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下來，讓教育走得更遠——對話浙江省春暉中學校長李培明

來源：北京博文志遠文化傳播中心 作者：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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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近代著名教育家經亨頤先生得到民營資本家陳春瀾先生的資助，在浙江省上虞市風景秀麗的白馬湖畔創建了一所新學校，從此翻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豐子愷等一大批名師碩彥先後在此執教，蔡元培、黃炎培、俞平伯、李叔同、葉聖陶等文化大家先後來此講學、考察，經典話劇《雷雨》在這裡首演，「白馬湖文學流派」在這裡發軔……一代代名師先賢在此推行新教育，傳播新文化，也鑄就了一個響徹中國教育界的名字——春暉中學。100年來，春暉精神在江南大地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春暉已成為中國現代教育一個星光璀璨的經典符號，一段令人仰望的教育傳奇。轉眼21世紀已走過十多年，今天的春暉中學如何將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轉化為新的力量和財富？面對風雲激蕩、日新月異的教育發展，春暉這所百年老校又將做出怎樣的價值選擇？

慢下來，讓教育走得更遠

——對話浙江省春暉中學校長李培明

文化是百年春暉的靈魂之源

高博：李校長您好！我剛剛在校園裡參觀了一下，春暉中學的環境太吸引人了！一走進校園，一股濃濃的江南韻味撲面而來，頓時讓人心曠神怡，遠離了世間的喧囂。我想春暉中學的魅力，不僅在於她身處江南，更在於她深厚的文化底蘊。

李培明：今天的春暉中學，是百年春暉，世紀春暉。她從歲月中蕩滌和沉澱下來，留給了我們無數的饋贈。今天我們的校園裡還存有一字樓、仰山樓、曲院、白馬湖圖書館等當年春暉的建築，各幢建築均有長廊相連，校園裡古木參天，格外古樸、寧靜。當年朱自清先生的舊居、豐子愷所居「小楊柳屋」、夏丏尊所居「平屋」等都保留完好，雖然經過了歲月的洗禮，但先生們的英容笑貌仿佛還歷歷在目。春暉的校園中還有許多石刻和珍藏書畫，一筆筆大師的手跡給人以靈魂的震撼。如果把春暉形容成一座記錄中國現代文化的博物館也是不為過的。這些是春暉的歷史，更是春暉的靈魂之源，是整座學校屹立的根基。

高博：在波濤洶湧的城市化建設浪潮中，無數百年老校都逃不了搬遷的命運，為什麼春暉中學還能堅守在白馬湖畔的這片土地？

李培明：對於春暉中學來說，今天依然在這塊校址，本身就是一種堅持，這也得益於政府對於學校的保護。學校周圍的整個白馬湖流域風光秀麗，朱自清當年的散文《白馬湖》裡面形容它「曲曲折折、大大小小」「湖水清極了，一點兒不含糊，像鏡子」。前幾年房地產比較熱的時候，這裡本來馬上要開發，但我們暗地裡還是較著勁。直到去年，上虞市政府從社會公益事業的角度將這塊土地定位為文化用地，我想兩到三年內，春暉教育的外部環境還會變得更好。

文化德育營造全息「環境場」

高博：早期的春暉中學曾積極推行「人格教育」、「愛的教育」、「感化教育」、「個性教育」等先進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德育模式。您來到春暉之後，提出了「文化德育」，當初提出這一概念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李培明：其實文化德育的提出已近十年了，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首先，德育是學校教育最重要的責任，但德育又是學校教育最薄弱的環節。2005年前後，學校德育工作的政治說教痕跡很明顯，德育的活動性、碎片化、形式化現象嚴重。其次，在人的發展問題上，老祖宗概括得非常精闢——教育要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而全面在高中階段就是「基礎」二字，你必須先有基礎和全面，才能談宏大的理想，才能談個性發展。但當時我所經歷的教育將德育和智育割裂得太過明顯，學校教育缺乏完整的體系。第三，春暉中學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我們是不是有責任傳承和建設優秀文化？為了走出德育的困境，我們決定從大文化建設的角度來探索德育的新路子。

高博：那您如何定義「文化德育」？在這裡文化和德育是什麼關係？

李培明：簡單地說，文化德育就是將德育工作置於大文化背景下，挖掘文化與德育的內在聯繫，從而開創德育的新境界。它跟一般德育的區別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小環境，通過環境去影響學生，尤其是通過無形的影響即文化的滲透，這樣的教育效果會更深層、更持久。文化具有全息性，可以全方位地滲透人，人也具有主體性，主體通過與「環境場」的互動，實現道德品質的主動建構。在文化德育中，文化和德育是一種彼此適應、彼此推動的關係。德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所有的教育必定在一個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文化是教育的一個大前提；而反過來教育發展、教育創新也會創新文化，促進學校和地域文化的發展。

高博：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教育中沒有「德育」這個詞，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人的品德就不好。同樣的道理，像春暉中學有著如此豐厚的文化遺產，假如不提德育光提文化可以嗎？

李培明：我倒認為是可以的。的確，西方一些國家沒有德育的概念，而德育卻是我國當代教育特別強調的一個概念。但事實上，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專家對何謂德育，從內涵外延、實施路徑、影響診斷等方面做一個真正的闡釋。中國古代也沒有明確提出德育概念，但小孩子從小開始念四書五經，這裡面早已包含了道德與做人。春暉把德育放到整個學校文化的大系統裡面，就是想淡化德育的概念，而更強調文化的滋養、環境的同化。

高博：十年前您提出「文化德育」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如今研究「文化德育」的大環境正在逐步成熟，目前春暉中學是如何踐行「文化德育」的？

李培明：經過這幾年的實踐，我們慢慢找到了一些路徑，比如營造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比如通過校本課程健全品質。

讀書是春暉的傳統，我們每月都會出一本《春暉讀本》，裡面一是選錄與春暉相關的文章以及當代人研究春暉的文章，二是選錄時文。如果從GDP的角度來講，它的投放和產出可能是不成正比的，但我認為，教育不能單純從功利的角度去看。《春暉讀本》每期人手一冊，每期都需要老師們辛辛苦苦去編，編了以後要去排版印刷，也確實有些學生拿了不感興趣，或者功課太忙無暇顧及。但我跟老師們說了一個道理，我說人有時候要做點傻事，教育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讀本發給學生如果有一部分學生看，或者有學生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章，甚至於其中的一篇文章有所觸動，這個教育的效果就達到了。閱讀的事堅持必有成效，至於何時產生？成效多大？這筆帳永遠也算不出來。但我們還是要堅持，我想把這件事十年、二十年地做下去。

從2005年開始，我們堅持以課程建設為統領，形成了春暉家園系列課程，開發了《春暉家園·植物篇》《春暉家園·文獻篇》《春暉講壇》《人生導航》等30餘門校本課程。這些課程跟職稱無關，與高考無關，完全依靠老師的堅持。這些課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道德」這個詞，學生卻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美的薰陶。選修課程的開設將德育工作常態化，有效地避免了德育碎片化。它們不僅影響力比一般活動更為持久，而且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因為它們基於學校的需要而設計，承載著一定的教育使命，更能拉近和孩子的距離。

高博：您的這些努力讓春暉的校園充滿了強烈的人文氣息。在「文化德育」的實踐中，春暉中學還推出了哪些可圈可點的活動？

李培明：我向主管老師提出，任何活動都要明確你的出發點是什麼？你要去哪裡？活動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看，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如果活動缺乏系統的設計，那麼或許這所學校的活動搞得熱鬧非凡，但效果卻不見得好。

我們制定了十大文化德育主題，尤其詳細制定了行為禮儀教育、感恩孝德教育、責任信念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的主題教育方案，並根據每個年級學生不同的特徵分別確立德育目標，推出相應的主題教育活動。比如始業教育是每一個春暉學子進入學校的第一課。始業教育為期一個月，分為四大塊。一是軍訓；二是熟悉學校的歷史和文化，如了解春暉三賢生平及校史、參觀文化保護區；三是培養高中生的生活習慣；四是高中生學法指導，如邀請優秀學長介紹經驗等。

我們的團委還有規劃地創辦了豐富的學生社團，確保社團活動的時間、地點，實現了社團活動的課程化。目前比較活躍的有白馬湖文學社、沐春劇社、「印月」書法社、瑜伽課堂、跆拳道社團、巴比松畫社等等。每一年，校園裡都會開展社團節系列活動、傳統的紅五月活動，還有下半年的校園文化科技節等。繽紛多彩的活動，已經成為春暉校園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基礎和全面」是春暉的價值選擇

高博：近些年，除了研究「文化德育」，您在春暉中學主要還做了哪些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李培明：有一次，我參加了教育部校長培訓中心開辦的全國高中優秀校長高級研修班，我在發言的時候說，仔細想想，做了這麼多年校長究竟在做什麼？其實就兩個字：平衡。第一是平衡校內外各種利益關係，第二是平衡校內外各種利益訴求。這是當代教育中一種無法迴避的教育生態。當年經亨頤校長提到的純正的教育，對於當今時代來說真的太理想化了。我寫了一篇文章——《教育是一種選擇》，平衡其實就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每個學校、每個校長、每個老師都面臨著選擇，面對各種關係、各種訴求、教育的價值追求，你如何選擇？選擇的過程就體現出你對教育的理解、思考和原則。

高博：那麼您的教育選擇是什麼？

李培明：我的教育選擇就是基礎和全面。比如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健康問題。我從七八年前就一直想做一件事，但是做不下來，就是增加體育課程。作為一個中學校長，我師資不夠，也受到編制的限制。現在教育部提出來，把體育課從每周兩節增加到三節，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好，學校也已經實施了。再比如學生最致命的一些行為習慣問題，像獨立生活的能力、人際交往的能力等。這些行為習慣問題不解決，道德問題也解決不了，學習習慣和終生學習的能力也將是一句空話。

高博：在春暉的校園裡我看到一個現象：春暉給學生留的運動場所特別多，還有一個體育場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設中。

李培明：春暉是一所體育強校，春暉初創時期，經校長也是非常重視基礎，重視學校的體育工作和從中引申出來的體育精神。體育不是為了爭奪名次，而是真正為孩子的身體健康奠基。再說大一點，強國之夢、強軍之夢、中國夢，沒有身體作為支撐，夢怎麼實現？我現在最感憂慮的恰恰是這個話題，現在的孩子身體素質太弱，長此以往，國家堪憂、民族堪憂。

春暉中學每周三節體育課，同時安排體育活動課和大課間活動，保證每天一小時真正的體育鍛鍊時間，而不是寫在紙面上的。我們兩個大課間活動是上午長跑，下午出操，此外還有受到越來越多孩子喜愛的動感地帶籃球賽。無論是體育課、課外活動還是心理課，我們都會一直上到高考為止，雷打不動。其實我覺得體育課哪怕每周四節、五節都是不多的。你看現在的孩子眼睛這麼近視，引體向上也做不了幾下，身體素質令人擔憂。也許你考了很高的成績，上了很好的大學，但到工作崗位上一競爭你就垮掉了，你連承接挑戰的體能都沒有，怎麼去發展？怎麼去承擔？怎麼成為所謂領袖型人才？

高博：在許多校長追逐著漂亮的升學率的時候，您卻堅守著「基礎和全面」，您為什麼會選擇一條註定孤獨的道路？

李培明：其實我對教育的看法是簡單和樸素的。我常常自問，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後回過頭來想想，我靠什麼走到今天？一是靠我的身體是不是結實、能不能承擔校長的工作？如果我連命都保不住，還談什麼理想？還有什麼幸福感？第二我安身立命、立足於社會除了身體之外還需要什麼？還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我這個人能不能行得正？是不是誠信守法？二是我的學術水平和能力如何？這樣一想就豁然開朗：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公民，學校教育的方向就應該在哪裡。

「包容與開放」是春暉的辦學追求

高博問：在春暉中學的歷史上，教師群體的形象燦若星河。而當今時代，教師個體的專業素養、教師對職業的認同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您如何應對教師的這種差異？

李培明：我們分層面培養，主要在教師的職業抱負、專業水平、專業能力等方面做一個系統的提升。我們提出學科建設，主要還是側重於教師專業成長和可持續發展。任何一項工作必須有一個系統的規劃，激發教師對教育的理解、認同和追求，不是開兩三次會就能解決的，必須要通過一些機制、一些路徑，從制度層面去保障。我們的教師隊伍培養分期進行，每期都有一些目標和提法，就像人的成長，哪一階段他能夠接受和消化哪些內容。比如2002年—2004年三年新教師特別多，從2005年開始的學科建設側重點就放在青年教師，剛剛入職怎樣適應高中教育、怎樣站穩講臺？比如針對中年骨幹教師，怎樣在高原期再拉一把，怎樣改革評價機制？

高博：提到教師評價機制，目前很多學校都採取了量化評價，這一點春暉是怎麼做的？

李培明：教師評價是個難題，量化評價更是難上加難，所以我對教師的評價是分塊進行的。如果學校對教師的評價是一個綜合性的、量化的評價，這個評價是不科學的，也是非常傷人的。比如評高級職稱制定各項指標，按照總分排隊，其實缺乏人性化。所以我在考評會議上說了一句話：既看分數，同時也根據各位評委對老師的了解，做一個宏觀的、定性的評價，把這兩個評價綜合起來，再給他們排隊。

我們把評價分成好幾塊，比如評先進、評高考、評優質課等等，這樣某個老師就有可能在某一個領域是優秀的，這也是一種平衡。比如評先進，我採用跟教師專業成長相結合的做法，提出純業務領域的幾項標準，比如教學水平、管理能力、科研素養等，你只要符合其中兩條，就可以申報，由學校審核和確認。但我有兩個基礎調查，全體老師、特別是全體學生的民調，如果學生、你的受眾反饋你這個老師不好，對不起，一條否決。在民調通過的前提下，只要你有所為，你自己申報，不用跟我商量，這也是保障機制的一部分。我們的評價是多元的，既不是自上而下，也不是投票畫圈，比較以人為本。

高博：這種多元評價體系對教師隊伍的發展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李培明：評價具有一定的導向性，多元評價一是包含了學校教育的一些追求，二是明確了老師專業成長的方向，三是比量化評價更有激勵作用。在對學生的教育中，我一直強調全面發展，但對教師我反過來說，不要苛求。因為每個教師的成長經歷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個人的價值觀也會有些差異，我認為應該用其所長包容一些小的瑕疵和缺點。比如有些老師課堂教學水平一般，但科研方面特別強，文章常常能在各級期刊上發表，這樣的老師也是應該受到表揚和鼓勵的。每個老師的特長不一樣，最關鍵的是能夠把他的長處發揮出來。

高博：這是一種兼容並包的思想，對於老師的這種包容，是春暉文化的傳統，還是您個人的思想對春暉文化的影響？

李培明：我個人的思想談不上，包容確實是春暉文化的一個傳統，只是到了當下又有了新的發展。

早期的春暉有著很大的包容性，朱自清在《春暉的一月》中就提到當時春暉的氛圍是自由、真誠、閒適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整個中國最自由、最民主的時期。然而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春暉仿佛不再是歷史上那所輝煌的名校，而只是偏於一隅縣級中學，學校地理位置偏遠，人員往來很少，這樣的背景下容易形成一種相對保守、封閉的氛圍，文化就容易小家子氣。到了2004年、2005年，學校曾發起過一場文化反思。其實我認為，缺乏包容性也跟當今社會的風氣相關，當今社會看人家不是、挑人家刺的多，對別人包容、理解的少。這些年，春暉又在慢慢地提倡包容，或許我們未必能徹底改變學校的面貌，但還是盡力在方方面面去改善。文化的浸潤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師生一點一滴去感受。所以現在春暉的包容既是文化的傳承，又是文化的創新。

包容本質上是一種開放，怎樣以開放的心態辦學校也是我一直追尋的，包括春暉創辦了國際部，辦學逐步與國際接軌。一位學校的供應商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春暉是「封閉的校園，開放的教育」。所謂封閉的校園，是因為學校周邊沒有商店、娛樂場所，而是一個純粹的鄉野，環境相對是獨立和封閉的，但他說這幾年跑下來，感覺我們的辦學還是很開放的。

教育是「快」與「慢」的艱難抉擇

高博：您在春暉中學校長的崗位上十年了，您調侃說自己沒有太大的作為，春暉似乎沒有外界期待的那種驚喜，但我想有時候對於教育者來說，沒有作為反而是很大的作為，至少您沒有急功近利。現在有很多人也在反思，我們的教育是不是跑得太快？自身的調子太高？在一片浮躁的背景下，您為什麼要選擇這種「韜光養晦」的做法？

李培明：這個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剛開始接手學校的時候，一些事情被逼得不得不加快節奏，後來就逐步慢下來了。儘管我們也承受了一些壓力，但我覺得這才是教育正常的生長。我們有一點做得還是很好的，就是當我有一個想法之後，會號召成員坐下來，慢慢地反覆討論，我覺得一個學校真正要改變的話，可能還是需要通過這樣的方式。在這十年的教育推進過程中，一定要用行政手段、強制性推的做法是不多的。

我很贊成一句話，教育是農業而不是現代工業。好的教育需要精耕細作，需要尊重規律，教育如果快起來的話，那肯定只是一種假象。雅斯貝爾斯說，人的天性的不可改變，是教育面對的最大主題。列夫·託爾斯泰說，每個人都想改變世界，但惟獨忘了改變自己。所以教育要想快速見效是不可能的。還有人認為一位校長就能改變一所學校，我想哪怕校長在圈子裡知名度很高，哪怕我有使命感、責任感，但要真正對學校產生很大影響也不太現實。既然這樣，那麼你只能腳踏實地地去做，只有慢下來，才能讓教育走得更遠。

高博問：您認為教育的「快」和「慢」，具體指什麼？

李培明：「快」和「慢」其實是你所追求的教育目標。所謂「快」就是教育追求短期效應，急功近利。你可以採取一些非常手段來達到你的目標，比如外部環境建設得漂亮一點，通過加班加點獲得一個漂亮的升學率，但那是竭澤而漁。而「慢」則是追求教育的終極目標，今天面對春暉教育的這批孩子們，我想到的不僅僅是他在春暉三年的表現和成績，而是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還要看到他的一生。這還是一個選擇的問題，還是取決於你對教育的價值追求。但現在校長要選擇真的很難，著名教育家陳玉昆教授說：「沒有成績，過不了今天；只有成績，過不了明天。」所以如何把今天和明天連接起來，確實有難度。

高博：浙江人的經濟頭腦被公認為是特別強的，但我覺得走進春暉中學，仿佛進入了一個世外桃源，從上到下都是一種與世無爭的存在，老師們都是很純粹地埋頭教學，這種氛圍是怎麼形成的？

李培明：春暉人秉承「讀書、做人」的學風，形成了一種濃鬱的讀書氛圍，這是受到百年文化的薰陶而形成的。其實你如果說老師「慢」，我估計他們不會承認，因為老師們的工作節奏還是很快的。我覺得春暉的「慢」是一種心境，是心態的平和，是信念的執著，這種心境在我們一代代名師的為人和文章中都能感覺得到。作為校長，我其實特別渴望另一種「慢」，那就是上面布置的應付性的任務能少一些，能讓我們真正按照學校自己的想法去做教育。

高博：我很讚賞春暉的這種「慢」，因為它保護了老校的發展，讓我們今天還能看到一個原汁原味的春暉中學，一個從歷史文化中慢慢成長的春暉中學。您認為當今的春暉和曾經的春暉相比有哪些發展？

李培明：早期的春暉太輝煌，所以我們也背負著很大的壓力，但其實這不能做簡單的類比，因為特定時代有特定的教育，我們不可能去複製民國時期的教育，早期春暉留給我們的主要是先進的辦學思想以及對教育的追求。但她畢竟規模比較小，培養的人也沒有今天這麼多，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我們還是發展的，因為時代對教育的要求已經不同了。但我們總的辦學基調沒變，總的原則和追求沒變，變與不變是相對的，春暉是在不變當中漸變。這十年間，春暉自身的辦學水平、辦學影響都有了顯著提升，慕名而來的參觀者多起來了，我想這不僅僅是春暉的歷史文化吸引了他們，更是春暉散發出來的新的活力觸動了他們。

高博：請您展望一下春暉的未來吧！

李培明：春暉的發展目標還是比較清晰的。當初我們的三個三年規劃中提出的總目標就是達到浙江省一流學校水平，現在看來，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接下來的三四年，有很多問題需要回頭修補，也有很多問題需要向前看。這幾年，浙江省從教改、課改到高考新政，這「三改」下來以後，課堂變得不同以往。未來的春暉中學將延續春暉文化，在新一輪改革中穩步前行，讓春暉教育溫暖更多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