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人老師
文 | 姬學友
周樹人是魯迅的原名，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一般情況下，這兩個名字是有分工的：筆名多用於創作，比如寫小說，做雜感；原名多用於履職，比如在教育部做官、到學校當老師。魯迅做官時間很長，從1912年算起，有14年之久；魯迅做老師時間更長，從1909年6月就開始了，持續18年。魯迅每到一個學校做老師，不管專職的，還是兼職的，用的都是原名，且頗為敬業。故尊一聲周樹人老師，當不至於辱沒了魯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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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一參加工作就做了老師，「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作化學和生理學教員」。公允地說，作為老師的周樹人，嚮往的是外面的世界，信奉的是人往高處走的老話。所以跳了好幾次槽：「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直到永久性地走出故鄉，到北京教育部去做部員，改行搞了行政，才算穩定下來。
做了官的周樹人，職位是僉事兼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按他自己的說法，「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工資水平也比較可觀，至少比時為北大圖書館助理館員的毛澤東高30倍。但他還是不在乎個人名分，不計較學校層次，到北京的多處學校兼課。據有關資料記載，周樹人老師不僅「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也到諸如大中公學這樣的中學教書。也就是說，周樹人老師在北京做官期間，始終沒有脫離教學第一線。周樹人老師兼課，是按鐘點收課時費的，目的在貼補家用。儘管不是盡義務，但賣力；不是混職稱，但用心；不是作秀式的走基層、轉作風，但務實；也不是言必稱創新、以教改或課改的名義胡折騰，但有效。這也有眾多的材料為證。
周樹人老師就這樣穩穩噹噹做了十多年兼職教師，結果還是跳槽。1926年8月，他又從北京走出，「去做廈門大學教授」了。這年「十二月走出，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四月辭職，九月出廣東」，十月抵上海，從此脫離職場，專事文學創作。
成為自由撰稿人之後的周樹人，不肯再進學校教書，因而不再具有老師的職業身份。但他堅持在業餘時間從事繼續教育，組織短期講習班，進行單獨指導，因而培養人才的方式更靈活，更多樣。
方式之一，繼續教育，準確地說，是繼續教育之一種，函授。周樹人老師的函授教育，對象多是文藝青年。時間可長可短，程序極為簡單。不用考試，無需繳費，也不發文憑，主要以信函往來的形式輔導答疑，話題廣泛，但沒有具體科目。如果感覺投緣，文藝青年可以選擇合適時間登門求教。如果獲得信任，周老師還會主動約談文藝青年，喝喝茶，吃吃飯，聊聊天。這算是不定期的定點面授。許廣平說，「許多散處各方的青年，無間遠邇，都來請教，他不啻在家裡開了一個義務的木刻函授學校，而且是不定期限的……」，許廣平說的是木刻愛好者，也可指文藝青年。
方式之二，短期講習班，主要對象是青年木刻愛好者。1931年8月，魯迅舉辦了為期6天的木刻講習會，「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並親任翻譯。旨在介紹版畫知識和技法，提高木刻愛好者的藝術水平和能力。魯迅還貢獻出自己的版畫收藏用以學員觀摩，並做主講。講習會結束三天之後，8月24日上午，魯迅還約請社員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公寓看畫片、畫冊，並講解一小時。1936年10月8日，去世前11天。周樹人老師雖已重病在身，還是前往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觀看第二次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參觀過程中，他又和在場的青年木刻家們進行了座談，並就木刻創作的真實性和作家的修養等問題發表了精闢的見解。比如看到李樺的木刻連環畫《黎明》多達90幅，便說：「連環畫是無須這麼多的，最好是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間。」青年攝影家沙飛當日拍攝的系列照片顯示，在這次座談會上，周老師精神狀態很好，不像一個病人，有一張照片，甚至在大笑，這在魯迅照片中是難得一見的。內山嘉吉後來看到了沙飛的這些照片，感慨地說，魯迅的笑容使他想起1931年辦木刻班就熟悉了的那種「文靜而和藹的笑容」，「魯迅先生帶著笑容的照片並不多見，除了這張之外恐怕很難找到其他的了。」這難得一見的笑容，流露的是一位辛勤的園丁，眼見青年桃李日益成長時那種由衷的欣慰和欣賞之情。
方式之三，單獨指導，有點像現在的博士生導師指導研究生。不過魯迅一向看不慣「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樣的人，主張青年們與其「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所以還是不稱魯迅導師好。周樹人老師晚年貌似熱鬧，實際比較寂寞，可以「隨便談談」的朋友式的學生不是很多，僅胡風、黃源、柔石、馮雪峰等少數幾個入室弟子，不過這幾位都是個頂個的人才，其才氣和水準，縱是當今那些「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一類，也難以望其項背。晚年的周樹人老師不是官員、不做老闆，只是個著名的自由撰稿人，有時也不敢著名，著名了即遭刀砍斧削，或發不出去。因此沒有足夠的權力，也沒有多餘的金錢，給弟子們頒發博士文憑，或者弄幾個國家級項目，更無法提拔他們做官。所以弟子們不僅沒有得到實際利益，反而經常受到擠兌，或者批判，有的甚至橫遭殺身之禍、牢獄之災。但他們無怨無悔，他們敬仰老師的人格、學問和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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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起來，魯迅在杭州、紹興、廈門、廣州四地做專職老師時的教學成績不是很大。主要是任職時間太短，來不及發揮作用就辭職或跳槽了。倒是在北京做兼職老師和在上海做業餘老師時期，教學成果實在豐碩，稱得上累累。比如在北京大學教書，所寫講義《中國小說史略》由新潮社、北新書局出版後，至今還是學術界推重的權威學術專著。雖然不是「重大」項目，但意義足夠重大；沒在「國家級」出版社名號，但水準遠超國家級。比如在北京師範大學任課，所教學生許廣平，在校期間被校方稱為「害群之馬」，自然與「好學生」無緣。後來卻成了周老師志同道合的愛人，著名的《兩地書》的主要作者，第一部《魯迅全集》的出版組織者和策劃人，天賦和能力一點也不在如今的長江學者或一級教授之下。周樹人老師的函授教育成績也很可觀。函授生中，有不少年輕人如川島、臺靜農、李霽野、蕭軍、蕭紅、增田涉，以及一批木刻青年，如李樺、陳煙橋、曹白等，比較有名，和老師關係也比較和諧。也有個別話不投機以至絕交的，如高長虹、徐懋庸。不誇張地說，周樹人老師以一己之力培養的文藝人才，抵得上以他筆名命名的文學院。
周樹人老師雖然教學成績斐然，但沒有人想起要授予他國家級教學名師或全國優秀教師的稱號，他自己好像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或者壓根不在乎。他照例教書，育人；照例在課堂上、講習班上、座談會上南腔北調，談笑風生；他的講演也思路清晰，幽默深刻，雖然他很謙虛地說：「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於講演」。「講書」就是教書，周樹人老師對自己的課堂表現還是心中有數的。凡是聽過課的學生，也都認可周老師「能講書」的自評。
舉賢不避內親，先聽聽許廣平是怎麼說的：
「聽過他講話的人們不會忘記，無論在北京，在廈門，或在廣州，他的講課都是那麼吸引人，以致別系別科的學生，或校外的學生，都一致地津津樂道聽過他的課，而且在每個地方都一樣地得到熱烈擁護，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著」。
她還非常生動感性地描述了周老師上課時的情景：
「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麼全都肅然了。沒有有一個人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麼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時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氣迴轉過來了。一致愛護的魯迅先生，在學生中找不出一句惡評」。（《魯迅與青年》，原載1938年10月16日《文藝陣地》第二卷第一期，後收入《欣慰的紀念》）
再看看創造社元老鄭伯奇的回憶：
「怕是有病的關係吧，魯迅先生的聲音並不高，但卻很沉著；口調是徐緩的，象是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的親切。
在樸實的語句中，時時露出諷刺的光芒。而每一個諷刺的利箭投射到大眾中間，便引起熱烈的鼓掌和鬨堂的笑聲。
不知什麼時候，屋子裡添進了那麼多人。偌大的一座講堂是擠得水洩不通了。連窗子上面都爬著挾書本的學生。」
著名學者林辰在《魯迅傳》中是這樣介紹魯迅的演講或教書的：
「他說的國語，略帶一點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證比喻，又均適貼而富於幽默感，使聽眾既易理解，又感興趣。」「每一個聽過魯迅演講或教書的人，一定都能證明：魯迅不但善於作文，就是演講，也很能吸引聽眾。」
周樹人老師一生沒有得到過來自政府方面的獎盃，但他贏得了眾多青年學生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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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老師的周樹人有兩大長處為他人所不能及，一是向來勤苦做事，事指學問和藝術。周作人說，魯迅「做事全不為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喜好」，「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不為利。」他認為，「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態度」，「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才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學問和藝術，是周樹人之所以成為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的深厚人格背景。二是對待學生如朋友，熱情，誠懇，毫無保留，沒有那种師道尊嚴式的講究。請看他給青年木刻家李樺的信：
「但先生的木刻的成績，我以為極好（以下舉七八件具體作品名目）……不知道可否由我寄幾幅到雜誌社去，要他們登載？自然，一經複製，好處是失掉不少的，不過總比沒有好；而且我相信自己決不至於介紹到油滑無聊的刊物去。」
對這段話，著名畫家陳丹青做了畫龍點睛的解讀：
「這不是兜上門去的要幫忙麼：又體察畫家對於複製的挑剔，又保證不送去蹩腳的地方，不獨是尊敬藝術家，簡直有點寵——」
魯迅熱心，為了幫助青年木刻愛好者開闊眼界和提高眼力，魯迅常自費出版外國和本國的版畫集分送或寄給他們，寄了，送了，還請對方寬舒，以打消顧慮。再看他給另一位青年木刻家曹白的信：
「但是您似乎感情太勝。所以我應該特地聲明，我目前經濟並不困難，送幾本書，是毫無影響的，萬不要以為我有了什麼損失了。」
要是有足夠的耐心，讀一讀周樹人老師給函授生川島、蕭軍、蕭紅等的信，就更能感得他對青年人的關心和愛護了，更能了解他的函授教育的優長了。周海嬰說，父親從日本回國後實際上一直從事教育工作，是個教育家，「父親與學生的關係是親密無間的，他說話很和藹，是個溫和的中文系老師」。有時我想，信中的周老師事無巨細，無微不至，如婆婆之對小兒，那種千叮嚀萬囑咐，是不是過於絮叨了；那種認真勁兒，是不是過於迂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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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樹人老師是人，不是神，他也有不少被人挑剔指責的地方。比方說，處事上的好較真，容易被認為是偏激或記仇；性格上的老天真，容易被人調侃或利用；作文上的敏銳和鋒芒，容易被理解為多疑或不寬容。
例證一，周老師很不善於密切聯繫領導，如他的直接上級教育部長兼司法總長章士釗。不只不善於，明明知道文言是領導的看家本領，還公開嘲笑領導的文言文不好，讓領導情何以堪？天賜良機，周老師很快就讓領導抓住支持女師大學潮的把柄，就勢免去職務。偏偏周老師不服，以僉事兼科長之微，上訪到平政院，舉報自己的部長兼總長以權謀私，「倒填免職日期」。這一場上演在民國的司法秀，屬於典型的民告官，竟然不可思議地以周老師贏了官司而告終。可見，這法官一點面子也不講。擱現在，人家是章「老虎」，倒填就倒填了，免職就免職了，一個基層小吏，除了忍氣吞聲，或求告無門，你能把他怎麼著啊！
例證二，周老師不懂得「吃人嘴短，拿人手軟」的道理。套用現在的話說，周老師無疑屬於那種教學科研型的人才，讓他專門搞科研，為學術而學術，不一定有什麼成效。下面這件事足可以證明。考慮到魯迅沒有任何職務，也沒有國家級項目資助，時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相當於教育部部長）的蔡元培，誠聘魯迅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月薪300大洋。這是個閒職，不需要上班，沒什麼約束，也沒有具體要求，唯一的條件是要求受聘者埋頭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但魯迅並沒有拿出相應的成果來，連一份感謝國家、感謝領導的表態文字也沒有。不僅沒有，在他的雜文裡，還是一如既往地抨擊國民政府治下的黑暗面。此事被後來兼任教育部長的行政院長蔣介石知道，認為周老師「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於是果斷予以裁撤。還好，蔣部長沒有小氣到責令屬下讓周老師將四年薪水如數退回的程度，也沒有敏感到大V周老師的公開言論已經到了「妖言惑眾」的程度，像後來的蘇雪林女士所說的那樣，否則早就把周老師捉將官去了。
例證三，周老師為文不夠溫柔敦厚，欠點中庸之道。表現在眼光太毒，語言太辣，是非太明，得罪了不少自我感覺良好或不好的闊人達人閒人。典型的例子是，「正人君子」、「文人雅士」本來是一個很好很體面的稱號，經周老師筆下一演繹，意思全反了，似乎與偽君子、衛道士、男盜女娼成了同義語，弄得誰都不願也不敢再戴上這頂曾經令人肅然起敬的桂冠。再有，人與禽獸本來是有很大的區別和不同的，經周老師別有用心的反覆強調，某種禽獸如叭兒狗、媚態的貓、趙家的狗等等，似乎與某類人有些同質化了，或者說某類人與這種禽獸有些同質化了。無怪乎周老師當時就遭致某類人的不斷圍攻，忌恨，詛咒。直到現在，還有某類人不斷在說，魯迅偏激、多疑、不寬容、不合時宜、不具建設性。連我這樣的白丁，也多多少少受了一點周老師的不良影響。有時候碰見一隻體量不大的寵物貓，會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細細地打量它的表情。越看越感不到它的可愛和乖巧，越看越覺得這隻媚態的貓滿臉都是世故和陰險，從鬍鬚到眼角。
不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單從教書育人的角度看，從取得的教學成果看，周樹人先生還是個挺不錯的老師的，以往不多見，今天更少有。
（作者單位：安陽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