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爾的錦囊

 黃鐘／文

希特勒控制第三帝國所依仗的，不僅僅是蓋世太保、集中營之類赤裸裸的暴力機器，而且還有國民教育與宣傳部之類的軟刀子。 

　　

軟刀子殺人不見血，傷人不喊痛。直到帝國的末日，戈培爾部長還竭盡心力，抓住軟刀子不鬆手。 

▌「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更重要」

希特勒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還不高。一時間，也沒法很快就讓家家戶戶擁有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 

　　

這樣一來，即使是沒有收音機的人，也可以讓他們及時聆聽元首的重要講話，了解納粹黨和政府的新路線、新政策。 

　　

那麼，集體收聽廣播安排在什麼時間點上，才可能灌輸效果最佳呢？ 

　　

上班時間。這是一天之中成年勞力最集中的時候，對於當局來說，在這個時間點組織人們收聽廣播，事半功倍。播出時，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把收聽廣播當成頭號任務。況且大夥在一起收聽，有幾個人還敢把自己的耳朵塞起來？ 

　　

即使廣播時有些人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甚至對馬路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希特勒和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他們的耳朵裡。 

　　

國民們連耳根清靜的自由都沒了。 

　　

納粹政權得心應手地利用著技術進步帶來的政治便利。從1933年起，德國開始成批生產廉價的「大眾收音機」，到1939年，全國的收音機已過上千萬架，第三帝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加上廣播電臺又完全是國有壟斷，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只要打開收音機，就會身不由己地成了納粹灌輸的對象。 

　　

不過，納粹當局強行要求人們撂下手頭的活不幹，畢恭畢敬地聽廣播，難免會損失大量的工作時間。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完事，因為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 

　　

可是戈培爾卻不這麼算帳。 

　　

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這可不是他昏了頭，連生產的重要性都不知道。畢竟，如果顛倒過來的話，即使德國創造的財富再怎麼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權跟納粹黨毫不相干，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還有多大意義呢？！ 

　　

不過無線電波跟報紙有所不同。依靠國境線上的邊防站，就能有效地查禁企圖入境的外國報刊，可邊防站阻止不了他國的無線電波穿越德國上空。柏林的一臺收音機既可以用來收聽戈培爾的宣傳，也可以調整一下波段，收聽來自莫斯科、巴黎或者倫敦的廣播。弄不好．柏林官方的消息剛剛發布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消息，就開始通過無線電波送到德國的千家萬戶。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戈培爾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 

　　

於是，除了針對外國廣播設立大量的幹擾電臺之外，為了讓德國人不敢擅自收聽外國廣播，第三帝國甚至將收聽外國電臺作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擊。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美國記者夏伊勒就提到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軍方通知，說她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為死亡。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廣播德國戰俘名單，其中就有她的這個獨生子。第二天，八封朋友的來信告訴了她這個消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給她寫信的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無論這位母親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類似這種行為，都會強化人們的恐懼感，破壞相互之間的信任感。敢於檢舉揭發自己親人朋友的「覺悟」，以及納粹黨對這種「覺悟」的利用和褒揚，更讓人覺得世道險惡人心難測。俗話說，小心駛得萬年船。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兒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約束，自己當自己的思想警察，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用不著怎麼擔心德國人跳出來公開揭穿他的鬼把戲，他可以肆無忌憚地操縱輿論。 

　　

在第三帝國，宣傳重於真相。被希特勒輕蔑地稱為「小蛆蟲」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下臺了，邱吉爾1940年5月10日接任首相。戈培爾給部屬定的宣傳調子是：「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個品行不端、呲牙咧嘴的傢伙，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依此標準炮製和篩選出來的信息，除遂了當局之意可以誤導德國人，還有們麼用呢？ 

　　

至於邱吉爾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並不重要，如何介紹邱吉爾才符合納粹政權的政治需要，那才是關鍵。戈培爾要在德國與世界之間，築起一道防阻資訊自由傳播的萬裡長城。1940年11月11日是停戰日。可是德國媒體閉口不提這事。納粹當局也嚴禁播放羅斯福總統的停戰日演說。這一天，夏伊勒在日記裡寫道：「希特勒說的侮一句話我們都會在全美國播放，但是羅斯福的講話德國人卻一個字也聽不到。」 

　　

矇騙、說謊，是戈培爾的工作。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這樣評價戈培爾：「對他來說，沒有什麼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麼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胆的。」這話說得沒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可是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 

　　

也許有人會說，世上哪有什麼誠實的政客？天下政客一般黑。難道邱吉爾說的就句句是實話麼？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不說謊的政客，而在於對任何政客的話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公開地反駁。在英美，羅斯福、邱吉爾的一句話無論好壞，都可能招來一萬句反駁，而在第三帝國則是不容異見，哪怕希特勒和戈培爾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一般也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臺敢鬥膽唱反調戳穿它。 

　　

正因為這樣，明知第三帝國已到窮途末路，戈培爾依舊把人民當猴耍，繼續堅守他的宣傳王國。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裡，他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周新聞。電影裡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這自然是從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出發，能統治一天是一天。此時的德國，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可這些信息並沒有妨礙戈培爾昂揚的宣傳勁頭。他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裡還在說「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謊言重複一千遍，其實並不會成為真理。但宣傳部長戈培爾懂得，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甚至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別人又不能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中國不也有「三人成虎」這樣的古話？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至於第三帝國宣傳部的忽悠，到底真正徵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納粹黨和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納粹黨和政府來保全自己。假裝被黨國騙得心悅誠服，是一種被廣泛運用的生存技巧。在極權國家，裝孫子，是一種最基本的國民素質。就這樣，極權政治破壞了一個社會的正常交流，不過害人也害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聽眾報之以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問他們：「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得到的是狂吼出來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對戈培爾來說，這自然是他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而不是被噓聲和臭雞蛋轟下臺去。對聽眾來說，如果不想進集中營，也不會說「不願意」自找晦氣。領導這麼問，群眾那麼答，在第三帝國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可是戈培爾過後卻在背地裡罵這些聽眾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這可真是一語道破了第三帝國的天機。 

　　

形式主義的「萬眾一心」「異口同聲」，是極權統治不可缺少的象徵。其實，在戈培爾視聽眾為白痴的時候，對他那裝腔作勢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會心裡譏笑他：真是個自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在極權國家，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準。騙，是極權統治得以維繫的紐帶，也是群眾對極權統治表示馴順的白旗。 

　　

當然，並不是說就一定沒人會「真誠」地相信戈培爾的宣傳。畢竟，宣傳陷阱無處不在。在納粹德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不存在對官方的宣傳灌輸百毒不侵之人。更何況，納粹當局控制輿淪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說辭，也還是挺能迷惑人的。比如，在有些事情上為什麼要隱瞞和掩蓋真相呢？因為如實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攻擊德國的口實。所以得以國家利益為重，家醜不可外揚，也不準外揚。如果碰到外國人，即便滿肚子的委屈和怨氣，也要堆起笑臉講第三帝國的幸福生活。 

　　

人們樂於接受這種論調的原因，既有「愛國感情」的因素起作用，恐怕也有希望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為這樣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對於納粹當局來說，人們一旦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家醜不可外揚之類的說辭，就達到了它所需要的控制輿論的目的。因為家醜不準外揚的另一面，一定是家醜也不準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制．儘可能把更多國民蒙在鼓裡。要不然，《柏林日報》可以自由報導和評論的話，外國人不也照樣可以獲知，從而家醜不也就外揚了麼？ 

　　

至於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長莫及的批評德國的聲音，納粹的行話稱之為「惡意宣傳」。這一招還挺管用。於是，就連有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也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批評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不知不覺之中，自以為真誠的「愛國」就轉化成了維護納粹政權。 

　　

當時的許多德國人，就像是著魔一樣，變成了擅長胡攪蠻纏、強詞奪理的詭辯家。對這種怪異現象，美國歷史學家克雷格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就曾在美麗的慕尼黑領教過。1935年的慕尼黑街頭，極端的反猶標語，隨處可見。在飯店或小酒館裡，克雷格偶爾跟人攀談，對方在言談之中，也可能會暗示自己並不贊同反猶政策。可就是這樣的人，也會做出諸如希特勒畢竟解決了失業問題、希特勒的對外政策恢復了德國的自尊、過火的反猶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屬所為，而希特勒並不知道之類的辯白。如果克雷格這個初來乍到的美國毛頭小夥子要加以反駁的話，話題可能就會轉到美國也有私刑，或者美國也沒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 

　　

這個出過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國度，似乎整個民族都不會講道理了。極權統治下的宣傳，能夠有效地破壞甚至摧毀人們正常的思維能力。 

▌「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徵服群眾」

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徵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這也就是說，只要有利於徵服群眾，宣傳可以不擇手段。那麼，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這個宣傳部長「徵服」成啥樣呢？ 

　　

美國記者夏伊勒的日記裡，就記錄了一個發生在1940年的生動案例。 

　　

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空襲柏林，在格利茨車站的居民區炸死10人，炸傷28人。這是空襲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戰火殃及平民，自然是件不幸的事情。戈培爾藉此大做文章。第二天，他命令報紙聲討英國戰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於是，8月29日德國報紙的頭條標題驚人地一致：「英國的怯濡攻擊」。 

　　

媒體秉承戈培爾的旨意向德國人灌輸，「英國海盜」根據「邱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川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而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當然，柏林人既不知道希特勒8月1日秘密下達的對英國實施空中打擊的指令，也不知道德國空軍在倫敦的「屠殺式轟炸」。 

　　

戈培爾的宣傳立竿見影。 

　　

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戈培爾宣傳的效果怎麼樣，用夏伊勒的話來說，這位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婦女就是一個「活廣告」。 

　　

不過，這位護士之所以會這樣看問題，不能只歸為戈培爾的宣傳之功。在戈培爾上任宣傳部長伊始，他就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這是一位極權主義者的深刻洞見。當年，一位《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秘密警察頭子。雖然戈培爾這些人深諳人性的弱點，懂得「宣傳必須簡單和反覆」這個手法的功效，明白謊言被人信奉，只需「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話，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刻都是傻子。因此，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 

　　

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專政工具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文攻心，還武攻身。軟刀子和鋼刀子，相輔相成。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曾振振有詞地為第三帝國的司法恐怖辯護：「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只能意味著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納粹當局在運用專政機器消除雜音、剪除異己時，一點也不含糊、手軟。託馬斯·曼是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他不是納粹的支持者或同路人——1930年在柏林就作過題為《告德國人》的演講，劍鋒直指法西斯主義。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他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取消了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雷馬克也是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德國作家，納粹上臺後，他的書被清除出了書店和圖書館，人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單。不過，當局還是希望流亡國外的雷馬克能夠歸順，為納粹效力。戈培爾曾通過特工勸他回國，要他把《西線無戰事》的責任推給出版商，但雷馬克拒絕了。不肯低頭就是敵人。對待敵人，納粹可不在乎他們國際影響的大小。1937年，納粹德國剝奪了雷馬克的德國公民權。 

　　

殺雞可以儆猴。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平民，不會自認為面對納粹的專政機器，他比託馬斯·曼或雷馬克更有力量。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沒有受過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迫害，但只要生活在德國，就會心裡明白馬王爺幾隻眼．畢竟專政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懸在所有德國人的頭上。 

　　

不過，這並不是說納粹統治就把德國弄成了真空一樣。就像1972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伯爾所說：「在像納粹這樣的專制制度下並非一切都運轉得完美無缺。說不定哪裡有本書，於是便可前往借來，將其搞來，就像將一件珍玩帶走，閱讀，歸還。」他在青年時代還可以讀到法國作家莫裡亞克等人的優秀作品。但是，這只是表明極權統治也有縫隙。僅此而已。事實上，到廠四十年代初，上中學的孩子們，就會大部分人不知曉託馬斯·曼或雷馬克的作品了。 

　　

和之前的專制國家所不同，極權國家的一個特點，就是有一個龐大且又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籬笆三個樁。如果只靠戈培爾一個人，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沒法把德國人民耍得團團轉，他得有嘍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極權國家的宣傳必定是一種「文化人」的集體犯罪。並且在宣傳徵服群眾之前，得先徵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了總部設在柏林的德國文化協會，戈培爾親任協會主席。之所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目的就是「使各方而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中」，便於納粹文化政策的推行。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擔任各協會主席的，不是宣傳部的高官，就是親納粹的文化人。 

　　

會員資格與從業資格掛鈎，無會員資格即無從事文化行業的資格。猶太人被排斥在協會的大門之外。即使是純雅利安血統，如果「政治上不可靠」，協會照樣有權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有權開除他們。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一個美術家不加入美術協會，或者被美術協會開除了，他連購買油彩的票證都得不到。不聽話者不得食。畫家施密特－羅特盧夫和諾爾德就被開除出德國美術協會，並被禁止以美術為業。納粹這種試圖通過控制飯碗來操縱大腦的做法相當成功。到1939年的時候，德國文化協會就已經擁有6.5萬名會員了。這支被組織起來的龐大隊伍，是第三帝國宣傳事業的馬前卒，納粹宣傳的主力軍。作為一個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機構，德國文化協會靠什麼維持？政府的財政資助。這也意味著，德國人民用自己的血汗，滋養著一個力圖控制德國人心靈的怪物。 

　　

拒絕為納粹的宣傳事業效力是危險的。1936年，希特勒要指揮家富特文格勒幫納粹做些宣傳，開始他拒絕了，可盛怒的希特勒威脅他，如果不聽話就可能進集中營。沉默一會之後，富特文格勒答覆說：「如果那樣羊的話，帝國總理先生，我會好好合作的。」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脾女。幾千萬德國人在美術館裡能夠欣賞到什麼美術作品，在電影院裡能夠看到什麼電影，打開收音機能夠聽到什麼節目，買張報紙能夠讀什麼報導，等等這一切，取決於納粹當局的好惡。在第三帝國，出版自由已經成為歷史記憶。手稿必須通過宣傳部審查把關，認可了，書才能出版，劇本才能上演。文化藝術的創作得看宣傳部的臉色。一個德國人心裡琢磨什麼，背地裡研究什麼，私下裡寫什麼，也許戈培爾鞭長莫及，但是只要你待在第三帝國，要想公開與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成果又不惹麻煩，更不願被納梓當局砸鍋要命，那就得老老實實遵循納粹當局規定好了的遊戲規則：發表有禁區。所以任何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只要想自己的作品在德國出版，就得考慮什麼是戈培爾的宣傳部能夠容忍的、喜歡的，什麼是戈培爾的宣傳部打擊的、厭惡的。內心一旦壓上了這樣一塊磨石，你就不由自主地自己成了自己的思想警察，自己成了審查自己的宣傳部。 

　　

就拿文學創作來說，也許你會覺得寫現實題材的東西容易觸雷，既然惹不起或不敢惹，那就想法子躲唄，現實不好談那談歷史總不會招惹戈培爾這種人吧？第三帝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一枝獨秀。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在歷史的領域裡，作家就有創作自由，學者就有學術自由。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在1933年臭名昭著的柏林焚書事件中，納粹分子就打著「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汙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的旗號，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著作當作反面典型，付之一炬。當第三帝國文藝人士秉承的首要原則是與戈培爾的宣傳部保持一致時，人的創造力就會不可避免地受到遏制和扭曲。 

　　

一旦文化藝術淪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也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元首親自邀請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為納粹黨代會拍攝電影，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為了拍好片子，希特勒跟裡芬施塔爾說，「我不希望把黨代會拍成一部索然無味的影片，也不是純粹的電影新聞，而是一部富有藝術性的紀錄片」，甚至許諾「黨絕對不會幹涉您的工作」。裡芬施塔爾沒有辜負元首的厚望，《意志的勝利》這部褐色經典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對人民而言，極權國家的裡芬施塔爾式的文藝創新，依然是一種宣傳，一種灌輸，一種徵服群眾的工具。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在納粹德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 

　　

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可以私人經營。它留給後世的一條教訓就是，不準許媒體私有肯定意味著沒有自由，但準許媒體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到了1944年，納粹黨掌握的報紙，擁有德國報紙讀者的82.5%。在納粹德國，並非《人民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獨佔天下。儘管如此，女作家裡卡達·胡赫在宣布退出普魯士藝術學院時的勇敢批評，並非無中生有：「我無法找到一種反映反對派意見的報紙或刊物。」 

　　

事實上，納粹控制媒體，操縱輿論，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黨辦或國有。納粹政權也可以利用私人資本為自己的事業服務。讓投資者規規矩矩地在商言商，並不困難。辦法多的很。戈培爾用不著太擔心投資者會前僕後繼地挺而走險。 

　　

因為在第三帝國，只有政治條件和種族條件合格的人，才有資格當編輯。當局試圖通過控制編輯記者的飯碗和人身安全來實現對輿論的控制。如果編輯聽從老闆的差遣無視第三帝國的國法，那會吃不了兜著走。1933年10月頒布的報刊法明令編輯「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所謂誤導群眾云云，不過是一條納粹當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意收拾編輯和報刊的棍子。 

　　

更要命的是，德國文化協會不僅控制著「文化工作者」，就連參加「生產、複製、在思想上或技術上加工、傳布、保護、推銷以及協助推銷文化財富」的所有職業和經濟部門，也得參加德國文化協會及美術、文學等專業協會。在如此環環相扣的控制網裡，遏制異端邪說的傳布，豈不是易如反掌？!

　　

再說了，對於私人創辦的報刊，還可以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對於納粹黨中的某些人來說，通過購買等方式將黨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強，既是一個強化媒體控制的手法，也是一個聚斂錢財的機會。埃耶出版社社長馬克斯·阿曼，作為德國新聞協會的主席，有權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後以極低的價格收購。於是，他所掌控的這家納粹黨出版社，很快就變成了德國出版業中的巨無霸。納粹黨控制輿論和賺錢兩不誤。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漲船高，1934年才10.8萬馬克，到1942年就有380萬馬克了。 

　　

應該說，納粹統治的十二年裡，在「消火一切跟黨對立的報刊」這一點上，戈培爾、阿曼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報》創刊於1704年，它在德國報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就連腓特烈大帝當年都曾給它寫過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連續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還能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自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於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實際上，戈培爾才是德國媒體真正的總編輯。這位新聞屠夫的管制手段，可謂是細緻入微。對此，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曾這樣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其實，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齷齪的指令見不得人。於是，第三帝國宣傳部這樣一個堂堂的政府機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並用暴力來維護。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地嚇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洩漏的密令內容，不過是宣傳部指示怎樣用謊言代替真相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著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那是誰之過呢？埃姆·韋爾克是《格魯恩郵報》的編輯，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也正因為戈培爾能夠讓媒體異口同聲，所以德國媒體在淪落為權力的傳聲筒時，也成為了納粹統治者製造恐怖氛圍的工具和對人民進行心理震懾的法寶。1945年，在第三帝國末日將臨之際，德國人民的生活也因連年的戰火而難以為繼。有一天，200人衝進兩個麵包鋪，搶走了麵包，戈培爾立即決定採取「嚴酷的措施」鎮壓。當天下午，人民法院就從重從快地判處了一男兩女死刑。其中一個女的，因為戈培爾認為她案情要輕一些，才沒進閻王殿。對於這事，戈培爾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記裡寫道：「……關於審判和處決這兩個首惡分子一事我打算張榜公布……我還打算用有線廣播加上適當的評論，將這件事通報柏林居民。我相信這是一帖清醒劑。總而言之，我以為在近期內柏林不會再發生麵包鋪被搶的事件。」換言之，戈培爾自信柏林的群眾就會這麼被他徵服住。

本文選自黃鐘著《帝國崛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