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學實踐正日益成為當前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關注點。科學實踐哲學的核心內涵是實踐必須成為知識和實在的界定者, 在此意義上, 科學哲學突破了其傳統的認識論界限, 開始成為一項本體論的事業。進而, 在本體論的層面上, 實踐哲學將傳統科學哲學所排斥的倫理學、社會學甚至科技政策等問題重新引回到科學之中, 從而重塑了一種基於科學實踐的新哲學。科學哲學走向實踐, 既是學科內部發展的一個邏輯結果, 也是科學哲學在向科學本身的一種回歸。科學實踐哲學突破了近代哲學的二元論框架, 為人們反思許多重要的哲學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鍵詞：科學哲學; 實踐; 認識論; 本體論;
導言
「哲學家長久以來把科學變成了木乃伊」。其根本原因在於, 在傳統科學哲學中, 實踐並非一個哲學概念, 它要麼是某些先驗規範通達科學知識的中介, 在這種情況下, 辯護主義進路承擔了先驗性的任務, 而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則為這種先驗規範制定經驗準則;要麼如科學知識社會學所言, 實踐成為聯結社會與科學的通道, 在此意義上, 科學的認識論內涵被徹底消解, 科學被解構為一項純粹社會性的事業。在這兩種視角中, 前者將科學視為知識, 後者將科學視為信念;儘管針鋒相對, 但兩者的共同點都在於將科學封存在語言的範圍之內, 而後為它尋求外在於實踐的基礎或原因。不管在哪種情形中, 實踐都是以非哲學的形態存在的, 因為其作用僅僅是使得科學知識在現實層面上成為可能, 但並未回答科學知識在認識論上何以可能的問題, 或者說, 傳統的實踐概念並不具有認識論的相關性。正因為看到了在傳統科學哲學中實踐概念的非哲學性以及這種非哲學性所帶來的認識論難題, 走向實踐, 重塑一種科學實踐哲學, 才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家們的共識。
科學實踐哲學的核心內涵是:實踐成為知識進而是實在 (認識論乃至本體論上的) 的界定者。實踐的優先性, 規避了傳統科學哲學在自然和社會之間所塑造的先驗分割, 這就將科學哲學的學科邊界從認識論擴展到了本體論, 進而以這種擴展為基礎, 當代哲學家們重構了與科學有關的認識論、倫理學、社會學以及科技政策等領域的研究。
一、作為一項科學哲學事業的實踐哲學
對任何一種科學哲學而言, 認識論是其無法逃避的領域。科學實踐哲學同樣如此。不過, 傳統科學哲學的目的是尋求超脫於具體情境的客觀知識, 因此, 其認識論只能是一種評價性的、規範性的、先驗性的普遍認識論;而科學實踐哲學的目的在於將科學知識落腳於具體化的實踐過程之中, 因此, 他們將認識論改造為一種描述性的、經驗性的情境認識論。
1. 認識論:情境認識論與地方性知識
傳統科學哲學的普遍認識論進路, 基於對兩種語境的區分, 利用先驗進路的辯護性策略, 試圖將科學封閉在語言的範圍之內, 並由此主張用哲學家們的辯護性標準取代科學家在實踐中所使用的辯護策略。20世紀科學哲學的核心特徵是經驗進路對先驗進路的取代, 這就使得上述策略最終歸於失敗。實踐哲學的情境認識論主張打開被辯護性進路所封閉的「黑箱」, 並用描述性策略取代辯護性策略。描述性策略的目的在於通過對實踐過程的深描展現出科學研究的真實過程, 在這種描述中, 他們將界定科學的任務交還科學家本人。一旦完成了任務的交接, 科學便獲得了實踐相關性, 這種相關性將科學界定在科學實踐的地方性情境之中。這就是情境認識論的核心立場:地方性知識。
地方性知識具有兩層內涵:一是科學的時間性, 二是科學的空間性。我們可以從法國科學哲學傳統中借用兩個概念來表示這種雙重性:歷史認識論與局域認識論。歷史認識論的核心內涵是, 並不存在統一的、無歷史的理性, 理性具有時間性;局域認識論則認為, 科學寄存於它賴以產生的空間 (如實驗室空間) , 理性具有空間性。可以看出, 科學的時間性產生於其空間屬性。具體而言, 任何科學的基礎都在於它得以產生的地方性情境, 後者為科學的效力劃定了一個空間。但這個空間並非庫恩意義上的文化空間 (範式) , 也非SSK意義上的社會空間, 它是一個包含了各類要素在內的實踐空間。在此意義上, 知識不再由外在於實踐的準則、實在或社會利益提供基礎, 而是由實踐過程中的各種相關因素所界定。也就是說, 科學實踐哲學把傳統本體論研究所設定的本體與現象之間的立體結構拉平了, 認識論仍然以本體論為基礎, 但它們之間不再是A決定B的立體結構, 而是一個平面結構。簡單說, 知識與本體都是在實踐中生成的。哈金的幹預式實在論、拉圖爾的建構主義實在論、皮克林的實用主義實在論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2. 本體論:情境本體論與實在的建構
既然本體也是在實踐中生成的, 那麼, 本體論的任務就不再是尋求某種本質的、無時間性的隱蔽實體, 它也具有了情境性。這種情境本體論首先要對實在概念進行改造, 而後才能獲得自己的合法性。哈金將實在界定為「我們能夠用來幹預世界從而影響其他東西或者世界能夠用來影響我們的」東西, 拉圖爾則將之界定為實踐中能夠產生「阻抗」、帶來「差異」之物。實在不再是隱藏在實踐背後的神秘的抽象實體, 而就是實踐過程中所真實生成的各種現象、效應或經驗實體, 就如哈金所討論的霍爾效應、拉圖爾所說的細菌等一樣, 都具有了經驗性與生成性。因此, 實體或實在的內涵並不具有封閉性和內在性, 其邊界是開放的, 是在經驗中生成的。在此意義上, 科學哲學重新召回了本體論, 只不過這裡的本體論工作不再是在形上學的意義上尋求某種不變的基礎性實在, 並將之作為整個世界得以存在的基礎, 而是經驗性地考察實體的實踐建構過程, 並在此基礎上為認識論問題的討論提供新的視野。
3. 科學哲學概念體系的重構
傳統科學哲學的諸多難題, 如理論與觀察的二分, 合理性問題, 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等, 都產生於對實踐的選擇性忽視;如果實踐成為科學的充分必要條件, 這些問題將會獲得新的解釋。
第一, 理論與觀察的關係。在這一問題上, 傳統科學哲學要麼維持觀察的獨立性並試圖將理論還原為中立的觀察, 要麼強調觀察的理論負載以取消觀察的獨立性, 甚至滑向了社會建構主義。但這些看法的共同點都在於維持理論與觀察的二分, 而後試圖用其中的一個消解另一個的獨立性。這種二分實際上是哲學家們對科學的誤讀, 因為在科學家的研究實踐中, 此二者是糾纏在一起的。拉圖爾的人類學案例完美地展現了這一點。科學家們採取如下程序以考察巴西某一地區雨林與草原之間的界線變化。他們首先按照一定的原則在雨林和草原的交界處做出標記, 然後在標記處打孔, 從一定的深度中取出土壤樣本, 並按照既定慣例將樣本放入一種名為土壤比較儀的儀器中, 然後將它帶回實驗室, 通過各種檢測手段獲得數據, 最終以此完成論文。這是科學實踐的一個完整序列, 但這個序列告訴我們的是, 在科學研究的每個階段都有理論與觀察 (事實) 的糾纏:土壤樣本是按照既定規範打孔取出的, 土壤比較儀中所存放的樣本是按一定規則排列的, 實驗室裡的科學儀器也不過是理論的物質化呈現。但當科學研究結束時, 所有這一切都被論文中數據的客觀外顯所黑箱化了。因此, 理論和事實之間的割裂只是一種假象, 客觀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前提被消解。
如果理論和觀察 (事實) 相互糾纏, 那麼, 迪昂—奎因命題中的相對主義蘊含也就被規避了。拉卡託斯和布魯爾對這一命題的態度代表了哲學家解決這一難題的傳統思路。他們要麼強調理論選擇的合理性標準的存在, 從而維持科學的客觀性;要麼否認選擇標準的存在, 從而走向相對主義。實際上, 迪昂—奎因命題之所以能夠成立, 就是因為哲學家們先是預設了理論與事實的二分, 然後考慮理論的選擇標準問題。如果理論與事實相互糾纏, 那麼, 可選擇和可變動的實際上就不再僅僅是理論, 儀器、數據、研究傳統等都是可變動的。這就涉及實踐哲學對傳統合理性概念的改造, 正是這種改造使得合理性難題在實踐中被消解。
第二, 合理性難題。傳統科學哲學之所以會產生合理性難題,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合理性標準太過嚴格, 從而使得那些科學實踐中真實存在的 (在傳統看來) 非理性因素被排除了。面對嚴苛的合理性標準, 相對主義可資利用的資源就非常多, 勞丹明確指出了一點。於是, 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各執一端, 和解也就無法達成。如果將合理性問題落腳於實踐, 那麼其實質就不再是理論選擇的問題, 而成為理論、儀器、模型、數據等之間的穩定性問題。合理性從理論合理性 (理論選擇的標準) 轉變為了實踐合理性 (行動的準則) 。在此意義上, 迪昂—奎因命題只注意到理論的可修正性, 從而走向了「證據對理論的非充分決定性」的死胡同, 忽視了可修正的不僅有「我們的思想, 還有我們的世界」, 一個充滿著「數據、理論、實驗、現象、儀器」之間的博弈的世界。迪昂—奎因的難題在實踐合理性的層面上被消解, 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傳統合理性之爭的另一焦點是科學的地方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 其根源是有效性的來源問題。科學哲學試圖用規則的合理性來確保科學的有效性, 而相對主義則試圖通過消解規則的合理性來將有效性塑造為一種社會共識。前者在許多情況下可以解釋有效性的邏輯來源, 但卻無法解釋科學的替代性發展, 而後者雖然可以解釋科學的更替, 但又無法賦予有效性邏輯基礎。實踐哲學對有效性問題的討論可分為兩個層面:有效性的產生和有效性的擴展。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 科學的效力來自它從中得以產生的地方性實踐。但問題在於, 基於地方性情境的知識何以能夠擴展呢?在實踐哲學看來, 既然科學是情境性的, 那麼, 情境的擴展也就帶來了科學效力的擴展。例如, 巴斯德發明了炭疽疫苗以預防炭疽病的發生, 但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在學習了巴斯德的疫苗製作之後, 疫苗在德國有效, 在義大利卻無效。其真正原因就在於, 義大利人並沒有認識到科學的有效性是有條件的, 即需要對農場進行適當的清潔、整理、消毒等工作, 疫苗才會發生效力。在此意義上, 科學的有效性是一種地方性現象, 但只要伴隨著條件性的擴展, 有效性就可以突破地方性而擴展為普遍性的。於是, 地方性、普遍性、有效性在實踐本體論的層面上得以統一。
第三, 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傳統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共同前提是, 為科學尋求科學之外的根基, 這樣, 它們實際上預設了語言與世界、科學與實在之間的二元論。從實踐的角度來看, 這種二元論是哲學家們塑造出來的一個假象。我們可以從個體科學家的研究過程和不同科學家之間的科學爭論過程來分析這一點。就個體科學家而言, 在其科學研究之初, 他並不知曉實在的真實狀態, 沃森和克裡克並不知曉DNA的真正結構, 巴斯德並不確定細菌的真正屬性, 只有當科學研究結束後, 「實在是什麼」的結論才會產生。在此意義上, 實在是科學研究的結果, 而非前提。就科學爭論而言, 爭論結束之前科學家各自擁有不同的實在觀, 密立根和埃倫哈夫特在是否存在最小電荷單位上各執己見, 居裡夫婦與反對者之間就釙是否是一種新的元素爭論不已, 但只有到爭論結束後, 「實在就其本真而言是什麼」才會有定論。在此意義上, 科學研究首先經歷了一次割裂:將實踐過程中原本同一的科學 (認識論) 與實在 (本體論) 一分為二, 於是二元論的假象便產生了;接著又進行了一次翻轉:實在是科學研究的最後產物, 但在研究過程被黑箱化之後, 它反而成為科學研究的前提。在此意義上, 實踐哲學家都在向尼採致敬, 「他們把最後到來的東西設置為『最高的概念』」, 「最後的、最薄的、最空洞的東西被放在首位, 當做自因, 當做最真實的存在」。
在此基礎上, 實踐哲學反對將實在視為某種外在的自存之物。實踐哲學家轉而認為, 實在內在於科學實踐。實踐哲學主要採取三種進路討論實在的內在性問題。第一種進路認為科學中的實在有別於常識的實在, 它們為科學儀器所建構, 這是對巴什拉技科學思想的繼承, 主要體現在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的一些科學史家的工作中。第二種進路在此基礎之上指出, 我們不能說「某物是由分子、原子以及電子等微觀粒子」構建起來的, 但可以說如果我們「發射電子到鈮球上」, 「鈮球的電荷改變了」, 在此意義上實在論不再等同於唯物論, 它採取了因果論的形式, 即「電子是實在的」, 因為「它們產生效應」。新實驗主義的某些哲學家如哈金等堅持這一立場。第三種進路則採取了關係主義的界定方式, 即某一概念的指稱物並非一個封閉的實體性存在, 而是一種關係性建構, 就如巴斯德所發現的細菌, 它所指代的並非某個外在於實驗過程的孤立實體, 而是在巴斯德的一系列實驗操作中所展現出來的屬性。在此意義上, 指稱不再是實指性的 (ostensive) , 而是述行性的 (performative) , 概念的邊界不再是固定的, 而是開放的。拉圖爾、皮克林、勞等為代表的當代S&TS學者採取了這一立場。這三種進路的共同點在於, 實在並非外在於科學實踐的超驗實體, 它的存在狀態要由實驗中的各種要素共同塑造, 在此笛卡爾主義和康德主義同時被規避。對實在的實踐內在性的強調, 使得實踐哲學家們走出了傳統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的老路。
可以看出, 當代科學實踐哲學重塑了科學哲學的方向:科學不再是對世界的表徵性知識, 而是對世界的幹預方式, 人類並不是世界的「旁觀者」, 而是世界的改造者, 這就使得科學哲學的關注點從認識論走向了本體論, 其研究方法也就從理性的沉思走向了經驗考察。
二、作為一項哲學事業的實踐哲學
認識論和本體論並未窮盡科學實踐哲學的內涵, 因為如果我們將科學從對世界的「沉思工具」轉變為「改造工具」, 那麼, 傳統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的很多主題都需要發生相應改變。
1. 從主客二元論到人與物的「集體」
既然知識與實在的二元論被消解了, 那麼更為一般的主客之間的二元論該何去何從呢?在此, 兩個前後相繼的問題是比較關鍵的:第一, 實踐哲學如何消解這一二元論;第二, 如果二元論被消解, 那麼, 人與物之間的差異又該如何理解?
近代哲學的思路是, 首先預設一個純粹的主體世界和一個純粹的客體世界, 而後選擇其中一極消解另外一極, 於是, 現實世界就被純粹化為主體的構造 (相對主義) 或客體的結果 (客觀主義) 。而實踐哲學的自然主義進路則認為, 純粹主體與純粹客體的世界並非實踐的前提, 而是實踐的結果。他們以科學這種當代最為有力的實踐形式進行了說明。例如, 轉基因技術為我們創造出了眾多的新物種, 如轉基因小鼠、轉基因番茄等, 它們是一種全新的人造物種, 在此意義上物的世界的種類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 由於轉基因技術並非傳統「沉思式」科學的知識產物, 它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改變, 因此圍繞轉基因技術, 人類社會又在男性與女性、有產者與無產者等分類之外, 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分類, 挺轉基因派和反轉基因派, 社會結構也就被重組。在此意義上, 客體與主體、自然與社會成為科學研究的結果, 而非前提, 一切都以實踐為根基獲得了重新界定, 二元論也就成為一個虛假的前提。
既然人與物之間的界線並非先驗的, 那麼, 如何理解人與物的差異呢?例如, 反對者會指出人是有意向性的, 而物卻沒有。實際上, 實踐哲學並非主張人與物等同, 即便是持符號學立場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學派也並非如此認為。他們的觀點是, 人與物、社會與自然並不具有封閉的邊界, 它們的當下實存的獲得都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 他們將問題從「人是什麼」「物是什麼」轉變為了「人何以為人」「物何以為物」。例如, 人可以通過技術強化手段增強自己某些方面的屬性, 同時又會在與物打交道的過程中強化自己的某些能力, 在此意義上, 人被物改造。物有時也會分有人的存在, 就如身份證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比人自身更能實現主體的某些功能一樣。因此, 人與物是有差別的, 只不過這種差別並非人與物先天具有, 而是在後天的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甚至可以說, 「外在的世界並不存在, 這並不是因為世界根本不存在, 而是因為不存在內在的心靈」9。世界並非外在, 心靈並非內在, 它們都是實踐世界的建構之物。實踐哲學由此將人與物視為一種「集體」, 或「物的議會」。
2. 事實與價值的相互滲透
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在科學上的來源是伽利略對第一屬性和第二屬性的區分, 在哲學上的來源是近代二元論。實踐哲學認為, 一方面, 這種二分來自對近代思想史的歪曲, 因此是虛假的, 另一方面, 「幹預式」的科學要求我們將倫理納入科學研究之中, 從求真的科學走向求善的科學。
首先, 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是近代思想史的產物。邏輯實證主義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二分, 從而將形上學、倫理學等排除在科學哲學之外。實踐哲學認為, 這種二分只是人們對真實歷史的事後虛構。玻意耳和霍布斯有關「真空是否存在」的爭論, 看似一個事實問題, 但實際上卻與玻意耳的社會地位、證據強化技術、實驗哲學家的邊界、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英國的社會狀況以及玻意耳和霍布斯兩人的宗教立場聯繫在一起。價值等社會因素從近代科學的開端處就融入了科學之中。今天我們認為玻意耳是一個只見事實的科學家, 霍布斯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 這不過是後人選擇性的歷史建構。事實上, 在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中, 儀器、操控技術、利益、權威、修辭等社會因素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只是當科學研究結束時, 所有這些因素都被抹去, 只剩下冷冰冰的實在和孤零零的知識。
其次, 與古希臘以及近代早期的那種「沉思式」科學不同, 今天的「幹預式」「改造式」科學並非先是置身世界之外而後沉思這個世界的本質, 其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改造現實。只有在前者的意義上, 「為科學而科學」的立場 (只是在認識論上) 才能成立, 而在後者的意義上, 科學的核心內涵是改造式的。19世紀的科學家們就「科學家」一詞所展開的激烈爭論, 就是沉思式、非功利的科學與改造式、功利性的科學的直接衝突。在此意義上, 人們是否願意吃轉基因食品, 是否接受在自己的住所附近建一個核電站或PX項目工廠, 是否支持空間技術的發展等等, 並不代表人們對科學家探求真理的態度, 因為這些活動會直接重構我們的生活甚至社會結構, 由此, 科學開始超脫於自然, 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進而, 價值、道德、倫理並非一個封閉的領域, 因為科學和技術對人類行為的「規約」使得道德的邊界不斷擴大, 甚至可以說, 科學及其人造物本身就具有道德屬性。同時, 技術的可靠性, 技術的使用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 並非具有決定論意義上的強可預測性, 它往往是不可控的。在此意義上, 「科林格裡奇」困境的存在使得我們更應該強化對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及倫理監控。進而可以說, 科技倫理學不應該僅僅關注科學技術研究完成之後所帶來的社會後果, 它應該前行到科學和技術的建構過程之中, 就此而言, 倫理學開始成為本體論。
3. 科學與社會之契約的重署
傳統立場主張, 科學在認識論上的自治性, 賦予了科學家在社會學層面上的自治性, 即他們有一套不同於其他社會制度的規範, 能夠進行充分的自我管理, 因此不需要外界的幹預。這種自治的基礎是默頓的制度社會學和波蘭尼的科學共和國式的自由主義科研模式。近幾十年來, 這種自治模式已被證明是失敗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大科學研究模式使得科學—社會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這正是實踐哲學所謂幹預式科學觀的核心內涵。例如, 當代軍事技術的發展已經無法用「科學家製造武器、政治家掌控武器」這麼簡單的程序性劃分來說明了, 如果說原子彈天生就是一個政治人造物, 那麼, 科學家們是不是一開始就從事了製造一種科學—政治混雜物的工作?在此意義上, 科學家的個人責任、國家的安全需要、國家間的軍備競賽等都成為科學—政治這一雜合體的內在部分。再如, 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出現了學商一體化的趨勢, 產生了所謂的「學術型企業家」。這些人跨越了科學家與企業家的界線, 他們既是學者, 進行教學與學術研究, 建立學術共同體, 同時也在從事經營性的工作, 諸如自己開辦企業或者在企業任職並時常與媒體、政府打交道, 特別是在氣候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 他們也開始將環境納入自己的技術—社會事業之中。在此意義上, 技術創新往往會在學術研究、政府、商業 (或工業) 、媒體 (或社會) 、環境五者的交界地帶產生, 創新不再是一項純粹的認識行為。於是, 技科學 (technoscience) 開始跨越既存社會的一切邊界, 成為一個混雜之物, 或成為如實踐哲學家所說的「怪物」。這種科學與社會之間界線的打破以及分工的重新分配, 塑造了一種科學與社會之間的新型契約關係。這樣一項生產「怪物」的事業, 召回了那些被傳統科學研究排除在外的諸多範疇和關切:研究者的社會責任、技科學的創新原則 (預防性原則還是主動性原則) 、如何迎合社會需求甚至創造出新的社會需求、如何在符合環保要求的基礎上進行技科學的研發、如何與政府或國際組織等合作制定出新的行業標準 (包括環保標準) 等等, 所有這些都成為科學的內在之物。
三、科學實踐哲學的根源
科學哲學為何會走向實踐呢?一方面,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 這是其學科內部發展的一個邏輯結果;另一方面, 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 這是科學哲學在向科學本身的一種回歸。
1. 認識論根源
科學哲學在20世紀下半葉發生了社會學轉向 (科學知識社會學) 和實踐轉向 (科學實踐哲學) , 這種說法很容易帶來一種誤解, 即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實踐哲學似乎是兩個全然不同的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二者是科學哲學自身發展的一個很自然的邏輯結果。科學哲學試圖在事實與理論之間建立起絕對聯繫的做法, 遭到了觀察滲透理論、證據對理論的非充分決定性與不可通約性等命題的徹底解構。既然觀察滲透著理論, 那理論能否決定觀察呢?既然證據對理論是非充分決定的, 那麼是否還有其他因素決定了理論的比較與取捨呢?既然不同範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 那麼它們的發展更迭是否存在進步, 其背後的評價標準又是什麼?在庫恩哲學的幫助下, 科學知識社會學打開了科學通往社會學的大門。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主義立場把科學視為信念, 是以將認識論徹底社會學化為代價的, 這種代價的最終結果是它只能解釋信念的傳播與接受問題, 無法解釋信念的效力問題。這也是「科學大戰」中科學家陣營最直接的批判點所在。正是在此基礎上, 科學知識社會學內部的部分哲學家開始重新將自然在科學知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納入進來,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 他們的工作與哲學進路的新實驗主義發生了交匯, 最終形成了科學實踐哲學研究的潮流。
2. 科學觀根源
近代科學 (自然哲學) 脫胎於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後者的核心特徵有兩個, 一是對本質、本源的追問, 二是形上學方法具有優先性 (例如, 在對「拯救現象」問題的解決中, 數學要從屬於形上學) , 前者是後者的基礎, 後者是前者的實現途徑。近代科學一方面將自然哲學的本源追問改造為對現實世界的定量考察, 另一方面又通過自然的數學化和實驗方法的引入, 使得這種定量考察成為可能, 這在伽利略、牛頓等人的工作中表現的最為明顯。在此意義上, 近代自然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形上學在方法論上的優先性 (但並不代表近代科學完全排斥形上學) 。
就此而言, 自然哲學完成了自身的現代化改造, 這種改造的結果就是科學的出現。但是, 科學哲學並未如科學一樣完成現代化。許多哲學家在科學觀上仍然停留在形上學的本源追問上, 他們認為科學的效力來自某種不可見的實體、力或規律。這就使得他們相對忽視了實驗等經驗條件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進而, 一種超越性的、去情境化的普遍理性就成為哲學家追求的目標, 而哲學思辨和邏輯分析的先驗性特徵則使它們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最為恰當的方法。不過, 法國的哲學家則同時注意到科學發展的歷史特徵和實驗依賴, 在此意義上, 他們普遍拒絕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理性的存在, 他們主張「科學事實上創造了哲學」, 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 「哲學也應該更改其語言, 以便能夠反映出當代思想的精妙與變遷」。阿爾都塞稱此為「民族志」方法。當代科學實踐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這一研究進路:從方法論上來講, 哲學家不要越俎代庖為科學家制定評價標準、劃界標準, 科學家會有自己的標準;從認識論上來講, 科學哲學關注的不再是「對世界的沉思」, 而是「改造世界的活動」。恰如哈金所說:「現在是哲學趕上我們過去3個世紀的時候了」。
3. 科學研究模式的變化
二戰後, 科學研究模式經歷了從小科學向大科學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得科學在其認識論特徵之外, 具有了更強的社會特徵。這進而推動科學研究從與技術相分離的純科學研究轉向了技科學, 其核心特徵是強調科學—技術—社會的一體化。例如, 在傳統視角下, 針對全球變暖問題, 科學史所要考察的是全球變暖相關研究內部的邏輯變遷, 即拉卡託斯所說的科學史的「理性重建」;科學哲學關注的是如何從全球變暖的研究歷史中尋求支持自己認識論立場的證據, 這就是傳統邏輯主義進路的哲學家對科學史的慣常使用方式;科學社會學關注的是如何制定標準的規範來約束相關科學家的科研行為, 從而能夠保證科學知識的可靠性, 這主要體現為默頓學派對科學研究的倫理規範的研究。然而, 在大科學體制下, 全球變暖並非一個簡單的科學問題, 它會將科學家、政府首腦、企業家、媒體、普通公眾都聯繫在一起, 這其中還涉及科學模型的建構與爭論、科研經費的爭取、科學家與實業界的複雜關係、碳排放額度的分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權利與義務、企業利潤的增減、媒體對相關事件的報導以及對輿論的引導、公眾生活方式的變化等等問題, 所有這些因素一方面會影響科學研究的過程本身, 另一方面也會重塑社會結構。在此意義上, 技科學真正成為「生活世界」中的科學。
然而, 對技科學這樣一種混雜了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雜合體, 傳統科學哲學的態度是以認識論純化它, 社會建構主義則以社會學消解它。在二者的框架中, 技科學都脫離了哲學關注的視野。因此, 一些學者認為需要對科學哲學進行一次「反哥白尼式的革命」, 不能再將科學哲學的出發點置於位於兩極的客體 (客觀主義) 或主體 (社會建構主義) 之上, 而應將其奠基在位於「中間王國」的技科學之上, 只有在科學哲學的框架中, 技科學才真正成為哲學討論的出發點, 真正內化為一種哲學。
四、科學實踐哲學的意義
可以看出, 科學實踐哲學既是科學哲學自身發展的結果, 也是科學哲學真正回歸生活世界的一種途徑。在此意義上, 實踐哲學豐富和拓展了傳統哲學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視野。
首先, 從哲學層面而言, 認識論仍然是科學實踐哲學的基礎, 不過, 實踐哲學將認識論的工作重點從辯護的語境轉向發現的語境, 並在此基礎上對傳統科學哲學中的諸多難題進行了全新的解讀。同時, 本體論的回歸, 不僅使得實踐哲學能夠為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開闢第三條道路, 而且也使得傳統哲學的諸多主題得到了重新理解。這意味著科學實踐哲學的學術抱負是非常宏大的, 傳統科學哲學將自己的範圍限定在認識論領域, 從而成為哲學的一個具體分支, 而實踐哲學則主張一切哲學概念都需要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上進行重新解讀, 因此, 其目標是重塑一種新哲學。
其次, 科學實踐哲學在兩個層面上解構了傳統的現代性。根本而言, 現代性的哲學根基在於主客之間的二元論, 實踐哲學家已經從歷史 (對近代科學起源的考察) 與現實 (對當代科學運轉的考察) 兩個層面上否認了二元論的優先性。他們認為二元論僅僅是人們對真實的科學實踐進行虛假重構之後得到的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結論, 因而就如拉圖爾所說「我們從未現代過」。這種解構帶來的發現是雙重的, 一方面, 科學中蘊含複雜的政治運作過程, 另一方面, 政治運轉中也充斥著科學的介入, 例如美國的技術評估辦公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會與美國政府特別是總統爭奪權力的產物, 其間存在的並不是純粹的政治和純粹的科學, 存在的僅僅是兩者的雜合體。二元論的破除消解了西方人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前現代與現代的時間分割。
傳統現代性的時間分割帶來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一種空間分割。空間分割的核心是, 科學是西方的產物, 非西方僅僅擁有某些低層次的「土著知識」。在此意義上, 科學在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過程中, 承擔了一種「文明化」的使命。基於紮實的案例研究工作, 實踐哲學指出, 西方科學並非是單純的西方產物, 非西方的地方性知識在西方科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學在不同文明的交界處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雜合特徵。但是, 傳統精英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科學觀卻並未在認識論上給予非西方的「土著知識」必要的承認, 西方人普遍將這些知識視為大自然的饋贈或人類的「共同遺產」, 這些「遺產」在經過西方科學的改造之後又以藥物等形式返銷原產地, 這樣, 原產地人民在知識和經濟上遭到了西方人的雙重剝削。當代後殖民主義學者在恢復「土著知識」認識論地位的基礎上, 又促使西方國家與跨國公司給原產地人民經濟上的承認。就此而言, 實踐哲學的認識論工作正在重塑一種新型的全球經濟關係, 儘管這一工作任重而道遠。
最後, 在科技政策的層面上, 既然「科林格裡奇」困境表明了科學和技術的風險有時是不可避免的, 那麼, 我們又該如何最小化這種風險呢?這就是技術管控的工作。傳統管控觀在哲學上堅持事實與價值的二分, 因此, 它往往將管控機制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技術風險的專業評估, 其實施主體往往是技術專家;第二階段主要是風險的社會損益比的評估, 即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收益以及管控風險所需的成本, 其實施主體多為管控機構。這種劃分很容易走向三種立場:一是強調專家共同體的作用從而走向「技術統治論」, 二是政府為了達到特定目的而有意選擇某種科學立場, 三是在意識到上述問題之後片面強調監管成員的多元化, 從而走向某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立場。這三種立場在實踐中都是成問題的。
顯然, 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 管控機制兩階段的劃分是不成立的。實踐哲學認為技科學與政治交織於設計、研發、使用的全過程, 因此, 技術管控必須以技術—政治的雜合體為出發點, 此外它還需要做到以下兩點:第一, 堅持地方性知識的立場, 摒棄絕對的、無條件的普遍主義觀點。例如, 蘇聯專家在援建三門峽水利工程時, 並未意識到他們在蘇聯大河上建設水電站的經驗是以蘇聯相關河流的地質條件為基礎的, 進而, 在普遍主義科學觀的指引下, 他們進行了經驗的簡單挪用, 並未在科學觀上意識到科學的普遍性僅僅是一種有條件的普遍性, 這導致中國後來為這一工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二, 破除科學觀上的精英主義。並非只有專家才有知識, 普通公眾也可能具有專家所不具有的知識。這是因為, 專家都是在特定的科學範式下被培養的, 因此, 範式的空間邊界會影響他們對科學證據、問題解決方案等的評價標準;專家與公眾的立場差異也會影響他們看待問題的視角;公眾憑藉其生活、生產經驗, 可能擁有專家在實驗室純粹環境下所不具有的實踐知識。基於此, 只有保持管控主體的多元性、決策程序的開放性、不同群體交流的充分性等, 技術管控才能達成最佳效果。
五、結語:科學實踐哲學的學科定位
科學實踐哲學似乎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科學哲學的邊界。那麼, 應該如何對它進行學科的定位呢?實際上, 科學作為一個研究對象, 它並未預設研究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而傳統科學哲學通過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二分, 將自己的工作限定在辯護的語境之內, 拋棄了更為豐富的科學實踐過程。因此, 這種辯護主義和規範主義的基礎是對科學的簡化與抽象處理, 它不僅在認識論和社會學上都走向失敗, 而且哲學家的一廂情願也並未獲得科學家的認可。科學實踐哲學突破了傳統科學哲學為自己所戴上的方法論的緊箍咒, 開始基於科學實踐的真實過程, 將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政策學、傳播學等眾多研究視角整合起來, 力求使科學復歸其本真狀態。它不僅為認識論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途徑, 更真實呈現了實踐中的科學所具有的各種維度。在此意義上, 科學實踐哲學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跨學科屬性, 從根本而言這是由實踐中的科學的多維性所決定的;描述性, 實踐成為檢驗科學哲學的唯一標準;規範性, 但這裡的規範性不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規範性, 而是就科技政策與科技管控而言的規範性, 其目的在於確保科學不再僅僅求真, 還「求善」。因此, 科學實踐哲學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認識論理論, 它開始將自己塑造成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哲學。進而可以說, 科學哲學最初誕生時的口號「科學的哲學」 (scientific philosophy) , 現在才得到了真正的實現, 只不過其實現方式不再是認識論的, 而是本體論的。
本文刊發於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02期。
作者簡介： 劉鵬，生於 1979年12月，山東濰坊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法國科學哲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兩項。
編輯 | 肖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