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通識核心課程「公法與思想史」的沙龍紀實。在本次沙龍中，章永樂教授為同學們分析了「帝國理由」這一概念的來源、發展與應用，其後，現場的20餘位同學就這一主題與老師展開討論，討論內容涉及諸多歷史和現實問題，現場氣氛熱烈。
本文是通識核心課程「公法與思想史」的沙龍紀實。在本次沙龍中，章永樂教授為同學們分析了「帝國理由」這一概念的來源、發展與應用，其後，現場的20餘位同學就這一主題與老師展開討論，討論內容涉及諸多歷史和現實問題，現場氣氛熱烈。
首先，章永樂老師對於沙龍的主題進行了介紹。老師指出，「帝國理由」（Les raisons de l『Empire）是參照「國家理由/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概念發明。西方已經有作者將這一概念用於分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對其龐大的哈布斯堡帝國的統治。章老師將這一概念運用到對於近代殖民帝國擴張過程的研究中，指出殖民者會使用種種「帝國理由」對擴張與統治的行為進行正當化，重點在於論證相關行為合乎神意、自然法則、人類的普遍利益，或被統治者的利益，等等。
章老師舉了若干例子，在英國作家吉卜林的詩歌《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就是將殖民統治論證為教化萬邦、促進世界進步的事業，縱使殖民者的努力得不到被統治者感激也無怨無悔。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則訴諸文明等級論，為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的「國際警察」權力作論證。而晚近也有發達國家政治精英以地球環境為由，認為中國人、印度人不該過上和歐美國家同樣的生活，他們的發展權應該受到限制，這或許是以地球為名義給出的某種「帝國理由」。
圍繞「帝國」的定義，章老師指出，帝國是其中心擴張所形成的大型的政治單位，在治理的過程中保持著區分和等級，其治下的民眾並不具有一種單一的公民身份，用不同的法，治不同的人，是帝國的常態。帝國中心實行何種政治體制不影響帝國的定義。「公法與思想史」課程討論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帝國，就是近代殖民帝國。殖民帝國的「帝國理由」涉及到一系列問題，如海洋究竟是開放的，還是可以由某些國家佔有？歐洲之外的土地，哪些可以被界定為「無主地」？對於已經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種方式獲取？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是什麼？非歐洲族群的文明程度與其法律地位有何關係？為何不能拒絕自由貿易？等等。
在一戰之前，中國被東西方列強視為「半文明國家」，不配享有完整的主權。中國之所以未遭瓜分，除了中國民眾的反抗帶來的威懾之外，還有列強在華勢力的相互衝突、相互牽制因素髮揮作用。但這種相互衝突和相互牽制，也使得近代中國很難產生對地方武裝力量具有強大控制力的中央政府。而這正為中國革命力量提供了從局部的「紅色割據」，不斷發展壯大，最後走向奪取全國政權的條件。在此過程中，中國基層社會經歷了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革命者從人力、財力、物力上都能夠依靠基層民眾而非外力，這使得他們在對外能夠表現出堅強的鬥爭意志。深刻的社會革命造就了新中國強大的主權與獨立自主的品格。而由於這是一場在一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裡發生的革命，它對於大量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在很多方面比俄國革命更具有直接借鑑意義。章老師指出，研究近代殖民帝國的「帝國理由」，最終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近代中國的「舊邦新造」歷程。
Q：在思想史和當下發展的過程中，「帝國理由」對於帝國產生了什麼影響？為什麼需要這些理由？
A：帝國（empire）是經歷過空間擴張，其政治中心以不同的法和制度治理不同的族群的政治單位，它在擴張中還有可能和其他的政治單位發生衝突。帝國的統治中心需要回應三方面的需求：（1）讓它的統治機器本身保持自信；（2）使被統治的族群自覺接受它的統治；（3）在與其他政治單位的競爭中勝出。像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人那樣直接訴諸「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反而對雅典帝國是有害的。歷史上能夠長治久安的帝國，總是會作一些理論建設，訴諸被統治者的利益或普遍利益，而非僅僅訴諸統治者的理由，如果沒有正當性論證，統治的成本就會非常高。近代殖民帝國面臨一個更為動態的世界，對理論建設的需求更大。作為近代殖民帝國的受害者，中國領教了許多「帝國理由」，作一些總結工作是必要的。
Q：「帝國理由」講述的對象是誰？比如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可能更多是爭取具有海上優勢的列強，而吉卜林的詩所爭取的對象則也是同樣在基督教背景下的歐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應當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這種話語的調和與爭取是否具有限度？
A：有不同情況。有一些是帝國的統治集團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帝國理由」遂成為內部辯論的一部分，比如西班牙的Vitoria，Las Casas與Sepulveda等人的辯論，傳教士指責世俗殖民者胡作非為，是殖民史上反覆出現的現象；還有帝國之間發生辯論的，比如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具有與當時西班牙主導的葡萄牙殖民者辯論的意圖，當然也回應了荷蘭內部反對暴力的門諾派教徒。殖民者很少會與被他們界定為「野蠻」等級的原住民辯論，因為力量差距實在太大。但在遭遇到中國、日本、奧斯曼土耳其這樣的被歸入「半文明」等級的非西方國家後，殖民者的一些「帝國理由」也是說給後者的精英聽的，比如說要建立領事裁判權，就要論證後者的法律存在「文明程度」上的根本缺陷。隨著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義情緒的逐漸興起，殖民者更要做許多說服工作，如英國在印度、美國在菲律賓，都有不少針對當地精英的話語建構。一戰之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領土型殖民帝國的「帝國理由」就日益喪失說服力，隨著一系列領土型帝國轉型為「非正式帝國」，他們的理由也就會發生變化。
Q：一個國家內部的政體和對外政策的選擇是否存在一個相對穩定的規律？
A：如果一個政體自身的運作是被資本的力量所主導的，平時也不怎麼節制資本，在國力足夠強大的情況下，資本就會對外擴張，在很多時候還會拉上國家權力為它的狹隘利益背書。比如英國的鴉片商人，就忽悠了英國議會下議院發動對中國的鴉片戰爭。從霍布森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述，都分析過對外政策與國內政治制度、政治博弈之間的關係。只是霍布森過於樂觀地認為，帝國主義就是一個政策問題，可以通過改變國內政策來避免，而列寧看到了，如果不問國家政權掌握在誰在手裡，談政策改革是沒有多少意義的。相反，一個有能力在國內政治中節制資本的政權，在對外政策中，也會更有能力避免被少數資本利益綁架。
Q：帝國理由的選擇和帝國擴張過程中具體統治技藝的選擇有著什麼關係？
A：「帝國理由」是對帝國擴張後遭遇到的具體實踐問題的回應。不同殖民帝國遇到的問題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比如荷蘭人首先要解決和葡萄牙人的海上貿易衝突問題，英國人迫切需要奪取原住民土地，不同的緊迫需要，導致他們在「帝國理由」上的核心創新有所不同。但殖民帝國畢竟具有類似的統治需要，所以許多「帝國理由」具有傳染性，比如說「文明等級」「教化的使命」這樣的話語，19世紀的殖民帝國都在用。洛克通過「勞動」的理由來證成英國殖民者對於印第安人土地的奪取，後來美國人繼續用，法國人也用了。
Q：我們一般認為國際法主要是爭奪話語權的問題，那麼是否存在超越國家和民族特定利益的國際法？
A：法律規則就有分配利益的功能，在規則制定的過程中，總是會有一些強勢的力量，把自己的利益論證為普遍利益，打著「普遍」的旗號多吃多佔。而利益受損方就會批評，這不是普遍利益，而只不過是你的私利罷了。但這裡就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掀桌子，論證大家沒必要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大空間理論」和日本的「廣域國際法」，就有「掀桌子」的味道；另外一種是繼續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但誰吃得多誰吃得少，還要爭一爭。只要大家還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就需要「共同利益」的話語，哪怕是把自己的私利包裝成為「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話語還是少不了的，必須從話語功能上把它設想為超越個別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當然，現實中的博弈非常複雜。如果有一個強大的單極霸權，國際法規則會比較多的反映它的利益，但它也會有動力推動對其他國家執行這套規則；如果存在若干勢均力敵的國家一起制定規則，私利相互抵消之後，規則定下的利益分配模式可能更能反映客觀的「共同利益」，但是執行機制的建設會是個難題。當代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規則制定和規則執行兩個層面的落差，值得我們關注。
Q：自由、民主、平等這些被西方視為普世價值的內容，在西方本身已經存在很多問題，那麼這些價值觀還能夠被視為是普世價值嘛？
A：每個社會都有一些核心價值觀，往往是通過一些抽象的「大詞」來表達的，這些大詞有兩個功能，一是對實踐進行正當化，二是對實踐進行批判，這些「大詞」必須足夠抽象，解釋上必須有比較大的靈活性，才能夠既能維持集體認同，又不阻礙社會必要的變革。這樣的話，如果一個社會做得不太好，就可以這麼解釋：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有問題，而是我們踐行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踐行得不夠。19世紀中國碰到西方列強，屢戰屢敗，一開始就是這麼解釋的：儒家的核心價值觀體系沒有問題，主要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但甲午戰爭之後，許多人對這套價值觀體系本身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討論也就日益溢出經學。這並不是說儒學在邏輯上已經耗盡了它的解釋力，而是繼續用原來的那些「大詞」來解釋現實的意志正在走向枯竭。這是中國近代的經驗。一般來說，一個社會要遭遇一系列足夠大的挫折之後，才會對自己的核心價值觀體系產生懷疑，否則它還是會這樣解釋：我的價值觀體系沒問題，只是我做得不夠好。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中國當下的核心價值觀表述，大部分關鍵詞也是西方社會的關鍵詞，自由、民主、平等這些詞全都有，中國的特色在於對三個層面的區分以及相應的價值排序，這就產生了體系性的差異。
Q：美國政治極化的情況會對於「帝國理由」產生怎樣的影響？
A：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是，當代美國是一個全球性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冷戰時期，這個帝國的空間範圍受到蘇聯的制約，而為了防止發生內部革命，它也推行了一些節制資本的社會改革，打造了一個橄欖型社會。但冷戰結束後，這個「非正式帝國」一方面是空間上的擴張，另一方面是在失去另一種社會願景的壓力之後，放鬆了對資本的約束，金融資本力量大增，社會分化加速，而美國的資本精英在全球範圍內重新配置資源以獲得更高利潤，其結果是大量製造業離開美國，許多中產階級往下跌落。新自由主義的「非正式帝國」損害了帝國中心社會中下層的利益，而那些經濟和社會地位下降的公民手裡是有選票的。所以我們看到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看到一位美國總統公開對新自由主義的「非正式帝國」原有的「帝國理由」 表示不感興趣，不管它是自由貿易，民主輸出，人道主義幹涉，還是氣候環境。他熱衷於講的是「美國利益」，這對於盟友和對手都沒有什麼吸引力。政黨輪替之後，在2021年，我們大概能夠看到一些「帝國理由」的回歸，但是美國國內的兩極政治格局，還是會制約民主黨政府對於這些理由的運用。讓我們拭目以待。
章永樂，浙江樂清人，北京大學法學學士（2002），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研究領域涉及西方法律史、公法與政治理論、中國近代政治史與思想史等領域。近期研究關注國家建構與憲制變遷、帝國與國際法、政黨與代表制、法律倫理與政治倫理等議題。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2011，2016）《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2017）《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2021年即出），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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