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文章簡介
1919年，包浩斯學校的成立標誌著現代設計教育的誕生。包浩斯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改革理想，主張打破設計教育中藝術和技術的界限，嘗試將設計與製造結合，形成適合機器生產方式的美學風格。包浩斯所帶來的變革性的美學與教育思考，無疑改變了中國的建築教育版圖，催生了新的學科誕生，促進了設計與建造、精英與大眾、院校和生產的結合。在包浩斯誕生百年之際，《時代建築》試圖反思其作為一種源於歐洲的激進的進步主義對美國、亞洲、中國和同濟的影響，以及什麼是真正的包浩斯精神。
李振宇、錢鋒對德紹包浩斯校舍與同濟大學文遠樓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對比其歷史意義和建築本體的異同，由此管窺現代主義建築思想和現代建築教育理念的源流。侯麗梳理了包浩斯現代教育理念的出現及其跨國遷移，指出包浩斯所傳播的現代設計教育理念，最終跨越了時代和政治、改變了社會認知，已成為我們所生活的「新建造」環境背後的基本邏輯。黃向軍以民族主義和亞洲的地域性為認識框架，來理解20世紀60年代的許多重要亞洲建築師和建築師組織，討論了諸如「新加坡規劃與城市研究組」、「亞洲建築師聯盟」等城市研究組織的重要探索項目。童明的文章通過歷史解析,反思了包浩斯的理念和內涵，以期對當下的建築實踐帶來啟示。海倫娜·查普科娃通過分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和日本設計教育的相互影響，揭示了當時日本和歐洲由機構和個人形成的複雜關係網絡。芒福德的文章回顧了CIAM從創立到解散的過程中對歐洲和美國城市設計運動的影響，以及這段歷史和包浩斯思想的關聯。愛德華·柯格爾探討了格羅皮烏斯和中國建築的關係，認為格羅皮烏斯和貝聿銘的合作邁出了批判性地域主義的第一步。王家浩將漢斯·梅耶擔任包浩斯第二任校長前後的經歷與他針對各種現實場域做出的實質性回應結合在一起，深入建築與政治之間的對抗、更替和主從關係，概述了由他主導的包浩斯行動的動力與意義。王達仁等作者的文章介紹了包浩斯基金會主辦的包浩斯百年活動，並對如何延續包浩斯精神進行了探索與思考。
包浩斯與日本設計教育的相互影響
Bauhaus and Japan: Entanglements of Mutual Impact
[捷]海倫娜 · 查普科娃 著 張潔 譯 溫靜 校
Helena ČAPKOVÁ,Translated by ZHANG Jie, Proofread by WEN Jing
包浩斯教學方法之影響遠在德國之外。直到1933年包浩斯關停，一種日式的感性始終貫穿其中。文章通過分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和日本設計教育的相互影響，以揭示當時日本和歐洲緊密交織的關聯網絡。日本的藝術史寫作綿密地勾勒了包浩斯在20世紀20~30年代複雜的歷史與自相矛盾的思想。仲田定之助和水谷武彥於1927年4月至1929年4月求學於德紹包浩斯，他們的寫作中展現了這一旨趣。仲田深具影響力的文章《包浩斯城邦》發表於Mizue藝術雜誌，他在其中引用了瓦爾特·格羅皮烏斯這位倡導藝術和技術合一的校長的話，用「綜合的藝術」來描述包浩斯[1]。這一綜合方法是建築師川喜田煉七郎創造性活動和教學的特徵，忠於包浩斯最初的藝術與設計教學模型，保持了綜合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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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包浩斯教學方法，尤其是約翰·伊頓（Johannes Itten, 1888—1967年）的初級課程，影響持久且深遠。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德國成為世界藝術景象中最為激進的成員之一。先鋒藝術團體和美術館，以及包浩斯和其他類似的藝術學校——比如伊頓學校①和萊曼學校②吸引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大量國際學生，形成了一個跨越國界的藝術家、建築師和設計師網絡。
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作家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 1880—1938年）1936年在日本講學，以「日本建築的基本原理」為題，他的開場白是，「對於歐洲來說，日本早就不是異域來客，反之對日本也成立」[1]。換言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日本已丟掉了它作為異域情調的帽子，有關日本文化的興趣早就司空見慣。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藝術家活躍於國際藝術對話中，全世界的文化界都關注著日本的美學和哲學。
中歐現代先鋒藝術的基礎是多種源頭融匯的結果，這裡面包括英國工藝美術運動和日本熱（Japonisme）[2]。包浩斯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其他現代主義機構對現代設計中「東方的」或日本元素的推動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學者們也沒有在作品中指出主要的日本源頭，使得這一時期歐洲和日本文化交叉滲透的圖景遭到歪曲。在包浩斯和其他思想相似的進步學校中，書法、亞洲宗教哲學和諸如日本茶道等文化實踐中提煉出的原則，使得日本元素在水墨畫練習中相當明顯。在包浩斯註冊的日本學生記錄了他們對於包浩斯現代主義建築的奇特反應，這些建築讓他們強烈地回想起日本傳統建築和茶道美學。值得注意的是，對茶文化和茶道的理解早在包浩斯成立多年以前就已經通過美術評論家和思想家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o , 1892—1913年）傳到了歐美，尤其是他的名著《茶之書》③。
有關歐洲先鋒和日本藝術家與設計者關係的主流研究，注重探索諸如包浩斯這樣的歐洲學校對日本的「單方面」影響。本文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強調位於歐洲和亞洲的先進教育機構網絡跨國界的相互交流，同時也勾勒了移居國外的日本藝術家在柏林和其他中歐城市中的活動和成就，這一內容至今較少關注。本文揭示了日本到訪歐洲的遊客是如何成為包浩斯風格在日本的直接推手。很快，就有幾所學校基於這些藝術和教學影響的傳播而建立起來，其中包括自由學園（Jiyu Gakuen）和東京的「日本包浩斯」生活構成研究所（Seikatsu Kōsei Kenkyusho），後者於1931年更名為新建築工藝學院（Shin Kenchiku KōgeiGakuin），專門將包浩斯方法論吸納到日本語境中④。這一過程有著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內涵。
在日本，1923年關東大地震對東京都市景觀的破壞被認為是日本現代主義的一個轉折點，事實上，這可以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在日本的真正起始點。這一災難讓日本的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切實地意識到，東京正在興起的現代主義城市文化的確需要一種現代建築風格。地震中倖存的極少數建築之一是弗蘭克·勞埃德· 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帝國飯店（1923年）⑤。同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新成立了幾個國家，版圖的變化催生了新的藝術中心。除此之外，技術的進步極大地轉變了交流的方式，使得國家和國際層面中心和邊緣的關係變得更為流動並具可塑性。這一技術上的轉變也使得當時跨國界的藝術對話變得可能，在許多方面極大地影響了藝術家的創作過程。這一普遍現象造成的結果之一，是參加這種跨國界對話的知識分子往往擁有多重國籍和文化身份，這在中歐尤為明顯。
《建築與設計（Kenchiku Kōgei，建築工藝）：我見所有》封面，東京：光陽社，1931—1936 年，來源：梅宮弘光教授的私人收藏
Cover of Kenchiku Kogei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 SEE ALL,Tokyo:Koyo-sha, 1931–1936, Source: Private collection of Prof. Dr. HiromitsuUmemiya.
2 包浩斯初步課程
包浩斯（1919—1933年）被認為是一所教授現代藝術與設計的學校，是現代主義方法的典範——強調功能性、形式的簡單和使用現代材料。學校很快就在設計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成為藝術和文化新實踐的中心，用形式將秩序引入生活。在成立後不久，包浩斯成了國際現代主義網絡的中心，是歐美許多藝術家的一個偶像[3]。包浩斯有著嚴格的規則和固定的理念，它的成功卻在於將傑出的個人集結在一處。在統一和整體性的保護傘下，歷任三屆院長和全體教員（用包浩斯的術語來說就是「大師」）個性化的教學和創作方法則各有不同。諸如包浩斯風格、包浩斯教育這樣的說法是陳詞濫調，因為從一任院長到下一任幾乎沒有統一性或持續性可言。然而，除了風格和理念模式的轉變，日本元素的呈現始終具有重要意義。在日本藝術和文化中汲取靈感是包浩斯從建立到關停始終如一的策略，交織於學校豐富的創作活動中。包浩斯的日本性源自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前幾代歐美藝術家產生深遠影響的日本熱。因此，包浩斯設計中一種表層可見的日本性更容易被理解為是一種趨勢的集中體現，包浩斯學校中活躍的藝術家受到學校整個教育體系的鼓舞，使得這種趨勢滲透於藝術家個人的作品之中。
藝術家和教師約翰·伊頓首先為包浩斯起草了富有革新精神的現代教學方法。他的興趣非常廣泛，包括對亞洲的藝術和理念的關注，這也是歐洲先鋒藝術和文化界的典型。作為一名瑞士鄉村教師的兒子，伊頓在1916年受邀前往維也納組織一所藝術學校，同時滿足了他作為藝術家和教育者的抱負[4]。伊頓關注外向思考和內在精神成長的平衡，這個機會讓他將這種關注付諸實踐。伊頓相信藝術家和手工藝者之間並不存在差異——藝術家對他來說就是一名更具熱情的手工藝者——所以他的教學方法既有實踐操作，又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再度興起的神秘主義中汲取靈感。當時的人們廣泛地閱讀天主教神秘主義艾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和雅各布·波墨（Jakob Böhme)的言論，以及佛教和老子的學說[5]。1919年，他受邀前往柏林，幫助建築師和包浩斯的奠基人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年）建立學校的教學結構和方法論。格羅皮烏斯本人受到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啟發，想要重啟中世紀手工藝行會體系的若干方面，他對包浩斯的設想是在同一屋簷下教授所有學科，這反映在學校的推廣標語「藝術與技術——一個新的整體」中，學生們花在理論課程和實踐作坊的時間是均等的。
伊頓的主要任務是開設一門初級課程，作為所有包浩斯學生的必修課[6]，這一創新在德國以外影響廣泛。伊頓為這門課程設定了三個目標，並被繼任者所沿用：發展不受任何傳統制約的創造性能力和藝術潛力；通過個人經驗，達到對材料的全知全感；了解藝術創作過程的基本原則，包括色彩和形式理論[7]10。在解釋畫筆的節奏和構成時，伊頓援引了日本和中國水墨畫的例子，尤其是南宗畫（Nanga School，來自日語「nanga」南畫），南方風格繪畫——也叫作文人畫（Bunjinga）——以及佛教禪僧的書法和藝術作品[7]10。禪宗繪畫在他看來是一種理想的藝術典範，通過精神而非形式價值來操作。伊頓讓他的學生描繪抽象的感覺、心情、天氣狀況和季節變換。事實上，他不教授模仿（mimesis），而是鼓勵學生去尋找和所繪對象的一種統一性。或許就是基於伊頓的教學活動，克勞迪亞·迪蘭克（Claudia Delank）總結道，「可以有保證地說，包浩斯學生的眼睛受訓於遠東的繪畫」[8]。伊頓的初級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亨利·羅列（Henry P. Raleigh)曾說，「如今，在任何級別的藝術教育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初級課程的殘留。」[9]
3 包浩斯的日本學生
充滿活力的創造和表達的自發性並不僅限於大師們，也在包浩斯招收的學生身上得到體現，他們背景各異，但都受著大都會薰陶，他們要麼畢業於歐洲各大美院，要麼是已經有所成就的藝術家。包浩斯在1933年關門，意味著僅有少數日本學生參與其中，但其思想在日本引起巨大轟動。1922年，建築師石本喜久治（Ishimoto Kikuji, 1894—1963年）和藝術家仲田定之助（Nakada Sadanosuke, 1888—1970年）來到了魏瑪包浩斯的門前，仲田成為了包浩斯第一名日本學生[10]56。1925年，仲田回到日本，為藝術雜誌Mizue寫了一篇題為《包浩斯城邦》（The State Bauhaus）的文章[11]，許多學生都從中受益。建築師山脅嚴（YamawakiI wao, 1898—1987年）曾和他的妻子山脅道子（Yamawaki Michiko, 1910—2000年）於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包浩斯求學兩年，他寫道，「年輕的日本建築師為了買包浩斯課程書籍（Bauhausbücher）都能打起來，比如1929年第14輯莫霍利-納吉（Moholy-Nagy）的《從材料到建築》（Von Material zu Architektur）出版的時候」[10]56。嚴與道子1930年來到德國，成為包浩斯第469和第470名學生。雖然道子說，她在見到嚴之前對設計沒有任何興趣，但她的父親是一位茶道傳人，良好的家庭教養培養了她的敏銳度。這種成長環境與她後來在包浩斯的經歷和在德國見到的現代藝術相匹配[12]10-11。
他們的求學經歷是怎樣的？課程是用德語教授的，對道子來說並不輕鬆，她當時對於德語的掌握尚在粗淺階段。在她的書中，感激地提到約瑟夫·阿爾伯斯（Josef Albers, 1888—1976年）和瓦西裡·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年）願意用英語在課後為山脅夫婦解答課程中較為困難的部分[12]39-40。山脅嚴回想起康定斯基摞起了學生提供的各種物件，包括椅子甚至是沾滿泥土的自行車，讓他們專注於這一堆組合物（assemblage）直到能見到簡單的形狀——他將之稱為形式的張力（Spannung）。她記得阿爾伯斯特別友善，他的外表能讓人想起表演茶道（chanoyu）的人[12]39-40。她說包浩斯和茶道在欣賞簡單和功能性事物，以及尊重事物的自然材料特性方面非常相似[12]45。
埃裡希· 康瑟穆勒，平衡練習，約瑟夫· 阿爾伯斯教授的包浩斯初級課程，約1927 年
Erich Consemüller, Balance study from the Bauhaus preliminary course with Josef Albers, ca. 1927(Stiftung Bauhaus Dessau (I 46263/1-2) /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Bauhaus-Museum (Dauerleihgabe aus Privatbesitz) / ©(Consemüller, Erich) Consemüller, Stephan)
埃裡希· 康瑟穆勒，材料與建造研究，約瑟夫· 阿爾伯斯教授的包浩斯初級課程，約1927年
Erich Consemüller, Material and construction study from the Bauhaus preliminary course with Josef Albers, ca. 1927(Stiftung Bauhaus Dessau (I 46271/1-2) /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Bauhaus-Museum (Dauerleihgabe aus Privatbesitz) / ©(Consemüller, Consemüller, Stephan)
由於魏瑪當局在1932年關掉了魏瑪校區，山脅夫婦沒有能夠拿到學位。他們選擇回到日本，而不是在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年）私下開設在柏林的包浩斯繼續求學。日本的《國際建築》（Kokusaikenchiku）雜誌對1933年包浩斯正式關停進行了報導，文章中有一幅插圖，可能是山脅嚴最有名的作品：他於1932年創作的照片拼貼《攻擊包浩斯》（Attack on the Bauhaus）（這幅作品未能在德國展出），預示了一年後蓋世太保封鎖包浩斯的事件。
4 大野玉枝
這一時期還有兩位日本學生在包浩斯學習，雖然他們的經歷鮮為人知。建築師山口文象（Yamaguchi Bunzo, 1902—1978年）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織物設計師大野玉枝（Ono Tamae, 1903—1987年），後者可能是最不為人所知的包浩斯日本學生了。大野出生在日本的長野縣，和她的丈夫大野俊一（Ono Shunichi）於1932年5月前往柏林，在那裡待到了次年的10月。在逗留期間，她在包浩斯的編織工坊求學。她的作品主要是編織毯，曾8次入選日展沙龍（Nitten salon exhibition，又稱日本美術展覽會，其前身是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文展」）。模仿法國的沙龍傳統，這一展會由政府創辦於1907年，包括日本畫、西洋畫和雕塑等門類。文展讓日本藝術家能有機會在全國的層面上競技，也增加了公眾對於藝術的認知。在文展和之後的日展上展出作品和藝術家的社會地位直接相關，這加劇了不同藝術團體間的競爭。在進入包浩斯學習之前，大野跟隨畫家中川紀元（Nakagawa Kigen, 1892—1972年）學習。中川曾於1919—1921年逗留巴黎期間跟隨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學習。大野之後的事業仍舊和中川及其抽象作品有著很大關聯。許多研究包浩斯和日本的學者都遺漏了大野，可能是因為她只在包浩斯學習了四個月。但1994年川崎藝術博物館（Kawasaki Art Museum）的展覽「美術教育中的包浩斯革命和實驗」（The Bauhaus Revolution and Experiment in Fine Arts Education）中收錄了她的作品。
5 回到日本
我們將目光轉回山脅夫婦。回到日本後，夫婦兩人加入了倡導現代歐美生活方式的社會圈子。他們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開展廣泛的演講（仲田定之助的公寓是非正式場合之一）。在道子父親的幫助下，山脅夫婦在銀座新建的德田大樓（Tokuda Building）的公寓中安頓下來，這座建築是由土浦龜城（Tasuchiura Kameki, 1897—1996年）設計的。夫婦倆租下了整個三樓和五樓的一半。五樓裝了兩臺織布機（道子在包浩斯的時候在編制工坊跟隨龔塔·施圖爾策爾（Gunta Stölzel, 1897—1983年）和安妮·阿爾伯斯（Annie Albers, 1899—1994年）學習），也是夫婦兩人收藏書籍、留學包浩斯時設計的產品，甚至是從學校食堂搬來的簡單家具的地方，這樣，工作室變成了山脅夫婦在日本重構包浩斯氛圍和教學方法的場所。也成為重要的會面場所。經常出現的客人包括攝影記者名取洋之助（Natori Yōnosuke, 1910—1962年）和「日本包浩斯」的創立者川喜田煉七郎（Kawakita Renshichirō, 1902—1997年）。川喜田邀請山脅夫婦到他的新建築工藝學校（Shinkenchiku kōgeigakuin）教書。這所學校位於銀座的美月大樓（Mitsuki building）。1934年，學校在教學大綱裡增加了新的課程。道子教授編織課程，她的同事影山靜子（Kageyama Shizuko）教授西方時尚設計。這兩個課程都在當時的女性雜誌《婦人畫報》（Fujin gahō）上刊登了廣告，成為新成立的編織和時尚設計中心的一部分。山脅嚴從1949年至1971年退休一直積極從事教學活動，他將從約瑟夫·阿爾伯斯和瓦西裡·康定斯基[10]57那裡學來的概念進行整合，在日本大學藝術學部（Nih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和東京教育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執教，後者是如今筑波大學（Tsukuba University）的前身。道子和嚴分別出版了有關包浩斯的著述，道子寫了《包浩斯與茶道》（Bauhausu to Chanoyu），嚴則在1954年出版了《包浩斯群像》（Bauhausu no Hitobito）。在這之前，他出版了一本對自己的作品、包浩斯的經歷和攝影的回顧，題目是《櫸樹》（Keyaki）。30年後又出了增補版，收錄了大量關於美學、現代設計，建築和包浩斯遺產的文章，題目是《櫸樹續集》（Keyakizoku）。道子童年的茶文化經歷完美銜接了她之後在包浩斯所遇到的日本性——這讓她感覺重又回到了茶的世界，茶道美學的概念和當時現代主義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的理念相匹配——她出版的回憶錄由字體設計師和設計史家川畑直道（Kawahata Naomichi）操刀。道子給出了關於包浩斯的細緻洞見，特別是她對於包浩斯在簡單、功能性這些理念，以及材料特徵及其使用方面的興趣有著強烈的認同——她也是世界現代「男孩」和「女孩」的一員，所謂20世紀30年代東京的mobo（modern boy）和moga（modern girl）⑥。
金澤日本包浩斯建築，新建築與設計學校，1930 年代，來源：梅宮弘光教授的私人收藏
Ginza Japanese Bauhaus building, School of New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1930s, Source: Private collection of Prof. Dr. Hiromitsu Umemiya
6 約翰·伊頓和日本
透過山脅道子對包浩斯日本性的描繪，我們回到德國和約翰·伊頓離開包浩斯之後。1923年，伊頓回到了他的家鄉，瑞士小鎮黑爾利貝格（Herrliberg）。三年後，他回到德國，在赫爾瓦特·瓦爾登的風暴畫廊（Der Sturm）中展出作品。1926年9月，他創建了柏林現代藝術學校（Moderne Kunstschule Berlin），課程大綱旨在教授一系列藝術實踐，通過現代方法發展學生個人的創造力。學校的許多老師都來自包浩斯，喬治·穆赫（Georg Muche，德國畫家，建築師，作家和教師，1919—1925年就讀於魏瑪包浩斯，主持1923年包浩斯展，設計了實驗性住宅「號角屋」（Haus am Horn），奧託·烏姆貝爾（Otto Umbehr）⑦、弗雷德·佛爾巴特（Fred Forbat）⑧、弗雷德裡希·科恩（Friedrich Köhn）⑨、露西亞·莫霍利（Lucia Moholy）⑩，呈現包浩斯學生和老師作品的展覽進一步加強了兩個學校之間的關聯。格羅皮烏斯常常是建築期末評圖時的座上賓。學校獲得新聞媒體的大力宣傳，20世紀 30年代早期學生作業得以在德國巡迴展出。日本學者金子佳正（Kaneko Yoshimasa）非常詳盡地記錄了伊頓學校及其與日本的關係，他的主要參考之一是約翰·伊頓1930年至1931年的日記，現在保存於伯爾尼藝術博物館（Kunstmuseum Bern）中。金子進一步解釋了伊頓學校和日本的關係，比如一些日本人的活動，其中包括水越松南（Mizukoshi Shōnan,1888—1985年）、小原國芳（Obara Kuniyoshi）、長井亞歷山（Alekisan (Alexander) Nagai）、竹久夢二（Takehisa Yumeji）、山室光子（Yamamuro Mitsuko）、笹川（當時舊姓今井）和子（Imai (Sasagawa) Kazuko）和伊娃·普勞特（Eva Plaut）。在一系列日記的開頭，伊頓記述了一個旅歐日本代表團的來訪，其中有三位畫家——小室翠雲（Komuro Sui'un）、水越松南和廣島晃甫（Hiroshima Koho）他們來柏林參加當代日本繪畫展（Ausstelung von Werken Lebender Japanischer Maler），該展於1931年1月至2月在普魯士藝術學院展出。水越松南就水墨畫在伊頓學校作了幾場講座——主要是講南宗畫⑪，也在日本大使館商務參贊長井亞歷山的府邸中演講。長井是一位業餘畫家，也是日本藝術的積極推動者，他在柏林一直任職到二戰結束⑫。小原國芳（1887—1977年）也參觀了伊頓學校，他是進步的玉川學園（Tamagawa Gakuen School）的教育改革者和創始院長，此行是他在歐洲和美國遊學旅行的一站。小原參加了水越在伊頓學校的幾場講座，尤其注意到了水越努力講解如何畫出物體的「本質」（essence），使得整幅畫有著音樂般的節奏。小原也提到水越受聘在學校教授為期六個月的水墨畫，他以南宗畫中特有的哲性思考來進行教學⑬。參照伊頓的日記，水越在柏林期間也擔任伊頓本人的私人教師。
伊頓學校中的學習分為兩部分，預備課程和在通過預備課程之後的專業課程。1932年至1933年的教學大綱顯示，預備課程包括了明暗原則、對比理論和中日水墨畫法（Sino-Japanese method of brush painting），這是水越離開後新加進去的課程[13]。和在包浩斯時一樣，一天的開始起自早上三十分鐘的身體鍛鍊和歌唱——為的是讓身體和心靈和諧——緊接著是三十分鐘自由的筆墨繪畫（墨繪sumi-e）⑭。這一晨間慣例是為了讓學生更好地適應一天中剩下的時間。伊頓非常強調規律的呼吸練習，希望以此幫助學生認識到自己像植物一樣。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日本水墨畫傳統對伊頓學校中教育方法的深遠影響。伊頓在日本大使館的另一個場合中遇到了畫家竹久夢二，他也曾受邀在1933年的2月至6月任教於伊頓學校。在逗留柏林期間，竹久發表了兩篇文章，由長井亞歷山翻譯成德文——《日本繪畫的理念》（Der Begriff der JapanischenMalerei）以及《關於線條》（Über die Linien）。文章中談到了許多方面，如日本文化的概述，以及比較歐洲與日本繪畫，也有更為專業的角度，比如日本繪畫中留白的角色⑮。
7 自由學園（Jiyū Gakuen）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學校，比如東京藝術大學，參照包浩斯的各種工作坊進行了課程設置[14]。學者菅靖子（Suga Yasuko）指出，設計或工藝（kōgei）在20世紀建立日本民族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與之分開發展但相關聯的是，女性主義和性別也在此時進入了公眾討論[15]。這些發展趨勢，加上歐美日本熱的復興，為日本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日本社會與美學趨勢融合的表現之一是賴特設計的自由學園，由羽仁元子（Hani Motoko,1873—1957年）創辦於1921年。羽仁元子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天主教活動家，也是日本第一位女性記者。小原國芳的到訪，使得伊頓學校加強了和日本的聯繫，尤其是和自由學園的聯繫。1932年，自由學園的學生前往伊頓學校就讀[16]。在學園成立了附屬的設計研究院之後，該部門的兩位學生，笹川和子和山室光子，前往歐洲進行了為期18個月的考察，以期獲得教授現代設計的新視野。她們於1931年到達布拉格，在那裡逗留了一年半⑯。山室在布拉格美院建築與設計部就讀，跟隨教授繪畫的簡·貝內什（Jan Beneš）。但由於對教學不滿，山室於1932年3月1日退學，笹川也覺得布拉格美院太過傳統。她們各自寫信回學園，聲稱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一樣都需要誕生適合現代的設計。隨後，兩人前往維也納拜訪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之後去了布達佩斯、法蘭克福、慕尼黑和哈勒，最後到達柏林，在那裡和山脅夫婦取得聯繫，想要進包浩斯學習。然而，由於行政因素，她們最終決定在伊頓學校學習[13，16]。
伊頓學校的學習和兩人在布拉格所接受的過於學院派的教學全然不同。伊頓是日本藝術的狂熱愛好者，在兩人離開後仍舊和她們保持著密切聯繫，在笹川和山室回到日本後仍舊對她們產生了重要影響[13,16-17]。笹川購買了一套伊頓出版的日記，將之用在自己的教學中。可以說，伊頓受到「東方」哲學和宗教學說啟迪，融合了心理學和哲學所創的嶄新教學方法，最終應用於日本教室中而得以圓滿。笹川也加入了成立於1902年的萊曼學校[16]。與包浩斯和伊頓學校不同，萊曼學校教授的是服裝設計、初創設計和其他商業類的設計技巧。該學校非常有名，尤其受到女性學員的追捧。在三個月的時間內，笹川在伊頓學校的課程下課後每天去上萊曼學校的課⑰，參加了舞臺設計、織物和櫥窗展示設計的課程。學校將一件「產品」當作一門手藝或是設計來看待，令她深受觸動——這成為之後自由學園推廣的一項理念[15]12。笹川和山室參觀過幾次包浩斯，有一次是陪同自由學園的創建者羽仁元子和她的女兒惠子（Keiko）。在伊頓學校期間，魯特（Ruth）和伊娃·凱瑟（Eva Kayser）與笹川、山室交往甚密。魯特和兩位女士都保持了聯繫，在一封寫於1933年7月14日的信中，魯特表示從竹久夢二的講座中學到了很多[13]。伊娃·普勞特於1932至1934年在伊頓學校學習，之後在索邦大學任教，也受到竹久講座的啟發，認為他的教學方法激勵她成為一名教師[13]。
8 川喜田煉七郎與東京新包浩斯
回到日本以後，笹川、山室和其他許多求學於包浩斯及相似學校的日本學生一樣——和川喜田煉七郎建立了聯繫，後者邀請他們來他的學校講授伊頓的教學方法⑱。兩人都驚訝於日本和歐洲藝術實踐交織程度之深，並將這一消息知會山脅道子。自1931年起，川喜田就開始致力於創造一所包浩斯影響下的設計學校：生活構成研究所。他翻譯了許多山脅夫婦從德國帶回來的書，用作學校的教材，其中就包括拉茲洛·莫霍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的《從材料到建築》。川喜田是日本傳播包浩斯思想的核心人物，他1902年在東京出生，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建築部，1930年在哈爾科夫（Kharkov, Harkow）烏克蘭大劇院國際設計競賽中獲得第四名。早在見到山脅夫婦以前，川喜田就痴迷於包浩斯，尤其是康定斯基的音樂可視性（musical visuality），在他1924至1927年的建築實踐中都對其有所借鑑。川喜田也受到格羅皮烏斯的書《國際建築》（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的啟發，這本書討論在不同地域的建築風格中尋找共性，其影響力在1928年達到巔峰。漢斯·梅耶有關建築師基於科學研究方法的觀點也十分具有影響力。作為20世紀20年代到過包浩斯的那批人的親密摯友，川喜田和另兩個之前在包浩斯求學的學生水谷武彥和仲田定之助一起創辦了生活構成研究所。他也在同年11月創辦了一份雜誌《建築與設計，我看見了一切》（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 See All），將其當作一個在日本推廣國際建築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平臺，也用來宣傳他的研究所。1932年，川喜田在工業設計學校成立了新建築工藝科（Shinkenchiku kōgeika），由當時知名的字體設計師井伏鱒二（Hamada Masuji）領銜。當井伏將學校遷走，川喜田就成立了新建築工藝學院（Shinkenchiku kōgeigakuin）。這是一所基於包浩斯教學大綱的進步學校。川喜田啟用了一大批「包浩斯日本學生」，其中就有山脅夫婦。學校的畢業生中有先鋒設計師桑沢洋子（1910—1977年），字體設計師龜倉雄策（Kamekura Yūsaku, 1915—1997年），後者以其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和1970年大阪世博會上的設計著稱。這所學校和包浩斯一樣短命。教育部拒絕授予其合法地位。伴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1936年學校被迫關停。和包浩斯一樣，新建築工藝學院與國外教學機構的關係以及它的外國教學理念，對於日益民族主義化的當局而言都極為可疑。但其在日本形成的長期的文化影響不容小覷。
《建築與設計（Kenchiku Kōgei，建築工藝）》封面，東京：光陽社，
1931—1936 年，來源：梅宮弘光教授的私人收藏
Cover of Kenchiku Kogei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 Tokyo: Koyosha,1931–1936,Source: Private collection of Prof. Dr. Hiromitsu Umemiya
9 結論
本文旨在揭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本和歐洲之間由機構和個人形成的複雜網絡。像包浩斯這樣的先進學校在藝術場景的轉變和不同領域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的發展和創造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創造和發展整體藝術的願望在山脅嚴的作品、川喜田煉七郎的設計教育理論，甚至格羅皮烏斯在包浩斯的辦公室布置中反映出來。此外，如同包浩斯、伊頓學校這樣的場所，甚至延展到柏林本身都成為轉換的平臺和十字路口。如上所述，對於細微敏感的「日本事物」的興趣（日本熱）構成了德國和日本先鋒藝術運動積極支持的跨國際網絡的條件。本研究描繪了這一網絡的碎片，聚焦於進步的教育者，比如約翰·伊頓，小原國芳等等。除此之外，這一跨國主義也能在山脅道子的生活和作品中體現出來，她可以在包浩斯的教學方法、精神和價值中嗅到日本的氛圍和元素，並將之與日本的傳統藝術之一——茶道相比較。這一跨國界的經歷對道子來說是成為一名進步編織家的必要條件，也使她得以不拘泥於現代主義範式。她的工作和生活呈現出一種交織，日本和歐美的元素都能得到表達。她作品中的這一特性在許多有交叉背景的同輩藝術家、設計師和建築師身上都能找到。道子身上的跨國特徵與其他處於現代主義主流敘事邊緣的藝術家相似，幾十年來都遭到了邊緣化的對待。筆者的研究跨越國界，基於多語言材料，較有成效地證明了包浩斯助力建立的日本與歐洲創作者和教育家之間的聯繫是相互的。筆者想用這篇文章打開一個因為缺乏翻譯和跨文化交流而埋沒的研究領域，希望這一研究後繼有人。
（本文基於之前發表的英語文章翻譯，見海倫娜·查普科娃的《包浩斯與茶道》（The Bauhaus and the Tea Ceremony），http://www.bauhaus-imaginista.org/articles/1605/the-bauhaus-and-the-tea-ceremony/en；日本名字採用赫本音譯，前面是姓，後面是名。）
注釋：
① 離開包浩斯後，伊頓於1926年至1934年在柏林開設一所私立藝術學校，因納粹幹涉關停。——譯者注
② 位於柏林的私立藝術與手工藝學校，由阿爾伯特·萊曼於1902年創立，1943年校舍毀於空襲而停辦。——譯者注
③ 《茶之書》The Book of Tea.岡倉天心的思想和寫作有著廣泛的國際影響力，他對美國的友人和追隨者有著直接影響，其中包括伊莉莎白·斯圖爾特·加德納（1840—1924年）。但遠不止於此，比如他視為藝術中心的亞洲，就有藝術家受他啟迪。其中之一是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 1941），他曾說，「岡倉經常會買一些非常便宜的東西，像是農民用的陶土做的油壺，陷入狂喜之中，這種對美的直覺是我們所缺乏的」。見Rabindranath Tagore 「On Oriental Culture and Japan’s mission」，Address to the member of the Indo-Japanese Association, Tokyo, 15 May 1929;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3., p.605.
④ 金子佳正對包浩斯語境中的自由學園有著豐富的研究，見：Yoshimasa Kaneko, <A Study on the accepting process of the formative education from Ittenschule to Japan.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Mrs. Mitsuko Yamamuro and Mrs. Kazuko Sasagawa, in: Bijutsukyoikugaku, No.16, 1995, pp.85-99. Yoshimasa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in: Journal of the Asian Desig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ol.1, (6th ADC in Tsukuba, Japan), published in CD-ROM, 2003.
⑤ 賴特在日本逗留期間設計了許多項目，包括1921年的自由學園。
⑥ 讓人吃驚的是，這些包含了有關包浩斯的第一手資料，是重要的研究書籍，卻一本都沒被翻譯。
⑦ 德國攝影家，1921年就讀於魏瑪包浩斯，以「Umbo」之名為人所熟知。——譯者注
⑧ 匈牙利裔的建築師，1920—1922在魏瑪包浩斯參與教學，與格羅皮烏斯關係密切。——譯者注
⑨ 工程師，第二任包浩斯院長漢斯·邁耶在任期間任職建築部。——譯者注
⑩ 莫霍利-納吉的妻子，攝影師和出版編輯，為包浩斯的建築作品作攝影記錄。——譯者注
⑪ 水越松南在伊頓學校有關南宗畫派講座的細節能夠在下面這些金子佳正的文章中找到。Yoshimasa Kaneko,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ohannes Itten and some Japanese People.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ctivities of Shounan Mizukoshi and KuniyoshiObara," Daigaku-Bijutsukyoiku-Gakkaishi, No.32, 2000, 133-140. 關於水越松南，金子也在英語文章中進行了闡述，見Yoshimasa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in: Journal of the Asian Desig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ol.1, (6th ADC in Tsukuba, Japan), published in CD-ROM, 2003, (in English), np. Yoshimasa Kaneko, <Relationship between Johannes Itten and some Japanese in Berlin>, Bulletin of JSSD (Japanese Society for the Science of Design) Vol.50, No.6, 2004, pp.1-10 (in Japanese with English summary). Yoshimasa Kaneko, "Johannes Itten and Zen," in: Hrsg. von Christoph Wagner, Esoterik am Bauhaus. Eine Revision der Moderne? Regensburger Studien zurKunstgeschichte 1, Verlag Schnell&Steiner GmbH, 2009, pp.150-172 (in English).
⑫ 長井亞歷山的父親是日本著名有機化學家和藥學家，母親是德國人（特蕾莎·內·舒馬赫（Therese née Schumacher），在日本女子大學擔任德語語言學教授），會兩種語言，在兩種文化薰陶下長大。或許由於這一個人背景，他成為跨國文化對話的有效媒介，是日本對猶懷柔政策的關鍵促成者，以一己之力阻擋了德國想要改變這一政策的意圖。長井亞歷山不僅僅是德國兩次大戰期間日本的聯絡人和支持者，也是擁護對猶懷柔政策的日本外交官之一。藤本帕米拉（Pamela Sakamoto）在《日本外交官和猶太難民》（Japanese Diplomats and Jewish Refugees）一書中記述了他對德國方面的抵抗。同樣參見金子有關長井及其活動的文章，Yoshimasa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in: Journal of the Asian Desig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ol.1, (6th ADC in Tsukuba, Japan), published in CD-ROM, 2003, (in English), np.
⑬ 在2000年發表的文章中，金子佳正在水越松南拜訪伊頓學校講述南宗畫派的語境中澄清了約翰·伊頓和小原國芳的關係。也發表在他的英文文章中。見Kaneko,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2000, pp. 133-140;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2003 (in English), n.p.; Kaneko, "Johannes Itten and Zen,", 2009, pp. 150-172 (in English).
⑭ 有關伊頓學校晨間練習的細節，可參考如下文章：Yoshimasa Kaneko, "A Study on the accepting process of the formative education from Ittenschule to Japan.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Mrs. MitsukoYamamuro and Mrs. KazukoSasagawa," in: Bijutsukyoikugaku, No.16, 1995, pp.85-99.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2003, (in English), n.p.
⑮ 有關在竹久夢二在伊頓學校的講座，金子佳正基於竹久本人的課程筆記以及竹久學生的材料，在下述文章中進行討論：Kaneko, "A Study on the Lessons of 'Japanese Picture' at the Itten Schule," in: Daigaku-Bijutsukyoiku-Gakkaishi, 1993, pp.247?256. (in Japanese with English summary); Kaneko, "A Study on the Art Education of YumejiTakehisa at the Ittenschule," in: Daigaku-Bijutsukyoiku-Gakkaishi, No. 33, 2001, pp.143-150. (in Japanese with English summary);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in: Journal of the Asian Desig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ol.1, (6th ADC in Tsukuba, Japan), published in CD-ROM, 2003, (in English), n.p.; Kaneko, "Johannes Itten and Zen," 2009, pp.150-172 (in English).
⑯ 根據捷克斯洛伐克的警察記錄， 笹川和子（1910年6月30日出生於東京）從1931年8月25日開始住在布拉格二區1748年瓦茨拉夫街33號的女子旅店（Pensionžena）（她的居住登記在1932年3月15日顯示在柏林）。山室光子（1911年3月18日出生於東京）住在同一個地方，她的證件記錄上的地點和時間與笹川和子相同。
⑰ 在1993年金子對笹川的訪談中，確認笹川在結束了伊頓學校課程之後去上了萊曼學校。
⑱ 金子發表於1995年的文章中講述了川喜田煉七郎與笹川和子和山室光子的關係，參見如下文章：Kaneko, "A Study on the accepting process of the formative education from Ittenschule to Japan," 1995, pp.85-99; Kaneko, "Johannes Itten's Design Education and Japan," 2003 (in English),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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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閱讀請參見《時代建築》2019年第3期 包浩斯與現代建築，[捷]海倫娜 · 查普科娃 著;張潔 譯;溫靜 校《包浩斯與日本設計教育的相互影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作者單位：京都立命館大學
作者簡介：海倫娜·查普科娃，女，京都立命館大學藝術史 教授
譯者單位：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譯者簡介：張潔，女，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築系 助理研究員
校者單位：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校者簡介：溫靜，女，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築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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