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科技大學校友會志願者團隊
封面新聞記者刁明康 楊尚智 田源 王祥龍 發自武漢
「有那麼幾天，我迫切想逃離武漢。現在我很開心，搬一堆白菜都很開心……我真正想說的是，研究公共危機，一定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我們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而不是發表在期刊上……」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後，從想逃離武漢，到當搬運工42天，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孫春霞的思維，依舊那麼跳躍。
曾經惶恐
逃了再也不回來
3月14日中午，暖陽。
華中科技大學校園內，一個23人的志願者團隊，正在一輛紅色大貨車上忙碌。
車內裝著蒜苗、韭菜、蓮花白和蘿蔔。幾個小時後，這些從河南連夜運到武漢的愛心蔬菜，將端上江夏區多個家庭的餐桌。
孫春霞報名當志願者搬運物資
志願者們分成兩組，一組在車上卸貨，另一組開著自己的私家車，負責向定點社區轉運。
這些志願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武漢校友會成員及他們的家屬、朋友。他們有的是IT企業高管、公司老闆，有的夫妻上陣，或是父親帶著兒子來幫忙。年齡最大的超過60歲，最小的18歲。
孫春霞是其中之一，她今年46歲。
她負責卸貨，一身藍色防護服，臀部已經磨破，手臂、肩、背，多處沾著黃泥和老菜葉。
孫春霞在搬運河南運來的愛心蔬菜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一片慌亂，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志願者。」
孫春霞是新疆人，父母跟著她在武漢生活，哥哥是北京某高校教授。
今年1月初，哥哥從北京來武漢探親。1月14日，哥哥返回北京後，被確診患上新冠肺炎，成為北京市第35例確診病人。幾天之後，病情愈加嚴重，被送進重症病房，還寫下了遺書。
孫春霞很震驚，既擔心又無奈。
此時，正值武漢封城前夕，整個城市籠罩在疫情的惶恐中，孫春霞和父母也因為哥哥被確診，只能在家中自行隔離。
一邊擔心哥哥，一邊不知道自己和父母情況如何，孫春霞幾近崩潰。
「哥哥是我邀請來武漢的，那幾天，大家都還沒有戴口罩，他就戴上了。像他這麼有防範意識的人都被感染了，不知道我們怎麼樣？」
孫春霞說，「講真，那時候迫切想離開武漢，再也不回來了」。
天就亮了
留在城裡當搬運工
不幸中的萬幸！
在北京地壇醫院醫護人員的全力治療下，哥哥熬過一劫，轉入普通病房。孫春霞和父母在家隔離，也沒被感染。
孫春霞覺得，「天突然就亮了」。
此時，武漢封城，全國各地的醫療隊員和救援物資正源源不斷進入武漢。
孫春霞原本忙著寫論文，得知進入武漢的物資無人對接和裝卸，她決定去當志願者。
卸貨間隙
2月2日，華中科技大學志願者團隊正好招募隊員，孫春霞便報了名。
第二天，她和其他隊員就被派往漢陽國博中心，負責裝卸物資。
從此，每天早上不到8點，她和華中科技大學武漢校友會的志願者都會趕到指定地點，卸貨、裝貨。
隊員陳星旭說，女同志像男同志一樣，該扛的扛，該背的背，一刻沒有休息，裝消毒水的車上，罐子破了，整個車廂全是消毒水味，工作幾分鐘就要跑出來透氣，一些女同志長時間站在消毒水裡勞作，深色運動鞋變成了粉紅色……
孫春霞和志願者隊友搬運蔬菜
孫春霞曾是運動員，上學時專門練過體育，工作後也經常鍛練，但一天的高負荷勞作下來也喊吃不消。「有時候一天十幾個大貨車，一車物資就是幾十噸，全是我們這幫人卸下來，再分發完的……」陳星旭回憶。
心疼過後
轉戰幫助重症患者
七八天後，副教授搬運工孫春霞又主動加入另一項幫扶活動――幫重症病人找病床。
孫春霞說，幫人尋床，原因有兩個，一是網上求床重症病人多，二是華中科技大學也有專家教授因感染去世，「特別心疼」。
讓孫春霞心疼的，一位是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紅凌，因感染新冠肺炎，於2月7日逝世。一位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副主任醫師林正斌，因感染新冠肺炎，與2月10日逝世。此後，還有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學院教授段正澄逝世。
當時，志願者團隊分為多個小組，部分人負責在網絡上收集求助者信息，核實真偽；部分人負責把求助者信息登記造冊，按區域、病情急緩劃分；部分人負責聯繫醫院找床位。
「有時凌晨2點鐘還在接電話，求助信息實在太多。」孫春霞印象最深的是求助者範女士。
範女士是個生意人，在武漢有兩家公司。疫情發生後捐款150萬，又捐了200萬元的物資。
不料，沒過多久，她父親被感染，病情越來越重，但找不到病床。無奈之下，範女士只好上網求助。
孫春霞在國博方艙醫院搬運物資時，認識了另一隊的一位志願者。這位志願者的兒子，在老師朋友圈看到範女士的求助後進行了轉發，最後幾經周轉，信息到了孫春霞手裡。
2月10日左右，孫春霞聯繫範女士，核實了情況，當天便通過各種渠道幫忙聯繫床位，但所有醫院都滿床。
這期間，她也曾遇到這樣的回覆，「不是說，捐了款和物資就能搞特殊」。
孫春霞急了，「捐款的時候，她爸爸還沒被感染，她並非拿捐款來換床位」。
幸運的是，其中一家醫院在晚上10點左右，轉走幾位輕症病人，範女士的父親得以入院。
孫春霞和志願者扎花送醫護人員和病人
為病人找床位，核實病情很受煎熬。
電話對面，不少病人是家庭式感染，有的病情還很嚴重，「孫老師你們幫幫我們，我的爸爸現在吐血了」。
還有的病人，即使是志願者聯繫到他，他也拒絕接受幫助，「因為他們已經絕望了，說不用我們幫忙了，死就死了。」
孫春霞回憶，有一天，一位女志願者承受不住，接完求助者電話後，歇斯底裡地哭了快一小時，哭完又繼續接電話。
「包括我在內，那段時間整個志願者團隊，感覺都抑鬱了。」孫春霞說。
不過，由於大家的持續奔波和努力，求助信息也逐個得到解決。
從2月8日左右開始到2月20日，孫春霞和她的團隊，先後幫助超過300位病人找到床位。「最後我們了解，沒有一個病人去世，全部都康復了。」這樣的結局，最令孫春霞開心。
抗疫後期
為200孩子找英語老師
隨著應收盡收政策的持續推進，以及方艙醫院開始大量收治病人，尋床求助電話越來越少，直到最後一個也沒有了。
孫春霞又想著，眾多醫護人員來武漢支援抗疫，他們孩子在家中沒人教英語。作為公派美國留學和工作過，她的英語還不錯。於是，她決定為醫護人員的孩子做點什麼。
正好，校友王俊一開辦了「億蘭·精英在線英語」教學課。
兩人一商量，王俊一說，可以拿60個課時給醫護人員孩子免費用。孫春霞一算不夠，因為醫護人員的孩子都特別小，一個星期最少得上2―3次課。
她便聯繫了美國亞利桑那、弗羅裡達、紐約、新澤西等地的華人協會，徵集志願者。志願者要求是英語母語，每一個志願者培訓都要將近三個星期，「像我的研究生學生，他們報名我們都不要。」
最終，來自美國亞省希望中文學校的多名高中生和「億蘭·精英在線英語」的多位老師成了醫護人員孩子的老師。
孫春霞發起的志願者團隊，為一線醫護人員孩子教授英語
不過，這中間困難也不少。
國外志願者不用微信和QQ；國內，醫護人員離開後，家中小孩和老人也不懂電腦。
志願者團隊又為此專門成立教務組和技術組及家長群。技術組負責教會國外的志願者用QQ，遠程操控醫護人員孩子的電腦，給他們安裝QQ，教他們使用。
志願者以青年學生為主，孫春霞14歲的兒子和王俊一13歲的女兒，是年齡最小的兩個。
團隊組建好了，又遇到時差問題，幾經協調，最終才統一使用北京時間上課。
「零基礎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他們不需要改口音，反倒是10多歲的小孩，需要海外的老師們指正，舌頭要頂在哪裡，怎麼發聲」。
孫春霞的兒子很負責，還專門花了1980元買個畫板，邊繪畫，邊給孩子們講課。
他告訴媽媽，因為學生年齡太小，有時候難以理解上課內容，有了畫板，「講耳朵的時候，就把耳朵一筆筆畫出來，弟弟妹妹們就記得住」。
再次呼籲
「讓論文不只是發表在期刊上」
孫春霞的本行，是研究公共部門戰略管理和公共服務。每天，她要做的事很多，白天搬完物資，晚上回家還要寫論文。
「我有一篇論文已經寫完了，寫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PPP模式。」
孫春霞認為，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之間是兩條體系，在真正的危機救災時，會影響效率或者資源的合理配置，這就需要政府提前做好各級預案應對。
孫春霞和志願者扎花送醫護人員和病人
她說，像火災、地震之類的突發狀況，應該有1234級預案，根據不同的風險，啟動協調不同的人群和物資。
以物資舉例，在災害面前，每個居民每天應分多少白菜，每個醫療隊的醫生每天分多少奶茶，諸如此類的細緻資源配置，單靠政府無法做到盡善盡美，應急預案必須依靠社會企業共同完成。
她還建議，可以由政府與各民生相關企業籤訂協議，保證企業有一定物資庫存，災害來臨時由政府統一採購，「我們講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危機救災的時候更要保證這種均等化，尤其是弱勢群體。 」
對於這42天的經歷，孫春霞說，能親自參與愛心的傳遞，「很開心，包括搬那些白菜都很開心，這種幸福是在正常狀態下永遠無法體會得到的……」
「我真正想呼籲的是，做公共危機的研究，一定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而不是只做與實際脫軌的科研，就像是我們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而不是發表在期刊上。」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