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開化雖然帶來混亂和困惑，但同時也帶來了刺激和驚嘆。
在日本，你總是可以聽到人們提到「雙重生活」。這個詞並不像剛開始聽上去那麼使人浮想聯翩，它事實上有點乏味，指的是日本人東西合璧的生活方式，比如既穿鞋子又睡地板。雙重生活即使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也是給人帶來多餘的花銷和不便的，而在最壞的情況下，那就是一種折磨，帶來身份認同的危機。
然而觀察日本人平時的生活狀態，會發現他們實際上是心平氣和、理所當然地過著這種雙重生活。看來身份危機之類的說法，只是知識分子在咶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在世界各地，社會變化帶來的煩惱都是很普遍的，例如18世紀的農耕社會變為20世紀高度發達的城市化社會，這是歐美都共同經歷過的。不過日本確有其不同於西方經驗的特殊性。
不論是否明智，西方一步接一步，走的是它自己的道路。而像東京這樣的城市，則是不得已地走著別人的路——至少日本人是這麼覺得的。
劇作家長谷川時雨有一天回家，發現她有了一個新媽媽。倘若只是舊媽媽被逐出家門，一個新媽媽取而代之，這樣的變化可能並不怎麼讓人吃驚。而時雨的感覺是舊媽媽被「重塑」了一遍，換了新顏。
「她在履行母親的職責上與平常並無二致，但她的臉與以往大不一樣。過去她的眉毛是修掉的，畫著淡青色的眉線。過去她的牙齒潔淨但染成黑色。而現在我看到面前的媽媽有著短而硬的眉毛，她的牙齒又白又亮，但卻讓人感覺毛骨悚然，令我大吃一驚。現在她臉上滿是以前不曾有的笑容，讓我更覺不安」。引自《舊聞日本橋》以前的江戶婦女在結婚之後都要修掉眉毛，染黑牙齒。谷崎後來在《陰翳禮讚》中提到，這種風俗使江戶女性的容貌帶上了亡靈般陰翳的色彩。不論染黑牙齒有什麼審美上的價值，人們以前習慣上就是這麼做的。
明治政府認為這種做法與新時代格格不入，決定予以廢止。皇后在1873年首先作出表率，停止染黑牙齒。宮裡的婦女很快跟著效仿，這股新的風尚逐漸向下傳播，將近半個世紀後，就連日本最偏遠角落的農村婦女也不再例外。想想如果現在的英國女王和威爾斯王儲的妻子突然染黑了她們的牙齒，公眾會多麼震驚，就能明白當時日本人所受到的衝擊了。
ES莫爾斯沒有提到的是，他書中所說的人力車夫並不是因為脾氣好，所以非得在進城前先在市郊停車整理著裝。在日本，傳統與變革的關係都因為這樣一個事實而變得複雜化： 變革本身就是一種傳統。即便在閉關鎖國最嚴厲的德川幕府時代，在日本仍然能看到洋貨颳起時髦旋風，例如最初用來做糖袋的白棉布，後來又成為製作和服的流行衣料。洋貨在日本一直很受推崇，這不需要辯解。那個車夫之所以這麼做，可能既不是迫於著裝新規的壓力，也不是因為他的客人要求他表現出樂意效勞的態度和通情達理的坦誠。與此同時，日本人非常看重周邊環境的和諧與平衡，長谷川時雨的母親也是一樣。因為過於前衛的打扮遭到鄰居們的非議而感到羞愧，她雖然沒有把牙齒染回黑色，但還是把髮髻變回了過去的橢圓形式樣。
之前梳的高髻，時稱「庇發」日本髮式的一種，是使前額和兩鬢的頭髮突出形成屋簷狀的髮型，由明治女演員川上貞奴設計，也是使她看起來完全像是別人的一個原因，招來了鄰居們的惡評，他們對此頗不適應。然而如果要問他們什麼是新時代的標準，他們自己可能也常感到迷茫。因為許多以前顯得理所當然的行為，現在一下子成了不文明的陋習。一份保留至今的1876年東京城內輕微犯罪情況的統計顯示，「隨地小便而不是去公共廁所」差不多佔據了一半的篇幅。剩下的五六千起犯罪中，大部分是尋釁打架和赤膊閒逛。其他禁止事項雖然不那麼容易違犯，但人們仍然同意要小心對待。未經允許就剪掉頭髮的罪名似乎是專門針對女性的。「表演男女混合式相撲」也是一罪。
還有八起犯罪是異性裝扮癖，這就令人奇怪了，因為男扮女裝一直是歌舞伎的一部分，而且在更私下的場合，似乎也並未引起人們嚴重的不適。長谷川時雨回憶稱，在日本橋學習小曲的女性中有一位有些古怪，後來「她」被發現是男性。人們貌似並沒有叫警察，也沒有禁止那個人來上課。
男女混浴在1869年遭到禁止。但我們仍可以推斷當時的人們對這項禁令置若罔聞，因為政府在1870年和1872年又兩度出臺相同的禁令，並勒令浴場在門上掛上帘子，以阻擋街頭路人的視線。儘管阻力重重，浴場最終還是成功跟上了時代的步伐。當時下町平民的家中很少配有自己的浴室。幾乎所有人都去公共浴場洗澡。公共浴場不僅可以用來洗澡,同時也是交朋友的地方。許多浴場的二樓都提供遊戲和啜茶的場地，還有漂亮的姑娘從旁為客人倒茶，這些只收取低廉的費用。當時的學生似乎特別喜歡去。從明治中葉開始，浴場的性質變得越來越複雜而可疑。隨著家中浴室越來越普及，公共浴場的洗浴功能也變味了，二樓有時候便被改造成「箭術靶場」（其中有漂亮姑娘可以提供特殊服務）和飲酒場所。公共浴場以前發揮著江戶平民階層的社區中心的功能，人們可以在這裡遠離喧囂和人群，放鬆自己；它也是一個提供各種休閒元素的地方，比喧鬧嘰歪的家裡更具有吸引力。而現在它成了有點汙濁的新妓院。
在以江戶晚期為背景的小說裡，理髮店也和浴場一樣是觀察世事變遷的地方。新時代也使這裡發生了變革。西洋服飾起初價格昂貴，不是庶民能買得起的，但理個西式髮型卻不貴。許多男性很快就接受了，而另一些人正如長谷川時雨媽媽的例子所顯示的那樣，接受起來要更慢一些。明治時代把最前衛的髮型叫做「開花頭」，其類似於「披散短髮」。過去，貴族和平民的髮型要求剃掉一部分頭髮，並蓄長剩下的頭髮，這樣就能用頂髻紮起來。早在1873年（即明治六年），當時的報紙就報導稱東京1/3的男人已經改剃了西式髮型。
當時流行的一首歌謠是這樣唱的：「如果你剃一個開花頭，那就是順應了『文明』和『開化』的潮流。」而更保守的人則以梳更傳統髮型的方式做出回應，其中甚至部分包含了暗示要廢除明治維新，回歸舊秩序的意思。
最早的新式理髮店開設於1869年的銀座。甚至在火災發生前，人們在銀座已經可以見到一些新事物了。
該店的理髮師是在橫濱習得的手藝，他的第一位顧客據說是消防隊的隊長。這在日本人看來合情合理。消防員屬於比較傳統的人士，以勇敢和魄力而聞名，在江戶時代的小說和戲劇中都是重要人物。
這也證明了在明治時代，傳統與變革通常並不衝突對立，而是彼此相互需要。
到了1880年，東京城裡2/3的男人都改成了新式披散短髮。在之後不到六年的時間裡，這一數字上升到90%。而到了1888年乃至1889年的時候日譯本為「明治二十一年」只有少數怪人才會保留舊式的髮型。
西洋理髮店的侵襲速度比西服店要快得多。不過直到大正時期的輕佻女郎時代，婦女才真正開始剪短她們的頭髮，垂髻垂髮。思想解放的明治新女性則追求有「屋簷」之稱的高卷式束髮髮型。一些藝伎和高級妓女從明治中葉就開始穿西式服裝，也有一些留起了被稱為「香波頭」的髮型。之所以冠以這樣的名稱，是因為這種髮型近似於在洗頭時讓頭髮垂下時的樣子而不把它再梳回去。最早的美容學校由一個名叫瑪麗·路易莎（MarieLouise）的法國人建於大正時期。之後其他的美容學校也接踵興辦起來。
大約在世紀之交的時候，來自英語的「高領」(ハイカラ， highcollar)一詞開始流行起來。它起初是用來挖苦人的，意思是極端崇洋媚外：如果一個女人的髮型被認為太張揚太像屋簷，它就會被貶稱為「高領」。在語言表達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對時髦的微辭。
若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被算作「高領」的許多東西都令人意外。實際上許多看似日本古來就有的風俗，卻是在明治時代受文明開化的影響才產生的。「萬歲」一詞很早就有，但在興致高昂的場合高喊萬歲，似乎是始於1889年明治憲法頒布的時候。神道教式婚禮的流行也肇始於明治時代。1877年，最早的婚姻介紹所在淺草建立。自明治以來就在日本佔據非常重要位置的街角警察崗亭可能起源於江戶時期的哨所，不過也有可能是肇始於公使館和外國人居留地入口處的門衛。現在一般認為，最早的私人偵探所建於1891年。而今天，民間的信用調查機構隨處可見且多種多樣，調查工作也做得如此老練細緻，以至於當了解到它們的起源離現在如此之近，常讓人大吃一驚。
車輛靠左行駛也是明治時期的一大革新。江戶時代，道路上的來往車輛還不是很多，但橋梁上的指示牌顯示，當時車輛似乎是靠右行駛。在明治時代早期，或許是受英國的影響（畢竟大英帝國在當時的許多領域都處在文明開化的前列），警察一般都命令馬車靠左行駛。從左往右讀橫版書也是明治時期的一大創舉。這種讀法並沒有被官方強制推行，而是逐漸變得流行起來，中間也經歷過反覆。日本橋兩家毗鄰的金融公司的店招，有時一方採用舊式的從右向左寫，另一方則是新式的從左向右寫。在同一列火車裡也可以見到從右往左寫的列車路線描述，以及從左往右寫的禁菸標牌。
已經取代清酒成為國民飲料的啤酒，以及取代相撲成為國民運動的棒球都出現於明治早期。最早的啤酒廠建於東京，正好位於日比谷閱兵場的南面，離鹿鳴館和後來建造的帝國飯店不遠。1899年7月4日，第一家啤酒館在京橋開張，慶祝不平等條約的廢除。
日本的門牌號管理制度直到現在都很混亂，暫看之下可能會認為這是自古以來不成文的習慣導致的，但實際並非如此。明治時代之前，日本人其實根本沒有門牌號的概念，一個地方的名稱是以「街」或「町」為中心的，這兩個詞可以被翻譯成「街區」。一些街道以前有俗名，一些在今天已經有官方名稱，但街區依然是一個地址的核心要素。在明治維新以前，一個地址除了街區名稱外就沒有別的信息了。如果需要更詳細的信息，那就只有再加以具體的描述了。比如，「在第二條小巷這裡轉進去，看到隱退的刻章老伯住的屋子之後，再往前走兩間屋子」。早年去西方考察的人注意到了門牌號，覺得這東西可取，便在新房建起來時都配上門牌號，可是漸漸的老房子也想配門牌號了，結果導致一片混亂。
門牌號碼缺乏系統性的問題在近年來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在一個街區裡，雖然二號門牌不一定在一號和三號之間，但總算也是在這附近了；然而，日本人對門牌號的概念並不像歐美那樣是沿著直線依次排列，而是和過去以「街」或「町」為中心的習慣一樣，是以某個區域為中心排列的。儘管這樣有它的樂趣，有時候尋找地址就像探險似的，但門牌號若是能按直線排列，毫無疑問會比散開分布更有效率。總之，明治維新採用門牌號所帶來的混亂是文明開化的產物，而並非由愚昧的傳統造成。
現在每個日本人都會使用的名片也是從西方引入的。一般認為最早的名片是幕府外交使團在1862年出使的時候從歐洲帶回的。
在1903年版的《日本旅行指南》裡，其編纂者巴茲爾·霍爾·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和WB梅森（WBMason）是這樣描述東京的：「有著寧靜的田園氛圍，這得益於樹木的枝繁葉茂。」與大部分日本城市，尤其是與大阪相比，東京確實稱得上是鬱鬱蔥蔥的城市。不過沿街種樹是現代才出現的新生事物。雖然在江戶時代，沿河種樹已是一種習慣做法，如神田川沿岸的「柳原」甚至在德川時代之前就有了，但江戶城中的樹木和花草，當時實際上都還是栽在盆罐裡或私人院落中。最早真正的行道樹，是銀座的松樹、櫻樹、楓樹和橡樹。
西方舶來品最早出現的地方是以橫濱為代表的通商口岸。但許多革新卻發祥於東京。日本最早的檸檬水和冰淇淋出現於橫濱，而東京則有全日本最早的黃油和西式例湯。
日本最早使用假肢的人是東京歌舞伎演員，第三代澤村田之助。傳教士醫師中的先驅者，發明了沿用至今僅略有改動的赫式日語羅馬字拼法的JC赫伯恩（JCHepburn）醫生，在橫濱為其安裝了假肢。他先截掉了澤村一條長有壞疽的腿，並在美國訂製了一條木腿，其於1867年送達日本並給澤村安上。
澤村於1878年過世，在此之前他又失去了一條腿和兩隻手臂，但即便如此，他還是靠著義肢和義足演到去世為止。
男性在許多方面比女性能更快地接受西洋事物。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剪掉頂髻上，也體現在改穿洋裝上。我們在亞洲其他地方也會看到這種現象。這可能跟女性被賦予的裝飾性功能有關，某種程度上也與西式服裝和機械在日本人眼中象徵了源自西方國家的強大魅力有關。不管談生意時穿西裝是不是更合適，總之人們就是這麼認為的，因為穿西裝的西方人在商業上確實更為成功。
當時有一些藝伎也已經穿上了裙撐和蓬蓬的裙子，以及帶有很多花邊和裝飾性褶皺的洋裝，梳著香波髮型。這也是上流社會的貴婦人前往鹿鳴館時的正裝。然而在上流社會的女性當中，19世紀末期的重點已經從西洋服飾轉向了對日本和服的改良。儘管炎熱季節的服裝比冬天或春秋這種涼爽季節的服裝西化得更快，大地震前夕銀座的大部分女性在逛街時依然身穿和服。而在同時期，大約三分之二的男士已身穿洋裝。在明治時代初期，洋裝的價格還是非常昂貴的，只有有錢人和被強制規定的官僚機構職員才穿得起。軍隊和警察是最早採用洋服的，從德川時代末期就已經開始了。到了1881年，東京已經有兩百家洋服屋，超過一半集中在日本橋。
天皇所用的紐扣和皇后的手鐲、西式髮飾等都產自法國，於1872年送達。同年，元老院廢除了傳統的宮廷服飾，不過在新橋至橫濱的鐵路開通儀式上，大部分的宮廷官員仍然身著傳統服飾參加儀式。當時，願意穿西洋服飾的男人要比女人多，上層階級人士比下層階級多。
即便在鹿鳴館獨領風騷的時代——一個向世界展現日本人和西方人一樣文明開化的時代，日本人在對待西方的事物時似乎也是決心多於熱情，把要向世界證明日本已經西化的義務放在首位。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報紙中了解到，在一些重大的宴會活動中，舞池裡最多的仍然是外國人。根據皮埃爾·洛蒂的記載，日本女人被勉強請入舞池後，雖然舞姿步態十分正確，但動作僵硬如同木偶。
鹿鳴館的晚會與東京市民的生活關係不大，它們屬於政治圈和上流社會。
慣於到淺草尋歡作樂的階層即使有機會踏入鹿鳴館這個地方，也一定是以僕人或服務員這樣的身份。那裡上演的事情離江戶和其市民距離遙遠。
然而鹿鳴館時代仍是一段如此引人注目的插曲，或者說是一系列插曲，以至於如果單純把它歸結於政治問題或是只屬於上流社會的問題而草草打發，未免過於狹隘僵化而使我們無法全面把握明治時代，畢竟它濃縮了明治時代的精神，因此我們在這裡需要費些筆墨講講它的故事。
鹿鳴館建築本身如今已經不復存在，而如果只是像歷史教科書那樣講述那個年代又顯得有點枯燥無味。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浮世繪版畫作品中體會到鹿鳴館的氛圍和生命力，雖然這些版畫家自身並非上流社會中人，也基本沒有機會親臨鹿鳴館的晚會現場，但他們還是捕捉到了鹿鳴館最輝煌時代貴婦們亮麗的服飾和美麗的身姿倩影。不過如果你親臨那個年代，並有幸居於少數受邀人之列，你會發現鹿鳴館裡的工作非常辛苦，不見得比今日婦女慈善團體的工作更吸引人。洋裝和裙撐倘若是照片留影而非版畫所繪，可能就沒那麼有韻味了。這些版畫創作於浮世繪藝術最後的黃金時代，很好地搭配了深受明治藝術家青睞的明亮色彩。
興建鹿鳴館似乎是井上馨的主意，在他1879年就任外相的時候，修改不平等條約正是眼前的一大問題。他是長州派系的人，長州和薩摩藩是明治維新的主要締造者。1881年，他的好友兼同鄉伊藤博文成了政界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兩人都是青年從政，此時伊藤年近不惑之年，而井上則是40多歲。他們在明治維新前曾一起去英國學習。1885年，當伊藤成為日本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今天的公職仍然沿用了這一頭銜）時，井上是他的外相。兩人都認為歐化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尤其是治外法權的最佳方式。鹿鳴館便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
雖然井上開創的其他事業還有許多，但他最為後人所銘記的就是構思了鹿鳴館這座建築。這棟建築的魅力除了出入其中的貴婦美麗的衣裝之外，很大程度上在於它的夢幻元素。有人或許會問，除了明治時代的日本，還有哪個地方的政治家會有這樣的想法，認為精明頑固如英國駐日公使這樣的人，會被鹿鳴館的幾場西式舞會打動，從而向英國政府建議修約？但這正是修建鹿鳴館在當時的意義。這段插曲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年輕的明治日本在當時的熱切渴望和雄心壯志。
關於井上在開館之夜邀請的賓客人數，現存的資料有各種說法。估計有不下一千人參加，其中幾百位是外國人。鹿鳴館的正面牆壁上裝飾著一大片樹枝和鮮花，點綴著旗幟和皇家紋章。花園裡隱隱閃爍著無數小燈，每一盞燈都照在小雄鹿的塑像上。
正面臺階邊上裝飾的繁茂樹葉間，也有兩隻鹿的塑像探出頭來。大扶手樓梯兩邊擺滿了菊花。為了讓鹿鳴館在各方面都儘可能地像歐洲的建築，井上特意讓管弦樂隊在演奏時間上迎合歐洲國家首都夜生活通常開始的時間，但這個時間點在日本傳統上卻已經過了江戶之子回家就寢的時間。因此當時還準備了專車以接送來自橫濱的客人。
實際上，圍繞鹿鳴館夜宴的一切都是過去從未有過的。向夫婦一起發出邀請在當時是一項驚天動地的創舉——江戶之子對此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鹿鳴館除了舉辦夜宴和遊園會之外，在1884年的時候還舉辦過一場慈善義賣。這也是以前不曾有過的。過去雖然也有慈善事業存在，但做法完全不同。過去人們一般認為如果施主與受施者熟識，覺得後者值得幫助的話，給予施捨並沒有什麼不妥。但針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開展慈善義賣，連捐助的是誰都不知道，似乎毫無意義。1884年的慈善義賣持續了三天，共賣出一萬張入場券。在義賣結束的時候，三菱財閥買下了所有賣剩的東西。義賣會的主要組織者是一位出身皇室支系家族的太太，日本許多貴婦人都是該組委會的成員。
不論是否上手，跳舞是鹿鳴館的主要活動。紳士淑女們都要穿洋服出席，洋服比和服寬鬆得多，而且更能向外國人展示日本的「文明開化」。從1884年年末起，女士和先生們開始定期集會，勤奮地練習華爾茲和四對舞，等等。組織者是日本的兩位貴族夫人——鍋島直大夫人和井上馨夫人，而老師請的是外國人。
鹿鳴館時代的最高潮是伊藤博文在首相官邸而不是鹿鳴館內舉辦的化裝舞會。1885年，時任首相伊藤博文在他自己的官邸裡舉辦了一場大型化裝舞會。賓客的具體人數依然有各種說法，從400到1000多，不一而足。因為化裝舞會並不要求賓客必須穿洋裝，因而到場的許多有名的日本客人都利用這一點沒有穿。
伊藤自己打扮成一個威尼斯式的貴族，而井上則扮成幫間在宴會上陪酒說笑助興的男藝人。內務部長扮成日本武士，帝國大學校長則以一身西行法師的裝扮到場。
伊藤不久以後就捲入了一樁性醜聞，他與一個貴婦人有染，後者已是有夫之婦。伊藤內閣在當時也變得家喻戶曉，人們給它起的外號——「跳舞內閣」，不論是在日文裡還是英文裡都不是恭維人的話。伊藤博文在內閣總理大臣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888年，然而鹿鳴館的春天已經過去,大學校長復古的例子似乎表明，並不是每一個去那裡的人都對西化熱情滿滿。
由於在建成之初就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鹿鳴館成為越來越多人批判的對象，有一些批評是惡意而情緒化的，也有一些聽起來比較符合實際。當時也確實出了不少事情，其中1886年的諾曼頓事件（Normanton incident）是最有名的。諾曼頓號是一艘沉沒於日本紀州衝海域的英國貨船。當時倖存下來的全是英國人，而23名日本乘客卻都溺水身亡。船長在神戶的領事裁判所接受審判，結果卻被判無罪釋放。後來橫濱領事館雖又判處他三個月監禁，但這無法平息眾怒。對治外法權的憤怒不斷升級。鹿鳴館和其中召開的聚會沒有達成任何當初預想的目的。
十年快過去了，支持鹿鳴館的勢力已消逝殞盡。伊藤的政治生涯雖然並沒有隨著他的醜聞和辭職而結束，但井上卻再也未能踏入政權核心圈子。激進的極右保守派和左派民權運動的領導人都一致認為鹿鳴館必須拆除。1889年，它被賣給了華族俱樂部，自此走上了湮沒無聞最終消亡的道路。但它的名字不會被遺忘，在它鶴立雞群的短暫時光裡，鹿鳴館是東京真正的奇物之一，吸引了像芥川龍之介和三島由紀夫這樣迥然不同的作家，使他們為之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