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難怪，關公與秦瓊，這兩位素昧平生的猛將，至今仍未分出勝負。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二人一在隋唐一在漢，當然打不起來嘍。如果，硬要掰扯掰扯的話，就只好開始一場不靠譜的九不搭八的對抗啦。
很明顯，兩位英雄在時間軸上沒有交集。不過，假設來個時空穿越，給二位老先生約一場架，那麼，能比出勝負嗎？估計夠嗆！然而，不分勝負不要緊，可以預見到那些亢奮的粉絲，一定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嗨到不能自持啦。其實不用這麼麻煩，在英國，曾經面對面硬槓的輝格黨與託利黨的戰況，迄今也還是一筆糊塗帳呢。
涉獵英國歷史，輝格黨和託利黨是兩個繞不開的坎兒。300多年以來，兩黨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以議會為舞臺，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大戲。簡而言之，兩黨的創立，源自於約克公爵詹姆斯二世的王位繼承問題。
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拒絕皈依與傳統天主教相抗衡的英國國教（基督教新教的一種），這一舉動引發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激烈對抗。當時，輝格（Whig）是天主教徒對新教徒的蔑稱；同樣，託利（Tory）是新教徒對天主教徒的嘲諷。一來二去，就形成了嚴重對立的自號託利黨與輝格黨的兩大陣營。按照簡單但不確切的說法，託利黨是所謂保守的保皇派，輝格黨是所謂激進的自由派。久而久之，託利黨演變為保守黨，輝格黨演變為自由黨，而現代英國的基本政治格局就是由此逐步形成的。
1688年，光榮革命爆發，詹姆斯二世被褫奪王位。信奉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二世和女婿威廉三世，從荷蘭啟程，登陸英格蘭，最終戴上了王冠。從那時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輝格黨把持英國議會。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歷史事件，鑑於當時的英國是世界霸主，隨著輝格黨的得勢，以基督教新教信仰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風靡西方世界；並且，隨著信奉新教式自由主義（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的強勢崛起，輝格一派更是勢如破竹，其影響力水平達到空前的高度。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200年的社會實踐，以美、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社會主流價值觀越來越輝格，順理成章地，輝格知識分子也佔據了領導地位，擁有了無可爭議的話語權。比如，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1834年—1902年），是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和英國理論政治家。他是19世紀英國知識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的歷史觀帶著深深的輝格的烙印。他認為，歷史進程是線性發展的，一路走向進步（他眼中的進步）。他將過往與今天做比較，在紛繁中抽離出主要線索，聯結成鏈，再加以道德判斷，並以審判官的口吻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做出他以為的最終評判。阿克頓勳爵相信，他給出的定義是毋容置疑的，就像那些拖歷史後腿的天主教徒與促進歷史進步的新教徒一樣清晰可辨。他的最廣為流傳的名言就是：（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一定導致腐敗。難怪，後人將其著述譏為「阿克頓通諭」。
可是，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人們對輝格史觀的迷信。因為，與輝格的普遍預期相反，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始料未及的矛盾和危機。人們發現，歷史進程是複雜的、多樣化的、非線性的。也許，不能根據現有的、有限的甚至偏頗的經驗，預設前提進行準確的推理；尤其是，無法進行簡單直接的道德評判。
1931年，劍橋大學教授，20世紀「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年-1979年）以《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文向阿克頓勳爵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從此，在「如何才能正確認識歷史」的旗幟之下，貫穿之前2-300年的輝格史觀的一家獨霸的情形被打破了。
歷史是什麼？阿克頓勳爵堅信有所謂終極的歷史。究其本質，以自己眼中的「當下」做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已被自己大大簡化的「過去」，是輝格式歷史解釋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能否找出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呢？「在每一個特定時刻，都是由整個情境決定著下一時刻發生的全部事件。要想理解這個行為，就要復原這個行為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將其置於一個關係網之中，換言之，將其置於其歷史語境之中。」因為，「理解過去並不像看上去那樣容易。」 「不應該把現代世界視為光明之子戰勝黑暗之子的結果，（而應該將其）視為各種意志之間衝突的結果。」
.
比如，在這個意義上，義和團不僅僅是所謂「愚昧的民眾」的符號；清政府也不僅僅是「腐朽沒落」的代表。林林種種的、作用或大或小的社會因子，與入侵的英法等帝國主義分子一道，共同塑造（不管主動還是被動）了中國近代史的面貌。實際上，參與歷史的各方，均無法事先預測相互博弈之後的結果。再比如，只有深入過去，才可以感受到隨之而來的20世紀風起雲湧的反帝、反殖民化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意義。所以，那些之前的簡單化的標籤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不準確的，是輝格歷史學家強加上去的，是對歷史事實的扭曲，是事後諸葛亮式的自欺欺人的把戲。
我們應該努力理解過去的歷史，發現它們與今天世界的不同，從而修正前人在認識過程中的錯誤共識，並更新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而不是刻意尋找歷史與現在的相同之處，然後用藏在腦海中的、自己建構的一個邏輯的鏈條來串聯和解釋過去，預設立場，非黑即白。後者是最為荒謬的歷史解讀方法之一，也是現今很多人屢試不爽的、頗具迷惑性的方法。
「因為我們越是高談闊論，而不是深究細問，我們就越會用論斷代替研究。如果我們沒有嚴厲地壓制我們最初的謬誤，那麼我們的歷史就會變得越來越「輝格」。誠然，事實上，只要變得更概略，所有的歷史必然會成比例地變得更加輝格。此外，不能說偏見所造成的錯誤可以用相反的偏見寫成的著作來平衡；因為僅僅把控方的說法和辯方的說法放在一起，我們並不能得到真實的歷史。」
「一個人從歷史中得到什麼，往往只取決他事先抱著什麼心態，」例如，某國內知名「學者」（就不提名字了）一貫悲觀，認為中國的未來沒有什麼希望。其理由很簡單，因為中國1978年的GDP總量僅為3679億元人民幣，才佔世界GDP總量的1.8%。
40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2018年的GDP總量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佔世界GDP總量的16.6%。而此時，還是那位「學者」卻說，單純的GDP指標說明不了什麼，精神文明水平的高低才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具有美好未來的重要因素。可見，預設立場貌似自恰卻是危險的，特別是在歷史的輝格解釋失效的時候，那些不一視同仁的雙標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其謬誤在於，他忘記了這種所謂的「因果關係」，只是他自己把一種特定的形式強加於整個歷史情節之上，從而產生了一個他自以為是的、代表整個歷史必然走向的、美妙或者破落的圖景。
學習歷史的目的，在於揭示人類文明進步的過程是如何的跌宕起伏，其間的曲折反覆又是如何的波譎雲詭。過往的歷史無法假設，一切假設都是自己現時心態的反映。比如，一些「果粉」常常問：如果老蔣沒有被趕出大陸，中國會怎樣呢？實話說，此類假設沒有任何意義，其實就是耍流氓。因為，對過往的歷史作出一個相反的假定的同時，需要以無數的歷史上的先決條件的改變為基礎來配合之，否則，歷史就真成為一個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啦。非黑即白與混淆黑白，是兩個極端，也許，只有慎重持中才不會被打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