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說|回歸勞動一一一 對中國性別社會學發展的反思

2021-02-19 繆斯夫人

作為青年性別研究者,我常常有兩個困惑:第一個困惑是有關歷史記憶的斷裂,即女性主義者從本土實踐中生產知識並進行代際傳遞過程中出現的斷裂:第二個困惑是 「社會性別」 在全球化背景下進入中國,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所呈現的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張力。閔冬潮老師曾經寫過《 Gender (社會性別)在中國的旅行片段》 ,我們也可以將這個旅程看成是 「社會性別」 從西方語境的脫嵌和在中國本土語境的再嵌入過程,即 「社會性別」 脫離西方的歷史和政治經濟結構背景,成為一個抽象概念,又重新嵌入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土壤的過程。

第一,「社會性別」 進入中國是在西方性別主流化之後。西方性別主流化影響下的學科建制,讓 「社會性別」 成為一個重要的範疇,用來分析主流化後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但這個概念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的性別主流化才剛剛開始。

第二,社會性別研究在西方與自下而上的女權運動緊密結合,其知識生產也來源於運動,但進入中國之後卻出現了去政治化的特徵。

第三,「社會性別」 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的時候,西方正經歷新自由主義轉型,在研究範式上逐漸呈現個體化的特徵。同時,中國也在經歷兩個重要的變遷:一是集體生活的鬆動和個體意識的覺醒:二是市場改革的推行。這種巧合都使得中國社會性別研究在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呈現一種微觀和個體化的形態。「社會性別」 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 與複雜現實之間存在張力,研究者在使用這個概念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去歷史化、去政治化和去情境化的狀態。學者在研究的時候,也往往將女性作為一個無差異的抽象整體來考慮,而忽略了女性內部的各種差異。

這兩個困惑促使我去思考應該如何突破。從我自己的研究領域(性別與勞動研究)出發,一個初步的設想是將勞動視為中介,去締結中國本土的社會主義傳統和世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不死靈魂。一方面在二者的比較和聯繫中尋找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尋找中國自己的歷史進程。

這個探索的第一步,是對勞動的擴大再定義。過去我們關注的要麼是公共勞動,要麼是私人領域的勞動。實際上,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傳統一直關注再生產勞動,不管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討論,還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 理論,都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注生產勞動的反思和拓展。這些理論中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強調生產勞動和再生產勞動的不可分割性;二是強調生產勞動和再生產勞動之間邊界的模糊性。因此,如果我們把 「生產勞動——再生產勞動」 作為第一個維度,將商品化作為第二個維度,那麼兩個維度所構成的新框架對勞動內涵的解釋會更加豐富。

第二步是以勞動為中介去探尋 「勞動光榮」 的社會主義傳統變遷。今天隨著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消費社會崛起,消費主體凸顯,人們往往以消費者而非勞動者的身份來認同自己,但現實恰恰出現了一個悖論,即不斷捲入的勞動程度和消弭的勞動主體之間的張力。這促使我們去思考像 「尊嚴」 和 「光榮」 等與社會主義傳統相關的勞動話語在轉型的過程中是如何變化甚至消弭的。這個變遷本身也展現了宏大的社會形態和社會關係的變化。

第三步是以勞動作為中介去對話西方性別與勞動研究的各種概念。雖然今天西方性別與勞動研究已經形成各種概念,例如情感勞動、審美勞動、情感表意勞動、身體勞動和親密勞動。這些概念看似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沒有直接關係,但背後始終縈繞著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 「幽靈」,這個 「幽靈」 就是對於階層和性別不平等的批判,如果再向前延伸,其實就是對於資本和父權的批判。這種雙重批判恰恰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不愉快的 「聯姻」 。在這場不愉快的 「聯姻」 中,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拓展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一元批判,強調對資本和父權的二元批判。20 世紀80年代末在美國興起的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在二元基礎上加上種族,形成對資本、父權和種族的三元批判。在這些問題意識的關懷下,我們也可以思考在中國各種力量(包括國家)如何通過勞動分工形塑性別、階層、種族等多重主體,思考各種權力如何作用從而形成相互交織的不平等,思考這些主體如何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締結。

第四步是以勞動作為中介思考如何在本土的實踐中去生產知識。從 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以來,我們進行了許多圍繞 「勞動」 的本土實踐。實踐者嘗試基於性別、民族和地域等紐帶形成支持性網絡。我自己從 2013年1月開始嘗試在職業學校裡組織女生互助小組,通過互助小組的方式來嘗試提升農民工子女的性別意識,這些性別意識包括如何認識自我和如何增能。在上海,我們和一些社會組織合作,成立流動媽媽互助團,圍繞著生育、養育孩子,形成彼此支持的團體。在這些大量的本土實踐中,我們可以進行自己的知識生產,並在此基礎上與世界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進行對話。最後一步,我們要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去尋找多元的主體。通過勞動尋找作為個體的意義、個體之間的連接、個體與歷史之間的紐帶,以及個體與宏大結構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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