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1-19 14:45:29 |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徐國俊
審判程序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那麼判決書又是這最後一道防線的最公開、最透明的宣言書。因此，「書寫判決書的一個目的在於服務社會，而另一個目的在於對法官加以約束——對其邏輯和品格的約束。……此外，司法裁決的判決推理會使公眾對於法庭的信任產生影響，即是否認為法庭是在對事實和法律深思熟慮後才作出該裁決的。這也幫助法官確認他或她作出的裁決是遵守法律的。書寫判決書的過程中，法官可以保證他所作出的裁決是在其能力範圍內最公平和最公正的。」（凱薩琳·布蘭森語）由此看來，判決書的文體製作非常重要。本人試圖從古代判詞到現代判決書的文體製作及其文學價值，談點粗淺的認識，供同仁商榷。
在我國古代判詞的寫作有著悠久的歷史，其在我國文學史上也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開科取士，判詞為吏部銓選科目之一。宋、明各朝，考選官吏，均試以書判。歷代文人學士，多有判詞文章傳世，或散見於文集，或纂編為專書。唐詩人王維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明海瑞的《海瑞集》等，其中都有判詞的收錄。明代文體論者吳訥、徐師曾在所著《文章辨體》、《文體明辯》兩書中，前者將歷代文章分為五十九種，後者將歷代代文章分為二十七種，判詞均被列為文章體類之一，並專題予以論述。吳訥在判詞序說中寫道：「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徐師曾也說「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刑而已。秦人以吏為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其後乃有判詞。唐製取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
由此可見，自唐以來，歷代統治者，對判詞的寫作，都極為重視。判詞的內容與體例，則各代略有異同，然內容大體包括事實、理由、主文三部分；體例不外駢、散兩體。唐代率皆駢體，且用典繁多，一句一典，堆砌辭藻，不切實用。宋代以後，多用散體，在剖析案情，引徵律文，闡述理由等方面，均較明晰、精當。但因相沿成習，折獄文吏，賣弄才華，四六駢體，仍屢見不鮮。如白居易《得甲牛抵乙馬死，乙請償馬價》一文，「馬牛於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況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既谷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牛孔阜，奮?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蹤?駿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皂棧以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該判詞是反映甲乙同在一地放牧，甲牛抵死乙馬，因賠償數額發生爭執。作者根據事件發生場所與牧主有意「故縱」或無意「誤失」等情由，了結此案。判處合理，論斷公允，可資借鑑。再如清代老吏于成龍《婚姻不遂之妙判》一文，「羅城西門外有馮汝棠者，有女曰婉姑，姿容美麗，尤擅吟詠。愛西席錢萬青才，遂私之，即央媒執柯，訂婚嫁也。有呂豹變者，本紈絝子，目不識一丁字，涎女色，以多金賂婉姑之婢，便進讒離間。又託媒向女父多方遊說。女父汝棠，本一市儈，惑其富，競悔前約，而以女許之。親迎之日，強置輿中而去。迨紅氈毯上，雙雙交拜之際，女突從袖中出利翦，刺其喉，血花四射。經多人救護，得不死。女復排眾奔逸，至縣訴告。而錢萬青亦以悔婚再嫁控馮汝棠到縣。于成龍時宰羅城，廉得其情，即飛籤拘馮汝棠及呂豹變到堂。一鞫之下，立下判書曰：
《關睢》詠好逑之什，《周禮》重嫁娶之儀，男歡女悅，原屬恆情，夫唱婦隨，斯稱良偶。錢萬青譽擅雕龍，才雄倚馬；馮婉姑吟工柳絮，夙號緘神。初則情傳素簡，頻來問字之書；繼則夢穩巫山，競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賓，作東床之快婿。方謂情天不老，琴瑟歡諧；誰知孽海無邊，風波忽起。彼呂豹變者，本刁頑無恥，好色登徒；恃財勢之通神，乃因緣而作合。婢女無知，中其狡計，馮父昏潰，競聽讒言；遂以彩鳳而隨鴉，乃使張冠而李戴。婉姑守貞不二，至死靡他。揮頸血以濺兇徒，志豈可奪？排眾難而訴令長，智有難能。仍宜復爾前盟，償爾素願。明月三五，堪諧夙世之歡；花燭一雙，永締百年之好。馮汝棠者，貪富嫌貧，棄良即醜；利慾燻其良知，女兒竟為奇貨。須知令甲無私，本宜懲究；姑念緹縈泣請，暫免杖笞。呂豹變刁滑紈絝，市井淫徒，破人骨肉，敗人伉儷。其情可誅，其罪難赦，應予杖責，儆彼冥頑。此判。」此判詞反映馮婉姑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自訂終身，且不為財勢所屈，誓守前盟，以身殉情，精神可嘉。呂豹變紈絝刁徒，依財恃勢，逼婚強娶，理應嚴懲不貸。判詞雖用駢體形式，但寫得簡賅明晰，用典也力戒偏僻，在寫作上，也有可取之處。
現代判決書的文體，實際上基本屬於「三段論」式的體例。無論刑事、民事、行政判決書的製作，都是格式化了的文體。基本上包括：首部、控辯內容、查明事實、法院論理、判決主文及尾部等組成。它的優點是，法官能夠迅速熟練掌握文體，有章可循，上下統一格式有利規範文體，約束法官的自由邏輯及品格。但在審判實踐中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諸如，不能激活法官的文採思維，提高判決書的文化價值。
目前，除大案要案外（甚至包括），能以優秀文章為典範收錄的判決書，恐怕在我國司法工作中或文學史上還是空白。這與我們的前人相比，不能說不是遺憾。司法工作者們為了改革這一現狀，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也僅是在判決的公正性上做文章，其實公正性也僅是實體意義上的。法官們在司法文書的改革中，為體現公正，僅證據的運用上，顛來倒去，費盡神思，結果還是「證人證言及其它類證據」的堆砌，況且判決的公正性是判決書的「胎帶」特徵。所以，判決書的製作仍然處於爬行狀態，沒有多大的突破，這也是至今沒有一篇優秀的判決書，被選為優秀文章傳世的原因。有一位業外人士還樣評價當今的判決書「識字的人就能寫。枯燥、單調、零亂、拼湊、難懂」，儘管有些偏頗，但也很能說明問題。其實，根據判決書的文體及讀者對象，一篇優秀的判決書，應當保證非專業的訴訟人士能夠理解判決的內容，其高層次的執業人員及文化人的理解，應該放在次要的位置。但這些人也有可能是判決書的讀者，不過他們的利蓋是次要的。儘管這樣，目前判決書僅從主文引用法條上看，大多數非專業的訴訟人士也不能夠理解條文的內容和含義，既使是高層次的執業人員及文化人不經查閱，即時理解也有難度或為數不多，這就是「難懂」的原因之一。
要提高判決書的文化質量，判決語言，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法理深刻，要做到這一點，法官必須提高語言能力和法律能力。奧迪瑟特法官曾寫道：「法官就是職業作家。他或她必須擁有語言能力，如果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他們必須後天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或學習後獲得。……如果法官想清楚和中肯地寫作，文字足以讓有邏輯性的讀者明白，法官必須首先清楚和仔細地思考，條理要清晰。這樣做是尊重思考和邏輯的演繹和歸納法則的表現。任何不願或不能這麼做的法官都不能完全地履行其司法職責。」（凱薩琳·布蘭森語）
因此，判決書的製作上筆者意為，首先要打破現實的「單調的模式」，法官據案情定奪書寫方法。或開頭闡述訴爭焦點，或直接概括本案的事實，或開始明確判決主題等等，無論選擇何種方式，形式上應該是簡潔，不必要的細節性東西和事實證據，就不用列寫。從文體上講，可議（雜）、可散、可敘，法官根據其對法理的獨到見解，貼近立法原意進行闡述，布蘭森指出，「最後一個基本事項是判決書要層次清楚。『一頁整塊的、不加分割的文字看起來很難看，讓人也不願意讀下去』。判決書分成幾部分，使用標題、小標題甚至使用段落編號可以大大地有助於閱讀、理解和參考；使用簡單的詞語和句子會更加有助於閱讀。」具體的講，它應當由「序言、敘事、事實論證、法理評解、結論」等組成。這也與我們法官脫掉肩章、大蓋帽，穿上法袍、拿起法槌的文明形象相吻合，也與打造專業化、職業法官隊伍，走法治之路相接軌。
直觀上的判決書，是國家在維護某一個體權益者，其實質意義上的判決，是國家在弘揚正義、宣傳法律、維護社會正義秩序。法官卻正是真理與正義的「宣教者」，而不能體現出赤裸裸的個案中某個體的維護者，或國家代替另一方用法律懲治對手。這樣做，使當事者信服的正義是法官的「正義」，而不是國家法律的正義與威嚴。因為法官是審案定案的裁決者，弘揚正氣、宣傳法律、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及個人（含法人等組織）合法利益的使者，社會上也只有法官這個位置，能夠利用其學識及品性來張揚法治。
現實生活中，法官遭到當事人的謾罵、侮辱和威脅，諸多因素就是當事者信服的正義是法官的「正義」，而不是國家法律的正義與威嚴。偵查文學的出現及繁多，是因為偵查具有傳奇與博鬥等非文明的誘惑，法理無需深解，只要有驚險與鬥智鬥勇，便能出書編劇。法院文學的稀少或空白，是因法院文學需要嚴謹的法學理論邏輯和深厚的法文化底蘊。他既要突出人權與法治文明的主題，同時還要體現文明的執法者——法官的形象。填補這一空白，歷史的就落在我們法官肩上。相信能挑起正義與公正的法官雙肩，同樣會擔得起這一重任。
（作者單位：河南省汝南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