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中華民國與偽滿洲國之間，在整理和研究《清實錄》領域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的學術競爭，對此問題，學術界似未見關注和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對其學術競爭以及隱藏在這種競爭背後的政治角鬥，予以淺析。
一、「九·一八」事變前以北平和奉天為中心的《清實錄》收藏和整理
北平（北京）和奉天（以瀋陽為中心的遼寧），是清朝時的北京和盛京所在地，分別收藏著清廷修纂的皇家實錄秘本。北京故宮藏著乾清宮小紅綾本、內閣實錄庫小黃綾正本和小紅綾副本、國史館抄本，皇史宬藏著大紅綾正本；盛京（瀋陽）故宮藏著崇謨閣大紅綾正本。民國後，北平和奉天因為最易接觸到大清實錄而成為整理和研究的中心。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無論是北平還是奉天，兩地的民國學者在《清實錄》的整理和研究上相輔相成。《清實錄》整理和研究的熱潮，與民國初期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有關。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教育部歷史博物館將收藏的清代內閣大庫檔案出售，發生「八千麻袋」事件。次年年初，清朝遺老羅振玉從同懋增紙店購回部分檔案，其中便有多種《清實錄》的稿本，從而引起了民國學者對《清實錄》的重視，開始整理和研究。當時中國在《清實錄》整理上，基本上形成了兩個中心，即東北的奉天和華北的北平。
在北平，《清實錄》的收藏、整理與研究工作迅速展開。當初為籌措工資而將檔案賣出的教育部所屬國立歷史博物館，此時將未曾發賣的《清太宗實錄》初纂稿本的某些殘卷加以珍藏。北平圖書館則將順治初稿本殘卷《清太宗實錄》、順治重修滿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予以寶藏。1925年成立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更是警醒過來，開始清點《清實錄》，並編成《故宮文獻館現存實錄總目》。除了已經散出宮的清內閣大庫所藏《清實錄》的各種稿本外，故宮博物院發現宮中還藏有成套的《清實錄》，即藏於皇史宬的大紅綾正本，藏於乾清宮的小紅綾本，藏於內閣實錄庫中的小黃綾本。此外，還發現座落在西華門內的清史館（前身為清國史館）舊藏《實錄》共10種，分為長本與方本2類，皆為平裝，由楷書抄寫。故宮博物院對上述《清實錄》十分重視，致其全部保存下來。新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僅收藏了大部分「八千麻袋」事件中回購的清內閣檔案，而且還收藏了康熙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實錄》殘稿9卷。
在收藏的同時，北平的民國學者開始對《清實錄》展開整理、出版和研究。1931年，故宮博物院據內閣實錄庫雍乾本鉛印了《清太祖努爾哈赤寔錄》10卷。當時《北平圖書館館刊》還專門作了新書介紹。故宮博物院還對《清實錄》稿本進行了研究。當時故宮文獻館整理清內閣檔案時，發見了一種舊《實錄》，卷端題為「太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該院文獻館學者方甦生否定了「當時一班學人均認為就是崇德元年初纂本」的結論，推測「是順治年間重繕之本」。方甦生還對史語所收藏的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殘稿9卷進行了研究，指出這9卷並非一種稿子，按其版本情況，可分為再、三、四次稿三種，其中三、四次稿相當於羅振玉刊印的二、三次稿。就職於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謝國楨，撰《清太祖實錄殘卷跋》一文，對該實錄版本作了探討。他指出自己看到的「《清太祖實錄》殘卷，字跡模糊，竄改之處甚多，似系稿本」。他將蔣良驥之《東華錄》、王先謙之《東華錄》與他看到的《清太祖實錄》殘卷相對比，指出此書首題《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弘文定業高皇帝實錄》，無清康熙元年睿武下所加「端毅」二字，更無乾隆元年端毅下所加「欽安」二字，以及沒有「弘」字避諱闕筆現象，斷言「此本當為最早之本」。
在北平學者收藏、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實錄》的同時，奉天也展開了類似的工作。羅振玉在「八千麻袋」事件中，獲得原藏北京清宮內閣大庫的《清太祖實錄》稿本三種。第一種是崇德年間初修稿本3冊，第二種是康熙年間二修稿本6冊，第三種是康熙年間朱彝尊修纂時形成的初次稿7冊，二次稿5冊，三次稿1、3兩卷。同時，他還獲得《清世祖實錄》稿本14冊，其中滿文稿本4冊，漢文稿本10冊，以及《乾隆實錄、聖訓奏稿匯抄》1冊等實錄稿本。部分檔冊上有羅振玉藏書章，文曰：「臣羅振玉壬戌所得內閣秘籍」。壬戌年即1922年，正是羅振玉從紙店購回內閣檔案的年份。雖然他將八千麻袋檔案轉手賣給了李盛鐸，但自己還留存了一些清朝檔案，包括上述《清實錄》諸稿本，並從天津帶到旅順，借肅親王善耆舊邸整理，「與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何君福謙」。1924年，他將上述清代檔案以東方學會的名義輯成《史料叢刊初編》等書，用活字印刷。與此同時，他開始研究並籌劃出版《清實錄》稿本。
或許是受到羅振玉的影響，奉天的學者對《清實錄》產生了興趣。東北易幟（1928年12月29日）後，瀋陽的遼寧通志館1930年在編輯《奉天通志》時，在盛京崇謨閣中發現了滿、漢、蒙文三合本附圖的《滿洲實錄》，於是選定東北大學工廠進行影印，但由於資金不足，「乃摘取《滿洲實錄》附有詳圖者計一部八大冊，專以漢文及圖付之影印」，而捨棄了滿、蒙兩種文字。在影印前，通志館作了一些整理工作，對原本中凡遇皇帝名諱都留空白之處，用崇謨閣所藏另一部不諱名字的滿漢兩體《滿洲實錄》予以填補。影印《滿洲實錄》的決策，實與當時擔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的金毓黻有關。金毓黻與羅振玉關係密切，1922年前後，二人在東北還有往來。可能是受到羅振玉的影響，金毓黻對實錄研究產生了學術興趣，後來還專門寫過類似論文。1931年5月，金毓黻擔任遼寧省教育廳長後，下令各省立學校購買《滿洲實錄》。同屬東北的黑龍江省和吉林省，率先支持，「黑龍江省萬主席、吉林省張主席，各已先置四十部，以事饋贈」。
遼寧省通志館影印《滿洲實錄》的消息，在關內產生了較大的反響。浙江教育廳熱情地詳述了遼寧省通志館影印《滿洲實錄》時的不容易，以及該書「為世界未有之孤本，且為有史以來未有之奇書，關係歷史、輿地、文學、美術甚大」的價值，並宣布「省政府茲擬價購，分發各圖書館、教育局一部，以資考據」。浙江教育廳為遼寧通志館推廣《滿洲實錄》，說明當時內地對東北學術研究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因中原大戰而控制了北平。奉天與北平均在東北軍的統治之下，兩地在《清實錄》的整理、出版與研究上並無對立情緒。然而，「九·一八」事變後，二地分離，北平的民國學者與奉天的偽滿學者在《清實錄》整理、研究上分道揚鑣，並明爭暗鬥。
二、偽滿學者在日本人操縱下有企圖地整理《清實錄》
「九·一八」事變後，奉天與北平骨肉分離，偽滿與民國勢同水火。在《清實錄》的整理和研究中彼此促進的情況，演變成對峙和競爭的態勢。
作為清內閣大庫檔案和《清實錄》稿本收藏整理的先驅，羅振玉追隨溥儀逃到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從而背叛了民國。以他為代表的偽滿學者，在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以及《清實錄》整理與研究上，與民國學者形成對立，特別是利用《清實錄》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塑造偽滿政府繼清而續的合法性，為偽滿政府張目。民國學者與偽滿學者出現明顯的對立和競爭。
羅振玉投靠偽滿政府後，於1933年將此前所獲多種《清實錄》稿本以「奉天史料整理處」名義影印出版。這些稿本包括康熙年間重修時，由朱彝尊原纂的《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初次稿存7冊，二次稿存5冊，三次稿存卷一和卷三）影印出版，取名《〈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線裝四冊。內分初、二、三修本三種，為十四冊殘稿本。書首有羅氏序言，介紹了原稿的殘存情況：「……初修本存七冊。首冊訖癸未二月；二冊起癸未七月，訖甲申九月（原註：兩冊間缺五、六兩月）；三冊起乙亥正月，訖庚辰十一月；四冊為天命四年五、六、七月；五冊起天命四年八月，訖五年十一月；六冊起天命六年正月至十一月（原註：此三冊相銜接）；七冊起天命九年正月，訖十年十一月。第二次稿本存五冊。第一冊至癸未正月，後題署卷一，第二冊起甲申正月，至乙酉止（原註：此二冊相銜接）；三冊起天命五年，至六年六月（原註：此二冊相銜接）；五冊署卷九，起天命九年，至十年末。第三次稿存卷一及卷三，首尾完全，其分卷則與皇史宬定本同矣」。這些實錄稿本在完成影印使命後，獻給奉天圖書館收藏（今藏遼寧省檔案館）。
1934年偽滿遼海書社又重印了《滿洲實錄》8卷，由時任日滿文化協會理事、偽奉天通志館總纂的金毓黻主持，據通志館1930年的影印本，用鉛活字排印，附圖影印時縮小四分之一，用銅版紙印刷。全書線裝4冊，收入《遼海叢書》中。是年，遼海書社還據清史館所存稿本印行了《宣統政紀》43卷。1935年，金毓黻在《黑白》雜誌上介紹了遼海書社出版的書籍，包括8卷本《滿洲實錄》，聲稱是「據奉天通志館景印本覆印，遼海叢書別行本」。該書銷路不佳，通志館函請黑龍江和吉林二省公署，要求訂購。於是偽滿大同二年（1932）四月二十六日，偽吉林省長熙洽下令各屬訂購《滿洲實錄》。
偽滿更大的《清實錄》整理計劃，是將瀋陽故宮崇謨閣所藏《清實錄》影印出版，命名為《大清歷朝實錄》。
1933年10月，日本、偽滿雙方建立「日滿文化協會」，由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為會長，偽國務院參議岡部長景十（日籍）、寶熙兩人為副會長，羅振玉為常務理事，日本方面的專家學者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內藤湖南、池內宏、濱田耕作、羽田亨，工學博士關野貞，帝室博物館美術課長溝口藤次郎，以及偽滿政府各部的首長為理事和評議員。時為偽滿奉天圖書館副館長的金毓黻也擔任理事。辦事處設在偽滿的「文教部」。協會一成立，便決意重刊《清實錄》和《四庫全書》，擬籌經費約30萬元，打算在兩年內完成。該協會「成立以來，即編纂《清朝實錄》之議，現已委託水野梅曉（日籍）主持，開始收集參考材料，進行編纂」。可見，偽滿整理影印《清實錄》是在日本人操縱下進行的。而影印出版《清實錄》，則最早由倡導「文化中心移動說」的內藤湖南提出。參與《清實錄》影印工作的日本人杉村勇造稱，影印《清實錄》是「內藤湖南博士自『滿日文化協會』成立以來就一直熱心提倡」的事。羅振玉的孫子羅繼祖稱，其祖父擔任滿日文化協會常任理事、負責影印實錄時，「曾得到日方理事內藤湖南（虎次郎）的贊助議行」。日本人執意要影印《清實錄》，是想通過《清實錄》的出版，塑造其傀儡偽滿洲國「源遠流長」的正統形象。1934年12月正式開始整理工作。日本以杉村勇造牽頭，偽滿則由鄭孝胥、羅振玉牽頭，決定由東京單式印刷公司印刷，大藏出版公司出版，小野玄妙博士負責出版業務，由偽滿「國務院」發行。當時成立了《清實錄》出版事務廳。羅振玉在奉天九緯路的博物館附近借到十多間洋房作為辦事機關。整理步驟是，先湊齊《清實錄》全書。原盛京崇謨閣所藏的《清實錄》，起於太祖朝，終於同治朝。「滿文、漢文合計約九千冊，漢文四千四百七十四冊。其中尚缺四卷，這四卷，後來從北京故宮所藏的實錄寫本中一併補齊」。此外還缺德宗和宣統兩朝。《德宗實錄》用1927年在天津張園時抄繕的小紅綾本補充；《宣宗政紀》本來想將藏在天津的原書取回，但遍尋不獲，於是從北平隆福寺附近的書肆中購買了一本坊間通行的排印本湊數。經過湊補，《大清歷朝實錄》成為「唯一完整的藏本」。全書湊齊後，開始整理，以原盛京所藏崇謨閣本為底本，將書中對日本的蔑稱和有礙文字進行挖補修改。日本還指派專人對實錄進行逐卷檢查。對《德宗實錄》中關於甲午戰爭的記述，只要他們認為不妥之處，均用鉛筆在其右邊標上符號，再命令裝裱和繕寫人員一一挖補和篡改。甲午戰爭的記述中，《德宗實錄》把日本人寫成「日寇」或「倭寇」，日本人對此非常忌諱，認為妨礙「日滿親善」，逼迫羅振玉親自上陣，將《清實錄》中「倭寇」字樣全加挖改。此外，對甲午戰爭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記載進行篡改。如《德宗實錄》卷343第12頁，崇謨閣寫本作：「以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備文照會各國公使。」而偽滿本改成「以日本幹涉朝鮮，首先開釁，備文照會各國公使。」如卷370第16頁崇謨閣本作「設法力杜狡謀」，而偽滿本改作「設法始無流弊」，把指斥日本人為「狡謀」一筆勾銷。挖補和篡改後的《大清歷朝實錄》由三名攝影人員按頁依次拍照，送東京進行影印。印刷工作從1934年末至1936年末，歷時兩年，由日本東京大藏出版社出版，包括從太祖至德宗的11朝《實錄》以及《滿洲實錄》和《宣統政紀》，計4486卷，分裝122帙，每帙10冊，共1220冊，但印數甚少，只印了300部，因此每部書的成本很貴，印刷經費全由日本提供。日本將印好的《大清歷朝實錄》送到偽滿駐日使館，以偽滿「國務院」的名義，分贈歐美各國，結果贈出110部，造成各國默認「滿洲國」的態勢。偽滿還將《大清歷朝實錄》送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圖書館。1931年1月號的美國《史學雜誌·史學消息欄》稱：「最近偽『滿洲帝國』政府，贈《大清歷朝實錄》一部於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此種刊本，系過去數年間，印於日本，乃奉天手稿本之一種影印本。較原稿本縮小四分之一。此刊本共有一千二百二十篇，裝訂成一百二十二函。最後十篇為目錄，依年代編次史料。每編以黃色為封面，上繪鳳凰圖案，象徵皇后，每函（套）以黃布裝訂，以龍為飾，象徵帝國。」這對中華民國造成極大的威脅，也引起了民國學術界的警惕，並隨之展開了學術競爭和政治抗爭。
三、民國對偽滿印行《清實錄》的警覺
偽滿政府的成立已經令中華民國憤怒，而偽滿又借整理《清實錄》來爭奪正統，更讓民國學者感到不平。在偽滿大張旗鼓影印《大清歷朝實錄》時，民國學人對偽滿這一行動保持警惕。這與「九·一八」之前，浙江教育廳對遼寧育通志館影印《滿洲實錄》的讚賞態度完全不同。
流亡北平的東北愛國人士建立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其下屬政治部於1932年9月創辦的《東北通訊》，對偽滿整理影印《清實錄》的動向十分警覺。在其「日偽政情」欄下，特地標出「編纂《清朝實錄》，複印《四庫全書》」。宗孟發表《從「滿蒙文化協會」說到「日滿文化協會」——日人將代我重刊〈四庫全書〉及〈清朝實錄〉》一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對東北之文化侵略自來即與其武力侵略同時並進。」並提醒人們日偽「初創之『日滿文化協會』，首所注意者，即為設博物館及重刊《四庫全書》及《清朝實錄》等工作，此與東北文化更有重大關係，尤為吾人所應注意」。偽滿決定影印《清實錄》的消息，震驚了民國學界。1933年，瓠廬在《國學論衡》上發表《日偽印清朝實錄之緣起》一文，對「日偽合組文化委員會，擬先印清朝實錄」一事感到焦慮，並轉述羅振玉的得意之言，說《清實錄》「僅瀋陽故宮藏有全部，藏於崇謨閣，自太祖以至穆宗，滿漢均全」。最後，瓠廬揭穿了偽滿影印實錄的實質：「偽方近傳明年有改偽君主國體說，而清代發祥，諸多附會，類於神話，突於此時費二十萬巨金印行清朝實錄，不急之需，令人費解；繼乃恍然，蓋為偽君主國體作宣傳張本耳。」除了揭露偽滿影印《清實錄》的目的外，瓠廬還揭露了日本人支持偽滿影印實錄的用心。他在另一篇文章《日偽印四庫全書、清朝實錄》中指出：「日人侵略野心，固令人可畏，玩弄諸傀儡，使人可恨。」因為「本年內東北義勇軍，不幸受日軍包圍重創，潛伏四散，弗克大舉，日人認為偽國治安，漸次寧靖，乃以振興日偽文化，為麻醉東北知識階級，因有文化委員會之組織」，於是「即印《四庫全書》與《清朝實錄》，撥經費三十萬元，限二年內，先完成《清朝實錄》一書」。瓠廬最後指出：「研究文藝學術，雖無國界，萬一日偽先我著鞭，且景印《四庫》全部（及《清實錄》），輒恐我國大受其影響，難免世界各國知識分子所訕笑耳。」此話透出民國學人在《清實錄》和《四庫全書》等書籍整理出版上與偽滿競爭的焦慮感和緊迫感。
1933年，同樣是浙江省圖書館，其館刊發布圖書文化消息時，在「國內」「出版界珍聞」中，發布「所謂『滿洲通志』及清朝實錄之編纂」的消息。將偽滿的消息稱為「國內」，且用「所謂」來表示，則表明不承認偽滿為一獨立國家的立場。這一消息，在一年後再次發布，並增加了更具體的內容：「瀋陽有所謂日『滿』文化協會，會長為鄭逆孝胥，副會長為偽國務院參議岡部長景石（日籍）暨寶熙二人。成立以來，即有編纂《清朝實錄》之議，現已委託水野梅曉（日籍）主持，開始搜集參考材料，進行編纂」，同時把偽滿準備複印四庫全書，偽滿通志館館長袁金鎧、吳廷燮編纂《滿洲通志》相提並論，斥之為「認賊作父，為倭文化上之倀魂」。
《大清歷朝實錄》刊行後，1940年3月創刊的民國報刊《史學季刊》在《國內外史學消息》中報導「日本」消息時，發布「日本代偽滿影印《大清歷朝實錄》」。該雜誌編輯特別提醒：「《大清歷代實錄》之刊行與傳播，適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血戰方酣之際，我國當道及海內史家，可以深長思矣！」
正是出於對偽滿整理和出版《清實錄》目的的警覺，民國學人針鋒相對，開始整理和出版《清實錄》，以與偽滿進行學術競爭，爭奪話語權。
四、民國學者在《清實錄》整理研究上的競爭
偽滿通過《清實錄》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以證明偽滿是大清的正統，而民國學者通過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實錄》，似乎也想以證明隆裕太后籤署「清帝退位詔書」後中華民國是清朝的合法承傳者，有資格、有責任為故朝整理史籍，清理其遺產。可以說，正是「九·一八」事變，迫使故宮博物院在《清實錄》的出版上與偽滿展開了暗潮洶湧的競爭。民國在整理出版《清實錄》上，雖然延續了事變前的工作，但緊迫感加強了。1932年，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宣布了刊印整套《清實錄》的計劃，稱該院「尚有一巨大工作，即《清代實錄》是也。此為清史之寶庫，國內外學術機關及一般學者，均望此書之行世。惟博物院經費不足，現正與各學術機關接洽，合力刊印」。李宗侗還指出了《清實錄》的出版順序：「《清太祖實錄》，現已有兩種出版。此後即先出《德宗實錄》及《宣統大政紀》，然後再出康乾各朝以迄同治，此亦應時代之需要，以光宣兩朝密接現代故也。」他所說的已有兩種《清太祖實錄》出版，其中之一就是1932年故宮博物院據順治重修本鉛印的4卷本《太祖武皇弩兒哈奇實錄》。故宮博物院整理《清實錄》的計劃，稍後被《湖北省教育廳公報·教育消息》以《清代實錄即將刊行》為題作了報導，反映出民國學界對出版全套《清實錄》的期盼。故宮博物院出版整套《清實錄》的計劃因經費拮据未能實現，只得繼續零星刊印。就在1933年偽滿羅振玉出版《〈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也於1934年將《清世祖實錄稿本殘卷》整理後，刊於《文獻叢編》1934年的第20輯（1-5頁）中。1934年，就在偽滿遼海書社出版《滿洲實錄》、日滿文化協會開始影印《大清歷朝實錄》之際，北平文殿閣書莊也鉛印發行了《滿洲實錄》，是根據承德避暑山莊藏本影印，收入《國學文庫》第九編，並於1937年再版。1936年，在偽滿影印整套《大清歷朝實錄》完成後，北平的學術機構危機感大增，開始加強合作，以加速《清實錄》的整理與出版。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將從書肆訪得的清代太祖、太宗兩朝初纂實錄交付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影印，而將被董康、孟森二人在北平書肆中發現的《清世祖實錄》初纂本，由己館出資影印。1937年初，有人以《影印清初實錄》為題，報導了這一消息。對於這一盛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以「《清世祖實錄》初纂本之影印」為題發表館訊，指出：「今故宮博物院尚藏有太祖、太宗兩朝之初纂本，已由文獻館影印，將次告成。其世祖一朝者，則僅存滿文本，漢文、蒙文者，皆已佚，本館近以重價由廠肆購得《世祖實錄》，經專家審定，確為康熙間之初纂本，極可珍秘。」北平圖書館委託上海大東書局影印發行，以與故宮付印的太祖、太宗兩朝初纂實錄相配而行，並宣稱「有清首三朝開創之真相，自可照然若揭矣」。文中特別指出清前三朝實錄「已失真相」，強調三朝實錄初纂本之印行使清前三朝開創歷史的真相「昭然若揭」，明顯表達對偽滿政府借《清實錄》以神化滿清起源、抬高自己的做法之不滿。但是，由於抗戰的爆發，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實錄初纂本的印行，未能實現。
雖然民國學界在整理、印行《清實錄》上略遜一籌，但他們在研究和評論《清實錄》上卻旗開得勝。他們不僅對整部《清實錄》的粉飾現象進行揭露，而且重點對粉飾最厚的清前期實錄和最有現實意義的清末期實錄（《宣統政紀》）開展揭露、抨擊和批判，以粉碎偽滿借前三朝實錄樹立正統地位，借《宣統政紀》以塑造正面形象的企圖。
民國學者中，對整部清朝實錄粉飾、篡改現象進行揭露和抨擊最力的是北京大學教授孟森（1869-1938年）。孟森接連寫了數篇專門討論《清實錄》的文章，致力揭露整部《清實錄》的粉飾現象。他針對1933年10月日滿文化協會提出影印《大清歷朝實錄》的計劃，專門撰寫了《印行清實錄議》一文，認為：「清代實錄則無一代不改，乃至後來修改，並無開館敕修之明文；亦無正本存留之跡。為尊者諱，清之子孫，於計得矣。而所謂實錄之名義則愈離愈遠。」他指出，清朝不僅在乾隆以前多次篡改實錄，「光緒間尚從事刪改前朝《實錄》；是《實錄》乃隨時以意刪存之書」。當孟森得知偽滿於1934年將《大清歷朝實錄》交付印刷後，又撰寫了《讀清實錄商榷》一文，對《清實錄》的粉飾展開了進一步的攻詰。孟森「聞瀋陽崇謨閣本《實錄》已付印，乃更廣其意，別為《讀清實錄商榷》一文，付《大公報》《圖書副刊》（一七四期）發表。其主要意見謂『改實錄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孟森認為清朝講官在給皇帝講授經筵時，隨時對《清實錄》的內容進行修改和粉飾，「改於講筵之便，絕無敕改痕跡，故曰清改實錄，乃日用飲食之事也。」並反覆表達對《清實錄》的不信任感，聲稱清代君主「務使祖宗所為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淨盡，不留痕跡於《實錄》中，而改《實錄》一事，遂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此為亙古所未聞者」。還說：「《清實錄》為長在推敲之中，欲改則改，並不似前朝修《實錄》之尊重，亦毫無存留信史之意。」孟森的用意甚明，就是說《清實錄》已不可信，偽滿即使影印了《大清歷朝實錄》，也沒有什麼價值可言。然而，孟森卻走入了自己設定的迷途中，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竟然提出將日本人影印的偽滿本實錄（原崇謨閣本）與北平宮中所藏小黃綾本相比較，以證明小黃綾本因為經筵講官隨時修改而留有改動痕跡：「今奉天本乃由日本人代印矣，此本問世，大可抽較閣庫之黃綾本。如果奉天本尚未經講筵私改，則欲求《清實錄》之佳本，轉須俟此矣。」在這一刻，他忘了自己與日偽競爭的現狀，但旋即醒悟過來，指出：「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初纂修本《實錄》，已由故宮文獻館及北平圖書館合印，此本非日本人所得有，幸而已覓齊付印，尚望向承印之書局照約定期限嚴催出版，勿任悠悠延宕可耳。」此時，他與日本和偽滿的競爭意識又重新復甦。在臨近「七·七」事變的1937年1月，孟森又同時發表了《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和《清世祖實錄初纂本跋》二文。前文鄙視清初「未知《實錄》之為何物，故文字體例，與歷代之《實錄》殊，即與後來規仿歷代《實錄》以為《實錄》者，形式亦自迥別也」。後文則再一次揭露《清實錄》的粉飾行徑：「清之開創，為太祖、太宗、世祖三世，史家既有特注心力之例，而無奈清之後王，務掩開創三朝之真相，取已勒定之紀載，一再以意潤色之。」孟森對《清實錄》的揭露和抨擊，顯然帶有與偽滿抗衡的主觀情緒，在論證上難免出現失誤。他之所以反覆倡言《清實錄》篡改無常，有其政治目的。日滿要借《清實錄》「立」偽滿的正統形象，而孟森則要借否定《清實錄》以「破」滿清的形象，並藉此「破」偽滿的形象。孟森此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與偽滿推動影印《大清歷朝實錄》的首任「日滿文化協會」會長、偽「國務總理」鄭孝胥相切割。此人在清末與孟森交情非淺，曾一起籌備過預備立憲。鄭孝胥從逆後，孟森曾作詩規勸，見對方不聽，便斷然絕交。不難理解，他面對偽滿影印《大清歷朝實錄》時的複雜心情。
在民國學者中，對清早期實錄展開討論並揭露其粉飾的學者，是孟森學生吳相湘和故宮博物院學者方甦生。吳相湘深受老師的影響，於1935年撰《清世祖實錄三種不同的節本》一文，將《清世祖實錄》三種不同的節本即《清世祖章皇帝實錄採要》、蔣良騏《東華錄》和王先謙《東華錄》世祖部分進行比勘，指明「有許多事實記錄顯有甚大的差異。由此可以推知《世祖實錄》的初修本有許多事實，在乾隆重修本中是刪去了」。方甦生撰寫了《清太祖實錄纂修考》一文，把現今通行的雍乾校訂本《清太祖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相比勘，指出雍乾本為了粉飾，而刪去了一些原始的史料，如孟革卜滷私通嬪御欲謀篡位事，大妃殉帝出於被迫等。不過，方甦生在批評清早期實錄存在粉飾現象的同時，也承認清中後期實錄並未如孟森所說的那樣想改即改。在所撰《清實錄修改問題》一文中，他一方面揭露乾隆以前在修《清實錄》中的粉飾行為，一方面也實事求是地否定清朝隨時隨地修改實錄的說法，並指出孟森用《東華錄》與《清實錄》相較，來證明二者不同之處即是《清實錄》諱飾的結論，是不恰當的。因為《東華錄》史源並非全來自於《清實錄》。
在民國學者中，對清末帝實錄展開研究和揭露的，是清華大學28歲的助教谷霽光（1907-1993年）。他針對偽滿遼海書社出版的《清宣統政紀》進行批評。《宣統政紀》實際上就是《宣統實錄》，但因為修於民國排滿時代，所以不敢命名為「實錄」，而改稱「政紀」。1935年，谷霽光連續寫了4篇文章，對《宣統政紀》進行指責和批判，實際上是藉此表達對溥儀投靠日本、建立偽滿洲國的不滿。因為這部被視為《清實錄》最後一部的《宣統政紀》，描述的對象就是溥儀及其朝政。谷霽光提出了《宣統政紀》應該達到的目標：「宣統一朝，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年，然而三年之中有繼統問題、憲政問題、財政問題，頭緒紛繁，日不暇給。另一方面潛伏著的革命潮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後來推翻滿清，結束二千年來專制皇帝的局面，在這三年中算是一個轉變的大關鍵。這樣的一個重要朝代，《政紀》的修纂，最是值得注意。我們希望一部《政紀》或其他史料選輯，可以收輯許多重要的材料來供學者研究，那就是說選輯不失時代性的史料，可代表時代的精神，表現時代的重要，適宜於任何學者參考的。」然而，這部《宣統政紀》卻未能反映時代特徵，「實際上只刊布一些按期分纂的詔諭檔冊而且是一些不完備的詔諭檔冊，不獨是取捨漫無標準，連裁剪也不得要領。專從體例上推證，又似乎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以致遺漏和錯誤，觸目皆是」，「這是編修人忽略了史實的時代性，根本沒有看透歷史演變的程序，專憑個人判斷和私見選輯的」。谷霽光高屋建翎地指出：「當日政治最嚴重的問題，莫如憲政」，但是，《政紀》除載憲政籌備官樣文章外，刪略了許多重要的「討論憲政的奏議」。他還站在民國的立場上批評道：「關於革命黨史料，《政紀》不載，就是政治上發生嚴重結果的幾件黨案，也一概隱諱不提。這是受傳統史例的影響，編修人的觀點只站在清室一方面。」在《跋〈大清宣統政紀草本〉（清華圖書館藏本）》一文中，谷霽光也批評未能反映時代精神：「史籍之取材，須撮取時代之精神，而摒其枝葉，不能全無主旨，妄事增省。《草本》取材既較《政紀》為多，且有一部為極重要之材料，《政紀》均略刪不載。」在《〈宣統政紀〉校後記》中，谷霽光直接否定《宣統政紀》的價值，稱：「可斷其倉卒成事，殊未可目為《政紀》之最後定稿。」
需要指出的是，原為偽滿官員、在《滿洲實錄》出版中效過力的金毓黻，於1936年7月乘訪日返國的機會，化名乘船直趨上海，投向民國，使得偽滿在實錄整理上失去一員大將，而國民陡增一位重鎮。1939年，金毓黻在民國撰成《歷代實錄考略》一文，對實錄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作了簡要的勾勒，意在說明《清實錄》與中國傳統實錄的密切關係，暗示偽滿借影印《清實錄》樹立偽滿正統、分裂中國的行徑於理無據。
五、戰後民國對偽滿本實錄的接收和重評
民國與偽滿在《清實錄》上展開的競爭，以戰後偽滿政權的垮臺而宣告結束。偽滿影印的《大清歷朝實錄》作為戰利品被國民政府相關部門接收，並分贈和售賣給民國各高校。戰後數年，民國高校認識到《清實錄》對研究清史的巨大價值，無人再以清代實錄粉飾不實而否定其意義。
抗戰勝利後，民國政府建立的瀋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接管了尚未賣出或贈出的部分偽滿影印的《大清歷朝實錄》，由教育部配發贈送部分高校。1947年8月，教育部將《大清歷朝實錄》配發到國立英士大學。該校校刊報導稱：「教育部前配發本校《大清歷朝實錄》一部，已由國立瀋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寄來，庋藏圖書館內。該書系舊編未刊史稿，抗戰期間由偽滿付印，日本版，線裝，黃色花紙面，花布套，計一百二十二函，每函十冊，都四千八百餘卷，取編年體。」該報導特別強調：「凡關於滿清之外交、內政、官制、詔令、奏議、刑獄、政教、文化、理藩、賑濟等，均有記載，洵屬重要史料雲。」這與偽滿建立之初，國民學者緊抓實錄粉飾不放的態度，已全然不同，有一種勝利者的雍容。1947年11月，國立湖南大學接受了瀋陽博物館贈送的《大清歷朝實錄》，該校學生所辦旬刊詳述道：「本校承瀋陽博物館惠贈《大清歷朝實錄》一部，共一百二十二包，一千二百二十冊，四千四百七十六卷，業已郵寄到校，案清代各朝實錄，均系寫本，遼寧通志及北平故宮博物院曾分別影印，排印亦均僅及清太祖一朝；此為全部影印本，（卷數冊數雖有併合，實際並未減少，後並增附《宣統政紀》，系由偽滿洲帝國國務院印行，承印者為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因非賣品，流傳未廣，勝利後，經瀋陽博物院將未發出各部數接收，始由教部指令分贈全國各學術機關。」該報導同樣強調：「此書內容珍貴豐富，為治清史極難得之資料。」1948年2月，國立中山大學也接受了《大清歷朝實錄》，在其校刊上介紹道：「清代歷朝纂修，滿洲國國務院出版，一百二十二函一二二零冊四四八二卷。全書分《滿洲實錄》，入關前二朝，入關後（順治至宣統）十朝共十二朝，每朝卷端均有序，《凡例》，《目錄》，《表》，《纂修官》名，惟《宣統政紀》僅有《目錄》及《序》……全書雖無載明出版年月，但可斷為偽滿時期，由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影印。」並特別指出：「其編纂雖在滿清專制時代，但研究清史者，實不可少之參考資料也。」也強調其史料價值，而不再提其粉飾之事。
私立大學似乎不在教育部的贈送之列，但可以通過購買獲偽滿本實錄。教會嶺南大學在抗戰前，曾從偽滿獲得《大清歷朝實錄》，後因香港被日本佔領，此套實錄隨之散佚。抗戰勝利後，該校的中國文化研究室，購置了全套的《大清歷朝實錄》。該校校報1948年報導稱：「本校中國文化硏究室為便利員生研究清代歷史文化起見，最近特向國立北平圖書館價讓《大清實錄》全套共書一千一百二餘冊，價值美金叄百叄十元。查本校曾於年前抗戰期間遷港複課時置有該書，後因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隨告淪陷，該書即已散失殆盡，至為可惜。」最後，該報導強調：「查該書內容豐富翔實，誠為研究清代歷史文化不可少之重要參考資料雲。」教會福建協和大學的中國文化委員會也出資購置了一套偽滿本《大清歷朝實錄》。該校校刊稱：「近由上海購到《大清歷朝實錄》一書，精裝珍本，計一百二十二帙，凡一千二百二十冊，都四千四百八十五卷。」最後也強調：「按此書為有清一代國家大政之綜錄，為研究清史最重要之文獻。此書現坊間所存甚稀，國內外學術機關競相購存。本校得獲此書，彌足珍貴。」可見，無論是國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無論是受贈還是購買，都眾口一詞地宣稱《大清歷朝實錄》為研究清代歷史重要而珍貴的文獻。與「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時民國學者揪住《清實錄》粉飾不放的情況相比，已經時過境遷，反映出抗戰勝利後，民國學者在與偽滿學術競爭獲勝後所擁有的自信和理性。
結語
很顯然，以北平與奉天兩地為中心的《清實錄》的研究，以「九·一八」事變為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前，兩地的《清實錄》的整理與研究屬於和平共處，之後，隨著偽滿的成立，以兩地學者為代表的民國與偽滿展開了激烈的學術競爭和政治角力。偽滿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是影印《滿洲實錄》和《宣統政紀》，後是對整部崇謨閣藏本《清實錄》進行影印出版，定名為《大清歷朝實錄》，以樹立偽滿繼清而立的正統形象。這極大地刺激了民國學界，迫使北平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圖書館也產生了影印整部《清實錄》的計劃，但由於經費不足，只出版了前幾部實錄。雖然缺乏經費，但並不缺乏精神，民國學術界展開了對《清實錄》的考證和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該書展開揭露和批評。孟森斷言《清實錄》隨時修改，毫無保存信史的觀念；谷霽光則重點針對偽滿遼海書社出版的清末實錄——《宣統政紀》進行細緻的校勘和密集的批評。方甦生在否定清前期纂修實錄時多有諱飾的同時，也承認清後期並未隨意篡改實錄，表現出理性精神。在《清實錄》的整理上，偽滿因有日本人提供巨額支持率先出版了《大清歷朝實錄》，顯示出一定的優勢，然而在《清實錄》的研究上，民國學者則在校勘和考證《清實錄》錯誤和諱飾上成就斐然。對此偽滿學者難以招架，無人回應。這場競爭，隨著抗戰勝利和偽滿垮臺而宣告結束，偽滿出版的《大清歷朝實錄》作為戰利品紛紛落入民國各大學之手。此時民國學界不再緊盯《清實錄》粉飾不放，轉而以雍容和理性的態度，肯定其重要而珍貴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