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各種人才輩出，到了明朝更是「朝士半江西」，延續了唐、宋以來的輝煌。《明史》中載」 國初館閣莫盛於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足以說明在有明一代，江西為高官者多。
現象
自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殺了丞相胡惟庸（？—1380年）之後，明代就不再設丞相一職，所有權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由若干組成一個辦事機構，輔助皇帝處理臣工們的奏摺，先行擬票，供皇帝採納。這三五個閣臣，自然根據資歷、能力、官階有個排序，後來約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稱為首輔、元輔或首揆，後之者稱次輔或次揆。
1、明朝首輔人數江西第一
明代歷任首輔共53人，江西先後有解縉、胡廣、楊士奇、陳循、陳文、彭時、費宏、夏言、嚴嵩、劉一等10人，歷任首輔中江西人數最多，勢力最大。
明朝江西籍首輔任期最長的是楊士奇，21年，第二是嚴嵩，15年，最短的是劉一燝，在《明史》中嚴嵩是入了《奸臣傳》的。
從上述統計中能夠看到，江西人在明朝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說，江西人也演繹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記載了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說明了江西人在民間的口碑：販姜商人為徽州人即徽商，店鋪的老闆為京師人，兵馬司官員為福建人，御史為江西人，書辦則是浙江人。這實際把各種職業的地域特徵予以了充分表現：商人中徽商影響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鄉音；贛、浙、閩為科舉大省，當官者多為進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鄉音，兵馬司用福建鄉音；浙江書辦則是紹興師爺的前身，因而書辦用了浙江鄉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
永樂初年，楊士奇就說：「四方出仕者之眾，莫盛於江西。」正德時，「浙一僚與江右一僚，各論本省人才……爭辯不已」。進士和官員大省——浙江和江西還為此要一爭高下，本身沒有意義，但足以說明江西位居高官的多。
2、明朝閣臣人數江西第二
從永樂到崇禎，共有閣臣164人，按他們的鄉籍分布（按現在省區範圍），是這樣的：
浙江：27人；江蘇：22人；江西：22人；河北：17人；山東：13人；湖廣（湖北、湖南）：12人（其中湖北9人、湖南3人）；福建：11人；河南：10人；四川：10人；安徽：5人；廣東：5人；山西：5人；廣西：2人；陝西：2人；雲南：1人。江西人在閣臣中僅次於浙江，與江蘇並列第二，人數多，影響大。
原因
1、明朝是第一個由南方人建立的大一統政權
這一點很重要，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鳳陽人，明朝也是從長江中下遊開始起家的，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明朝歷代皇帝會大量啟用江浙一帶的讀書人。如果不是明成祖把京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可能更甚。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當時經濟、文風轉移至南方，南方工商業興起，讀書之風尤盛，這也是後面要分析的原因。
2、人口眾多，農業、手工業經濟發達
北宋時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經濟開發在南方屬於先進地區。及至明代，雖然江西人口較浙江稍遜一籌，居全國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納稅糧有時甚至要超過浙江，江西景德鎮陶瓷產業名揚天下。
3、江西人會讀書，江西這地方也適合讀書
江西曆來文風鼎盛，讀書人層出不窮，是科舉大省，也是強省，在大明王朝，這方面，不遜色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風」，吉安府「環吉水百裡之疆多業儒」，廣信府「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課子孫讀書為事」。
作為大明王朝的人才儲備庫，明朝代進士榜上看，江西進士多達3148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攬一甲，或佔據前十名中的多數，在全國也是名列前茅。
而上狀元榜的，排在前幾名的是：江西19人；浙江19人；江蘇18人（含上海）；福建11人。江西仍與浙江並列第一。
大量的進士、狀元為江西人成為朝廷高官提供了最堅實的人才基礎。
4、江右商人的介入
封建王朝走到明清，商人早已不再是一個被人瞧不起的行業，商人在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後，參與國家政治的願望也就變得更加強烈，出將入仕，光宗耀祖是很多富裕起來的商人們對子女們的期望。而那時候江右商幫又是一支非常活躍的國內商界力量。從制度上講，明朝政府也不斷為流動性很強的商人提供參加科舉的便利。
對明代江西籍官員素有研究的曹國慶先生認為，若深入考察一下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不難發現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許多商人看來，「有子而不能教之以聖賢之學，使以德行文章顯耀於明時，碌碌為鄉人以終世，豈足貴哉」。通過經商積累財富，以為業儒的經濟後盾，是當時人們謀求家族顯赫、提高社會地位的一種慣行之途。
嘉靖間江西鉛山曾出了個內閣首輔費宏。曹國慶先生以江西鉛山的費氏家族為例，發現他們就是由經商發家，然後以此為經濟後盾，培養子弟走讀書、科舉之途，再由此進官入宦，因而費氏家族進入政府擔任高官者層出不窮，這其中就產生了一個內閣首輔費宏。這些人當官之後，必然成為其家鄉及所處階層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鳳陽人孫幼真出任江西參議，費宏即以同年身份為其贈言：『江西地方千裡，大率土狹而人稠，閭閻小民雖力作嗇，用不能自給，操末技以食於四方者恆十之五……』又稱『大過之時而求大壯之才』，寓寄勤政愛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對自己的家鄉以及所在階層多多照拂。雖是人之常情，但首輔之言誰敢不照辦啊（參見曹國慶《嚴嵩與嘉靖間江西籍閣臣》，《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12期）。
同時江西的工業和手工業較為發達，也隨之產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業，明代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十分發達，宋應星說「合併數郡，不及江西饒郡產」，「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之徒，每日不下數萬人」。江西鉛山盛產銅礦，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另外，從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上說，東林黨人也統屬於這一階層。明朝，大量商人家庭的子弟出來讀書做官，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大量文官出身工商業家庭，而且在進入仕途以後，依然沒有放棄工商業活動。
5、同鄉在朝好辦事，抱團取暖式的勾黨結派
這一點也很重要，同樣也是很多寫到此類文章的人會刻意迴避的一個原因，尤其自媒體作者及網上吹噓類人員。明朝各個時期，勾黨結派一直存在，有時候還相當嚴重。最有名的當屬東林黨、閹黨，形成黨派的原因很多，共同的利益訴求，來自相同的地方等等。勾黨結派不僅會影響到官員的升遷，同樣也會影響到進士、狀元的選拔等。
從首輔籍貫看
解縉（1369年—1415年），今吉安市吉水縣人
胡廣（1370年—1418年），今吉安市吉水縣人
楊士奇（1366年—1444年），今吉安市泰和縣人
陳循（1385年—1464年），今吉安市泰和縣人
陳文（1405年—1468年），今吉安市吉安縣人
彭時（1416年—1475年），今吉安市安福縣人
費宏（1468年—1535年），今上饒市鉛山縣人
夏言（1482年—1548年），今鷹潭貴溪人
嚴嵩（1480年—1566年），今新餘市分宜縣人
劉一燝（1567年—1635年），今江西南昌人
解縉是胡廣的兒女親家，夏言是嚴嵩的伯樂，前任首輔，江西籍的前六位首輔全部來自吉安市，前兩位還是吉安市吉水縣人，因此吉安也贏得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美譽
同鄉在辦事，這種抱團取暖式的勾黨結派在明朝比較明顯。隋唐時期誕生的科舉制度雖然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消除了士族門閥壟斷，讓更多的人能參與到國家治理上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血緣和區域上的幫派。想要從政，必須通過科舉考試的層層選拔。但人畢竟是社會屬性的動物，出於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明朝時期地域聯繫比較看重，成為以地域為關係的紐帶，比如東林黨，嚴嵩也是典型的以江西地域為首的黨派首領。
盛極必遭嫉
從首輔、閣臣和狀元數量看，浙江並不輸江西，江蘇等省份也很強大，為何民間有「朝士半江西」一說？
原因在於，明朝前期，江西入仕和在朝為官的比率很大。洪武年間，選拔的881位進士裡，江西籍佔147位，建文年間，佔到了五分之一。頂峰是在建文二年（1400年）的殿試中，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並且都是吉安府人。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殿試中，470名進士中，江西籍有110人，佔據了四分之一，更逆天的是，除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外，第4-7名還是江西人，這在中國科舉考試史上絕無僅有的。而且在明朝前期，內閣首輔一大半時間是由江西人擔任，分別是解縉、胡廣、楊士奇、陳循、陳文、彭時。彭時之後，江西相繼有費宏、夏言、嚴嵩等人擔任首輔。
這些江西人在朝為官都是抱團的，引起有些人不滿。比如正德年間的吏部尚書焦芳（1434年—1517年），因為當時有江西人得罪了他，他就與大太監劉瑾（1451年—1510年）聯手上奏皇帝：「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多被物議。且其地鄉試解額過多。」請皇帝減少江西50名鄉試名額，並停止向江西人授予高官。不僅如此，他還說 「宋朝因王安石、元朝因吳澄滅亡，不可再用江西人」，沒想到當時正德皇帝準奏了。與此同時，焦芳與劉瑾卻為他老家陝西增加了95名鄉試名額。
嚴嵩之後，江西人就更不受歡迎，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1525—1582）就非常排斥江西人，當年湯顯祖（1550年—1616年）就是因為是江西人，在科舉考試中被刷了下來。江西人在明朝當高官，在嚴嵩之後，除了劉一短暫的當過首輔之外,再無江西人任首輔，且閣臣，進士也較少了。這與焦芳、劉瑾、張居正三人排斥江西人有很大的關係，當然，與當時經濟、文風轉移也有一定的關係。
後記
當然，所有原因中，最關鍵的還是經濟原因。明朝後期開始，江西人開始慢慢淡出全國的政權中心，整個清朝，江西出的高官更少，就和江西的經濟地位下降有關。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江西在唐宋元明之所以輝煌，就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江西農耕經濟、手工業經濟逐漸發達。進入清朝後，戰亂頻繁，尤其是太平天國對江西的破壞尤甚，後又錯過京廣鐵路，水運逐漸被鐵路、公路取代，海洋經濟到來，作為內陸省份的江西經濟一退再退，導致江西逐漸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