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重新回顧了關於外國直接投資的文獻，並且對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因素進行經驗分析，同時就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進行解說，提出政策建議。
決定外國直接投資及其在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分布的因素1、介紹大量實際有用的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保持了最高的經濟增長率。1980年至1996年平均增長率為9.9%，甚至在1991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年經濟增長率也超過了7%。中國也成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外商投資接受國（從1979至1998年2656億美元），和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上第二大的外商投資接受國。然而，在1999年，自從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以來，中國實際使用外國直接投資額首次下跌（見表1）。儘管使用外資的減少可歸因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三分之二的外商投資來源於10個亞洲國家和地區（香港、澳門、臺灣、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等）。外資合同金額的減少，早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就開始了，準確地說是在1994年。更令人不安的是：首先，來自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減少比來自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減少大得多，33.4%對10.3%（《南華早報》2000年2月15日）。其次，項目平均投資額很低----大約200萬美元左右。第三，外國直接投資的分布極不平衡（見表2），在1985年至1991年期間，89.49%實際使用的外商投資為9個沿海省份和3個直轄市（北京、天津、上海）所吸收，而西部地區（山西、甘 寧夏、青海、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和新疆）的份額僅佔4.2%，而中部9個省份（黑龍江、吉林、山西、內蒙古、湖南、湖北、河南、安微、江西）則佔5.4%，在1992年至1998年期間，沿海省份和三個直轄市吸收外資的份額仍保持在87.59%的高水平上，而西部省份卻跌至3.08%，儘管政府強力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
第二部分選擇性地探討激發外商投資的因素。第三部分對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因素進行統計分析。第四部分根據理論和經驗分析，推斷出沿海與內陸地區不平衡的原因。第五部分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2. 精選的參考文獻
跨國投資有兩種方式：外商資產組合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外商資產組合投資是指外國僑民通過銀行帳戶，有價證券，國庫券等進行的投資。他們不直接控制公司或現有的資產。而外國直接投資則是外國僑民控制全部的運作，往往也定義為獲得外國企業的10%以上的資產。在中國，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有5種方式：A、合資企業。 外資方的報酬是與投資金額成比例的。B、合作經營企業，外方的報酬是根據合同約定。C、外商獨資企業。D、外資股份企業。E、合作發展，主要涉及石油勘探。這一部分從跨國公司的角度，探討部分關於誘導外國直接投資因素的文獻。
2.1、資產組合流動的套利理論
新古典理論把國際資本流動解釋為對資本邊際生產力的差別作出反應。提供最高風險調整的投資回報率的地區，會吸引最多的資本。跨國公司就是以產權資本從低回報國家向高回報國家流動而從中套利。
2.2、所有權保證的考慮
外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要本國公司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不同的法律制度，語言和文化，可能受到有利於當地公司的歧視，增加了到國外投資的公司的風險和成本。因此，跨國公司（MNC）必須有相對於競爭對手的一些優勢，或其他理由，才能對一國進行直接投資。不斷提高的市場競爭力是跨國公司的一個目標，外國直接投資是以追求壟斷經濟收益來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手段（Hymer 1980）。
2.3、內部化理論
跨國公司利用等級組織結構來替代無法實行或無效率的市場體系（例如：Dunning (1981), Markusen (1991), Rugman (1977),Teece (1983)）。內部化理論既強調"Caves經濟"，即產品差別的優勢導致橫向一體化，也強調"Coase 經濟"，即信息知識的優勢導致縱向一體化。如果市場缺陷是以交易成本來表達，那麼，內部化就能有效低克服這些缺陷。如果市場缺陷是結構性，內在的，導致資產權力，那麼跨國公司就可被看作是在國際範圍內進行戰略性運作。
2.4、外國直接投資的折中理論
折中理論主張外國直接投資存在著三個必須條件。第一，要有所有權。因為跨國公司擁有公司專門的資產（FSA）。第二，有合適的定位。這樣，使用公司專門資產的生產過程可以有效地分散在幾個國家裡。第三，內部化。因為公司專門資產的使用權下放，在擁有資產公司的內部進行管理，要比租賃給另一家部相關公司來管理更有效。外國直接投資的這三個特點-所有權，定位，內部化-構成了Dunning（1981）提出的的所謂外國直接投資折中理論的基礎。
概括地說，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要素，可以分類為"比較優勢因素"（既有來源屬性，也有目標屬性）和"內部化因素"，公司專門的動產，如：技術 、知識、市場、能力、商標、品牌、創新能力等，在擁有資產公司的內部進行管理，要比租賃給另一家部相關公司來管理更有效（Freenstra (1998), Huang (1997)）。經驗研究得出，跨國公司價值最大化的選址，可以從生產和運輸成本，規模經濟，產品差別，關稅和其他需求的因素，如市場擴大（Caves (1986), Salvatore (1991)）等方面來解釋。後者的例子就是創立了歐共體，歐共體的建立增加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純生產成本要素的影響，只有在外國對出口加工設施投資的情況下才會支配跨國公司的選址。
3、 經驗調查
雖然所有權優勢非常嚴格地取決於公司的特色及其業務，但是東道國的政策和體制對選址和內部化優勢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東道國的高關稅會大幅度地提高進口替代行業在東道國選址的優勢。另一方面，想要選擇合適出口的位置的外國企業，可能就會打消計劃，尤其是生產的投入需要進口。東道國家努力發展其通訊網絡、運輸設備或其他形式的基礎設施，會帶來其他的優勢。東道國相對於本國和其他國家的營業稅或其他稅率，是影響區位優勢的另一個因素。國家法律的明確，法律實施的範圍和力度，政府機構的效率和廉政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可以使東道國成為理想的區位。這一段對影響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的因素進行經驗分析。
儘管系列廣泛的因素可以反映貿易和其他政策，本文的分析是基於可以量化的因素。表3為使用變量的概要統計數據。本文取1970-1995年的平均值，（除了一些可以用於表3列出年份的子集），在表4中列出23個發展中國家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的典型數據。
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的許多重要特徵，出現在這些回歸上。第一，平均增長率的影響是正值，而且重大。第二，投資友好機制的三個標準，即：合同實施指數，政府機構高效指數和廉政指數都為正值，而且不是小數值。第三，關稅對外國直接投資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第四，邊際公司稅率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是高度非線性的。當它增長超過了30%，就會變成負值（見第2欄的數值）。
4、 促使外國直接投資的地域不平衡的因素
這章節要根據上述的理論和經驗分析來說明沿海和內陸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地域不平衡問題。
A、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地域差異。決定產出需求的基本因素是收入。表5為近期人均收入的趨勢和離差。上海1996年的城鄉家庭收入分別為8191元和4846元人民幣。而甘肅分別為3355元和1101元人民幣。
B、缺乏基礎設施。決定外國直接投擲選址的一個基本因素，就是可以進入市場。中國西部地區是個土地封閉的經濟。儘管沿海地區的土地和其他成本會增加，但是內陸地區落後的基礎設施，交通，和通訊實際上會使產品成本高於沿海地區。
產品成本=產品成本+交通費用
C、缺乏技術勞動力資源。表6比較了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受教育程度。很明顯，內陸地區的平均受教育時間（年）要少得多。
D、政府機構。地方政府缺乏透明度，缺乏法律框架來執行合同，是阻礙潛在投資者的原因。根據Gipouloax (2000)，在上海，籤發營業執照，或是取得土地使用權，通常需要3-5個月，但是在西部則要1年，而且在西部要支付的不合法費用也比沿海地區高得多。
E、政策建議
政府可以通過向跨國公司提供機會，使其利用區位優勢和內部優勢作出跨國界投資決策，在處理沿海和西部地區不平衡問題發揮重要作用。這包括：
實行可預測的法律框架。建立清政，高效的政府工作作風。
通過廢除低農產品價格以補貼城市居民的做法。提高農民收入來擴大市場。
對基礎設施投資。Aschauer（1989）把政府資本作為總生產函數的一個單獨要素投入，發現美國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政府基礎設施指出的邊際生產力是私人投資指出的2-4倍。Duggal, Saltzman和Klein（1999）把基礎設施作為技術指數模型的一部分，發現基礎設施的增加提高了資本和勞動的總生產力。如果沿海和西部地區沒有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的足夠發展，就無法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市場。只有當沿海和西部地區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市場，才能夠使差異的增長率收斂(Barro 和Xavier（1996）)。
增加教育投資。"政府指出在基礎教育和高級教育的分配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因素，是東亞在基礎教育數量方面的不平凡的表現。東亞在公共教育費用中基礎教育支出的比例高於其他地區"（東亞奇蹟（1993，第199頁）），1960年韓國和菲律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美國的9%和12%，而1990年，韓國是美國的38%，可菲律賓卻只為10%，部分原因是因為韓國用於教育上的費用比菲律賓高，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韓國的教育費用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13%，而菲律賓只佔1.97%。
簡而言之，經濟增長需要資本投資。著名的Harrod Domar模型（Harrod (1938)）包含了以下的增長率關係式
g=sB1 (5.1)
g為按比例的經濟增長率，s為資本形成率，B為資本的生產力。外國直接投資加上資本形成總值，就會使s升高，外國直接投資也會通過改善競爭，積極的技術外部因素和加速間接影響，來提高資本生產力，B。但是，經濟活動受贏利動機的驅使，資本是流動的。如果一個地區有可獲利的區位優勢，那麼外國直接投資就會迅速並且大量地流入。如果區位優勢消失了，那麼資本也會迅速流出。為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地區就必須為跨國公司提供獲利機會。政府機關可以通過執行旅行合同的法律框架，通過對人力資本投資，通過對基礎設施投資來改善市場進入，以及通過表明對經濟成長和監督效率的承諾，來發揮重要的作用。
注#1989-1998平均年增長率
資料來源: 《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鑑，1999年》，第275頁，1999年 中國外經貿部
《市場日報》：2000年1月27日 、
注# 包括FDI與其它FDI
*部、廳除外
**只從1997年開始
變量的定義：
外國直接投資：全部外來外國直接投資，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支付收支表〉。
稅收：PRICE WAFERHOUSE國家國家帳簿中的企業稅收。
外國直接投資指數：外來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度指數，國際貨幣組織〈關於匯率安排和限制年度報告〉所提出。 "0"指數為限制高，"1"指數則為中等，"2"則為低或者不存在。
資金流向總體開放度：國際貨幣組織〈關於匯率安排和限制年度報告〉所提出的資金流向總體開放度指數，從"0"(表示限制嚴格)到"10"(表示限制低，或者不存在)。
腐敗指數：據MAURO(1994)，無腐敗指數，程度從"0"(表示非常腐敗)到"10"(表示少腐敗)。
增長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使用聯合國MEDS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的國際貨幣體系。
關稅：作為進口價值一部分的關稅收入，以國內貨幣為單位。關稅收入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府財政統計年鑑》，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LFS而來。
契約：從商業環境風險情報(BER)引出的契約執行指數，從"0"(執行情況差)到"4"(執行情況良好)；
行政拖延：源自BERL的行政拖延指數，範圍從"0"(延遲)到"4"(低下)。
適用國家：阿根廷、巴西、中國、哥倫比亞、象牙海岸、厄瓜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肯亞、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摩洛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新加坡、南非、泰國、土耳其、委內瑞拉。
注釋：
OLS：正常最小平方；
T統計數字被顯示在插入表中；
所有**.*.符號後面的表格表示1%、5%和10%程度的顯著性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1987-1997）
*農民家庭純收入包括生產性及非生產性的經營收入，取自外在人口寄回帶回和國家財政補貼，
各種補貼等非經營收入、貨幣收入、及自產自用的實物收入。
*城鎮居民家庭實際現金收入包括經常或固定得到的收入和一次性收入，不包括周轉性收入，如
提取銀行存款及借貸收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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