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王基煒 製圖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科技競爭格局發生的重要變化致使國際科技人才爭奪愈加激烈。
從我國的外部環境來看，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推動全球產業鏈重新布局，將對國際人才流向產生深遠影響；二是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緊張、科技競爭加劇，使我國海外科技人才引進工作面臨重大挑戰，中美、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間的高層次科技合作受限；三是新冠疫情對包括科技人才在內的全球青年的就業帶來破壞性影響，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報告，新冠疫情已經導致全球五分之一年輕人失業，全球勞動收入下降超過10%。
從我國的內部發展來看，近年來，國內各大城市陸續出臺人才政策，展開地方層面的「人才爭奪戰」，其中科技創新型人才和青年人才成為爭奪焦點，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的人才吸引力顯著增強，對以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造成了壓力。
青年人的理想視野決定了城市的發展高度，青年人的激情活力決定城市的發展脈動。上海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驅動下，對海外科技青年人才求賢若渴。
德國的洪堡基金會成立於1860年，以德國探險家、自然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名字命名，致力於資助不分學科和國籍的世界各國優秀學者前往德國進行學術研究，同時資助德國本土學者，是德國海外人才資助計劃的主要執行機構，為德國引進海外科技青年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撐。
大變局背景下，上海如何打動海外科技青年人才前來發展？或許我們可以從洪堡基金會海外人才資助的經驗中獲得一定啟發。
一、讓科技人才成為「合伙人」而非「打工人」自2015年以來，上海先後發布「人才工作20條」、「人才工作30條」，加上更早些時候實施的「浦江人才計劃」（2005年）、《上海領軍人才隊伍建設辦法》（2006）等人才激勵項目，對青年人才的普惠性支持政策日益完善，為國內外青年人才來滬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近年來，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人才爭奪形勢，國內其他城市對海外科技人才的資助和獎勵力度陡然增強，深圳、武漢、杭州、南京、成都、長沙等地先後出臺直接落戶、住房補貼、生活補貼等優惠政策（參見表1）。
表1. 海外科技人才財政資助金額對比
相較而言，上海在海外青年人才資助的力度層面已經很難獲得相對優勢。同時，較高的居住和生活成本容易造成巨大生存壓力，對那些錯過樓市造富運動的新引進青年人才而言，他們似乎已與上海高速發展的紅利擦肩而過，只能成為芸芸眾生中的「打工人」和「接盤俠」。
因此，
優化海外科技青年人才的資助模式和執行流程，是當前上海提升人才資助體系效率的重中之重。在打造科技人才政策時，應當用培育和發展的「合伙人」思維取代壓榨和內卷的「打工人」思維。
科技人才的青年時期是創新和創造活躍的黃金時期，因此更需要考慮如何放開他們的手腳，而不是用條條框框加以束縛，應當注意減少資助中的限制性條件，注重政策執行中的用戶體驗，使青年人才在從事原創性研究時具備更高的風險承受能力，敢於挑戰不確定性高的前沿研究領域，同時通過優化成果轉化的利益分配方式讓人才真正享受城市發展紅利。
就此而言，洪堡基金會在增強青年人才的獲得感和提升國際人才資助資金使用效率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鑑。
二、增強海外青年科技人才的獲得感從青年科技人才的發展規律來看，一方面，來滬發展青年人才的居住和生活問題具有緊迫性，特別是一線城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不利於初來乍到的青年人才安居樂業。因此海外青年人才資助項目中的個人津貼和安置補助的發放應更注重便捷、直接，可以增強人才的獲得感。然而，
目前來源於上海市財政資金的海外科技青年人才資助計劃，多以科研項目形式下撥用人單位，在實際使用中仍然是採用實報實銷方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才的獲得感。
另一方面，青年人才的科研生涯處於上升階段，對領域內同行的認可尤為重視，學術性榮譽對青年人才發展具有重要激勵作用。但當前各地的人才稱號都有嚴重的利益化趨勢，與科研項目獲取、職稱評定、薪酬待遇掛鈎，變相削弱了學術性榮譽的本質。
德國洪堡基金會的做法恰好與我國國內形成一定對比。
洪堡基金會的海外人才資助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獎學金，一類為榮譽類獎勵（參見表2）。前一類注重為初到德國的海外青年學者提供易得的生活補助和周到的生活保障，後一類著重通過學術性榮譽獎勵和配套資助吸引傑出和潛力人才到德國長期發展。
表2. 洪堡基金會海外人才資助體系
資料來源：根據德國洪堡基金會官方網站整理。
比如，洪堡研究獎學金中的博士後獎學金以博士畢業四年內的青年人才為資助對象，每年申請通過率約為25%至30%。獲得資助的青年學者可以獲得每月2650歐元的津貼，以及由洪堡基金會提供的來德差旅補貼、語言培訓、醫療保險等福利，此外，配偶和18歲以下子女在滿足相應條件的前提下也可獲得補貼，這無疑為青年學者前往德國就業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海外青年人才，特別是剛剛踏入工作崗位的新進博士，在生活保障方面往往有更多需求，這樣，優厚的薪資條件和全面的福利待遇成為吸引青年人才的關鍵因素。從洪堡基金會提供博士後獎學金的實際操作來看，其資助內容的設置充分考慮了青年人才在居住、醫療、家庭、社會融入（語言培訓）等方面的需求，各類經費的支持可以幫助青年人才有效應對初到海外工作時遭遇的主要困境。
此外，洪堡基金會善於運用學術性榮譽作為資助手段延攬人才。洪堡基金會的海外人才資助體系中，榮譽型獎勵佔比較高，針對青年人才的獎項主要是索菲亞獎和貝塞爾研究獎。申請人申請這些項目時，必須由具有提名資格的高校或研究機構向洪堡基金會提名，並通過跨學科遴選委員會和相關專家的聯合審核，在學術領域內，此類項目具有很高的國際認可度。
洪堡基金會的榮譽型獎勵一方面能夠給予青年人才強而有力的學術性激勵，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增加學術界對相關項目的認可程度，形成良性循環。
三、結合市場化機制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從洪堡基金會的操作來看，針對海外人才的資助項目中，由財政資金發放的個人津貼和研究經費一般具有透明、公開、固定的資助額度、使用規範、考核和驗收形式，並通過籤訂合同，固化和明確資助方（洪堡基金會）、海外人才和用人單位（聘用海外人才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責任義務。引進人才與用人單位間通常採用市場化機制商定額外的個人薪資和科研資助，特別是對全職引進人才而言，在聘用合同中會明確，他們是否可在外兼職或獲得第三方收入。
洪堡基金會資助的榮譽型人才項目，獲得者必須以全職形式前往德國工作，除去配套的國家財政資金提供的獎勵，海外人才的個人收入可與用人主體協商確定，且與來自第三方的額外收入不衝突，體現了資助與市場化用人機制的充分結合。這種資助模式一方面對國家財政資助的邊界和額度提出了明確要求，另一方面由市場化機制根據人才的能力和水平確定額外收入。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財政資助可能遠高於本地人才市場定價所造成的資金浪費，也有利於平衡本地人才與海外人才間的收入差距，避免由此形成的人事矛盾。
四、上海要抓住大變局下的引才機遇在當下中美關係、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關係緊張的態勢下，一些旅居那裡的中國學者正面臨越來越不利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比如，美國協會組織「政府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Governmental Relations，由一些研究型大學、附屬醫學中心和獨立研究機構組成）2019年3月發布的報告《未查明的潛在外國影響案例》（Deidentified Cases of Potential Foreign Influence，該報告原件已無法在這家機構的網站中檢索到）
顯示，部分美國高校正在密切地調查相關人員，而調查對象無一例外都是華人學者。「在中美同時擁有教職」、「未適當披露同國外的關係」以及「受到外國人才計劃的招募」，被列為在美華人學者涉及的主要問題。
再比如，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2019年11月發布的報告《對美國的研究界的威脅：中國的人才招聘計劃》（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指責中國採取交換工資、研究經費、實驗室空間和其他激勵措施轉移了大量美方由公共財政資助的智慧財產權，並提出了14條應對此類威脅的建議。
但另一方面，海外中國人才在當地遭遇的困境也為中國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特別是中國背景的科技人才回流國內，提供了機遇。
在逆全球化態勢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上海作為中國吸引海外科技青年人才的重鎮，更有必要借鑑發達國家比如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海外人才的經驗，通過優化財政資助模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同時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約定不清導致被引進人才利用規則漏洞多頭通吃等尷尬情況的發生。
2007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將上海的城市精神確定為
「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這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能夠吸引世界各國精英匯聚的核心特質，其精神內核是上海文化溫厚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也應充分體現在面向海外科技青年人才的資助體系中，成為上海打動海外人心的核心競爭力。
（本文利用了作者發表於《科技中國》2020年第10期的文章「日德海外科技人才資助體系研究與啟示——以JSPS 和德國洪堡基金會為例」中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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