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對中國古代政經影響深遠,它從隋唐時開始出現,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歷史舞臺,從出現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續了一千多年的時間。
這種由朝廷設立科目,統一考試,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選撥官吏的制度,曾經一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官選撥方式,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它也越來越變得僵化、腐朽,最終被更加現代的學校替代。
不過,說到「科舉」,經常會有個詞一併被人們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實中國科舉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開始的。
早在元朝時,當時的人們就認為唐代的科舉考試,連詩賦一起考,會讓士子們棄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興「文治」,「專尚科目」,這又造成文體「卑弱」,士子風氣愈發萎靡,同時也認為科舉取士過於「浮華過實」,所以,元朝的政府,對於科舉並不是特別認可,屢興屢廢。
明朝建立後,初期因為急用人才,薦舉一度很興盛,但是隨著政治穩定後,朱元璋開始極為重視科舉考試,薦舉「恐開私悻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便衰落,科舉正式成為帝國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舉考試,專以「四書」、「五經」命題,士子應答也只能「代聖人立言」,即用聖人口氣行文。因而從出題範圍、答題標準到試卷文體都成為定式。
在以儒家學說為「治國理政」的時代,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封建社會,掌握了這些儒家經典和文史知識,及第從政後,便可以此為基礎,徹底堅定不移的貫徹實施,「毫不動搖」的堅持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思想,而統治階層則不會擔心知識分子反對孔孟之道,同時也壓制了異端學說,從而鞏固了封建專制,維護了皇權。
將科舉考試的範圍限制在「四書」、「五經」之中,同時必須以程朱學派的注釋為標準,除了強化思想上的統一,防範「政無所統」、「人言各殊」,還有考試制度方面的考慮。因為參加考試的考生時間精力有限,面對漫無邊際的典籍,幾乎無法備考。
從漢代開始,儒學經典便開始作為學校裡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廣等編著《四書大全》、《五經大義》頒布天下,作為各級官學及科舉的法定教科書,排斥各家之學,只以程朱理學為根據,士子們應試,按照《明會要·選舉》記載,「不能引秦漢以後之書,不能引秦漢以後之事」,「凡不合者,無緣中式」。
當時人即指出:「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銳的將這種做法比作「秦始皇焚書」之舉,說「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
這些評論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說,明代的「八股取士」學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將文化專制政策發揮到了新的階段。
雖然「八股取士」制度「統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範作弊上卻是「有所見樹」。因為自古考試,沒有不作弊的,宋代時有人以試卷內容或者開頭結尾中用虛詞作暗號,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時,根據前朝防止作弊的經驗和教訓,認識到採取糊名、謄抄等措施外,要杜絕作弊,還要必須從文章的內容和格式上作出規定。
八股文結構題材有特別的限制,它由「破題」,即破釋題意,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順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對破的分別,並且多為對偶句;「承題」,就是承破題的意思,進一步闡明題意,有正承、反承、順承、逆承之分,但必須要與破題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須要明快關聯;「起講」,也是議論的開始,這裡必須要用聖賢的口氣,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來句,或用對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須總結全題,簡明扼要;「入題」,又稱之「入手」,用三五句將上文帶入本題;接著便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這中間都要具體規定,不得擅自為之,最後「落下」收尾。
在如此細緻規範下,士子們必須嚴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難。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預擬破、承、開講虛字,隨題紙發給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須用相同的虛字,如果違反,試卷作廢。這樣一來更加防範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長期存在,是因為知識分子寧可在公平競爭的環境接受死板的考試,也不願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試。八股文雖然在防範作弊上有所進步,但是也將考試的僵化刻板發揮到了極致。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餘。」
隨著「八股取士」產生的惡劣後果遠遠大於其實際效用時,那麼這種考試制度越來越不受士人們喜歡,也越來越阻擋著真正有才華的知識分子進入政府部門。
南宋時著名的歷史學家、目錄學家李燾曾經說:「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科舉考試產生以來,如何將評卷標準化、客觀化,一直是考試制度最難以實現的要求。範衝淹指責當時的考生:「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宋朝《貢舉令》規定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但是士子們往往不守規矩。
《容齋隨筆》的作者洪邁也說:「今經義、論、策一道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所以,明朝時,八股文的字數上有嚴格的限制。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道,限字五百;「四書」義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間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後,一律以七百字為準,否則試卷就作廢。如此一來,使得八股文,在評卷過程變得比從前更加客觀和標準,也更加有效率。當然,這種「標準」和「客觀」,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義了。
清朝末年,中國面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先進思想傳入國內,眾多有識之士紛紛呼籲改良制度,以改變虛弱殘破任人宰割的現狀,「八股取士」首當其衝。「戊戌變法」時,八股文變先於科舉制廢除,雖然其後,又被恢復,但是從光緒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經變得可有可無,無關及第當官了。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徹底被廢除,從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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