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泰晤士高等教育》網站刊發了英國一位匿名大學教授在自己博客上的網文《學者掙得太多了嗎？》，該文呼應了前一段在國內網上流傳的《中國大學老師到底有多窮？》一文。兩篇文章都在談大學教師的工資收入問題。
在美國，私立高校的工資收入都不對外公開。但公立高校教職工和管理人員的薪水則完全公開透明。但我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薪水就像年齡一樣被視為禁忌話題，大家都不公開涉及。在中國，知識分子恥於談錢也是傳統。但今天，這些傳統文化都在日漸消失。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知識分子作為普通人，同樣需要首先獲得生存權，然後才能發揮其社會作用與價值。
當今世界，人們已經越來越傾向於採用收入高低這一市場價值作為標準，去反映和衡量一位學者的學術與社會價值，雖然事實並非完全如此。而且，一位學者的學術與社會價值也不能完全由收入高低來體現，但毋庸諱言，在現今這個全球化和高度物質化的時代，採用高薪聘請的方式，早已成為各個國家、各個高校打動和吸引優秀人才的重要手段。由於信息日趨公開化，加上傳播途徑的多元化與近乎同時的傳播速度，各國大學教師工資收入的公開化也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就為人們了解具體情況提供了可能。
實際上，對大學教師薪水的高低、變化、差異以及男女是否同酬等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課題。這些課題的研究成果往往會公之於眾，從而引起政府有關部門與社會各界的關注與討論。這對於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著積極的作用。
在這位化名為沃勒的網文中，他披露了自己的年薪收入為48327英鎊。
英國BBC在201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英國一位全職中產階層人士的年收入平均為24744英鎊。如果其配偶的收入差不多，那麼，這個中產階級的家庭收入大體上是43592英鎊。如此說來，沃勒的收入水平是很高的。
沃勒在文章中介紹自己說，他現年42歲，從2008年起入職，在一所大學擔任全職工作。剛入職時，自己32歲。但在此之前，他花了很長時間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還在6個不同的領域中擔任按小時計算薪水的講師，時間長達八年之久。而他在攻讀博士期間，每年有6000英鎊的獎學金。
他說，想到很多非常優秀的人申請工作而不得，自己感到很幸運。當然，在這份幸運背後，自己也付出了代價。比如，因為競爭太激烈而從來不敢跟僱主或高校講價錢。
那麼，對於自己的薪水他自我感覺如何呢？他說自己感到富有，因為眾所周知，英國人在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資才27600英鎊。自己所生活的地區非常貧窮，與其他大城市有著更大的差異。因此在這裡他就感覺自己是個富人。
但是，他也提到，自己身為中產階級，同時是一位白人男性，因此才能夠得到這樣高的薪水。如果這三項條件中缺了任何一個，他的工資收入都會急劇下降，更不要說三項都缺乏了。但即便如此，與其他行業相比，作為學者的工資收入還是落後的。這讓他感到有些苦惱。
沃勒提出，自己是花了很多年（包括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時間才走到了今天。在獲得工作之前，自己除了獎學金和努力打工所掙的生活費之外一無所有，而且那時感到前途渺茫，對於未來能否得到一份工作心懷忐忑。而這一切的努力，都只是為了獲得能夠進入學術圈的資格證和所需要的學術資歷。那麼，自己在未來所獲得的薪水，是否也應該反映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呢？
這話聽上去有些荒唐，但仔細想想，也並非沒有道理。比如一名運動員，在沒有取得突出成就或者成名之前，自然無人問津，窮困潦倒或許是常態，但一旦進入賽場取得好成績，那麼，其高收入自然是對過去付出的勞動和心血的一種回報。很多人的收入之高，可以保障其在退役後的後半生衣食無憂。
令沃勒感到有些黯然神傷的是，在自己的工作合同中，雖然有每周工作多少小時的限定，但實際上每年都會超出這個時間限定。更不要提作為教師在工作中所付出的情感了。大學教師不僅是教學與科研，還要為學生包括同行提供智力、文化和情感上的支持，而這些都難以用時間和金錢去衡量。由於教師和學生、教師與教師之間那種密切的關系所在，合同之外的這些勞動和付出是從來不會得到承認的。
雖說如此，他還是經常告誡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自己要比周圍有些人的經濟狀況強多了，以此安慰自己。無論如何，沃勒都感到自己是幸運的，他不指望自己多麼富有，只要有安全感就足矣。
然而，就世界範圍而言，大學教授們的工資能夠給他們帶來安全感嗎？
早在五年前的2012年，英國著名的跨國出版社羅德裡奇所出版的題為《教授薪水：工資與合同的全球性對比》一書，就對如下問題進行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教授的工資如何？最優秀的人才能否被吸引到學術圈？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哪國大學的薪水最誘人？哪些又位列最後？
在美國波士頓學院研究人員奧特巴赫的帶領下，他們以世界上28個國家的公立大學為研究目標，既讓我們看到了當今世界範圍內的教授收入的狀況，也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對大學教授的工資收入情況進行對比研究的著作。
要進行工資收入比對，並非易事。牽涉到標準、貨幣、價值、各國不同情況等諸多因素。奧特巴赫將全部的收入都以美元來換算，使用了基於美國物品的購買力的平均指數，還與各國GDP人均收入掛鈎，對一國學者的收入和其他行業人員的收入進行對比。他們的調查最終落實在這樣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上：大學教授的工資收入「能否達到支撐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標準？」
上述研究排出了一個列表，大學教授收入排在前五位的國家分別是：加拿大、義大利、南非、印度和美國；排在後五位的則是哈薩克斯坦、衣索比亞、中國、俄國和亞美尼亞。
根據上述標準，就購買力而言，中國新入職的大學教師月收入為259美元，排在末位，比亞美尼亞或者衣索比亞都低，前者為405美元，後者則為864美元。在加拿大，新入職教師平均月薪為5733美元，一位教授的平均月薪則為9485美元。在美國，新入職人員的月薪平均為4950美元，而教授的平均月薪則為7358美元。但美國落後於很多國家，包括義大利（9118美元）、南非（9330美元）、沙烏地阿拉伯（8524美元）、英國（8369美元）、馬來西亞（7864美元）、澳大利亞（7499美元）和印度（7433美元）。
當然，不能單純看購買力。比如，衣索比亞教授的平均月薪僅為1207美元，排在倒數第四位，但與其國家的GDP人均收入相比，這一收入水平則極高，是該國人均收入的23倍。而美國、德國或澳大利亞的大學教授的平均收入也才不過是該國GDP人均收入的2倍。這就說明，在衣索比亞，大學教授極受重視。
奧特巴赫也考察了學校類型不同所造成的教師收入的不同。比如很多國家頂尖的研究型大學的教授，收入要高於那些教學型高校中的教授，其間的收入差距不小。實際上，後者人數眾多，且佔據了學術圈的大多數。
當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實力已經成為各國創新與強盛的源動力。為此，各國政府與管理者，都在思考採取哪些有效措施才能不斷擴大並強化高等教育的規模與體制，以達到提高經濟快速增長的目的。奧特巴赫的研究團隊發現，當今世界已經越來越走向兩極化，可以分為「人才流失」國家和「人才引進」國家，而那些人才資源豐富的國度還在從人才匱乏的國家吸納人才。
該研究顯示，大學教師收入低的國家最容易造成人才流失。以俄羅斯為例，在被調查的28個國家中，俄羅斯是教授收入唯一低於國家GDP人均收入者，僅達到人均收入的60%。因為工資收入較低，有教授不得不到私立學校或商業學校去代課以貼補家用。在哈薩克斯坦，大學教授的收入僅是同類行業人士收入的一半。
為此，加拿大一家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負責人阿舍爾指出，俄羅斯政府一直想知道他們為什麼無法挽留住自己的科學家。現在，這一疑問得到了解答，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政府支付給學者們的工資太低了。阿舍爾說，這個問題真不複雜，但你會發現，總是有很多政府在這上面稀裡糊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當然，他們究竟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人們不得而知，但凡是人才流失嚴重的地方，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所大學，學者們、教授們的工資收入低，是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該書作者甚至對一些西方高等教育強國也提出了警告。像日本、德國、以色列和美國的薪水，現在也都難以吸引到優秀的青年才俊。如果不在未來有所改變，那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7-08-01 第7版 視角)
最近，《高等教育雜誌》一篇論文研究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教授們死後如果希望得到同事的評價，那麼希望得到什麼樣的評價？
這看似一個身後名的問題，其實關乎教授對學術聲譽的追求。喬治亞大學社會學教授Joseph Hermanowicz採訪了60位美國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發現教授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大致可分為兩類，而這兩類與教授們的學術地位有很強的關聯性。
學術地位高或論著頗豐的教授大多希望獲得專業成就上的認可，如被評價為「是某個領域的領導者或某種理論的創立者，就像人們說愛因斯坦創立了相對論」。有受訪者甚至表示，如果能夠在物理學的發展中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something solid）並贏得同事的尊重的話，他可以「隨時死而無憾」（he could 「die anytime」）。
學術地位一般或論著平平的教授，大多希望獲得個人品質上的評價，如「是個好人，誠實、平易近人、勤奮」。他們在學術上更在意方式方法正確，而不是成果一流。他們往往通過搶佔道德制高點為自己沒有完全實現自我提供藉口和解釋，因此，在職業上被別人認為是個好人就成了比較性失敗的補償。
作者的統計表明，第一類教授基本上在一流大學或一流物理系，而第二類教授則以排名較低的大學居多。這一結果也反映出，是否追求學術上的一流是一流大學或一流學科與一般大學或一般學科的教授的最大區別。
試想，如果一所大學的教授只滿足於做事正確而不追求專業上的崇高成就，這所大學能成為一流嗎？
當然，追求一流不一定最終成為一流。但是，正如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追求一流的教授也不是好教授。理由至少有兩條：其一，於已來說，不追求一流不可能成為一流；其二，作為老師，不追求一流不可能激勵學生成為一流，因為激勵一流的，除了一流業績，更是一流精神。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科學泰鬥林家翹先生諄諄告誡學人：要緊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做第二等的題目。
中國人特別有諾貝爾獎情結，常常自省我們為什麼很難得諾貝爾獎？做第二等乃至更低等題目的人太多且更容易獲益，也許是癥結之一。諾貝爾獎就像麻將裡的大鬍子，努力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想做。實踐證明，如果大家都想做大鬍子，那麼做成大鬍子的概率就高，相反，如果多數人熱衷於小打小鬧、見牌就和，那麼個別想做大鬍子的人就很難成功。從這個角度看，追求一流也在創造一流。
這從教授們聚在一起聊什麼可見一斑。作家馮驥才對畫家有過觀察和感受：「畫家聚在一起聊什麼？聊誰的畫價高，而非誰的畫質好。」他說：「我仔細看他們的作品，沒有進步，可畫價怎麼就猛漲呢？」他感覺「好像出了不小的問題」。同樣的，教授聚在一起聊什麼？最常聽到的是，聊哪所大學待遇好（這也逼迫大學在人才招聘廣告中的開價一家比一家高）、一篇SCI論文獎多少錢、最近發了篇幾分的論文、還發幾篇可以當名山秀水學者等等，這是否也「好像出了不小的問題」？
追求錯位肯定是有問題的。據說英國女王安娜有一次參觀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臺，當她知道天文學家們的薪金很低時，表示要給他們加薪，可是天文學家們懇求女王千萬別這樣做，他們說:「如果這個職位一旦可以帶來高收入，那麼以後到天文臺來工作的將不是天文學家而是一些混子了。」
教授們為什麼追求錯位？這不能怪教授們，如果要怪教授們，那只能怪教授們太順從學校。教授的追求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大學的追求，特別是在行政化依然嚴重的大學，校長的喜好強烈引導甚至制約著教授的追求，道理類似於「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英國一項針對20位大學校長的調查報告指出，高等教育全球化和「世界級」（world-class）大學（相當於「雙一流」）的概念把大學推向了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在此背景下，大學校長陷入了聲譽和效率的矛盾困境之中：一方面，校長們都知道諸如諾貝爾獎這樣的一流成果對提高大學聲譽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把用指標和排名來衡量的效率和效果置於頭等重要地位。創一流指標易，樹一流口碑難，所以校長們雖然鼓勵追求聲譽（Prestige-seeking），但真正激勵的是效率和效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短平快。激勵短平快最有效的法寶是什麼？地球人都知道，當然是教授們聚在一起最愛聊的東西。
一所大學之所以被公認為世界一流，核心在於那所大學出了不少享譽世界的人物和成果，在於那所大學的教授一直致力於追求一流，因而可以預期那所大學現在和將來還可不斷湧現那樣的人物和成果。一所大學也許至今沒有出過，或許也很難出像愛因斯坦那樣的不朽人物，但一所大學裡的教授如果壓根兒就沒有成為這種人物的夢想和行動，那麼這所大學永遠不可能成為公認而不是自己證明的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