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代政治哲學研究也逐漸受到空間轉向的影響，這個問題在一些學科比如地緣政治學，以及一些哲學家、地理學家如列斐伏爾、哈維等人那裡有了一定的研究。總體看，政治哲學中空間批判研究還相對較少。近現代以來的國際政治中，殖民、霸權和帝國問題是關鍵。從政治哲學的空間視野來分析這些問題是有意義的。後殖民批判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殖民不僅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活動，而且是一種以帝國為中心的對殖民地國家的他者進行地方性建構的文化活動。如果說霸權是一種優勢，那麼這種優勢可以做空間角度的理解。在當代新帝國主義研究中，資本的積累繼續進行是關鍵，而這裡，國家的領土邏輯和資本的盈利邏輯相互為用、相互支持。當代新帝國的形成、維持、不平衡發展、穩態以及危機，都與資本是否能夠有足夠的積累空間有密切的聯繫。殖民、霸權和帝國的空間批判為當代政治哲學研究既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鍵詞：殖民 霸權 帝國 空間批判 空間政治哲學
作者簡介：強乃社，1966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審，哲學博士。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空間轉向影響日益擴展，一種空間視角的空間政治哲學逐漸受到重視。對於如何能在政治學的基礎理論、政治哲學的研究中實現空間視角的轉向，國內外都有不同的研究。尤其在國際政治的空間哲學考察中，這個問題也受到重視。在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中，空間政治哲學的視角其實是逐漸形成和滲透的，這在國際政治的殖民、霸權和帝國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空間批判的研究，一些激進的左派、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有關的學者在這方面作了很大貢獻。
從15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就形成了資本驅動的殖民活動，給整個世界造成重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傳統的殖民活動基本結束，但殖民活動的後果是嚴重的，同時，與傳統殖民活動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新殖民活動依然存在。殖民活動首先表現為經濟政治上的空間爭奪，文化上則通過地方解釋和界定而對認同進行建構。而霸權在國際政治中，主要是一定國家以其優勢對其他國家進行控制、欺凌等，鞏固和保持其優勢地位，進而獲得各種利益。霸權固然和其他因素有關，但其基礎則為空間和地理霸權。帝國在近代以來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龐大的優勢，國家和資本相互勾結，全球範圍拓展其實力，公然或者隱蔽地控制、侵害其他國家。帝國的形成固然有其自身領土的限制，那種公然對其他國家進行領土侵略的情形逐漸減少，但對地理、物理空間的爭奪和控制，比如全球市場、輿論領域的優勢的形成和鞏固，比以往歷史上帝國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需要明確的是，我們這裡說的空間視角、空間政治哲學、空間轉向等，並不是全新的領域或者角度。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空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在當代，有些學者提出，地緣政治學是將國家作為地理有機體或空間現象的理論，是一種空間決定一切政治過程的學說，是從空間或者地理視角出發的國際關係研究[1]。尤其是批判地理學(critical geography)或者激進地理學(radical geography)，是一種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作為研究和分析的地理學次領域，對當代國際空間政治有一定的探討。蘇賈在1989年《後現代地理學——社會批判理論的空間重述》中對社會批判理論進行了空間視角的重新敘述和探討，他屬於批判地理學或者激進地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學者。
在馬克思主義視角的空間轉向視角思潮形成和發展中，列斐伏爾是一個關鍵人物。按照對列斐伏爾有頗深研究的尼爾·布萊納(Neil Brenner)和施杜爾特·艾爾登(Stuart Elden)的觀點，雖然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城市和空間研究受到重視，但是其有創新意義的國家理論、現代國家的空間性、全球化的過程等著作卻未受到較多的關注[2]1。列斐伏爾有重要的世界政治理論，這是他四卷本的《論國家》的重要內容。他的國家理論和世界理論有密切的關係。列斐伏爾認為，國家制度在廣闊的資本主義空間生產、規制和再生產方面發揮了基本的作用。1970年列斐伏爾有專文對所謂的空間政治學進行了反思，並對世界範圍和地球範圍內空間關係和國家空間性進行了分析。他甚至指出，民族國家需要有領土，是這個空間的管理者，從空間出發、通過空間作為主導的權力來仲裁和行動[2]275，只有國家才有可能完成大規模的空間管理任務。國家為主體的空間活動包括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國家對於以下各種因素都有作用：民族國家領土的形成，政治空間的形成，心靈空間的形成，國家形成、再生產和控制構建內部及國家之間的工業發展、土地使用、能源生產、交通和通訊之策略；國家的世界化構成了世界範圍內國家支架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中，資本主義、國家關係之間的緊張可以通過不同的國際制度而獲得中介和安排。國家如何進入、進而安排和重構空間生產[2]21，這是探討進入國家空間的歷史、制度和表徵的地理學。他堅持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空間的關係最終將在世界化的過程中獲得理解。
列斐伏爾在這些探討中經常用到世界化(法文為mondialisation)這個詞。在英語中，有幾個詞和列斐伏爾的世界化有密切的關係：世界範圍(worlwide)、世界性(worldness)、世界化(worldization)、變得具有世界性(becoming-worldly)。對於列斐伏爾來說，這些詞語與全球的(global)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樣的詞有明顯區別。世界化這個詞語在列斐伏爾那裡指一個連續的、同時不斷變化的世界社會空間的形成和改變，這個意思暗含在這個詞的動詞用法中。在他那裡，世界性(worldness)、空間性(spatiality)和時間性(temporality)三位一體。他的研究中有一個線索：從空間生產到國家的生產，然後到世界空間形成。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爾曾經區分過全球和世界兩個詞的不同使用，全球是一個水平，世界範圍則是一個規模。這樣，世界從規模的角度、從更加空間的角度來理解就是合適的。這種理解指向一種集中在全體或一般上的分析模式，它聯繫著整體性，與更加特殊具體的分析對立。世界是一種當代資本主義下整個地球上社會關係多樣化擴展、分化、碎片的狀況，他試圖把這個過程描述為連續的、分層的形態，世界就是差異的空間統一體[2]22。這裡的世界化不應該理解為地球上社會生活的同質化，或者社會經濟活動範圍的簡單擴大，而要考慮不同規模的活動，這個規模從地方、區域、國家、世界到整個地球，這些活動有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2]23。
列斐伏爾把國家的解釋與最近出現的新殖民主義和不平衡空間發展的多規模空間解釋聯繫起來：民族國家內階級關係，現在被新的世界範圍內的中心—邊緣關係、權力化、碎片和差異化超越了。在國家水平上，「殖民化，就像工業消費和生產一樣，原來是本地化的，現在變得普遍化了。圍繞中心，只有服從、剝削和依賴的空間即新殖民空間。」[3]84-85雖然在已經存在的國家外部，歐洲諸多帝國的政治去殖民化，但依然被更加隱蔽的殖民形式所代替：其中宗主國和多個國家把依賴、等級關係強加給那些所謂獨立的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生產和剝削的新部門，包括旅遊、武器貿易、信息技術和能源生產，都構成一種剩餘價值形成的加速、擴展和集中機制。通過這種新的剩餘價值形成機制，世界範圍(世界市場)的整體、生產模式實現了內在的特性即資本為剩餘價值而存在。而這種以剩餘價值生產為基礎形成的制度，也遭遇到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它依然倖存。列斐伏爾在《資本主義的倖存》(1973)中指出，佔領空間、生產空間是資本主義倖存的秘訣。對於列斐伏爾來說，資本主義的倖存需要通過一些大約鄰近的概念系列構成一個整體來分析，這些概念包括「日常」「都市」「重複」「差異」「策略」「空間」「空間生產」[3]7。國家是關鍵性因素，事實上國家代表了倖存和空間生產之間的聯繫。以國家為主體的活動形成了國際關係中的資本和國家相互為用、相互支持，形成了空間爭奪為主要形式的國際關係。因此，空間政治學的研究是值得重視的。「存在著一門空間的政治學，因為空間是政治性的」[4]。空間實踐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是政治性的。
殖民、霸權和帝國現象的出現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與近代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擴展不能分開。這裡立足當代西方左派以及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研究，從後殖民批判中的地方建構，新帝國主義理論中的空間、資本與帝國，霸權的空間解釋等三個方面來對國際政治中空間政治哲學的一些主要問題作出初步探討。
一、後殖民主義批判中的地方建構
在近現代國際關係中，以資本為主導的殖民活動在諸多現象中較為突出。殖民活動改變了北美、澳洲的人口結構，土著基本成為社會不重要的組成部分，殖民地成為西歐文化、文明為主導的地區，這改變了整個世界社會的結構。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活動雖然沒有徹底改變或者打斷這些地區的文化和文明進程，但很多新的制度和文化來自宗主國的移植，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國家和民族基本獨立，去殖民活動受到重視，但變形的、新的殖民活動並未終止。從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去殖民，都是複雜的過程。其間針對殖民地國家和民族獨立以後的宗主國和原來殖民地國家的關係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或者後殖民主義批判理論，在空間和殖民活動問題上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
後殖民主義是以20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殖民地國家獨立為背景的，主要是對殖民活動的後果進行分析和批判的一種思潮。在殖民的諸多後果中有一種非常嚴重，比如獨立國家對宗主國的文化依賴沒有解決，建立自我認同遭遇麻煩。很多時候和很多地方，獨立的是形式，不獨立的是文化和內在心靈。殖民地國家甚至對宗主國有一種文化上的嚮往、追求。宗主國對於殖民地國家的經濟、政治上的示範、誘導、迫使等，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其實就是新的殖民主義。在後殖民主義理論中，自我認同建立中的地方成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後殖民主義批判思潮本身也很複雜。它不是一種鐵板一塊的僵化理論，自誕生之初就常常變化，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刻、地理區域、文化身份、政治境況、從屬關係以及閱讀實踐。在其中，所有的話語實踐都基於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基於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事實以及這一現象所造成的種種後果。這個流派的先驅人物有法儂(Frantz Fanon)，比較著名的有所謂後殖民主義「三劍客」即賽義德(Edward W.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這三人與馬克思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近來還有一位逐漸受到重視、與馬克思有密切關係的學者英國人羅伯特·楊(Robert Young)。而馬克思更是早在資本主義殖民猖獗時代就對此進行了批判。按照霍米·巴巴的說法，「早在法儂那裡，他就綜合(也可說是混合)了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5]58。法儂也提出來，「殖民語境的起源是經濟基礎也是上層建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處理殖民問題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總是每次都獲得重視」[5]113。在當代，馬克思的地位是複雜的，很多學者更願意將自己當作一個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如，羅伯特在接受中國學者訪問時就提到，在當代條件下，很多時候「馬克思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幾乎是同義詞，馬克思的思想對知識生產影響極大」[6]。但需要明確的是，在社會實踐意義上，馬克思和蘇聯東歐的社會實踐有密切聯繫，一些人以為馬克思終結了真理，所以很多人並不願意簡單承認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羅伯特·楊就自稱「我是一個異端的馬克思主義者」[6]。他認為，用三大洲主義(Tricontinentalism)可以替代後殖民主義。因為這是一種基於歐洲中心主義話語批判的一種反話語。按照楊的說法，很多亞非拉三大洲國家遭遇後殖民主義，而第三世界一詞往往是相對第一世界的一種非常負面的表達，與貧困、債務、饑荒和衝突聯繫在一起，他試圖「用一種地理、位置、文化的三個大洲即亞非拉的描述」來替代後殖民主義[7]4。馬克思在這裡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後殖民思考的基本框架，在反殖民的抵抗運動歷史上作用至關重要。後殖民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遺產基礎上進行，不但吸取營養，而且同時也依照這位偉大的反殖民知識政治家的偉大先例而變化。20世紀大多數時間，馬克思主義自身強調了介入其中的帝國主義系統和統治力量的影響，而且勾畫出大多數20世紀反殖民寫作中，因為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激發出未來擺脫殖民統治和剝削的藍圖。三大洲批判理論就是要反思馬克思主義在自己國家的適用性，以及自己國家的非歐洲歷史和文化語境的特殊性。」[7]6這種所謂的特殊性，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馬克思主義地方化、本土化等。
其實，地方、認同、全球化等問題與後殖民批判直接相聯繫。簡要說來，在一個大的尺度下，地方本身是建構起來的，參與建構的因素很多，世界歷史、全球化是重要的要素。世界歷史的形成、全球化的推廣和全球範圍地方差異性的明確，都無法擺脫對一個問題的研究，那就是殖民活動及其影響，其對地方格局的影響甚大。對地方的關注是後殖民批判研究中的顯著特徵。從空間到地方、從全球到地方，就像薩義德提出的為地理而鬥爭，就是在帝國中心和殖民邊緣存在的情況下，重視地方和空間的意義和價值。薩義德重視不同或者跨地方問題，還重視基於地方自身活動場所的鄉愁的形成、培養、敘述和意義。薩義德的研究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開始反思西方的東方研究即東方學。在東方學和漢學的反思中，往往面臨僑民的寄居和旅居(也可以直譯為跨地方、位移，trans-local，trans-location)問題。這個時候，這些東方、漢學研究中的地方建構，就成為值得重視的現象。
1.東方作為一個地方的建構：東方、西方與帝國。後殖民批判研究的關鍵之一是薩義德對西方的東方學、東方主義的研究。薩義德的結論很明確，東方是西方人眼裡的東方。東方確實存在，但東方是已經被作出很多實質性的、按照西方的方式建構起來的東方。按照薩義德的觀點，「東方不僅與歐洲相毗鄰；它也是歐洲最強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歐洲文明和語言之源，是歐洲文化的競爭者，是歐洲最深奧、最常出現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東方也有助於歐洲(或西方)將自已界定為與東方相對照的形象、觀念、人性和經驗。然而，這些東方形象並非都出自想像。東方是歐洲物質文明與文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8]1-2
其實，地方作為地方，是社會活動的產物，尤其是近代以來殖民活動的產物，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和西方文明異質性的自然狀態。「東方」和「西方」這樣的地方和地理區域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的。因此，像「西方」一樣，「東方」這一觀念有著自身的歷史以及思維、意象和詞彙傳統，正是這一歷史與傳統，使其能夠與「西方」相對峙而存在，並且為「西方」而存在。因此，這兩個地理實體實際上是相互支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對方的[8]6。
但是，東方確實存在，不是虛幻的，強調東方的非東方性，地方的非地方性和全球性、西方性，並非簡單否定東方學甚至漢學的地方建構意義，而是要認識其中的主導與非主導、主體與客體等，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在地方的建構中，帝國首先出場。地方一定意義上是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謀劃。「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帝國主義意味著對不屬於你的、遙遠的、被別人居住了和佔有了的土地的謀劃、佔領和控制。」[9]6帝國有強大的締造地方的能力，帝國時代的生存樣態和遠方的土地有密切的聯繫。有了帝國，就會有離開土地的遷移者，這些遷移者就離開地方，開始流動，帝國與難民、寄居、客居密不可分。薩義德說：「在我這裡，『帝國主義』一詞指的是統治遙遠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實踐、理論和態度。幾乎永遠伴隨『帝國主義』而來的『難民主義』，意味著向邊遠土地上移民。」[9]9這個時候的地方幾乎是帝國主義的訂製品。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中，地方形成了。
當然，對於薩義德的地方、東方概念的批判也是比較多的。一些比較常見的批評包括：他將西方同質化，把東方汙名化，堅持西方或者歐洲中心主義中的非西方因素，強調文化上的依賴和迷信，但是對殖民地文化上的抗拒估計不足。需要注意的是，被殖民國家主體對於宗主國文化上的依賴不全是西方的責任，也不僅僅是東方學的責任，而是殖民地國家本身的責任。
2.跨地方。對於霍米·巴巴來說，地方是特殊的，是宗主國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產物。地方更多時候是一種雜交、模仿、平衡，人們甚至在話語和敘事中建立起民族等。對地方的思考產生了距離，產生了他者的概念。
霍米·巴巴提出的文化方位是關鍵概念。在他的《文化的方位》①一書中，location這個詞多數情況下被翻譯為定位，但仔細解讀有關文本，其首先指的是一個特定的地方，而定位很多時候在漢語中側重確定，一個特定地方的意思並不突出。關鍵不是確定，而是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可以翻譯為確定的地方、地方化、地方狀態。最近有學者翻譯為方位，表達的意思比定位要複雜而準確。這裡採用這一譯法。將location看作地方，可以和其他有關的幾個英文詞place(地方)、locality(地方性)、site(場所)、settlement(殖民、定居)緊密關聯起來。還有些概念值得重視，比如第四世界。從地理上的「第三世界」轉到所謂的「第四世界」——由移民、難民、流散者所形成的世界，比較關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公民權、敘述權，倡導一種所謂的混雜性世界主義或者「本土世界主義」。其實，巴巴對無論由於何種原因而客居他鄉者和一種混雜的世界主義一直關注並有所論述，只是最近才顯得比較突出而已[10]。
跨地方與地方問題的解決。在後殖民條件下，無論身體還是精神上的客居他鄉者都很多，寄居者的鄉愁及其限度也是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如何從普通居住到心靈棲居、再到身心客居或者寄居他鄉，如何做移民、難民、流散者，如何解決客居者狀態是值得重視的。對巴巴而言，跨地方(trans-local)是可能的解決辦法。比如，中國海外華人中有些人就自稱「跨地海外中國人(trans-local Oversea Chinese)」，這頗有啟發。全球化、流動性、多樣性常態中的自我保持辦法，就是保持在地方之間的流動，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多個地方。這種跨地方、位移性的存在，包括地方性但不限於地方性。這種生存是模糊性、交叉性、第三性、中庸性的。
3.本土信息提供者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成。斯皮瓦克對西方為中心的地方建構持否定態度，批評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其實這種批判中也隱藏了更大的問題。這裡，自我和他者的關係是一個基本的關係。不能指望我們既從自我出發，也從他者出發。他者畢竟是任何主體、自我都不熟悉的。如果主體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能夠解決，那麼參與建構的主體在地方的認識、行動上也可能保持一致，那就可以用主體間或者主體際概念來解決問題。不能指責馬克思的東方描述，因為沒有這種描述，就是對歷史的無視。
斯皮瓦克提出試圖確立地方建構中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的地位：「通過不同實踐，即哲學、文學、歷史和文化，追蹤勾勒本土提供信息者的形象」[11]1。這種追蹤本身將一個自身不斷與本土提供信息者脫離的殖民主體顯露出來。在對殖民地的描述中，本土信息提供者是不在場的，那些自以為是為殖民地代言的主體，反過來在重新編碼、建構一種殖民主體，侵佔本土提供信息者的位置。如今，「全球化無往不勝，技術通信的信息學以本土知識的名義，直接染指本土提供信息者，對他們進行基因剽竊。」[11]2本土信息提供者和非本土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是不同的，不要輕信那些對於本土的描畫，那些描畫是本土、地方的主體可能根本無法辨認的。
斯皮瓦克對馬克思的研究頗值得玩味。她認為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對亞洲的建構。她認為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術語此時或彼刻在大部分非歐洲國土的廣泛範圍內得到運用，所以就很難在此設想一個本土提供信息者的視角」[11]7。馬克思對這個術語本身的敘述可能比較簡單，也無意對亞洲生產方式的單一描繪，但是在斯皮瓦克這裡，由於沒有本土信息提供者在場參與，就成了問題；而且有人從別的地方獲得註解和加強，比如將東方專制主義和水利問題捆綁在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上。「亞細亞方式」這一問題，通常被認為由諸如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這類有傾向性但極易讀到的著作解決了[11]7。斯皮瓦克的判斷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標誌著將他者理論化」[11]72。在這一表述中，「『亞洲』一詞跟經驗上可以認識的那個空間，很快就沒有任何相像之處了」[11]72，但亞細亞生產方式卻揭示出：它既非在歷史地理上是「亞洲的」，也非在邏輯上是一種「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原始共產主義就是棲居於前歷史或超—地理的空間/時間中的名稱，它們標示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循環的外部他者及其負面特徵[11]82。
這裡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他者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亞洲作為一個地方、印度作為一個地方，是否只有本土信息提供者才有權利進行界說？他者和自我的關係如何建構起來？斯皮瓦克沒有回答這些問題。難道斯皮瓦克對西方沒有作出過西方本土信息提供者不在場的敘述嗎？還是說本土信息提供者要是用到任何言說上？這樣情況就會有很大變化，即使在後殖民批判中它仍有很強的解釋力。
就地方建構而言，中國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地方。我們需要對中國作為一個地方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進行思考。中國是可能和現實的，但不要僅僅用非中國的話語來建構中國本土、地方、特色；中國在哪裡？既不能僅僅聽任他人的建構，也不能離開他人和自我關係來建構中國。我們應該警惕在國際化、全球化、世界歷史形成過程中，地方可能被普遍化，成為一個偽地方。如果按照馬西(Doreen Massey)的方法，把地方局限與地方為基礎分開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既不能成為地方主義、局限在一個地方，也不能任由殖民者、霸權對一定地方進行歪曲甚至壓迫性描繪。要建立中國特色和中國識別，建構對中國形成認同的中國這個地方，必須強調中國自身的地方和空間特性：沒有不在地方的存在。中國必須有特色，同時也不能忘記中國的世界和全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