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發展中，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最終起決定作用是唯物史觀最基本的觀點。以往的歷史理論，包括舊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僅僅憑藉思想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去解說歷史，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廓清昔日唯物史觀造成的思想混亂，就要把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到社會歷史中去，揭開社會歷史發展的最一般規律，即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社會歷史發展的緣由在於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肯定比這更多的東西」，但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70—80年代廣為傳播，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對唯物史觀產生了一種僵化理解的傾向，他們忽視了社會歷史賡續諸要素之間的聯繫，把跌宕起伏的人類歷史強行塞入經濟的單行道，將馬克思主義看作「經濟決定論」。針對這種狀況，恩格斯晚年除了提出「歷史合力論」，有力地回擊了對唯物史觀的歪曲，還反覆重申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質，以便人們能夠在理論上準確把握、在實踐上正確運用唯物史觀。
在探究恩格斯晚年捍衛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貢獻時，以往學界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歷史合力論等方面，忽略了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學科性質的強調。實際上，恩格斯晚年曾多次申明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現成的答案、不是教條，而是進行更具體研究的方法，是去尋求真正答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1890年6月，在致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成為自己的對立物」。針對恩斯特等人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標籤，作為具體問題的現成答案，而不進行深入研究的做法，恩格斯指出，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社會問題、歷史問題研究的現成答案，而是一種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是對人類歷史總體規律的把握，不能用總體規律來代替對具體事實的研究。研究具體問題、具體事實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方法、框架和思路，否則面對各種事實就會無所適從。恩格斯在致恩斯特的信中，具體地批評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同時以恩斯特對挪威小市民階層的看法為例，具體闡明了如何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運用到社會歷史研究中。恩格斯指出，恩斯特的錯誤在於，他「把整個挪威和那裡發生的一切都歸入小市民範疇」，而不對「挪威小市民階層的特性做一定程度的研究」。在恩格斯看來，不管德國小市民還是挪威小市民，作為小市民階層，他們之間存在一些共同特徵。這些共同特徵的具體內容，可以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從經濟條件、經濟活動來確定。但是，在研究具體國家的小市民階層的時候，不能簡單地將一些基本原理套用到具體對象上，歸於「經濟決定」這個抽象公式。
19世紀90年代，隨著工人運動的興起，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逐漸加深，許多大學生、青年文學家以及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湧入德國社會民主黨，並以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為時髦。這些「青年派」沒有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毫無鬥爭經驗，更不熟悉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實際條件。他們在理論上體現出公式化、刻板化的教條主義傾向，尤其是把唯物史觀庸俗化和簡單化。「青年派」的錯誤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活動中產生了極壞的影響。1890年8月，在致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籤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槓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到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這裡，恩格斯具體指明了如何利用唯物史觀去做研究，去做一名真正的學術和思想大家。他告誡德國青年知識分子、大學生，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歷史的具體領域、具體事件做細緻的研究，要肯下功夫。恩格斯指出：「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
1895年3月，恩格斯在給桑巴特的信中又一次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這就是說，唯物史觀為我們提供了正確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按照這些科學方法，能「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工人政黨必須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同時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要「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以免被冒牌假貨欺騙。恩格斯堅決反對用教條主義和學理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更反對那些任意曲解糟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因為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堆毫無內容、毫無用處的空話，完全喪失了戰鬥力和生命力；甚至把馬克思主義弄成了連資產階級都可以接受的無害的偶像。恩格斯譏諷地說道：「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唯物史觀不僅是認識的方法論，更是實踐的方法論。1886年，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指出：「德國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槓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恩格斯認為，對唯物史觀的把握應該要體現其方法論性質，即對於現實工人運動的指導作用。既不能僅僅局限於理論層面的認知，將其當作一個靜止的知識體系來掌握，也不能把焦點專注於熟讀和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上，把時間花在爭論個別的提法和字眼上，以學理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從而有意無意地忽視馬克思主義與實踐活動之間活生生的聯繫，忽視在實際運動中運用唯物史觀。
其實，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他們就清醒地意識到，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實踐，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與社會實踐來談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要麼走向教條主義，要麼走向抽象的思辨與空談。馬克思在世時曾氣憤地談道：那些認為必須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框架變成每個民族註定要行走的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而不管這個民族發現自己處於其中的歷史環境如何，為的是它最終達到能夠保證——連同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擴張——人的最全面的發展的經濟形態。但是，我只好請求他諒解。（他既是抬舉我，也是在過分羞辱我）」。在馬克思逝世後，理論界依然存在將唯物史觀教條化的傾向或做法，而且隨著各國工人運動的開展，這種錯誤的傾向或做法日益嚴重，極為不利於工人運動的發展。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況，恩格斯意識到必須重申唯物史觀作為「行動指南」的科學內涵，為工人運動實踐指出正確的「大方向」，將理論科學辯證地運用到實踐中，在具體的實際中採取具體的行動。
總之，恩格斯晚年對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意義的強調，適應了在實際中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客觀需要，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理論指南和精神支柱奠定了基礎。正是在恩格斯的倡導下，第二國際前期出現了把唯物史觀應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工人運動實踐的熱潮，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衝出歐洲、走向世界準備了前提。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