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導，這幾天，華中師範大學原校長章開沅自動請辭「資深教授」一事備受關注，這位88歲的老人,先後4次請辭，四天前，他終於卸下了這個一年可享受10萬元津貼的頭銜，也由此成為中國社科界辭去「資深教授」第一人。
在利益面前，說「不」需要勇氣。如果說，章先生和以他為代表的學者們是高風亮節想要出走的話，那麼讓我們憂慮的是，現在有更多的人現在是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去。
兩院院士、資深教授、長江學者，這些畢竟還是鳳毛麟角，今天我們先退一步，就從更常見的教授、副教授的評比開始說起。我們的記者到各地高校探訪發現。砸錢、抄襲、拉票，在職稱評定過程當中屢見不鮮，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儼然已經加入送禮、造假的大軍當中。高校職稱評定何以成了一場不公平的權錢交易？
章老的主動請辭，給象牙塔緊閉的利益之門撬開了一條縫，讓我們得以扒開門縫，去看看「高校職稱評定」那些事兒，首先，我們去吉林聽一聽一位副教授在接受《央廣夜新聞》採訪時候他的說法。
40歲的吳敏，三年前評上了副教授，從以助教身份站上講臺，到接過副高職稱證書，她花了九年時間。很多人都知道，在高校要想評上副教授是非常困難的，那麼，究竟難在哪裡？
吳敏：主要原因是學校編制是有限制的，你發表論文，獲獎，有多少科研，都是硬體條件，比較強的學校，像吉林大學可能要多少篇SCI，比較弱勢的學校可能要多少篇核心期刊，完成這些指標是有水分的。很多人基本上不擇手段評副教授、評教授。
科研項目、高水平論文、專利、獲獎，這些晉級路上的敲門磚本該由講師通過自身努力獲得，但正如吳敏所說，在不擇手段的競爭下，往硬指標裡摻水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
吳敏：有一個老師，她去年要評副教授，首先他自己花錢買了一個項目，找了一個公司，存了十萬，又通過其他手段，跟一個已經評上教授的老師，不需要項目的老師，找了一個縱向項目掛了他的名字，她作為項目第一負責人又找了個六萬的項目，大概就十六萬了，又花錢買了兩個專利，因為要準一點，還要有獲獎，她就找了另外一個老師項目，其實對這個項目是一點都沒有做的，在評獎的時候就把她給掛上了，還是個科技進步一等獎，也有獎了，也有論文了，也有專利了，然後也有項目，雖然她沒有做過任何的實驗，材料提交上去了之後還是評了副教授。而有一個老師評副教授都評了五六年了，什麼東西都夠，就是因為不會做這些手段，所以一起提副教授的時候還是敗給她了，我們心裡都知道但是沒有辦法，因為她的東西都是真的，那是她靠錢了，一般情況下，同事之間也不會去舉報。學校也沒有辦法，基本上制止不了。
無獨有偶，浙江大學社會系的谷教授也認為，高校裡名利的臭味是越來越重了。
谷教授：有的真有學問的倒評不上，有的會「鑽研」的倒很順利地評上了，這個事情已經屢見不鮮，更不要說那些學術造假了。這些潛規則比如說現在要著作，但是這個著作你只要湊足三到五萬塊錢你就可以出一本書，這就是著作，但這個著作實際的學術含金量有多少打天知道，大量充斥著文化垃圾，用錢買書號或者變相買書號。
那麼，到底有怎樣的誘惑讓老師們失去了底線？副教授吳敏說最直接的就是待遇的差別。
吳敏：就比如說，教授跟副教授的崗位可能一年差幾萬塊錢，這樣子。
記者：那副教授和講師呢？
吳敏：也大概差幾萬塊錢。評上副教授還有一個很隱形的待遇就是有研究生可帶了，在評講師到副教授可能所有實驗要自己做，但是評上副教授後有人給你做實驗了，有免費勞動力了，研究生為了畢業一定會給你寫論文，或者給你發表專利，無形當中會增加很多科研成果。
而在這樣畸形的競爭下，高校的講師們還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學上？說起這個話題，吳敏自己也感到有些尷尬。
吳敏：很多老師無心教學，因為教學和評教授副教授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沒有把上課列為必要條件，所以老師可能基本不上課，或者上課的時候隨便上一上。
我們說大學中一定要有大師，但其實，「大師「也是一個圍城，真有水平的像章先生想要出來，很多人又拼了命要進去，面對職稱評定中的種種怪象，更多的除了無奈更是困惑，這種風氣會不會清朗起來？治理這種現象的難點到底在哪兒？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先生認為根結就在於行政和學術難以分家。
儲朝暉：最重要的是有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沒有很好的劃分，很多時候行政權力幹擾學術權力就造成教授的評定就有很多這種，你比如說像你前面講的這些現象出現，所以關鍵的要將學術權力跟行政權力劃分清楚，在這種教授的評定過程當中完全憑學術的因素來評定，不要有其他的因素幹擾才能解決問題。
其實，少了一位資深教授章開沅，可能馬上又會增補一位，如果不能如他一樣有一點自省精神，或者即使有所自省但缺乏行動，那麼，在那個巨大的名利場裡，一個望九老人的請辭行動就有可能只是往大海裡丟了一顆小石子，結果可能是石沉大海了。
有人辭官歸故裡，有人星夜趕科場，人各有志本是常態，我們的高校早已不缺大樓，要是能多出幾位真正的大師，那才是教育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