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新時期中國為全球治理做出的重大理論貢獻，但自提出以來，國內外學界對其理解不一、冷熱分明。文章從思想淵源、主體動機和實踐路徑三個層面，探討了國內外學界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差異化理解。研究表明，國內主要從中華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來追本溯源，國外多從西方共同體思想、全球化視角探討其思想淵源。在主體動機層面，國內學界側重中國夢和全球治理視角，而國外學界更傾向於從零和博弈角度出發，對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動機存有疑慮。就實踐路徑而言，雙方均聚焦於「一帶一路」建設，但國內研究側重法治、互通、治理等路徑，而國外學界側重軟實力輸出角度。國內外學界的認知差異事實上體現出「天下大同」與「西方中心」兩種思想的博弈。基於此，中國有必要強化國際話語權意識，制定中國國際政治傳播戰略，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理解和認知。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軟實力
基金：2020年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印太戰略下『東協中心地位』的重構與中國-東協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 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委託項目「中老越接壤地區國際減貧開發合作研究」以及「雲南大學周邊外交研究理論創新高地項目」等項目資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全球利益拓展的必然結果。該命題一經提出就產生了巨大反響，成為國內學界探討的熱點。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後，開始引發國外學術界的關注。但是，與國內學界居高不下的關注度相比，國外學界對此的關注度顯得冷清許多。在「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獻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關鍵詞的中文文獻超過3000篇。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以谷歌學術搜索國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英文學術成果僅有87篇，其中具有針對性研究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數。1 同一命題緣何呈現如此強烈的「冷」「熱」反響?本文嘗試從思想淵源、主體動機和實踐路徑三個層面，比較分析近五年國內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研究成果，探討自我和他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同解讀的背後邏輯，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全球範圍內的落地生根提供借鑑和參考。
一、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淵源理解的比較
（一）國內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淵源的追溯
1.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界定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一經提出，界定這一概念成為當務之急。清晰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經歷了一段發展時期。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此概念；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標誌其進入國際視野；2015年，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得以完善，即「五位一體」2 的總體布局。與此同時，國內學者主要從西方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全球治理等角度來定義這一概念。3 儘管解讀成果頗豐，但仍有不足。現有觀點囊括「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多種提法，表明目前在中文概念上的使用標準不一。此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涉及哪些方面4 ，也尚未明晰。從詞源解析角度看，雖然中國官方正式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譯為「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但在實際國際傳播中，包括新華網、外交部官方網站在內的諸多通訊社和官方機構中「mankind」和「humanity」兩詞可以通用。5 而從「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Comm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等譯法中可見在國際政治傳播中同樣存在概念模糊的問題。
2. 傳統文化與意識形態視域下的理論來源
國內學界主要從「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兩大方面梳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理論來源。一是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可以概括為 「順天應人」的時代觀、「和而不同」的文明觀、6 協和萬邦的國際觀、「義利合一」的發展觀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7 人類命運共同體吸收傳統文化為解決國際關係中的利益、發展等問題提供了新視角，傳統文化亦滋養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和實踐。基於對傳統文化的分析，國內學界衍生出「公共思想產品說」，其核心觀點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項公共思想產品。例如，趙可金、趙遠即認為「中國把提供區域性、國際性公共產品視為綜合實力增強後理應肩負的家國情懷、天下情懷和天命責任，是一種立足於合作共贏的利他主義邏輯」8 。
二是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次級範疇9 ，馬克思主義從唯物主義視角出發，將探索共同體的解讀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馬克思主義首先對「虛幻共同體」進行了批判，揭露資產階級統治政府將少數群體利益包裝成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時也重視生產分工促進發展，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10 其中，陳曙光將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同聯合國所提概念進行比較，指出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覆蓋全球所有國家的利益共同體。11 周安平試圖探尋價值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係，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超越國家等工具共同體的價值共同體。劉同舫、李愛敏對此持相似觀點，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超越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道路，是對全球治理體系霸權化道路的歷史性超越，是對西式中心主義文化的辯證性超越。12 顯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的基礎上，從解放生產力、解放全人類的高度，對豐富馬克思主義思想做出了新的貢獻。
（二）國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淵源的追溯
1.西方共同體思想的理論溯源
國外學界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溯源於西方共同體思想。換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創新並非中國獨有。西方的「共同體」意識由來已久，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學理基礎。13 從柏拉圖時代到大衛·休謨、再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社會不斷探索並實踐「共同體」理念和傳統。譬如，城邦共同體、基督教教會共同體、文藝復興時期的市民社會共同體、啟蒙運動以來的契約共同體，無一不體現西方社會對於構建共同體的追求。上述思想以共同文化作為確立的基礎和聯繫的紐帶，並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這些共同體絕非虛妄之物，它們關涉某個或某些群體的幸福問題。14 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開放共同體」，對所有人都抱以包容接納的心態，而非把他們納入一種單調而同質的人民共同體當中。15 因此，西方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陌生。肖(Timothy M.Shaw)從中國語言文化來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已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影響。16 尼古拉斯·庫桑斯基(Nikolaus Kusansky)則把該思想定義為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解釋為「一」，並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隱含著中國傳統文化中萬物適勻的哲理17 。
同時，部分學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未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譬如，布萊克威爾(R.D.Blackwill)與德裡斯(A.J.Tellis)就認為中國此舉意在避免和美國及現有的國際體系發生衝突，18 或是在中美潛在的零和博弈情況下，通過建立新型外交以規避風險。19 在他們看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形態是三個要素的融合。社會主義是首要因素，這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回應；其次是傳統思想，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傳統來源之一的儒家思想與西方文明形成鮮明對比，20 並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作為要求他國接受中國是文明中心的合法來源21 ；再次是反對霸權主義，美國及其盟友對華採取遏制戰略，促使中國為擺脫困境，對美國前景和國際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貶低22 。
2. 從全球化角度梳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來源
國外學界考察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和全球格局變化之間的關係，認為其思想足以影響到全球化的進程。回顧歷史，國際社會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黑天鵝事件」頻發，使構建命運共同體成為緩解當下逆全球化趨勢的重要路徑。基於此，有學者將視角從意識形態視域轉移，在更加宏觀的背景下關注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期發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促進全球化發展、完善國際制度、保持經濟活力等方面帶來的各式影響。在這類研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得到普遍認可，尤其是在塑造、規範全球化方面得到肯定。23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卡拉漢教授(Callahan)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用新的治理理念、規範和規則重建全球秩序，亦是推動中國全球治理這一更大目標的手段。24
一些學者從全球共同發展的角度看，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蘊含全球協商理念。基於對各國發展利益的尊重，有學者聚焦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協商共治理念，指出與理念中的超國家行政機構所不同的是「共同體尊重各國主權和利益關切，全球化離不開各國協商治理」。25 譬如，美國國家亞洲研究所政治與安全事務高級研究員納德傑·羅蘭(Nadège Rolland)和弗拉基米爾·雅庫寧(Vladimir Yakunin)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的包容性，正是這種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包容性才是重塑全球化的關鍵26 。同時，基於各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發展的差異，國際社會要想邁向真正穩定的世界秩序，還需突破扁平的政治經濟模式，開啟文明間對話，放棄單一價值觀和標準，建立多維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型。27
二、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體動機解析的比較
（一）國內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體動機的解讀
1.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助於實現「中國夢」
從國內層面來看，學者通常認為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新一輪文明興旺的時代希冀，28 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夢」29 。在中國新時代的政治視角下，「中國夢」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層設計，是新的歷史方位的價值選擇。30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為實現中國夢創造更多戰略機遇期。31 就國際層面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生動體現。3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核心。33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社會發展傳遞積極影響，並反作用於「中國夢」的實現。改革開放40餘年來，中國不僅從體量上，更是在實力上有了質的飛躍，越來越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更多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也有許多期待。鑑於此，在追求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更是成為中國的時代擔當。34 誠如葉小文所言，這是飛速發展的中國「內和以求外順，內和必致外和」的邏輯延伸，「己欲達而達人」正是中國肩負全球性大國責任的基礎。35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僅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也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手段。
2. 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有助於完善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李向陽、田旭基於中國國內治理和參與全球治理的經驗，在爭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倡導合作共贏正確義利觀等實踐經驗上，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有助於填補全球發展中的治理漏洞。36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典型，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正在以「一帶一路」等經濟合作形式為載體，分享到更多的國家。就平衡治理主體關係而言，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它們期望在全球事務中貢獻力量。然而，全球治理的話語權至今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使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無法妥善解決層出不窮的諸多公共問題。37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各國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理應成為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和建設者，為解決共同問題貢獻智慧、凝聚力量，促進全人類的發展和進步。38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取向與實現全球治理目標相契合，推動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均衡發展。當前，全球治理下的經濟、政治、文化話語均存在失範危機。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從增進共贏利益出發，試圖通過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繫等方式推動全球經濟、政治和文明多樣化。39 郭海龍、汪希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世界走向共同發展、全球治理提供了現實方案。40 它是一種突破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束縛的全球化理論，兼顧人類整體利益和各國人民利益，以實現各國合作共贏為目標41 。全球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和變革是未來全球化的必然選擇，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全球善治、全球協商共治等新理念或將成為評價全球治理的重要來源，並在完善自身價值的同時為推廣全球治理目標集思廣益。42
（二）國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體動機的解讀
1.從現實主義視域推斷人類命運共同體行為邏輯
從現實主義視域出發，西方主流價值觀將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建立新的霸權體系聯繫在一起，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西方構建的國際自由秩序的超越。首先是大國地區競爭說。出於對安全的考量，美國學者古納塞科蘭(Aarthi Gunasekaran)、巴德爾(Jeffrey A.Bader)將中國此舉視為意在排除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加強對周邊鄰國的掌控力。43 其次是降低國際社會擔憂警惕說。例如，布萊恩·雷維(Brian Leavy)指出中國在努力爭取支持方面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緩解外界對中國在亞洲的領導雄心的真實性質和程度的擔憂。44 第三，帝國天下觀延續說，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華傳統帝國天下觀的延續。45 西方學者偏向對「一帶一路」倡議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動機進行猜測，如將其視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本質上是為了對抗政治對手、建立國際新秩序。46 另有學者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納入研究，以凸顯中國在擴大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的野心，力爭實現政治經濟「雙贏」。47 這種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動機的「汙名化」解讀，顯然是受到了西方自我中心主義思想和普世價值觀念的影響。
2.從全球發展的視角評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機
西方學界主要從三個層面評價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動機。一是順應全球發展。奈斯比特中國研究所所長多裡斯(Doris Naisbitt)在其著作《對話中國模式》中即認為和平是中國發展的前提，中國一直是全球發展的受益者，隨著中國的崛起，大國責任意識激勵著中國為全球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48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正是中國面向世界的重要引領工具，推動世界走向更和諧、和平的合作。49 二是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政治地位。如帕拉代斯(J.F.Paradise)的看法是「中國基於外交政策目標，將價值觀和標準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藉此可提高中國外交政策影響力，影響國際體系的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50 三是改變全球秩序遊戲規則。馬爾科姆·華納(Malcolm Warner)指出美國欲退出全球模式，然而世界經濟格局需要東方和西方的共同參與。51 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否成為全球共同發展的新模式，國外學界的態度並非一致。如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就認為「崛起的中國，通過定義人類命運共同體，把討論和思考全球發展的水平轉移到一個更高的平臺」52 。而以中國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例，戈德博爾(A.Godbole)則認為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當前發展秩序的挑戰。 53
三、關於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路徑的比較
（一）國內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路徑的探討
1.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實踐路徑
國內學界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施路徑做了相應研究，「一帶一路」倡議、文化互通和法治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大路徑。首先，「一帶一路」是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佳平臺。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一帶一路」合作機制，54 如「一帶一路」通過創新合作模式進行國際合作，強化同國際社會的交流互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雙邊合作或多邊合作，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夥伴關係，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基本同步。目前，國內學界仍在探索提高中國方案價值體系說服力的路徑，以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方案的認可度。55
其次，文化互通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互通，最終指向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互通即文化互通，是一種打破民族、宗教等差異的共同性表徵，有助於恢復文化間應有的平等關係。56 文化互通是在思想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旨在消除交叉重疊身份困惑的重要路徑。文化互通為促進全球文化求同存異，提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認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7
再次，法治化路徑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保障。法治化可分為國內法治變遷和國際法兩大方面。以李猛為代表的學者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法律的關係出發，提出理念為基、法律為體、法治化是路徑、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目的的觀點。58 2018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標誌著該理念載入中國法治體系。59 與此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完善國際法提供新思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構建的共同體價值理念，是對現代國際法的重大貢獻，60 這有助於提高新興力量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的地位，從而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發展。61
2.全球治理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
全球治理指國際社會的多元行為體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過程。62 全球治理路徑大致可分為解決全球治理危機和提升國家能力兩個維度，解決全球治理危機是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方向。近年來，全球治理本身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為全球治理對象擴展、全球治理主體分散、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等幾大問題。63 全球治理體系正從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傳統格局，轉型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的新型格局。64 吳志成等從發展的超前性和全球治理體系的滯後性出發，認為當前西方無力繼續支撐其在全球治理結構中的主導地位，為此改革全球治理體系要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通過對接公共產品的多樣化供給和多樣化需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65 儘管各國之間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現競爭和矛盾，但事實上早已形成命運共同體。66
提升國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保障。對於一個國家的全球治理能力，可以視為國家為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而主動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素質和技能，包括硬能力、軟能力、巧能力三個方面。67 縱觀近五個世紀的全球發展體系，主導治理話語權的發達國家時至今日尚未實現全球共同發展，同時也不能保證所有參與全球化的群體獲得同等受益機會。這種「治理缺位」導致在既有的全球體系下出現各種普遍性矛盾，如權力分布失衡、經濟發展失衡等問題集中暴露和迸發。68 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保障國家未來發展的治理能力也相應提升，國際社會普遍期望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分享經驗、發揮作用，中國也有能力和意願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全球治理領導乏力的問題。但同時也引發大國之間領導力競爭的問題。69 儘管中國的治理能力有目共睹，但在現有國際體系中中國仍然面臨著國家治理能力與國際影響力不匹配的困境。70
（二）國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路徑的探討
1.從「一帶一路」建設的角度分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
國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路徑的分析主要聚焦於「一帶一路」倡議。如在經濟層面，國外學界認為中國以「一帶一路」為平臺支持海外投資，增強經濟吸引力，有助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不僅滿足中國的發展需要，也滿足其他參與國的發展需要。71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資金的需求遠遠超出目前的供給，中國一直在調整對外投資策略，多方籌措資金，為發展金融機構提供軟貸款或經濟戰略服務。72 中國已在亞非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區域性機構，通過這些機構，中國試圖構建新秩序。因此，「一帶一路」倡議既被視為沿線國家的經濟福祉，亦被視為中國以外交和經濟的雙重手段攫取當地資源並藉機拓展影響力的戰略。73
在政治層面，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弱化國家間政治利益衝突和對立，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目標。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延伸，中方將繼續利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各國在東協、聯合國等多邊機構中與中方立場保持一致。但國外學界認為在加強地區地位的過程中，中國的手段有些咄咄逼人。74 正如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莫漢·馬利基(J. Mohan Malik)指出「中國對外關係的目標通常不是尋求或直接控制，而是通過強制存在實現行動自由、經濟主導和外交影響力，因此，中國的行為符合現實主義理論家對地區霸權的預期。」75 例如，有學者指出中國從2013年底起開始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但為淡化「軍事化」爭議，中國又向東南亞國家發出友好合作信號，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將其作為制定國際新規則的工具，以穩定周邊關係。76 在國外學界一些人看來，中國向世界推出的新舉措，如「絲綢之路經濟帶」，不過是外交說辭而已。77
2.從軟實力的角度分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
通過軟實力輸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外學界分析其路徑的另一角度。軟實力輸出與中國被國際社會的認可程度有關。蘇伊希羅·阿基拉(Suehiro Akira)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視作中國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新制度框架，並將這一活動視為「漢化過程」。78 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一項關於「全球態度項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調查顯示，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的軟實力赤字也很明顯，而這些地區恰恰是人們認為中國影響力最強的地區。沈大偉(Shambaugh David)分析這種反差後認為「中國政府開展公共外交的方式與建設高鐵等基礎設施的方式一樣，即通過投資期望看到發展」79 。自2014年以來，中國多利用國家領導人出訪機會，不斷籤署巨額經貿協定，發放巨額貸款，開展巨額經濟援助。對此，埃尼利託·塞維亞(Henelito A.Sevilla Jr.)的看法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選擇上，中國習慣將投資作為最有效的手段，利用金融影響和塑造他國行為，但就回報率而言，其結果令人擔憂」80 。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的外交和發展計劃，以官媒為主要輸出路徑，同時兼顧自媒體、出版、教育、藝術、體育及其他渠道，以實現廣泛傳播。例如，舉行東道國主場外交、成立孔子學院、大力發展海外媒體。東道國外交主要通過舉行政府和非政府間會議，如博鰲亞洲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清華大學世界論壇等，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旗下產品。其次是成立孔子學院。孔子學院作為中國負責在海外教授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中心，是構成中國軟實力輸出的關鍵部分。再次是大力發展海外媒體。拉裡·哈瑙爾(Larry Hanauer)、萊爾·莫裡斯(Lyle J.Morris)據此認為「中國在海外的宣傳努力，受到了過時的新殖民主義影響」。西方新聞機構作為西方國家喉舌，常以負面報導抹黑中國形象，遏制中國崛起。西方媒體的對華偏見，成為推動中國擴大海外傳媒影響力的動力，以扭轉國際社會對中國角色的負面認知。81
四、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差異化研究的原因及其啟示
（一）國內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差異化研究的原因
1. 「天下大同」和「西方中心」的思想博弈
東西方因文化價值差異在共同體認知上表現出不同。「天下大同」意為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82 ，在平等的社會關係裡，為共同利益勞動。83 中國以「天下」「大同」等勾勒世界共同體藍圖。84 雖然西方文明經歷了歷史嬗變，但其認為「中心」權利與生俱來的主觀先驗並未改變，並將國際體系劃分為中心—邊緣—外圍的形式。85 西方憑藉資本工業體系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累積文化自信，逐步確立其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86 塑造以西方歷史進程、傳統文化為參照標準的普世價值觀。87 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西方倡導的共同體實際是只有邁入西方價值體系門檻，其他國家方可成為其中一分子的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西方普世價值亦有差別。當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時，一些國家以西方普世價值觀為參照，很容易誤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發敏感反應。如針對中國倡議對美國的影響這一問題，美國學者杜大衛(David Dollar)即認為這是對美國全球主導地位、對美國金融秩序領袖地位的挑戰。88 顯然受到了西方流行的零和博弈思想的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指人類因當前全球性問題而前所未有地結成命運共同體，滿足共同需求和利益從而達成價值共識，是各國最終目標。雖然學界對「普世價值」的解釋有很多，但其內涵指向基本一致，即世界存在一種為所有國家普遍接受的，並超越文明、國家、甚至時代的價值。89 矛盾在於倡導普世價值的國家往往要求後發現代國家按其制定的國際規則行事，選擇性迴避後發國家發展的現實需求。各國發展的條件和時機都不盡相同，現實中無法要求他國墨守成規。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西方文明不過是諸多文明中的滄海一粟，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代表全人類璀璨的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現了中國道路具有的世界意義，當西方文明難以保持活力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則給世界帶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90
2. 對中國構建國際話語權體系態度不一
國內外學界就是否支持中國構建國際話語權的反應不一。自由主義者支持中國塑造國際話語權體系，他們認為中國從當前的國際秩序中獲益頗多，應是現有秩序的維持者。91 國內學者鄭必堅對此亦表示，中國崛起開闢了一條新的通過和平方式獲取大國地位的獨特途徑，應當積極塑造國際話語權，傳播和平，共同發展。92 但新興大國崛起終將引發大國間爆發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論，使得多數現實主義者對中國國際話語權掌握問題持悲觀態度，認為中國試圖構建國際話語權體系的設想並不現實。例如，哈佛大學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曾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認為「美國作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導國家，在自身衰落之際，新興大國中國尚不能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產品，從而導致全球領導力真空」，93 進而對中國構建國際話語權體系表示擔憂。儘管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呼籲所有國家「共同維護和平」，堅持國際社會合作，94 但仍有學者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為由，堅持認為新興大國崛起均以攫取霸權為根本目的，95 否定和懷疑中國構建國際話語權體系。顯然，在當前全球治理進程中至少存在國際經濟話語權失衡、國際政治話語權失序和國際文化話語權失範的三重話語困境，96 最終導致國內外學界就是否支持中國構建國際話語權體系態度不一。
（二）對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落地生根的啟示
1. 強化國際話語權的意識
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起主導作用，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對彼此的信任、對彼此形象的認同，以增加相互依賴。中國的國際政治傳媒相對落後，國際話語權整合度低，暫時無法同佔據絕對優勢的西方傳媒及其國際傳播能力相抗衡，國家形象常被西方媒體肆意塑造，「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中國因此在國際舞臺上常常陷入被動局面。在全球信息失衡的背景下，中國迫切需要站在捍衛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高度來看待國際政治傳播，制定出一套既具有理想目標又合乎現實國情的國際政治傳播戰略。97
目前，鮮有文章對中國「話語權」進行系統性研究，缺乏塑造話語權意識，對國家發展的負面影響已然凸顯，包括對國內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全球影響力的發揮。98 中國的實力增長與國際話語權發展滯後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導致無論怎樣參與國際事務，中國都難以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質疑和擔憂。因此，中國應化被動為主動，增強包括話語權在內的軟實力，使一些國家接受地區、民族或文化差異，尊重不同歷史經驗、倫理和道德原則，以和平方式應對中國崛起。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需要把握國際話語主導權，化解部分國家對中國崛起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化的負面輿論，扭轉國際政治傳媒中抹黑中國的被動局面。99
2. 制定中國國際政治傳播戰略
國際政治傳播強調一國在國際舞臺和外交場合所擁有的具體權重與影響，這事關國家主權、尊嚴和利益的捍衛以及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100 國際傳播力在信息化時代是綜合國力在國際領域的體現，中國需要打造多維立體的信息傳播模式，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抓手推動構建國際新秩序，提供新的價值和思想指南，貢獻符合時代需要的理念。這也是加大力度推動中國國際政治傳播的一大機遇。面對部分西方媒體對中國發展的不利傳播，中國應及時做好反制準備。國際傳播講究實效，中國應該及時駁斥、嚴詞回擊種種污衊和攻擊，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理念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101
傳播民族文化是對外宣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國際社會需要充分了解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的政策邏輯和立場。因此，在政治文化信息傳播上做好戰略謀劃是必要之舉。在文化方面，培養跨文化交流人才以提高中國國際政治傳播影響力。提倡用對象國語言講好中國故事，打破文化藩籬，增強中國軟實力。在經濟層面，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宣傳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從中國國情出發，立足多予少取的義利觀，堅持互聯互通、合作共贏，全力促進和激勵與對象國匯合利益、完善發展規劃、整合制度標準。把握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傳播的經濟基礎，推進國際社會共商發展、同謀合作，為國際社會提供力所能及的國際公共產品。在民間傳播層面，重視華人華僑在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上的雙重文化優勢，搭建起跨越地理、文化、政治邊界的華人網絡，有助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有利條件，並助力各國政府和當地社會更加客觀地了解中國，做兩國和諧發展、交流合作的潤滑劑。102
五、結語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提出給搖擺不定的國際社會帶來新氣象，但國內外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研究的反差尚未進行深入分析。國內外研究的差異性，本質上是國際關係層面的內容，代表國際秩序、國際規則和國家利益之爭，反映大國實力增長、消減與博弈。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提升，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反饋良多。充分把握學界對此命題的態度，並轉化為中國國際傳播的參考，有必要從思想淵源、主體動機和實踐路徑進行理解。
儘管「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內外傳播中仍存在概念模糊的問題，但多數國家贊同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而在西方整體衰落的國際局勢下，部分國家仍固守零和博弈思維，將本國利益置於全球共同利益之上，以己之心揣測中國發展的種種動機。一方面體現了受當前國際秩序不穩影響的部分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猜忌，另一方面，猜忌中國和平發展真實意圖的國家藉此發揮，亦反映出中國在國際政治傳播能力上的不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深受全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等理念的影響，將人類整體利益放在第一位，為全球治理轉型帶來新思路，發展至今卻面臨傳播困境。從本文的研究來看，顯然，國際社會的質疑是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化傳播的主要障礙。
如何通過國際政治傳播，使各國尤其是大國增信釋疑，是當前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關鍵要義。圍繞國際傳播的路徑問題，中國可通過傳播民族文化，使國際社會真正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追求；促進全球經濟的互聯互通，傳遞正確的「義利觀」，以糾正「經濟合作是經濟擴張」的偏見；利用華人華僑民間雙重文化優勢進行傳播，緊密民間互信交往。此外，儘管全球化增進了全球的共識，但同時也容易凸顯全球差異化的一面。對此，中國可從完善全球政治傳播戰略入手，打造多維立體的信息傳播模式，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抓手，推動構建國際新秩序，使國際社會充分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理解中國智慧。
注釋
1.從概念上來看，國內外學界從文明觀、自然觀、法律觀、共同安全觀等角度對「共同體」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但是，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術語和語義，學界並未達成一致。譬如在英文名稱及其解讀上，主要辭書(如《朗曼當代英語辭典》)、主流媒體(如BBC)、學者(如彼得·湯森)、政界代表人物等針對「命運」「共同體」的解讀各不相同，甚至有不少爭議，國內學界也存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等語詞的混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在新時代環境下順應全球發展潮流提出來的關於人類未來和全球治理的宏大構思，有必要釐清這一概念。從動機上看，以阮宗澤、劉愛武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均從推動實現中國夢和全球治理角度正面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動機。而國外學者則觀點不一，其分歧主要集中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以實現國際社會發展共同利益為基礎，還是以滿足中國國家利益的思想擴張為主。從實踐路徑上看，特可達(Tekdal)等學者既肯定人類命運共同體立意深遠，同時也指出其在實操方面的阻力不容小覷，尤其是相關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社會差異巨大，如何調和不同國家間利益，讓他們暫避矛盾共同推進和實現全球發展，這是當下中國進一步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此外，本文需要說明的是，根據研究對象的界定，國外學界的研究成果本文只選擇了相關的英文文獻，主要是基於當前英文文獻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和傳播力更具有全球範圍內的代表性。
2.「五位一體」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內容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營造公道正義、共商共建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參見周安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探討》，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4期，第17—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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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張冬冬：《華僑華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獨特力量》，載《人民論壇》，2018年第17期，第136—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