很多家裡的事情，這些事連父親伯父都不知道。很奇怪。」
就是婆婆不斷地絮叨，在貓姐心中，種下了故鄉常州的記憶，也種下了她的鄉愁。
傷害
「我有記憶站到常州的土地上，是2010年的國慶。我先生說你老稱自己是常州人，可你連常州都沒去過，算什麼常州人！受先生的鼓勵，我才第一次到了常州，那年我已48歲了。」
貓姐的一位在農總行工作的姑姑家表兄，此前曾回過常州。當時常州市和常州農行的領導，曾安排他到瞿氏宗祠參觀。瞿秋白紀念館就在瞿氏宗祠。
「你們真應該回常州看看，上炷香。說到底，終歸你們姓瞿啊。」表哥從常州回京後，對貓姐說，「不應該讓歷史把你們的鄉愁取代掉。」
歷史曾給瞿家後人帶來很多傷害。除了大地主這樣的身份，瞿秋白從烈士變為叛徒，也給瞿家帶來了傷害。貓姐的伯父瞿寧武，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文革」時就被發配到了青海，當了煉鋼廠的工人。貓姐的堂弟就出生在塔爾寺。
「家裡不願意多講常州舊事，與政治動蕩的傷害有關吧。」
「很多年前一天，父親突然給我打電話，讓我晚上回家。原來，父親看電視播歷史上的今天，提到了瞿秋白的生日，告訴我，可能這事要平反了。就這麼敏感。爺爺還在的時候，瞿獨伊還來看爺爺，只有一個姑姑，跟楊之華瞿獨伊一直有來往，但爺爺不同意，所以伯父父親都跟瞿獨伊不往來。」
政治傷害的影響遠不止此。
貓姐面試一位求職的女大學生，發現此人名字跟自己特像，就少了中間一字，兩人天然有親近感，一聊，竟然是瞿秋白弟弟的後人。那女孩很高興，回家跟自己奶奶說碰到了瞿菊農的孫女，但奶奶堅決反對她們再聯繫，女孩很孝順，把這事告訴貓姐後，從此在貓姐的視野中消失了。貓姐曾四處打聽，終究沒有下落。
「父親曾猜測，大約是因為歷史上的恩怨，不願意碰上熟悉自己歷史的人吧。」如同貓姐也搞不清楚為何爺爺叫婆婆表嫂一樣，因為當事人不說，留下了許多遺憾和難解之謎。
其實以前貓姐曾先後在蘇州的木瀆、無錫和上海工作過，但就不願回常州看看。
「我回常州去看什麼啊？祖宅分的分了，改的改了，也沒有一個親人在常州，婆婆也去世了。當時我腦子裡的，全都是我回常州幹什麼？找誰去啊？」
2010年國慶，貓姐終於踏上了常州之旅。但這是一次印象極其惡劣的行程。
到常州瞿氏宗祠，正趕上中午，瞿秋白紀念館閉館休息。幾番懇求，不到點不開門。
「我們就站在外面等啊等啊，這是婆婆說的我的家啊，我的祖宗之地啊，我就想回家看看，上炷香就走，但腳就是邁不進去。門衛還很奇怪我的行為，他不明白啊。」
「當時的感覺極壞極壞，那種被拋棄的感覺又一次湧上了。人家根本不要你，你回來幹什麼！」
「但我心裡最深處，一直認為自己就是常州人，那種感覺特別不好。」貓姐抽噎著說。
離開常州的時候，貓姐懷著一肚子的憤怒和悲情。但從此，常州卻再也揮之不去了。
在貓姐的敘述中，我突然間恍若身臨德語詩人裡爾克所描述的場景：婆婆當年的絮叨，始終執著地縈繞在貓姐的心裡，無論她走多遠，有多寂寞。
「父親要是知道我回常州了，他一定會很高興，他要是能回，也會多活幾年的。可惜啊，來得太晚了。」貓姐一臉惆悵。
救命稻草
「那一天你站在常州賓館門口接我，我一眼看到你，覺得特別特別的親。學東，你不知道，當時我的眼眶裡全是淚水啊。」
我跟貓姐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在新浪微博上相遇相識的。當時我的朋友心慌山莊轉了一首蒙語版的《鴻雁》給我聽，貓姐也轉了，我跟她一聊，聽說是常州人，從此就多了聯繫。
「鴻雁更多是一種鄉愁，思鄉的曲子，對對排成行的時候，你是南飛，你是有家的有組織的，你是一個孤雁，掉在地上死了隨便被人埋了都不知道。所以你需要個組織。我這種感覺特別強烈。」
貓姐是一個事業成功的女性，生活很精彩，身邊也不乏朋友。「但我很多年都是一個人生活，屬於名義上有家有孩子，有父母，兄弟姐妹，但實際上很孤獨。生病的時候，要動手術，竟找不到籤字的人啊，父母過了70，沒有籤字權，老公找不到，單位領導也不敢，那種躺在病床上的孤獨感，孤立無援啊。所以，見到你們，我的感受是那麼親啊。」
貓姐一個人背著包走了西班牙葡萄牙，橫穿亞平寧半島。按貓姐的說法，老公工作忙，只有一個人出去玩，跟壓力大找不到精神寄託也有關係。
「鄉愁到底給你什麼，只是一種精神寄託，它可能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支撐你，讓你得到一些安慰。我就是南方故鄉那盛開的睡蓮，看上去很美，可以在任何一個池塘綻放，但卻與荷花不同，荷花的根扎得深。所以，我到哪兒，就蹲在那兒看睡蓮拍睡蓮。我認為睡蓮沒根，睡蓮貼在水面生長盛開，更像我心中的那份感情，那份鄉情，我想依附它，它卻不讓。」
「學東你都想像不出，當時你說你是常州人時，對我的震動。後來見到你和周老師、甜甜等常州老鄉，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啊。」
11月3日，貓姐在微博上給我和幾位朋友留言：「今天，對於大多數人是平而又凡的，我卻非常認真地沐浴更衣畢，鄭重其事地寫下這些文字。為了紀念我登上微博『百日』。可能有人覺得我太做作，那是因為你不是我，不會明白文盲通向自由之路的喜悅。一路走來，多虧了你們。要感謝的很多，淚流溼巾，沒地寫了。」
葬我於何方
口述 劉以善（臺灣老兵後代）
整理 中國周刊記者 周昂
我1946年出生，祖籍河南漯河，父親是一名陸軍上尉。1949年，隨著軍隊撤退，我隨父母遷到了臺灣。
小時候，我常常向長輩們問起老家的情況。後來我得知，我們劉家是當地一個大家族，光爺爺一輩就有兄弟十三個，五十多口親戚都住在一起，因此家中平時備著四口大鍋，每天至少要用兩口來做飯。爸爸身邊帶著家族不同時期的全家福照片，有的就拍攝於老房的大門前，那種親人之間的血脈聯繫，非常濃重。
這六十多年，在父母跟我們談話中經常回憶故鄉的往事，常常提示我們不能「忘本」。到臺灣後，我父親從軍隊退下來，在鄉下當了一個小公務員，我們全家居住在單位公房裡，那是日據時代日本人蓋的房子，有「榻榻米」。我們作為外省的小孩，為了和本省的小孩打成一片，就要學著本省小孩的樣子，上「榻榻米」前先打一盆水洗腳。但是，只要我和妹妹在家中一說閩南話，父親兩個大耳刮子就招呼過來了，他的意思就是怕我們閩南話講慣了，就忘了家鄉話或者是國語。父親還在家中掛上了《正氣歌》和《朱子家訓》，每天早上要求我們背誦一遍。
2000年初我退休，4月23日第一次回大陸，第一站先到上海。當快要落地前，我從空中鳥瞰祖國的土地的時候，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澎湃的情緒久久不能自已。我是最後一個下飛機，空中小姐喊我，一轉臉，她看我滿臉淚痕，那種激動之情好不尷尬。
因為我早年是飛行員，空軍軍歌的歌詞是「遨遊崑崙山，俯看太平洋」，抒發的都是大中國情懷，我們那時也在喊「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結果今天終於回到故國的鄉土，就感覺那種思鄉情懷終於落地了。
我老家的村子叫做「寧溝劉」村。在回去之前，我曾經跟我在大陸的二叔講，自己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在老家蓋一個祠堂。因為臺灣有很多的客家家族和河洛家族，他們對於自己家族的來龍去脈，在祠堂裡或者是他們的祖墳上，都用石碑刻得很清楚。我覺得大陸在經過了一些運動之後，老家的祠堂恐怕是沒有了，我想把它重新建起來，為的是讓劉家的人不要忘本，也通過這種形式，加強親戚之間的互動跟聯誼。另外，大陸親戚的經濟條件不大好，如果蓋一個祠堂的話，裡面的廳房就可以做成圖書館，讓孩子們有地方讀書，或者有地方來接受功課輔導，就像臺灣的社區活動中心那樣。
但是，二叔那時就跟我講，「以善啊，沒有家了，沒有家了，以後哪裡能活下去，哪裡就是家。」
直到回到老家，我才明白了這句話的意思。
首先我發現，城裡面是「朱門酒肉臭」，村裡面卻是那樣的貧窮。村裡沒有自來水，有兩個連在一起的水塘，叫做「南坑」和「北坑」，中間的一口井，是全村水源的命脈。聽爸爸講，當年爺爺會不時放一些魚苗在水塘裡放養。當我進村時，看到一群婦女在那裡用發黃的水洗衣服，那完全是一池死水。眼前的景象，和我腦海中想像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有的人家，在外面打工錢攢得多，就回去把房子蓋得稍好一點，如果家裡掙不到錢的，那還是住土牆房子，一點點大的那種。而且新房子蓋得好像很不像中國的風格，既不是明式建築，也不是清式建築，雖然是水泥的房子，但是都沒有美的感覺。但如果你在臺灣看客家的農村，那整片老房子都維持著中國的風貌，有些古蹟甚至是立法保護的。但這樣的老房子，我在老家一棟也看不到。
我爺爺在村裡是一個做善事的鄉紳，1952年被批鬥致死。之前他預感到情況不妙，就把他的兩個女兒，也就是我的二姑和小姑送走了。今天老家已經沒有我們家裡的親戚了，一個都沒有。祖宅也很早就沒有了。
過去，我們的祖墳埋在寧溝劉的一片柏樹林裡，「大躍進」的時候土法煉鋼，需要用柴火，那片林子全被砍了，後來不興建墳地，那片墳也被平掉了。因此，我爸爸在1988年第一次回家探親，以及我後來每次回去燒香祭拜爺爺的地方，堆的是一堆新墳，親戚們說約摸著是這個地點吧。
記得我第三次回老家祭拜完後，準備回漯河城裡，一上汽車，有個親戚突然冒出一句，「活人的事情都管不了，還管死人」，當時車裡氣氛一下子就像是凝結住了，路途上沒有一個人講話，我當時心裡太難受了，下午我就決定離開，至今我再沒回去過。若干年後我從別人口中得知，其實是那個親戚不忍心看到我每一年都回去，都在一堆土上亂磕頭，明明是個假墳嘛！
更讓我痛心的是兩岸人在傳統觀念的差別。我感覺臺灣的人文情懷比較重一點，大陸功利主義觀念比較重一點，經過運動以後，人心之間就沒有那樣坦誠了。記得第一次回老家，我坐火車時看那些掃地的服務人員，對文化程度差一點的乘客態度很不好，掃地的時候，拿著掃把，讓他把腳挪開，那種態度我完全不可想像，就是一個「禮」字都沒有了，怎麼對人這麼不尊重呢？兩岸同樣都是中國人，同樣的文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反差？
在臺灣，我們家裡不管走到哪裡，我爸爸都會寫一個祖先牌位，就是用紅紙寫上劉氏歷代宗親幾個字，然後用玻璃框起來，然後放在供桌上。再放幾個杯子，常年不斷地放著水果，一天到晚點蠟燭燒香，把屋頂都燻黑了。可回到大陸，我發現不管哪裡的親戚，沒有一戶有牌位。我們每年過年都要對著老祖先磕頭，我有一個在大陸的親戚，退休了以後來到臺灣，她當時手扶著那個桌，想了一會，可是並沒有鞠躬，可能覺得這是封建迷信思想吧。
我父母看在眼裡沒有說話，但是我知道他們心裡很難受的。
而且很諷刺的是，我發現我不回大陸的時候，大陸的親戚們，不管兄弟姐妹，還是堂兄弟姐妹，彼此都不聯繫，我去了以後才聯繫，我就覺得很奇怪。
有一個親戚，他的長輩是淮海戰役中陣亡的，我爸爸費了好大力，在臺灣幫他申領了撫恤金，結果我一回去，他就說，你給我們點錢花花。我當時真的是想逃離，一晚上睡不上覺，一大早起來我就走了，我就在想，故鄉怎麼會變成這樣。
現在有時候我也在想，我的根在哪裡，因為經過了這些年在大陸往返之後，知道河南的老家已經沒有家了，我們已經被掃地出門了。回去以後看老家的景象，還有老家的人情世故，有一種感覺，老話說，落葉歸根，可現在，我們已經無處可落了。
北島：城門開後
旅居國外的日子裡，詩人北島曾寫下詩作《鄉音》。開頭寫道「我對著鏡子說中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母語是他在異國緩解鄉愁的唯一方式。而結尾則深埋著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
2011年11月的一天，在「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1」上，北島再一次朗誦了這首詩。此時，「中文」仍是他人生行李箱裡最重要的物品。而北京，那個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卻再也無法讓北島感到思鄉的恐懼了。
「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經沒什麼關係。」他說。
2001年底，在闊別家鄉十三年後，北島回到了北京。這顯然不是一段如他預想的愉快行程，他後來回憶到，在飛機降落時，自己看到萬家燈火著實吃了一驚，「北京就像是一個放大了的燈光足球場」。可在兒時的記憶中，北京至少要暗上一百倍。
1989年離開故鄉時，北島見證的是一個尚未消逝的古老城市的尾巴，十三年後，呈現在他面前的已經是一個高度物質化的城市，它脫胎換骨，生出一副和許多世界級大都市一樣美妙而千篇一律的面孔，這顯然讓北島有些措手不及。他發現，自己甚至連家門和讀過書的學校都找不到了。
在居留北京的這段時間，他寫下了詩作《黑色地圖》，後來他解釋道「地圖是確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種屏蔽。回鄉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個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
這也成為了他一個念頭的起源，他要借著作家的身份，以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重建「他自己的北京」。
於是，2010年末，有了《城門開》這本書。在這本回憶老北京和童年生活的著作中，北島把自己視作那個古老城市的看門人，「我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歡迎所有好奇的客人們。」
在開篇的幾章裡，作者纖如髮絲般地回憶了北京城的光與影、味兒、聲音。然後是家具、釣魚等一些更有故事情節的「事兒」，再後面的幾篇，追憶他的成長，最終收尾於《父親》這個具有精神象徵的意象之上。
有書評這樣寫道，「在這本書中，北島不僅僅用文字重塑了一座記憶之城，也為歸鄉的遊魂們建立了路標，使他們得以從物質上的細節啟程，一路前行，來到一個安放精神的所在。」
以精神上的家園，取代物質意義上的故鄉，這或許是這個遊子為自己找到的「回家之路」。
他一度丟失了自己的故鄉。80年代末一個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島和一個姓周的北京小夥子一起看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絆絆爬上樓梯，和他抱頭大哭。也正是從那一刻起，北島知道，回家的路斷了。
後來六年的時間裡，他近乎瘋狂地搬了七個國家，十五個城市，這種感覺「令人惶恐」。北島說，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發那漫漫長夜。
他為尋找回家之路而憂愁。在一首題為《背景》的詩裡，北島這樣寫到：「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夠重返故鄉」，「背景」包括國內的人們給他貼上的各種標籤，甚至包括「朦朧派代表詩人」這樣的頭銜，但實際上連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鄉也是回不去的。
這時，「對著鏡子說中文」，也就成為了北島與故鄉之間唯一的羈絆。他後來接受採訪時曾經說道，漂泊其實不但沒有使他與中文疏遠，恰恰相反，兩者的關係更近了，或更準確地說，是他和母語的關係「改變了」。
事實上，身為作家的北島從文化中獲得了一種向上氣質的精神故鄉。「對於一個在他鄉用漢語寫作的人來說，母語是唯一的現實。」 就像詩人布羅斯基的一個比喻，在這種境遇中，母語會「同時成為一個人的劍、盾和宇宙艙」。
而2001年的歸鄉，使他更加確認了地理意義上的故土難回，不是回不去，而是故鄉已經沒有了。從此之後，他的鄉愁變得沒有指向性。去年的一次採訪中，他說「自己漂泊二十多年，現在不知道家在哪兒，是北京，也是加州，可能也是巴黎」。
其實，他的鄉愁已經開始指向了新的方向，他說，「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
他把自己漂泊在外時的經歷結集，取名《失敗之書》，他覺得「失敗」比起「成功」，更能讓人安寧。
好比北島把《父親》一文視作他與父親的「和解」一樣，《城門開》這本書，或許也可以看做他對那個地理意義上的故鄉的道別，在為這座城市的殘骸默默祈禱之後，他要繼續構建自己新的故鄉。
2007年8月1日，在旅居歐美近二十年後，北島定居香港，執教於中文大學。1987年，詩人曾經來過這座城市，當時留下的印象是，這裡擁有秩序之美，但它的效率太高以至於沒有縫隙，藝術無從生長。
「如果說中國是一幅畫，那麼香港就是這幅畫的留白，而我是在這留白處無意中灑落的一滴墨。」北島這樣定位自己與香港的關係。
儘管自己腳下是很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但北島並不試圖尋求回到故鄉生活，他說：「香港這個距離挺好，不那麼遠，在中華文化圈內寫作。我也受不了國內文化和學術的浮躁環境和氛圍。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對於這位花甲之年的遊子來說，精神上的自由舒適最重要。
他還樂觀地認為，香港有著獨特的文化生態，對中國文化有很大影響，比如國際化程度很高，除了改變香港本地，也會影響到大陸。況且，相對於以前在美國小城市教書時得首先考慮「在哪裡能買醬油」，香港的生活環境已經夠好了。
當然，一切還可以做得更好。2009年和2010年，由北島親自策劃的兩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成功舉辦，他希望藉此改變這座城市沒有詩歌傳統的文化生態。2010年剛剛舉辦的這一屆上，有一個詩人與香港中學生詩歌分享會的環節，活動結束後，北島特意叮囑學生們去買一本詩歌之夜專門製作的詩集，一本只有一瓶水的價錢。
在一次名為《詩意地棲居在香港》的演講中，北島說道，「沒有創造性與想像力的加入，一個再富裕的香港也是沒希望的……」
或許，這句話適用於每個人的故鄉。
對話北島--重建故鄉，首先要自我喚醒
Q＝《中國周刊》
A ＝北島
Q：您在《城門開》的序言中寫道，自己要用文字重建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您否認的是什麼，重建的又是什麼？
A：那是悲憤之言。你想想，當一個遊子回到闊別了13年的故鄉，一切變得面目全非，那有多麼絕望。幸好我是作家，還能用文字召回往事與記憶。在這個意義上，重建故鄉，首先要自我喚醒，如果可能的話，再喚醒別人。
Q：您在去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說，2001年的回鄉治好了您的思鄉病，因為北京已經不是您記憶中的城市。治癒某種疾病，本應該是喜悅的，可對您來說，是這種情緒嗎？
A：那次回鄉使我終於意識到，回去的路是沒有的，我沒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運，一個漂泊者只能四海為家。治癒，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其實就是「徹悟」。
Q：您曾說，自己前幾年曾經回過上海、蘇州、紹興等城市，發現它們和北京一樣正在被「毀滅」。這種感覺從何而來？
A：兩年前，《今天》雜誌做了個「中國當代建築專輯」。我們請人採訪了一位很有名的城市規劃師。他在訪談中說，在短短幾年內，由他親手改造的城市就有幾十座，其根本方法就是成批覆制。只要聽聽他大言不慚的口氣，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兒了——掌握我們城市命運的正是一批和這位規劃師水平相當的技術官僚，他們對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改造基本上是無知加傲慢。像這樣的城市規劃師，其實就是體制的一部分。
Q：您曾說，自己選擇定居在香港，除了它保證您在中華文化圈內寫作，也因為內地學術氛圍浮躁，「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這是否也就是說，在故鄉的物質層面發生巨變的同時，人的精神狀態也和過去不同了？
A：我深知自己的弱點——定力不夠，回國幾次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眼見著不少當年的朋友紛紛被金錢或權力打倒了，我若身在其中，又如何倖免？我說過，物質主義可比集權主義厲害多了，它無所不在，讓人失去反抗的能力。
Q：您在《對未來發出的9封信——致2049的讀者》中寫道，您夢想著「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在您看來，我們的故鄉是被物質主義毀掉的嗎？
A：回答已經在我這句話的陳述中了。
Q：您曾說，自己在海外漂泊，對於生活多年的加利福尼亞現在也有鄉愁。這是為什麼？
A：我對很多住過的地方都有鄉愁，這難道不正是四海為家的常態嗎？比如加州的戴維斯、巴黎、紐約、柏林等，如今再加上香港。
今年的「青海湖詩歌節」上，我讀過自己的詩作《回家》，在「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1」上，我讀的是《鄉音》，兩首詩都和故鄉有關。如果細讀這兩首詩，你會發現，那是對所謂鄉愁的形而上的思考與感受。對於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詩人來說，漢語就是故鄉。這是在更深層意義上的認同。
Q：您曾在發言中提倡青年「詩意地棲居」在香港。「詩意地棲居」，是否是您對故鄉的一個衡量標準？
A：「詩意地棲居」是海德格爾的話，簡而言之，指的是行屍走肉般苟活的反面。無論我們住在哪兒，生活多麼艱難，都應該有一種向上的精神維度。這本來是常識，可在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很多人都忘了這一點。
Q：在去年的採訪中您說，香港不會是您的永久居留地。那麼未來的您，將如何選擇自己的終老之地？
A：對認定漂泊的人來說，我從不預測也不計劃自己未來的行蹤。記得二十歲當建築工人，我的師傅說得好：哪兒的黃土不埋人？這話包含了千百年來流離失所的老百姓的真理。
Q：您可否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的故鄉？
A：小時候，我常畫這樣一幅畫（恐怕很多孩子都畫過的）：一條小河，一棵樹，一棟小木屋，從煙囪冒出炊煙，再加上太陽和幾隻小鳥。這就是我心目中的故鄉。
梁鴻：當代鄉愁記錄者
一直到成年，梁鴻才吃到第一碗家鄉美食——河南燴麵，「用鹽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頭湯，放上木耳、海帶和粉條，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葉子、蘿蔔櫻子做成的乾菜，一大碗，熱氣騰騰，很滋補，真香。」
「那個時候，整個梁莊的人幾乎都沒有條件去吃。」她輕嘆一聲。
梁鴻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寫了一本書，記述了自己的故鄉河南穰縣梁莊近30年來的變遷，取名為《中國在梁莊》。
著名作家閻連科說，從《中國在梁莊》中讀到了「令人驚詫、震撼的中國現實」，「在殘酷崩裂的鄉村中感受來自都市和欲望的社會擠壓。」
「梁莊是我的家鄉，也是你的家鄉，是我的鄉愁，也是你的鄉愁，是每個中國人化不開的心結。」梁鴻說。現在，她又從「梁莊」出發，去記錄這個時代裡鄉愁的模樣。
鄉愁記錄者
與燴麵的香味一樣，令梁鴻印象深刻的還有飢餓。家裡經常鬧春荒，吃不飽，餓的時候，梁鴻就坐在牆角曬太陽，一天也就過去了。
飢餓歲月裡的成長容易被忽視。某一天，上學的路上，梁鴻碰到了父親。父親打量著她，用一種吃驚的口氣，說，呀，你都長這麼大了！梁鴻回憶說，那好像是某一個清晨，在莊稼地裡，看到莊稼一夜之間拔節躥高時的驚喜。
每天，上學的時候，梁鴻說一聲，媽，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親，因為中風不能說話，只發出一聲「啊」的哭聲，算是回應。
「它是鄉愁裡長長的陰影，不是黑暗的，是摻雜了哀傷、某種溫柔又悽涼的記憶，至今，我還是沒有走出，即便我已離開梁莊這麼多年。」梁鴻說。
梁鴻徹底離開梁莊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歲，考上了河南當地一所高校。
實際上，自從徹底離開梁莊後，梁鴻每年回不了幾次家，更多的時候，留在故鄉的姐妹們替她到母親的墳前磕幾個頭。
可是每次回梁莊，梁鴻都會感覺村莊在發生變化。
梁鴻記得，原來梁莊的坑塘裡長滿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場大雨，青綠的荷葉便鋪滿整個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紅色的荷花，露出水來，挺立著，隨風搖曳。有時，她和耍伴們下河摸螺殼，抓泥鰍，帶回家炒著吃。待蓮子成熟後，她和耍伴們就偷偷去採蓮子。
「一口咬進嘴裡，那個清香。」梁鴻笑出聲來。
可如今，滋養了蓮子的水塘已經成了死水，青青的荷葉再也長不出來，一層層的綠藻漂了起來，像一塊黑綠色的髒抹布蓋在水面上，上面還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種生活垃圾。
她曾經讀書的梁莊小學，也已經關閉將近十年了，被改成了養豬場。校門口的標語，已經從「梁莊小學，教書育人」，被改成了「梁莊豬場，教書育人」。
原來升國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門的老鄉告訴梁鴻，國旗旗杆在幾年前被校長當廢品賣了，「旗杆是不鏽鋼的，能賣100多元錢。」
「最近幾年，我們都在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可是軌跡到底是什麼，我們是不清楚的，我們習慣了符號化處理，習慣了數位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梁鴻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甚至是羞恥之心。
她說，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著自己：「每天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論文成為了學術生產，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與我的心靈、與我深愛的故鄉、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鴻回到了梁莊，踏踏實實地住了五個月。每天，在父親的陪伴下，她和村莊裡的人吃飯聊天，「用目光和腳步丈量村莊的土地、樹木、水塘與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鴻在北京的書齋裡，開始寫作《中國在梁莊》。中間一段時間裡，梁鴻覺得自己無法再寫下去了。她不時地問自己，「這個故事背後的痛苦有誰能夠關心？鄉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湮沒和犧牲，淪為一個個城市贗品嗎？鄉土中國在慢慢終結嗎？」
剛開始，梁鴻用的是日記體，記錄每天和誰談話，聽到了什麼，見到了什麼，寫了十幾萬字後，她發覺日記體不足以呈現梁莊人現在的生活狀態。後來，梁鴻把日記體換成純抒情體，可還是不行，最後，她選擇了「觀察、素描、議論和自述等結合在一起的文體」。
在梁鴻看來，用什麼樣的文本來處理，意味著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呈現。
「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記錄者，鄉愁記錄者。」梁鴻說，「他們的自述很重要，我們的文學史和社會史一直在遮蔽這種聲音，把自己當做這種聲音的代言人，其實他們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風一吹就到了。還找什麼郵局？」
在梁鴻的記憶中，1991年，也就是她從穰縣師範學校畢業的那一年，鄰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來了，每人穿著一件黃大衣，騎著嶄新的自行車。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們成為了最早從梁莊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鴻和其他莊裡人眼裡，「像一個神話一樣」。
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梁莊人開始大規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當小工。
她的少女時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離開梁莊，到河北做磚廠，在火車站幫著找工人。菊秀告訴梁鴻，自己坐在火車站，坐著坐著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後怎麼變成了這番樣子？
在梁鴻的記憶裡，菊秀骨子裡是個特別浪漫的人，從小喜歡文學。在接到穰縣師範學校錄取通知的那個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後的河邊跑啊，跳啊，唱啊，瘋了整整一個下午。他們倆在當時「雪白的沙灘」上，恭敬地寫了一句話：「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個那麼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後完全被生活壓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說這番話的表情，梁鴻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梁鴻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來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寫封信回老家，他問一個老人郵局在哪裡。對方告訴他：「把信放地下，風一吹就到了。還找什麼郵局？」
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記中，梁毅志寫道：「春風滿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車，充滿了美好的幻想。馬路兩邊隨處可見『北京歡迎你』的巨幅標語，這古老的都市是那樣地熱情，那樣地好客，那樣地歡迎你！」
可是到北京後第二天，梁毅志就因為沒有暫住證，「讓派出所的先生們給請到了公安局，旋於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牆，高牆之上更有電網橫於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幹一年，以後無論如何再也不來這個地方。」
長得洋氣的柱子16歲到青島一家首飾廠打工。幹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莊了。他經常吐血，住了兩個多月的院，還是沒有止住。到後來，只要輕輕一咳，血就噴出來。柱子的兄弟姐妹湊錢給他治療，可是沒挨到柱子死，他們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敗了一樣，看著悽涼得很。」父親告訴梁鴻，近幾年，在外打工的梁莊人約有320餘口，年紀最大的60歲，在新疆當建築工，最小的15歲。
一連串的問號在梁鴻的腦海裡浮現：他們在城市裡做著什麼樣的工作？他們住在什麼樣的地方？他們怎麼想梁莊？他們的精神與城市之間，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電話給家裡人，把梁莊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圖上羅列出來：廣州，東莞，青島，西安，北京，內蒙古，新疆，西藏等。
從2010年年底開始，梁鴻就一個人去那些標註在地圖上的城市，走進他們的生活，聽他們講梁莊人在城市裡的日子。
「梁莊在中國。如果能把他們與城市的關係、生活狀態寫出來，能夠展現當代鄉村與城市的關係，而在眼下的中國，這是最重要的關係，也是每一個人的鄉愁。」她說。
「鄉愁就是一想到梁莊，就特別開心」
在西安，梁鴻見到了剛從老家回來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離開梁莊，來到西安賣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鴻到的時候，梁弘志剛從梁莊回來。他回梁莊治腿了，從三輪車上摔了下來，把腿摔斷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醫院，醫院說先交一萬塊錢住院費，梁弘志聽了，二話沒說，坐了十多個小時的汽車，就回了老家穰縣的骨科醫院，板子一夾，紗布一裹，花了150塊錢，就把腿治了。
其實，梁弘志從縣裡回了梁莊，住了20多天，吃飯，喝酒，打牌，花的錢都超過一萬了。梁鴻問他何苦這麼折騰，梁弘志嘿嘿一樂，我回家了啊，開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鴻一年多的訪談調查裡，這不是孤例。有老鄉得了痔瘡，就從青島趕回梁莊，趕回穰縣，算上路費和回到梁莊的人情世故，花費要遠超過在城市裡的治療費。
「可他們都選擇了回到梁莊。在城市，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城市給他的異己感，給他造成了巨大的鄉愁。回穰縣，回家，花的錢多，他心裡覺得踏實。」梁鴻說。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殘垣斷壁中。這是一片拆遷區，本來說要拆，可是後來又不拆了。從來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這裡，經常斷電。
以梁弘志的經濟實力，可以在西安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梁鴻問他，為什麼不買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說，「打死也不會在西安，要回梁莊！」
梁弘志已經在梁莊蓋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兒子結婚，他們回梁莊住了一段時間。「梁莊美啊，呆著就是舒服。」
對於西安的感覺，梁弘志則歸結為樸素的一句話：「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場，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指著咱的鼻子罵。」
「他們沒有被城市吸納，」指著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鴻說，「最關鍵的是，他們也沒有被納入到一個制度裡面，孤獨的感覺一直在他們心裡，他們內心裡遵從了這種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罷。」
梁鴻的西安之行中，還有這麼一張照片：一條小巷子裡，一個小女孩獨自坐著，頭頂上仿佛只有一線的藍天，藍天是那麼窄，那麼高，似乎永遠觸碰不到。
照片裡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鴻還有一個堂哥。有一段時間，堂哥發覺自己特別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醫院一檢查，醫生說是得了糖尿病。堂哥聽了，整天耷拉著腦袋，悶悶不樂。堂嫂說，要不然，你回梁莊住幾天吧。堂哥開了些藥，就回了梁莊，「感覺病也好了一半，也沒有再瘦，它沒有要我的命，高興壞了。」
「這就是鄉愁，只不過他們沒有用一個詞彙來總結，去表達，」梁鴻說，「鄉愁在他們那裡就是——想到梁莊，就特別開心。」
鄉關何處
在東莞虎門鎮，梁鴻見到了老鄉梁東來（化名）。1997年，梁東來高中畢業，從梁莊來到東莞。十多年的打拼後，他從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個小老闆。
梁東來做的是童裝生意，一個小作坊，有十多個工人。最好的時候，梁東來手裡有差不多一百萬，而現在，受金融危機影響，他的錢差不多賠光了，勉強維持。「撐不起，就從小老闆再做回打工仔唄。」
可當梁鴻問他「將來去哪裡時」，梁東來沒有了這份淡然。他不想在東莞買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莊，「回去沒有希望」，況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經塌了，「將來賺了錢，可能會去鄭州買房子吧，可這也只是一個朦朧的想法。」
梁鴻清楚地記得，在那間「推開一扇門，就是一個工廠」的作坊裡，梁東來說這番話時的表情，「一種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鄉關何處？在一年多的調查採訪裡，這個問題不時地衝擊著梁鴻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與一位在北京買了房的老鄉聊天。原本是波瀾不驚的家長裡短，可老鄉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們鎮上買一個房子，和原來的老鄰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個門兒去敲，死了之後有人抬棺材。」
前兩天，梁鴻去中國現代文學館做講座。講到土葬政策，梁鴻說，土葬是中國人獨特的生命觀，獨特的情感傳遞，是不是應該用更包容的方式來理解和執行土葬政策？
話音剛落，臺下一個老太太就站起來，神情激動地說，我有一個辦法，還是用棺材，埋上土，一個棺材上面種一棵樹，在樹上掛一個小牌牌，上面寫著他是誰，從哪裡來，這輩子做了什麼，到時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綠色的樹林。
「多好的一個畫面！樹根緊緊包裹著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宮，母親的子宮，那麼的有安全感，」梁鴻不禁唏噓，「那是回歸大地的渴望，落葉歸根的鄉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閻連科卻告訴梁鴻，在他們老家，墳頭上的樹是不能砍的，誰砍了，會遭天譴，會被全村的人咒，「可春節我回去看，村邊到處是木材加工廠，墳頭上的樹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鴻遇到了一場「城市裡的葬禮」：四個人抬著一張小桌子，一張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後面跟著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頭應該是老太太的女兒，哭得傷心，可其他人臉上的表情尷尬，想哭又哭不出來，因為周圍圍了一圈人，在對他們指指點點。
「整個場景顯得不倫不類。」梁鴻回憶說。後來，她知道了，這是一群農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規矩，進行一場葬禮。
「他們在城市裡，依然要堅守鄉村裡的規矩，」梁鴻說，「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勇氣，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裏面維護著故鄉的習慣。」
「如何回到故鄉」
一個搞文藝批評的朋友看完書稿後，對梁鴻說：「我真想像不到，故鄉現在會變成這樣。」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鄉住了半個月。回來後，他告訴梁鴻：「鄉村真就像你寫的一樣。」
也有人寫評論說：「《中國在梁莊》書寫了當下中國村莊的普遍性命運，它讓我們感同身受、輾轉難眠，《中國在梁莊》書寫的不只是梁鴻的家鄉，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故鄉在這個時代的淪陷模樣。」
去年上半年，梁鴻接到了許多封讀者來信，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有部隊軍官，城市農民工，大學老師等。除了表達對於《中國在梁莊》的喜愛，讀者的來信都寫了自己的故鄉和鄉愁。
「《中國在梁莊》擊中了每個人心中的痛，這種痛是一種隱痛，平時我們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鴻起身把一摞讀者來信放好，說，「城市裡的我們都很奔忙，不斷被挾裹著往前走，遺忘掉我們的故鄉，但是它一直在，我們經常看一些零散的新聞，有時會心有所動，可是都忽略過去了，這本書出現的時候，可能一下子打開了城市裡的人塵封已久的鄉愁。」
頓了一下，梁鴻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裡開了一道小縫兒，陽光『唰』的一下，射進來，那種問題感，一種蟄伏已久的痛感，讓你知道，其實一直在自己心裡放著。」
2011年年初，《中國在梁莊》獲評某個門戶網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書」。梁鴻去領獎，登臺發言那一刻，她說，梁莊那些熟悉的親人、鄉親和風景，一下子湧到了眼前。
她眼睛裡閃著淚光，哽咽了：「我激動又難過，激動的是因為這本書，很多人關注了鄉村；難過的是，因為這本書，我獲得了一點名聲，但對我家鄉的人們來說，沒有任何的幫助，梁莊，沒有任何改變。」
最近，梁鴻有一個設想：回梁莊蓋一個房子，辦一個村圖書館，或者給梁莊的孩子上上課，放放電影。她把想法告訴父親，電話那頭的父親，一連說了幾個好，主動請纓做管理員。現在，父親幾乎每天給梁鴻打電話，催她趕緊回梁莊找地方。
5月份，梁鴻接到了一個邀請：給參加「百村調研」的中央國家機關青年幹部做一場講座。
「本來不想去，」可她轉念一想，「講座可能會影響某一個官員的心靈，在未來，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可能會與某一個『梁莊』相遇，希望能夠讓他們多點對『梁莊』的愛，他們是能夠改變千萬個『梁莊』命運的人。」
梁鴻如約出現。那一天，面對人手一本《中國在梁莊》的600多名中央國家機關青年幹部，她講座的題目叫做——《我們如何回到故鄉》。
對話梁鴻--鄉愁是一種隱約的恐懼感
Q＝《中國周刊》
A ＝梁鴻
Q：近年來，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說法是「每一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您怎麼看？
A：是的，鄉愁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濃鬱。每一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種感覺更多的是出於對鄉村現狀的不滿，看到的是一種文化上的凋落，沒有秩序，而不單單是家裡的老屋塌了，記憶中的河流再也沒有魚。現在的中國太快了，整個社會病態的發展，在鄉村有一種顯性的體現。這些一下子擺在你的面前，你就會強烈的感覺，自己的故鄉淪陷了。
Q：我們今天的「鄉愁」，更多的是什麼呢？
A：鄉愁已經不再是李白的鄉愁，也不再是唐詩宋詞的鄉愁，不再是狹義的鄉愁，現在的鄉愁已經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是中國現代文化中的鄉愁，中國的鄉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在都市裡，以都市文明或者工業文明去看農業文明的鄉愁，與農業文明時代是不一樣的。
在農業文明，從一個空間到另外一個空間，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沒有變的，而現在的鄉愁，是在高速現代化發展下，人的本源被急劇地拋棄的，人與自然沒有關係了，與四季沒有關係了，被孤零零地懸在都市的鋼筋水泥裡，這時候的鄉愁是懷念人的自然屬性，想念的是與自然、與大江大河的一種相互偎依的感覺。
Q：鄉愁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A：鄉愁是有質的變化的。現代意義上的鄉愁，更多的是尋找一種傳統。
過去，對於中國人來說，鄉愁是對於農業文明的一種想念，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精神方式，農業文明下的狀態與四時相合，春種秋收，晨起昏睡。
現在，「鄉愁」的背後，是隱蔽的多層制度與歧視：城市不能給他很好的安定感，歸屬感，他們現在的狀態是在一種常年被隔離的狀態下，看起來很像融入了城市，實際上是被隔離，這不是自主選擇的，而是被所謂時代的潮流裹挾。現在，到了我們該反思的時刻，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如果再不思辨，恐怕以後就沒有什麼好思辨的了。
鄉愁，對於目前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如何保持自性的問題。
Q：如何保持自性？
A：現在我們的文明，與四時、季節、植物是沒有關係的，它貌似是超越一切的。人無所不能啊，無所畏懼了。所以，康德說過，望星空，只有兩種事物讓我們敬畏，這就是浩瀚無際的星空與我們內心的道德，可是星空和道德似乎消失已久了。現在沒有這種敬畏感了，人太狂妄了。
在這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鄉愁的，它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恐懼感，在每個人的心裡蔓延。
你回到家鄉為什麼會感到特別舒適，因為你覺得自然界還在，你突然找到一種生存感，一種活著的感覺。當代的鄉愁，是有一種巨大的批評在裡面，一種傳統的回望，只是我們沒有去清晰地梳理它。
Q：現在，鄉愁是一種隱約的恐懼感？
A：是的，現在的鄉愁，是一種隱約的恐懼感。當你有一天，你回望，突然發現你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傳統反映在生活的絲絲縷縷中，你的根沒有了，人生活在時代的洪流之中，你連回頭的地方都沒有了。
現在的我們，只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物質、金錢與權力，這個社會怨氣衝天，你去煩躁，去抱怨，去不擇手段，覺得社會虧欠你太多。在滾滾洪流中，需要一點定力，稍微拉回一些自己，這需要很大的反省能力。
Q：如何找回我們的故鄉？
A：找回故鄉，廣義上，實際上是找回曾經支撐維繫我們這個民族發展的最樸素的道德方式。
找回我們的故鄉，需要我們重新思索自己與這個國家、與這個民族的關係。從自己的故鄉出發，思索自己的家人、鄰居，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需求，然後再來思索這個時代的發展。
人類社會肯定不止趨同性的發展，在這樣一個共性高速一體化的發展下，怎麼樣重新找到自我，就是怎麼樣重新找到自己的故鄉，這既是自己的自我，也是民族的自我。現在，我們的國家需要找回它，否則有一天，如果我們沒有一點點尋找的欲望和痕跡，我們的發展，很可能成為了別人的影子。
重鋪歸鄉路
「如今終於見到了遼闊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淚落如雨。
河水在傳唱著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這是蒙古族詩人席慕容作詞的歌曲《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其中的四句。思鄉，是人類社會最為古老的情感之一；歸鄉，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獲得安寧與休憩的重要方式，對農耕文明早熟的中華民族來說，它幾乎是一種近似宗教的儀式。
而今天的中國，故鄉是許多人的人生起點，但未必是他們的人生終點。一部分生在都市裡的人，「籍貫」只是父輩常說的一個名詞，他們的鄉愁的對象該是哪，不那麼容易確定。
史鐵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常要在各種表格上填寫籍貫，有時候我寫北京，有時候寫河北涿州，完全即興。寫北京，因為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大約死也不會死到別處去了。寫涿州，則因為我從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輩人都曾在那兒生活。」
這類似於席慕容的鄉愁，簡言之是一種文化上的鄉愁。因父母經年累月的教導，即使「已不會用蒙語述說」，然而「根在草原」的信念融進血脈，使她對從未到過的故鄉有一種相思。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前行，越來越多的人離鄉，湧進城市謀生，短短的三十餘年，已有超過一半的國民長年居住在城市。而歸鄉，也導致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定期遷徙——「春運」。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耗費巨資、忍受艱辛，就為了回家過年？因為故鄉對中國人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這一部分人，人數過億，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為龐大的進城者群體，他們有故鄉，但多數會終老在他鄉，故鄉恐無收他們骸骨的地方了。而他們的孩子，則將成為完全在城市長大的一代人，如史鐵生那樣，不知道哪個地方算是自己的故鄉，自然也不知道歸鄉路指向何方。
將來的中國人還要「歸鄉」了麼？這，真是個大問題。
近十年來了，越來越多離鄉的進城者，回鄉後一次比一次失望。故鄉，已非記憶中那樣溫馨了，熟悉的長輩一個個凋零，一棟棟房子空空蕩蕩，無序的開發和汙染吞噬著廣大鄉村。更令人憂心的是：鄉村已不是一個生態完整的社會了，常年只有最弱勢的兩類人：老人和小孩留守，靠打工的成年人寄錢回來維持生活，而代表都市文化的電視，也幾乎消滅了除打牌賭博之外其他傳統的鄉村娛樂方式。
鄉村凋敝了，甚至有許多離鄉的人說，誰的故鄉不淪陷？這種淪陷，不是外敵拿著刀槍明火執仗入侵導致的，而是以市場經濟為藉口，城市對本來已處於弱勢的鄉村一次全方面的資源掠奪。
筆者曾經和吳思先生就此問題，在一個研討會上公開進行討論。對大批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謀生、鄉村呈現出「空心化」「凋敝」的狀態，吳思先生說，這是中國城市化的必然，他認為，這種「凋敝」其實是中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一種值得肯定的現象。只有剩餘勞動力從鄉村土地上轉移到城市的第二、第三產業，農業因此出現集約化耕作，中國的農村和農業才有出路。
應當說，吳思先生這番話體現了他一貫所持有的歷史學家的冷峻和理性，傳統農業社會聚族而居、雞鳴狗吠的「田園牧歌」景象，一定會隨著城鎮化的加速而消失。
但我略有不同的一點意見是：中國滯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使附著在這兩大制度上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水平城鄉差別甚大，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社會成本過高，生在農村的人承受了不應該承受的痛苦。
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劇增加，城市成為全社會經濟的發動機，這當然是一個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型的必然。然而，在過去的三十餘年中，這種人口、資源由鄉村向城市的轉移是不正常、不平等的。
最有創造力的年輕人進了城，他們充當都市社會的「腳手架」，但他們多數人的醫療、養老以及子女的教育，城市的管理者並不為之負責，而是將包袱扔給鄉村；在開發商的推土機下，鄉村的土地一點點被商品房和廠房吞噬。礦產、森林乃至水源，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在「交易自由」的幌子下被拿走……打個比喻，一個村有20戶人家，因城市化轉移走15戶人家，留下的5戶人家足以耕種留下的全部田地——這種鄉村人口的減少，並沒有導致鄉村喪失了活力和生機，留下的仍然是一個完整生態的鄉村。而現狀則是：20戶中所有的壯勞力都進城打工了，他們未成年的孩子以及老人留在鄉村——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國許多鄉村的田地是由日漸喪失勞動力的老人或者在城市無法謀生的弱勢者耕種的。
隨著中國傳統社會最後一批的種田者老去，一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將來，誰來種地？耕種田地、生產糧食，已不再是改革之初，成為部分農民在城市無法生存而不得已的選擇，他們的兒孫，即便戶口還在鄉村，名下還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也會滯留在城市成為流民而不願回鄉耕作，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耕作的意願與能力。
辛卯年清明節，筆者返回湘中老家祭祖，所見所聞或許可看成中國鄉村的一種縮影。鄉村幹部告訴我，現在老家清明節比春節還熱鬧。因為越來越多老家的人，其整個家庭已在城裡生根發芽，無至親在老家，春節回來過節毫無意義，只有老人和孩子還留在鄉村的人才有回家過年的動力。而清明則不然，許多在廣東、湖南生活多年的成功者，因祖墳還在老家，紛紛開著私家車回來掃墓。
鄉村的活人世界，還不如死者的墳塋對進城者更有吸引力時，這顯然太不正常了。這一幕不能再延續下去，中國，必須要有新一輪的「歸鄉」。
這種「歸鄉」，不僅是在城市居民回鄉尋找精神上的慰藉，也是資本、人才以及有活力的文化的「歸鄉」，是通過一種長久的、穩定的制度安排，通過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場選擇，讓優質的資本和優秀的人才回歸鄉村，他們不但能有優於城市的經濟收益，在享受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方面，和城市不會有太大的差距。我認為，這種制度設計，首先應在戶口制度上和土地制度上有大的突破，使農民不但有遷徙的自由，也有處置自己土地的自由。
大約五年前，在一次聚會時我認識了碩士畢業不久的李英強，不久以後，這位鄉村長大的青年痛感鄉村文化的荒漠化，毅然告別都市，和妻子一起回到了故鄉，開辦了「立人鄉村圖書館」。
不得不承認，今天的中國，能如此自覺選擇的畢竟是少數，因為資源的不均衡分布，使做出如此選擇的人要有著一種宗教情懷以及超乎眾人的毅力。比如，不到一年前，李英強的妻子即將分娩時，只能送進當地鎮衛生院，然後再轉到縣醫院。這個細節可看出優質資本和優秀人才「歸鄉」面臨的困境，他們可能要在相當的一段時間以犧牲自己和家庭成員的生活質量為代價。
當然，資本和人才不能坐等政府抹平城鄉之間公共服務的差距才「歸鄉」。但對民族和國家的前途有責任感的執政者，應該主動採取各種政策措施來縮小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而非相反。同時要有雅量，善意對待NGO和民間愛心人士在這方面的努力，譬如為「立人鄉村圖書館」、「鄉村學校免費午餐」這類發端於民間的活動提供方便，承認自己並非全能，允許非政府的力量來貢獻力量並分享榮耀。
我向「愁煩」，說了一聲再見
本打算，把她遠遠地撇在後邊
奈她綢繆纏綿，笑語歡，笑語歡
眷眷拳拳，情那樣重，心那樣堅
我想把她欺騙， 她割斷牽連
啊？拋閃？她情那樣重，心那樣堅
這首濟慈的詩，19世紀英國作家哈代在其名作《歸鄉》開首引用它。書中的主人公克林·姚伯離開巴黎，回到愛頓荒原。他厭倦了都市的喧鬧，痛恨都市的不公平，決心用自己的理想和知識改變荒原上鄉親們的命運，然而故事以悲劇告終。他歸鄉後認識並結婚的妻子遊苔絲，有一個「巴黎夢」，希望姚伯帶她逃離單調貧乏的鄉村，走進繁華熱鬧的都市。當姚伯讓她失望後，她選擇了和舊情人私奔，最後落水而亡。
只有當如愛頓荒原一樣的中國鄉野不但能留住姚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也能留住遊苔絲這樣的現實主義者，中國社會才會鋪就出一條寬闊的「歸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