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胡平 1930年7月出生於浙江嘉興。1948年參加革命，1954年任中共廈門市委辦公室副主任，1955年—1981年在福建省委工業部、省計委、省政府辦公廳工作；1981年10月—1982年8月任福建省副省長兼計委主任；1982年—1987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1987年—1988年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8年—1995年任商業部部長；1995年—1996年任國務院特區辦公室主任；1996年任全國政協常委。
歌唱改革
昨日，市直機關老年藝術團合唱團在植物園鄧小平種植的大葉樟下，引吭高歌，紀念改革開放30年。
核心提示
激情燃燒的歲月恍如昨日。從福建省省長到商業部部長，從國務院特區辦主任到全國政協常委，胡平一直站在改革開放的風口浪尖，他既是親歷者，也是觀察者。在胡平北京的寓所裡，這位年近八旬思維依舊敏捷的老人和我們一起順著時間的河流逆行而上，為我們講述改革歲月中那些難忘的人，難忘的事。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在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中，我們需要更大的膽識與銳氣再拓荒、再衝鋒、再成就！」「我們重溫歷史，不僅僅是為了紀念和銘記，更重要的是總結經驗與教訓，汲取勇氣與智慧，激蕩魄力與奮發。」胡平語重心長地說。
胡平（前排左二）等陪同鄧小平視察廈門時與駐軍合影。（資料圖片）
1.領到改革開放「特別通行證」 為福建發展贏得一次戰略性歷史機遇
廈門日報記者：與其他地區相比，改革開放之初，福建以及廈門經濟特區好像並沒有優勢可言？
胡平：福建改革開放的基礎很薄弱，因為作為「前線」，建國後長期國家投資很少，國家建設規劃的大、中型項目，沒有一個在福建落戶。解放後蘇聯曾援助建設156個項目，福建一個也沒有。從經濟基礎和發展速度來看，福建也大大落後於兄弟省份。當時福建是財政補貼省，財政收入一年約16億多，中央補貼2億多，而廣東一年就上交國家10個億。福建只有一條半鐵路，福廈公路還是那一條。當然，福建也有自己的優勢，它是僑鄉，有幾百萬同胞在海外，廣大海外華僑華人愛國愛鄉，這是福建獨特的發展機遇。運用這些「海外關係」，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必然有利加快福建改革開放的步伐。
但福建和廣東一樣，肩負著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試驗」的重任。1979年，中央書記處在廣東召開廣東、福建對外開放工作聯席會議，會議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主持，會議宣布中央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率先實施對外開放，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設想。既然是中央定的改革開放先行省，福建就一定得儘快做出成績，改變原先落後面貌。福建省委、省革委會立即組織力量開展調研，提出率先實施對外開放的工作思路和貫徹中央決定的具體意見，形成上報文稿，經省委討論後，呈送中央。此後，谷牧和時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先後到福建考察。當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50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批准了福建省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中央的決定，為福建的發展贏得一次戰略性的歷史機遇。福建得到了期盼已久的「特別通行證」。
廈門日報記者：當時福建、廈門是如何用好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其中有很多曲折和艱辛吧？
胡平：前進不是一帆風順的。改革開放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對發展常識的重新發現和回歸，都伴隨著舊思想、舊體制的革除和新理念、新體制的建立。對僵化的反正，對常識的確認，對真理的逼近，需要的是「殺開一條血路」的膽識和銳氣。更何況我們前行的道路沒有先例可借鑑，一切全憑摸索，各種體制的束縛、利益的糾葛，交織纏裹，改革開放的腳步艱難而沉重。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資興辦的福建日立電視機有限公司（簡稱福日公司）正式開始生產。這是日本在中國落戶的第一家中外合資經營公司，生產出中國第一批彩色電視，很是暢銷。但由於「左」的思想迷霧重重，註定了這個「新生兒」要承受毀譽交織，從中央到地方對此都有不同意見。合同規定每臺電視機要交日方專利費，當時一位領導批評是賣國主義，一場圍繞福日公司的爭論引起舉國關注。最終是按合同規定執行。不只是福日公司，幾乎每一個大項目引進時都會遇到阻力。然而思想的禁錮一旦衝開，就會迸發出無窮的活力與動力。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福建特別是廈門不斷發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全國最早引進程控電話，第一個利用外資興建國際機場，建起了中國內地第一家綜合性地方航空企業——廈門航空有限公司，成立中國首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行……
2. 55位廠長經理呼籲「鬆綁」 吹響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號角
廈門日報記者：當中國國有企業這艘巨型戰艦風帆高掛、乘風破浪向前行駛時，回眸其波瀾壯闊、艱難曲折的改革歷程，人們不能不將目光再一次投向八閩大地。1984年，福建省的55名廠長、經理聯名上書福建省委，呼籲為國有企業放權「鬆綁」，在全國引起了轟動，「鬆綁」成了80年代中期改革最通俗的說法。
胡平：1984年，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艱難地進入第五個年頭。發端於安徽省鳳陽縣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全國農業生產連續四年獲得豐收。然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則剛剛起步。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國有企業由於長期受計劃經濟的束縛，生產經營沒有自主權，連建一個廁所都要計委批。企業既無活力，也無動力，只有壓力，被人們形容為「五花大綁」，步履蹣跚。
就在這個時候，福建省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研究會於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第二化工廠舉行成立大會，前來參加成立大會的全省各地國有骨幹企業的55位廠長經理趁此機會，就如何當好廠長、搞好企業進行了座談和探討。他們認為福建作為全國率先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雖然有著喜人而又逼人的大好形勢，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企業統得過多，管得太死，要把企業搞好，舊的體制非改不可！於是，他們共同起草了一封表達自己心聲的呼籲信《給我們鬆綁》，直接呈交給時任省委書記的項南同志。
項南同志看到呼籲信後，拍案叫好，當即作了批示，並決定將此信公之於眾，要求福建日報以新聞形式發表此信，他還親自為這條新聞擬了標題，配了短評。3月24日，福建日報在頭版頭條全文刊登。很快，新華社就此事向國內新聞媒體播發了消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等全國權威媒體全文轉發，人民日報還加了編者按。從而引起了國內一場國企全面的放權運動。省政府對此先後發出十多個文件，做出具體規定，表示支持。當時有經濟學家對這封呼籲信作了這樣的評價：這是我國企業改革史上企業經營者第一次吃「螃蟹」，第一次向政府要權，是我國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它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吹響了進軍的號角。在隨後的幾年裡，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相繼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擴大自主權的制度。首都鋼鐵公司等一批最早開始承包製試點的國有企業取得了初步成效。到1986年國有企業改革又邁出實質性一步，這年的8月3日，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布破產，公有企業破產倒閉這在中國是第一次。就在當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企業破產法（草案）》。
3.結合國情搞期貨市場 外國人說我們做夢，但我們成功了
廈門日報記者：1991年，期貨，這一嶄新的名詞進入了中國，而後，又逐漸被國人所認知、熟識。改革開放這30年，在流通領域改革中最具標誌性、階段性、就是期貨市場的產生。您當時曾參與了期貨市場的籌備和協調工作，能跟我們講講這過程嗎？
胡平：不能孤立地講期貨，要從大環境的變化看期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糧食流通實行「雙軌制」。八十年代後期，商業、糧食、供銷三個系統由一個部門管理，這就是當年的商業部。那時商業部系統有1360萬員工，全國到處都有網點，是流通中的主渠道，國營商業供銷社一統天下。
1988年，我就任商業部長，同年3月，新華社記者採訪，問上任後有什麼抱負，我說希望在我的任期內，將市場經濟的框架建立起來。那時物價在上漲，記者問我能不能把物價平下來。我回答，物價上漲就像北京春天的風沙一樣，風沙一過，春天就要來了。當時，商品流通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商品短缺，尤其糧食。國務院開會時，李鵬對我說，如果餓死人，你胡平是要負責任的。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期貨被提出來了。期貨對於我來說有一種嚮往，是想找到一條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解決當時流通體制中的一些問題，主要考慮糧食（小麥、玉米、大米）。正是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期貨市場形成價格和套期保值的主要功能吸引了我。當時我們希望找到一條路，可以解決中國在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其實這個構想在我心中激蕩很久了。那是1981年，我任福建省代省長時，有一次到日本東京交易所考察，看到日本用人工和老式電腦配合操作進行期貨交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進行資本運作的，資本的贏利是通過交易所運作來反映的。我對日本人說，我看到了你們資本主義的心臟在跳動。
1988年，在當時國家主要領導人的關心和支持下，全國期貨工作籌備領導小組成立了，我主要抓協調工作。後來在商業部成立了一個機構，負責與地方糧食部門協調試點。當年，提出試點的有鄭州、武漢和大連。鄭州試點方案首先送到中央，1989年批下來，1990年鄭州糧食批發市場成立。從經濟角度來看，武漢比鄭州有優勢，它具有九省通衢的美譽。然而，當時鄭州發生了商戰，這對於期貨市場的產生起到了促進作用。1990年我陪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去河南，在火車上我向總理匯報工作時，建議把鄭州期貨市場搞起來，總理表示同意。期貨市場就此建立起來。
廈門日報記者：當時有遇到阻力嗎？
胡平：現在想來，當時搞真是不容易。那時提出期貨是很超前的，對當時的中國來講，無疑給平靜的湖水投進一塊大石頭，激起層層漣漪。那時，虛擬經濟、金融衍生品還沒有被介紹過來，老百姓不懂期貨是幹什麼的，期貨有什麼作用。那時大部分人是觀望，許多人是持懷疑態度，這玩意能行嗎？少數人有抵制的，但不表達出來。中國人說我們在胡鬧，外國人則說我們做夢，市場籌備初期，小組去美國芝加哥考察。有一位美國期貨專家說，你們胡平部長在做夢，夢想在中國搞期貨市場，這是行不通的。中國不是市場經濟，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下是不可能有期貨市場的。當時，尚未講市場經濟，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後來，我們的期貨市場成立了，而且運作得很成功。又一個美國期貨專家說，不是胡平在做夢，而是那位老兄應該夢醒了。他的意思是說中國也可以有期貨市場。
廈門日報記者：後來期貨市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胡平：從某個角度來看期貨市場可能是個早生兒。我們原來的意圖是從大品種出發，但後來在小品種中，發生了一些違規的事。外國人所說的「鄭州」模式雖然建立了，但用得不好，步履艱難。直到本世紀才有突破性的發展。大連商品交易所對此做出了新的貢獻。
胡平在廈門（資料圖片）
4.特區建設與時俱進 特區的特殊作用不僅不能弱化，而且還要進一步加強
廈門日報記者：從創辦經濟特區開始，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是如何一步步推進的？
胡平：1978年黨中央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就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繼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經濟特區後，1984年又進一步開放了大連、秦皇島等14個沿海城市，從而形成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經濟帶；1985年後又陸續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河北、廣西沿海闢為經濟開放區，從而形成了內外交流、城鄉滲透的開放式沿海經濟開發帶；1988年春，中央確立海南建省辦大特區；1990年，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新區，並進一步開放一批長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東為龍頭的長江開放帶；1992年以來，又決定對外開放一批邊境城市和進一步開放內陸所有的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還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以及少數城市的保稅區、出口加工區。至此，由東向西，由南往北，以點及面，從沿海到沿邊到內陸，中國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扇面形輻射的全面開放大格局。
廈門日報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特區的歷史使命基本完結，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觀點的？在今後的改革開放中，廈門應該如何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優勢和作用？
胡平：特殊歷史發展時期賦予特區政策優勢的「特」將逐步淡化乃至消失，但其他方面優勢的「特」會繼續保持並發揮作用。經濟特區必須與時俱進，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對經濟特區的認識，不能停留在以往的理解上，而必須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特區的特殊作用不僅不能弱化，而且還要進一步加強。
「向海而興，背海而衰。禁海幾亡，開海則強」， 30年間的改革開放，我們正是以一種更加開放的精神走向世界，為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和偉大復興，開洋看世界。所以今後我們要更加倡導海洋文化，提倡海洋精神。有了海洋文化，才有了現在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規則是從海洋文化中誕生的，海洋文化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從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來看，我認為，可以把廈門精神和特區精神提升到海洋精神的層面，特區成立以來，很好地發揮了窗口和橋梁的作用。今後，廈門要把視野拓寬，好好研究海洋精神與新時期特區建設的關係，提升我們的認識水平，積極參與國際競爭，進入國際競爭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