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化的今天，漢語拼音已經潛移默化在每個現代人的生活中。我們每天寫文章、發微信，差不多50歲以下的人們都離不開拼音輸入法。而當我們翻檢辭書，或許大部分人都是按拼音檢索了。漢語拼音的重要性已經習焉不察了。
這要歸功於60年前，我國正式頒布的《漢語拼音方案》，讓26個拉丁字母為中國人服務。研製「漢語拼音」本來是為了推廣民族共同語（普通話）和推進掃盲工作，經過60年的不懈努力，我國的文盲基本消除。
20世紀末，計算機中文處理實現利用「拼音變換漢字」的智能化技術，可以不用字形編碼而快速地直接輸入中文，漢語拼音與信息化無縫對接，可謂是無心而有遠慮之舉。中國文化借著拼音的橋梁，走向了世界各地。
中國的漢字是古老的表意文字發展而來的，概括造字原理的「六書」中就有形聲一法，藉此孳乳了大量的形聲字，使漢字發展成了意音文字。《說文解字》收字的80%是形聲字，現代漢字系統裡的大部分還是形聲字，只是經歷數千年的時空演化，聲旁的表音性已很模糊，不能成為我們準確標註字音的工具。
漢語的語音分析和注音方法發展比較緩慢，經歷了兩千多年。先秦出現的「譬況法」，也就是用語言描述字音，這顯然是笨重不堪。東漢時期許慎、鄭玄等經學家使用的「讀若」法、「直音」法，是用相近或同音的字來標註，雖有所進步，但是這個前提是要先掌握一些字的讀音，語音對應關係也未必確切。到了東漢末年，經學家發明了「反切」法區分聲韻，這才第一次對漢語的語音有了科學的認識和分析，三國魏時的李登編寫了最早的韻書《聲類》。「反切」成為了我國古代最主要的注音方法，直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仍以這一方式注音。
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而對聲調的科學認識要到南朝宋齊間，沈約為代表的文士受到佛教的影響，開始對四聲有所區別。隋陸法言的《切韻》193韻和唐末守溫和尚的「三十字母」（宋代完善為三十六字母）是我國注音方法的重大進步，此後的韻書在分部上基本延續了這一傳統。然而，這些方法都不能嚴密、科學地反映語音實際。它們都依賴漢字作為注音符號，任何一個漢字都會隨時空變化而產生語音變化，那麼其注音的功能也是薄弱的。
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文章
明末清初，國門漸開，自沈約時代受佛教文化影響之後，西方基督教文化逐漸進入中國，中西碰撞出新的注音方法。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苦學古文數十年，1605年寫了一本《西字奇蹟》。他用羅馬字母有系統地給漢語注音，用羽毛筆書寫。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1626年出版了最早的有完備字母注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資》。這是西方人用拉丁字母為漢語漢字注音的開端。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大量進入中國，需要學習漢語，1867年，英國使館秘書威妥瑪出版了京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其中的「威妥瑪式」拼音逐漸成為在《漢語拼音方案》前西方人音譯中國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的通用標準。從傳教士到使館人員的西洋方案，本質上都只是「譯音」方案，目的是為了方便外國人學習漢語，而不是中國人對漢語語音的科學分析和注音方案。但是，在這些拉丁化方式的影響下，中國學者逐漸產生了語文現代化的「自覺」。
近代以來，語文現代化成為民族救亡、復興的迫切需求和重要途徑，中國人開始了自己研製注音方案的探索之路。1892年，盧戇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用自創的字母符號拼寫廈門方言。這是中國語文現代化的開端，標誌著清末切音字運動的開始。
1918年，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頒布了「注音字母」，這是第一套漢字形式的字母，是真正的表音符號，由簡單的古代漢字構成，是典型的「民族形式字母」。中國文化繼「書同文」之後，結束了數千年「口耳相傳」的歷史，開啟了「語同音」的新時代。
1926年11月，「國語統一籌備會」自行發表《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才由「大學院」（教育部）公布，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國語羅馬字的產生是拉丁化運動在我國的正式開幕，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成果。從此，拉丁化（羅馬化）成為漢字改革的主流。
1933年，瞿秋白、吳玉章等共產黨人設計的「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傳到全國，形成拉丁化運動。
1958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歷經三年，根據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的原則，繼承和吸收了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母、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優點，改進了它們的缺點，創製了《漢語拼音方案》。2月11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頒布。《漢語拼音方案》是漢語的拼音方案，是普通話的拼音方案，是白話的拼音方案。這是中國人半個世紀不斷探索的總結，是清末以來中國人民自己創製漢語字母的最佳成果。
1958年2月14日，《光明日報》刊發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所做《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國際標準，編號為ISO 7098。漢語拼音成為中國文化和國際文化交流所必須通過的文化橋梁。1984年，為進一步發揮《漢語拼音方案》拼寫現代漢語的作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試用稿）》，此後多次修訂，作為國家標準發布。這一方案的頒布得到國際認可，標誌著從外國方案到本國方案，從民族形式到國際形式，從內外不同到內外一致，從國家標準到國際標準。
60年前，周有光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為新生的漢語拼音字母這樣寫道：「我們正向著沒有文盲的時代前進，向著普通話通行全國的時代前進，向著科學和技術跟國際先進水平並駕齊驅的時代前進。在這偉大的文化建設事業當中，這一套漢語拼音字母將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60年後，周先生所嚮往的境界基本實現，漢語拼音不辱使命，為國家文化科技的繁榮進步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我們正步入新時代，這是一個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新時代，我們有理由相信，漢語拼音字母一定會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發揮更大的作用。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2018年2月11日 12版《語言文字》）
情報員：潘佳（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編輯員：柴如瑾
圖片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