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也稱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八股文章就"四書五經"取題，內容必須用古人的語氣，絕對不允許自由發揮，而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高低等也都要相對成文，字數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後四個部分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八股。舊時科舉，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氣說話，四副對子平仄對仗，不能用風花雪月的典故褻瀆聖人，每篇文章包括從起股到束股四個部分。
主要內容
八股文也稱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而所謂的股，有對偶的意思。八股文有一套相對固定的寫作格式，其題目取自四書五經，以四書命題佔多數。文章論述的內容要根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等書而展開，不能隨意發揮。每篇開始以兩句點破題意，稱為"破題"。然後承接破題而進行闡發，稱為"承題"，接著轉入"起講"，即開始議論。後再為"入手"，意為起講後的入手之處。以下再分為起股(也稱起比，提比)、中股(也稱中比)、後股(也稱後比)、束股(也稱束比)四部分。末尾又有數十字或百餘字的總結性文字，也稱大結。從起股到束股，每組都有兩排排比對偶的文字，共為八股，所以稱為八股文。
八股文的主要文義在於詮釋經書的義理，並要求據題立論，所以很少有作者自由闡發的空間，而它的重要體裁特徵便是對偶性。
參閱《明史·選舉志二》，示例:清·阮元《四書文話》、梁章鉅《制義叢話》。《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
文體發展
八股文的雛形是南宋經義。北宋王安石廢詩賦取經義，將取士內容限制到儒家經典的狹窄範圍內，而當時文體還是較為自由的散文形式。南宋時經義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然後有小講、大講、餘意、結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偶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可見南宋經義已具八股雛形了。
元代考試，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書中。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成化年間，經多名大臣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年~1487年)，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如《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
發展歷史
宋朝
八股文起源於宋元的經義，北宋王安石變法，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
考試的文體並無規格，沒要求對仗排偶。當時有的考生主動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被某些歷史學家視為八股文發展的開端。
元朝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但把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經書中。考試時的文章格式還沒有限定對仗排偶。王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
例如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卷四"制藝文"道:"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佑後復罷，迨元仁宗延佑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克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觴。"
明朝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的考試。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經義"變為開考八股文，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明朝中葉，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組成。八股文不僅體制僵死，而且要"代聖賢立言"，即揣摩聖人孔、孟和賢人程、朱的語氣說話，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澀、似通非通。八股文沒有詩、賦、論、策等文體的佳作那種熠熠文採和酣暢氣勢，而是晦澀枯燥，有些此句甚至難於準確把握其意義。典型的八股文風是囉囉嗦嗦，空疏無聊，同政治才能談不上有什麼關係。明清統治者標榜"求實尚正"，只許考生做"渾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詩賦式的華麗詞藻，不得引用經典以外的其它任何書籍。八股文沒有詩賦策論那種旁徵博引、譬喻聯翩的絢麗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處。甚至即使在經典之內，還有犯上、犯下的禁忌。例如《論語》中"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題"殺雞為黍而食之"，則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見其兒子焉"，就是犯下，都不許可。要在如此嚴格僵死的規矩中將孔孟經書的隻言片語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確是件極難的事情。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說過: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鹹陽之郊。
清朝
清順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復科舉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變。後來的康熙皇帝意識到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於1663年廢止八股文。1665年，禮部侍郎黃機上疏:"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言微旨，以觀心術。不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請復。"1668年，康熙恢復八股文考試。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乾隆皇帝:"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應將考試條款改弦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乾隆組織討論之後，發現沒人能提出替代科舉之方，這次提議暫且結束。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謂其定型於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後，至清光緒末年始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舉考試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舉行了最後一次科舉，翌年起廢除。
新文化運動後，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論。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適合領導人們口胃的八股來，大家都已經感覺著頭痛。"
近代
1941年1月，蘇北行政公署頒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婁凝先又發表了《怎樣使公文科學化》的專論。
1942年是解放區公文改革的一個關鍵年頭:不僅在這年年初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新公文程式》;而且在這一年開展了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反對黨八股》的講話，列數了黨八股文風的八大罪狀，大聲疾呼整頓文風。毛澤東所提倡的整頓文風、反對黨八股，對公文寫作和公文工作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1948年初，全國勝利已經在望，"為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後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起見"，於1月7日發出《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為限";"內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爭論之所在"。同時還要求:"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領導親自動手寫請示報告的制度，對公文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代
進入21世紀，八股文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語作文，採用固定的模板來寫。甚至一些考試中，如果不採用推薦的格式和模板，閱卷老師就會對此作文打低分。還有學生畢業論文，很多理工科畢業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學校就要求學生寫畢業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背景知識，第三章理論基礎，第四章實驗設計，第五章實驗結果，第六章結尾"。這也是八股文現象。
不過八股文，不能被全面否定。也有少數內容和文採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鰲《百姓足，孰與不足》，表現了重視民生的良好觀點。所以有人說"唐詩宋詞明八股"。
歷史評價
正面
讓科舉能夠發揮朝廷選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開啟中國科舉取士制度之先河，通過科舉考試，按成績來選取任用人才。科舉考試由唐、宋時期的重視個人才氣的詩賦、策論轉而為明代的以《五經大全》的儒學經義為主，乃是科舉制度為追求公平原則的落實。但是由於考試範圍的限定化以及題目的不斷重複，再加上參與科舉考試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質參差不齊以及"廢書不觀"等壞現象。為了解決這一經由科舉市場決定政府人才來源所必須承受的"劣幣驅逐良幣"的風險，於是在科舉題目上出現了截題、搭題以及在文章寫作上出現了綜合了詩賦、策論的八股文等應變措施，這也就是說士子對於題目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時在八股文章的寫作能力上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水平，才能進一步的獲取考官的青睞。
是諸儒在經學義理詮釋方面沉澱升華所得的規範準則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種普遍現象，故其於諸子學之觀點亦因仍於程、朱，宋濂、解縉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樂年期修撰的《五經大全》，如以科舉制度的發展來看，顧炎武曾質疑"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故使治經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以傳於師，其說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由變禮易樂，叛於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所習而不出於是，其罪若偽符節尺量之罪也，徇於路者得而譏之。"，可說是經過宋、元以來，諸儒在經學義理詮釋方面的沈澱以及升華所得出的一個共同的規範準則。況且，文章的好壞較難有統一準則，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對來說評判較為公正客觀，爭議度相對減少。
引發研究古籍文理的風氣
在八股文對於外在形式上的"學古"以及風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漸重視秦漢典籍於時文方面的運用，因此此時編纂的諸子學書籍也以儘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為首要，因而產生了對於古籍進行文章行文脈絡的文理、文氣以及文法、文句的評點書籍，如沈津《百家類纂》、陸可教、李廷機《諸子玄言評苑》、陳深《諸子品節》、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匯釋評》、焦竑、翁正春《新鍥二太史匯選注釋九子全書正集》、歸有光、文震孟《諸子匯函》、陳仁錫《諸子奇賞》、郭偉《新鍥分類評註文武合編百子金丹》、譚元春《莊子南華真經評》、孫、鍾之衣《六子全書》、鍾惺《老子文歸》、陳繼儒《老子雋》等書籍的產生皆是為應科舉需求而為之評點。
負面
對學術的影響
八股文題目，內容，格式都限制太嚴。考生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因此扼殺了作者的創意。結果造成八股文內容空洞，專講形式，成了文字遊戲。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專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嚴，而且題目限於經書，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程朱義理之學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逐漸僵化。顧炎武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對政治的影響
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缺乏了解。而有些讀書人亦對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存廢爭議
於八股文存廢的爭議，在康熙、乾隆之間，似乎一直沒有間斷過。清末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有一條記雲:"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可見民間和官方對八股文的爭議，從康熙初、經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長時期中，始終沒有間斷過。不過民間對八股文的爭議，常常有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學問很好，甚至八股文寫的也很好，卻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寫的範進，開始考了二十多次，連個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歲還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舉人;考中舉人，多年又考不中進士。這種情況，很平常，而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學問都很好，八股文寫的也很好。
由於考不中，便憤憤不平，在詩文著作中，便要發牢騷，罵科舉制度、罵考試官，罵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齡，學問那樣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卻一生未考中舉人，因而在《聊齋志異》一書中，不少篇都對科舉考試、八股文、考試官，作了辛辣的諷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經歷了乾隆中、晚期、嘉慶、道光兩朝的學者錢泳，多才多藝，一生作幕，未考中過，似乎連個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條罵八股文。如說:"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餘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這一則筆記以豬比八股文，其他還有記秀才考試自撰典故，有所謂"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燻三慄"等笑話，於試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試官無知，為考生所騙的故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桃華聖解盒日記》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雲:"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制也，硯摩爭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餘謂苟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政事、文學也。"李慈銘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〇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經過了二十年才考中舉人，又過了十年，直到光緒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進士。前後足足三十年，在科舉道路上十分艱難。寫這段日記，罵科舉制度時，雖已以學問名滿京師，但還沒有考中進士，固可見科舉制度之弊，亦可見其滿腹牢騷了。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說到八股文道:"自製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這也是認為以八股文取士，這個辦法已經很狹隘，而衡文的人又沒有水平，沒有標準，只憑個人主觀瞎摸，許多有品德不苟且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國藩是銳意功名，特別重視科舉的人，而對八股取士，也尖銳地指出其弊端。但卻未說明其本質及解決辦法，可見縱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對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極地認識，並未深入理解。只從衡文"繩尺"著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實際八股文本身的種種困難，從內容命題到表現形式，刁鑽嚴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為了評文時便於區別高下，也就是所謂"繩尺"，但它畢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體的，況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個別"蓄德而苟於文"的倒黴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難免了。試問古往今來，那一次考試，沒有幾個僥倖者，沒有幾個意外倒黴者呢?科舉考試八股文是這樣，後來的策論考試，以及學校考試、各屆高考，不也有類似情況嗎?
學人們在著述中說八股文好的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黃機、王士楨、雍正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張廷玉、乾隆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鄂爾泰等人議論，在前文已引用外，這裡再引一兩一般學人的意見。王士禎《池北偶談》記雲:"餘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終無由分明。近見《玉堂佳話》: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出，不然，則汗漫披猖，出入終不由戶。"這段筆記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它似乎已說到八股文的本質上，比黃機、鄂爾泰等人對八股文認識要深刻的多。如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去分析，那可說的很多，留待列專題細述之。在此先不多贅。
王士禎是反對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過他的話，所見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詩人，學界泰鬥，當時詩人都以列漁洋山人門牆為榮。他是十分聰明的，順治七年十七歲，以第一名中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以第六名中舉人，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以第二十六名中進士。少年科第，汪鈍翁名琬，長洲人，也是順治進士，是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進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專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對八股文，且較有深刻的認識，可以代表八股文爭議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這樣與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歷史的悠長。
作用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僕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身前生後名 ;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莊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髮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鑑。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遊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裡，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裡，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藥。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複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鬱郁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鐘"，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裡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裡就帶來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