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是曹禺誕辰110周年，紐約等地將舉辦隆重紀念活動。去年，筆者在美國新發現了74年前曹禺在紐約市政廳關於中國話劇的講演的英文稿，並譯出發表在《雨花》2019年11期。現借《中華讀書報》這一寶地略作介紹，以讓更多的讀者了解，並作為對曹禺先生誕辰110周年的紀念。
1946年，曹禺先生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及文化考察一年。在美期間，他跟老舍一起從西到東觀摩了大量美國著名戲劇和各類演出。同時，他們也參觀了高校，會晤了不少文藝界人士和導演、表演藝術家。更為重要的是，曹禺還進行了一系列學術講演。在這些講演中，曹禺系統地向西方大眾介紹了中國現代戲劇發展史以及話劇在抗戰中發揮的巨大作用等主題。這些講演以他在紐約市政廳的發言為代表。
遺憾的是，當年曹禺具體講了些什麼，我們一直不得其詳，因為沒有看到原始記錄和英文講稿。當年在美國，曹禺行色匆匆，必定無暇系統整理這些文稿。他回國後趕上新中國即將成立，曹禺即刻全情投入。此後百廢待興，他參加了新中國建設並擔任文藝界領導，對在美國的講話不再有整理的時間和興致。再往後，隨著中美關係惡化，美國話題成了禁區，曹禺於此更是避之不及。因此，曹禺這篇關於中國現代戲劇史的重要文獻漸成了諱莫如深的話題。
隨著近幾十年中國現代戲劇史研究的推進，當年曹禺講演的內容越來越被文學史家關注。研究界皆知曹禺有過這份重要講演，但大都沒見過它或未知其詳。著名的曹禺研究專家、傳記作家都對其內容不甚瞭然。《曹禺全集》對這篇重要文獻亦失收。這不止對曹禺研究是個缺陷，對研究中國話劇史乃至現代文學史也是個遺憾。
去年，筆者終於從美國陳年報刊中發現了當年曹禺講演的原文。讀曹禺傳記資料得知當年在紐約時他和老舍先生跟紐約華美協進社過從甚密。我遂從華美協進社史料開始尋覓，發現它曾刊登過曹禺當年講稿。但它的社刊發行量不大且因年代久遠較難尋覓。後來通過紐約公立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聯網終於發現有當年華美協進社寄給它們的珍存雜誌，最終得見這份埋藏的文獻。
這是曹禺1946年7月1日應邀在紐約市政廳作的講演，篇幅很長，大約有一萬五千字。整個講演除了導論，分為「現代戲劇的革命性發展」「新劇的功能」「王寶釧」「舊戲的局限」「現代話劇的興起」「易卜生和西方反叛文學的影響」「中國的小劇場團體」「抗戰與話劇」等八個部分。
當然，曹禺講演時知道面對的觀眾對中國話劇認識較淺，所以他由淺入深，從介紹中國舊戲入手，漸漸談到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文學革命，最後深入探討話劇起源和發展史、它在社會啟蒙和反帝反封建大潮中的意義等。由於曹禺本人就是著名的戲劇家，中英文俱佳，現身說法，講演效果非常好。
首先，曹禺在導論部分就開宗明義講了中國為什麼要變革、中國戲劇為什麼要創新的道理。
1940年代的西方人與中國很隔膜。在很多聽眾眼裡，中國人仍是留辮子裹小腳的形象，更有人希望中國永遠保留在「東方」狀態，作為異國情調而存在。曹禺必須幫這些人開開竅。他的演講是這樣開頭的：
……我在北平和重慶很熟悉一些這類「不可救藥」的人物。他們大都在中國生活過很多年頭，而且他們通常被視為比中國人還中國人。他們中的某些人穿中國長衫、刻有中國圖章、畫中國水墨條幅、收藏中國骨董文玩，甚至會演奏中國古琴。但他們卻生活在夢鄉裡，他們全然不理睬自己門外發生的任何事情。對他們而言，中國是個曾經出產哲人和紳士的國度；是個一邊從碧玉杯中小口地吮啜龍井茗茶、一邊寫讚頌菊花和浮雲的雅致的詩國。他們抑或在小陽春的日子裡，閒適地在竹園裡漫步；當然，身邊還應有一群鶯燕啁啾溫婉美女的伴陪……嚴肅地講，這些人關於中國的想像雖非完全憑空杜撰，可他們對目下真實中國的理解和認識卻是遠離現實的。
但是，還有另一種人，他們是屬於試圖努力理解中國卻但求速成的那種。這類人通常稱自己是現實主義者。他們也許在中國待過一兩年了。這種情形下，他們就開始寫書討論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他們看到了擁擠嘈雜的貧民窟、飢餓的農人、無助的文盲、昏庸的官吏、笨重卻裝備薄弱的軍隊和貪婪的地主們。「好吧，」他們結論道，「中國就是她該有的老樣子，是一個徹頭徹尾讓人絕望的國家。她固然歷史悠久，但也是一個不景氣的、力氣耗盡的國度。她沒有可能復興或實現現代化。在這種社會秩序中，民主和科學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生存之處。」
接著，曹禺向聽眾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廓清中國新劇發展的背景以及它啟蒙民眾、教育百姓的意義。他從「新劇的功能」談起，向美國聽眾介紹中國話劇是時代革命的產物，並闡述它跟中國傳統舊劇的不同。
因為此前中國京劇和其他傳統戲劇曾被帶到歐美演出，並頗受觀眾喜愛，從而使很多西方人眷戀所謂古代劇。根據當時形勢，曹禺指出中國舊劇土壤中是不能產生出現代話劇的。他認為，當時中國需要反映時代精神和喚起民眾的話劇，中國急迫的任務是反封建和抗戰、號召民眾復興和救國，而沒有那種沉溺於思古之幽情的奢侈。
曹禺並不反對傳統戲劇，但他更認為戲劇要呼應時代精神，要起到鼓舞人民、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他鮮明地指出，現代中國革命是中國話劇的搖籃，而全新形式的話劇是對舊戲的一種反抗，是具有「宣傳」性質的。話劇讓百姓睜開眼看世界，而當時中國的文學革命跟社會革命息息相關。
為了讓臺下聽眾更好地理解中國話劇的情形，曹禺不失時機地信手舉例類比來啟迪聽者：
如果眼下的美國劇場完全模仿莎士比亞時代的劇場，而且演員除了伊莉莎白女王時代的服裝外不允許穿任何別的行頭；演員還必須用中世紀素體詩來道白，同時我們還要將凱薩琳·康奈爾和林恩·芳丹攆下舞臺，因為在莎士比亞時代是男人扮演女角，那你們會答應嗎？不，不可能！美國觀眾絕不會容許這樣的。
接下來，曹禺從中國現代話劇的興起、易卜生及西方反叛文學的影響的角度談中國「問題劇」和早期話劇的文化使命。他明確指出中國話劇的歷史貢獻：1.中國新劇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從來就沒有退出它的戰場，也沒有動搖過它為中國大眾號呼轉徙，代言其情感和希望的職責。2.新的話劇成了傳播思想革命的溫床。3.話劇啟發新道德新倫理，號召推翻舊世界。4.「問題劇」和反叛文學喚來了文學革命的春天。5.西方文學為中國文藝復興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在講演結尾，特別是「抗戰與話劇」部分，曹禺濃墨重彩地強調了話劇在全民抗戰中的新角色和重要作用。當年曹禺是個富民主思想和先進色彩的作家，赴美前他曾經跟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聯繫並得到過茅盾的指示。他要在美國宣傳大後方民主和民眾的力量。講演中他強調了中國話劇及抗戰、戲劇的使命及人民性。曹禺特別指出抗戰鼓舞並團結了民氣。抗戰造成了讀書人全國流動新局面，他們來到鄉村和邊疆，這種交流帶來了對民智的啟發，催生了民間小劇、歌舞劇、街頭劇、秧歌劇等宣傳形式。而這些表演形式是延安解放區等地方宣傳鼓動民眾抗日的重要組成部分。曹禺在講演結尾巧妙地暗示，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劇作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喚醒了民眾愛國精神，它播撒了民主的種子，為創建新的中國積聚了力量和希望。
這是第一次真正由一位中國戲劇家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的話劇。曹禺的西學知識非常淵博。他在講演中例舉了近30位從古希臘到當時活躍在百老匯舞臺上的戲劇藝術家，讓美國聽眾見識了中國作家的學養和風採。
曹禺幼讀詩書，有很好的文學修養。他後來喜歡觀劇和演劇，參加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演出。其後他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浸淫於西方文學和戲劇，著有大量彪炳中國現代戲劇史的傑作。正是因其在清華大學修習西洋文學，下過苦功，曹禺的英文很傑出。他的英文講稿遣詞造句準確典雅，容易打動西方讀者。曹禺也有多部話劇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演出，他被西方著名工具書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
曹禺當年在紐約市政廳講演稿被「遺失」或「雪藏」70多年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述外，還有一些客觀因素。
當年曹禺的講演文稿刊登在紐約出版的NationalReconstruc⁃tionJournal雜誌第七卷第一期（1946年7月號）上，署名萬家寶（WANCHIA-PAO）。這份刊物是美國人杜威、孟祿和華人學者胡適、郭秉文等創建的非營利文化機構華美協進社的社刊，其發行量受局限，一般圖書館較少收藏。而且此文發表時署的是曹禺本名，很容易被一般學者忽略。這次筆者得見原刊，看到曹禺文章還有鉛筆標註和批改的痕跡，有可能是曹禺本人或其友朋讀它時留下的。筆者發現此一重要文獻，並將其迻譯成中文，深感榮幸。希望這一發現對曹禺研究、對中國現代戲劇史和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能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