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文化：踏上一段新裡程 |
| 專訪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 |
■本報記者 溫新紅
3月9日，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成立。研究院除了傳統的科學史、科學哲學研究，還有科學文化、傑出科學家研究等中心，「科學文化」作為這次院系變化重點，究竟如何理解？科學文化研究什麼、怎麼研究？《中國科學報》記者為此採訪了研究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
《中國科學報》：「科學文化」近些年開始進入大眾的視野，我注意到您也常用這個詞，科學文化是什麼，包括什麼內容？
江曉原：這些年我一直主張用「科學文化」來表達，科學文化的含義非常廣，按我的界定，當我們討論科學文化時，肯定會與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思想史，乃至傳統的科普等都有關係。
我們一直在作的許多研究都屬於科學文化的範圍，現在只是更突出這些作為科學文化方面的工作。研究院的名字是由學校研究定下的，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到科學文化已開始為更多的人所接受。
《中國科學報》：去年您與學生合作發表了《當代科學技術中的權益與話語爭奪：黃禹錫事件之後續發展研究》（本報2011年7月27日作過長篇專題報導），這是不是就可以歸入科學文化研究？
江曉原：是的。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對黃禹錫事件的發展進行跟蹤，並給出這個事件的真相，無疑是屬於科學史研究的範疇。但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
黃禹錫事件之所以產生是美國人打擊他的結果，最終雖然黃禹錫沒有被判學術造假，美國學者也承認了黃禹錫的方法是成功的，但黃禹錫還是蒙受了巨大傷害，專利和成果都算在西方人名下了。這就屬於科學社會學範疇了——為了明確地說明這類問題，我們提出了「科學政治學」的概念。
除此之外，我的學生比較了國外媒體和國內媒體對黃禹錫事件在這幾年內的報導，他作了一個很簡單的統計，卻非常說明問題：在黃禹錫被指控造假時，國內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作了極多的報導。等到黃禹錫沒有造假的結果出來後，國內媒體基本就不再報導了，而國外媒體仍然有相當多的關注。更值得思考的是，事件開始時國外媒體報導沒有國內力度大。應該說，國內媒體在黃禹錫「造假」事件中對公眾有一個極大的誤導。這又是科學社會學以及科學傳播的問題。
你看，這樣的研究用科學文化涵蓋不是很方便嗎？我們立足於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研究下去就會發現更為廣泛的意義，不僅僅是科學史所能涵蓋的。
《中國科學報》：您近些年開始用「科學文化」表達，並作了不少相關研究，能談談您這種轉變的原因嗎？
江曉原：簡單地說是因為科學的異化。
首先，如今科學與經濟利益有著越來越密切的關係。學者田松說如今「科學是資本的幫兇」，我們也很認同。科學現在轉而為資本的增值服務，很多科學家與經濟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
像黃禹錫事件。這一事件中的「主角」生物學，是當下經濟利益最大的一塊。最近幾本揭露美國學術造假的書，其中的例子多是生物學科方面的，包括遺傳學、基因工程等等。利益最大，鋌而走險的人、不道德的事也就最多。
第二，科學發展過了臨界點。在臨界點的左邊，科學技術是工具，是為人類的幸福服務的，解決人類遇到的困難，這時候我們感覺科學很好。如今在臨界點的右邊，科學不再為人類的幸福服務，它希望你為「它的幸福」服務，它自己有意志——其實是資本的意志。科學技術現在是用新的、我們原本不需要的東西來引誘人，比如平板電腦就有許多虛榮消費的觀念在裡面。科學技術過了臨界點，其實就是為了資本，為了利益。
這些都應該屬於科學文化研究的範疇。
《中國科學報》：能否具體談談臨界點？臨界點在什麼時間？
江曉原：「臨界點」是我這兩年形成的觀點，要對它進行學理化目前還有難處。臨界點在哪兒？無法明確畫條線。我認為可能在1900年附近，這是我的一家之言。原因是，那時科學仍然是一個工具，是為文化服務的，後來文化反過來屈從於技術，文化為技術付出代價，這樣文化不斷地受到傷害，技術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往前狂奔。當科學發展需要犧牲我們的幸福，就完全不對了。
美國作家波茲曼在《娛樂至死》裡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即：技術為文化服務，還是文化向技術投降。他也隱約有了類似「臨界點」的想法，但也沒有劃分明確的年代。
《中國科學報》：科學文化研究將起到什麼作用，或者說，科學文化研究的方向是什麼？
江曉原：作為大學的研究機構，作為學者，自然是要關心我們的理念在學理上是否成立，如果提出一個觀念在學理上成立不了，就荒謬了。所以學術層面的研討是首先要做的。
但科學文化研究與現實有密切的關係。我們這些年在作相關研究，但現在拓展的空間更大了。研究院仍然立足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這兩個學科，研究中心能夠作更多的相關研究。例如，傑出科學家研究中心，準備與科協合作；又如，學校有許多珍藏，比如在檔案館、已建成的錢學森圖書館、正在建設中的李政道圖書館等等，還需要有研究力量，雙方正好可以合作。再如，我們一直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有很好的合作，出版社出版的江澤民、錢學森等人的著作，在國際書展上頗受矚目，這些書的策劃都與我們的科學史研究及其影響分不開，這也是科學史資源的開發。
《中國科學報》 (2012-04-02 B1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