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2年的20年間，匯率由36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約8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4倍，如果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8：1升值到2：1，有多少中國企業可以生存？」
6月26日，中歐-成為2011年創新中國高峰論壇上，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邀請，日本知名管理學者大前研一如此設問開篇，呼籲在場的中國企業家要創新，攀爬產業鏈的高端，而不要沉迷於掙快錢。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在經濟上開始稱雄世界，當美國產品面對日本產品節節敗退時，被稱為「日本戰略之父」的大前研一打破了西方關於日式管理的種種神話，獨具一格地提出了日本的戰略思想藝術，他的《戰略家的思想》一書由此而成為經典。
他的戰略思想，跳出了西方熟悉的數量經濟學分析模式，以最簡潔的顧客、公司和競爭者三者關係作為戰略框架，強調戰略中的直覺和洞見，揭示了日本企業戰略的獨特性。
他還是管理時尚的追逐者和製造者，在專業主義、M型社會、全球化、知識經濟等方面有著大量著述，在不同的時代熱點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全球商業管理界掀起過一陣陣大前旋風。
演講過後，就創新和老齡化的話題，他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無論演講或接受採訪，大前研一沒有太多學術化語言，更喜歡舉實用的例子。「指導創新，要給出實實在在的例子」，這是他傳授年輕人創新心得的法門。
創新動能
《21世紀》：最近10年，蘋果公司的輝煌與索尼、東芝的平淡無奇形成了鮮明對比，很多人感覺日本企業現在的創新能力不如以前了，為什麼？
大前研一：創新的動力，我認為首先要歸功於個人。蘋果公司今日的成功，能創造這麼巨大的革新，首要應歸功於史蒂夫·賈伯斯。不是所有美國公司都有創新精神，是賈伯斯給蘋果帶來了創新。當初，他離開蘋果的時候，蘋果筆記本業務做得並不好，等他回來，想出這些創意，蘋果才重新起死回生。
除了人的問題，還有時機的配合。如果賈伯斯在20年前推出iPod或者iPhone，肯定賣不出去。蘋果的成功，正好是人和時機匹配得好，兩者結合了起來，並不是說，美國公司整體就比日本企業有創新精神。
其實，日本公司依然在創新的，比如日本手機領域的創新就非常多，能夠結合錢包、車票和遊戲的功能，可惜它太根植於日本的本土文化，這些設計都不能出口，諾基亞、中國移動等很多公司都曾想照搬類似做法，但發現並不適合在別國推廣。另外，在日本餐飲業，「米其林三星」餐廳也有很多創新做法。
《21世紀》：倡導創新精神固然重要，此後又應該如何使之落地？
大前研一：中國政府一直在講創新的重要性，這值得讚揚，但是，嘴巴上強調創新的重要性，遠沒有想出一個好點子、好創意來得有價值。
我覺得，真正學習創新的唯一方式，就是舉出各種各樣創意、各種創新的例子，我剛在演講中就說了很多例子。比如，每天你都可以思考如何通過創新改變自己的生活，像電腦、照明、錢包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思考創新的例子。創新的目的就是讓生活變得更加簡單、享受。中國政府今天談創新的重要性，但是很遺憾，沒有給年輕人提供很多實際案例，讓他們喝到創新的「果汁」。
我個人比較喜歡幫助年輕人，方法就是給出很多具體例子和點子。我給你個啟發，下一代大的創新會發生在電視機和整個起居室的布置，你回去可以想想怎麼做創新，下次我來檢查你。
《21世紀》：你認為阻礙中國社會創新的因素又有哪些？
大前研一：中國現在阻礙創新最大的問題是，在中國掙錢太容易，沒有壓力去思考更多創新的想法。比如，做房地產就能輕鬆掙到錢，企業家不需要考慮從事產業鏈中價值更高的業務。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價格上漲，人民幣不斷升值，未來向高附加值的業務轉型是不可能迴避的。
人口紅利
《21世紀》：談到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擔心，除了創新不足外，很多人還擔心人口老齡化問題，擔心「人口紅利」消失，這種擔心有必要嗎？
大前研一：老齡化其實並不可怕，年紀大的人多了，意味著年輕人機會也多了。現在的問題在於，中國很多年輕人太自滿了，都是獨生子女，這些從小受寵愛的「小皇帝」們沒有挨過餓經歷過困難。如果讓一個家庭生3個孩子，情況會好很多，第一個孩子子承父業，後面兩個小孩只能自己去求生存。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是出於國情考慮的國家政策。而在日本，是民眾自發的選擇，現在老百姓也只願意生一個孩子，獨生子女也越來越多。對日本而言，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小孩，很多獨生子女不想創新，不想努力。
《21世紀》：在日本，這方面的問題很嚴重嗎？
大前研一：有一次，我把一批日本農民帶到澳大利亞，告訴他們那裡的土地價格更加便宜，土地政策更加優惠，種什麼都可以，不需要在本土受到限制，在澳大利亞肯定比在日本那麼小的彈丸之地掙得多，但是農民們說，如果搬到澳大利亞，跟旁邊鄰居隔開20多公裡，一大片田就自己種，周圍沒有人，雖然掙更多的錢，這種生活還是沒意思，全都回日本了。
在日本，大量出身獨生子女的年輕人失去了勇氣，失去志向，他就想自己生活在一個小社區，簡簡單單、平平安安過一輩子就可以了，這是日本社會面臨的很大問題，中國可能很快會遭遇到類似的現象。
社會活力
《21世紀》：你在《M型社會》中談到，日本由於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禁錮了社會的活力，現在中國社會也有類似的擔心。如何持續保持一個社會的活力？
大前研一：如果一個社會存在容易獲得財富的方式，創新的壓力就比較小。以美國為例，創新的主要力量是移民，他們原來生活在社會底層，工作比較艱苦，要努力往社會上層升遷，本土的美國人其實創新能力並不強。
出現既得利益階層這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情況下，更可能依靠發展起步相對比較晚的地方，比如西南的成都、重慶，還有東北的一些城市，這些地方產生創新的動力會更大一些，而不是大北京或者大上海這樣的區域。北京現在有塊區域被稱為「中國的矽谷」，實際上美國的矽谷本來不是在發展得很好的區域出現的，美國最富裕的地區在東部，而不是矽谷所在的西部，好萊塢也是一樣，好萊塢創新最初的動力就是要擺脫貧困。
《21世紀》：過去二三十年間，你著書立說，推動日本社會的變革，但似乎日本社會一直停滯不前，又是為什麼？
大前研一：如果你為日本缺少變化或者領導者無能而吶喊的話，希望藉此改變政府，那是喊破嗓子也是沒用的，我個人付出了很多努力，確實沒有太大的成功。
日本政府的不少政策讓人非常困惑，他沒有改變的壓力，原因在於現在日本人普遍滿足於過去的成功，習慣於維持現狀，比如，街上找不到挨餓的人，生活都很好，甚至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民眾整體氛圍還是蠻輕鬆的，並沒有感覺發生大的事情。當然，不少日本公司很有進取心，他們到日本本土之外去發展，因為其他國家有壓力、有競爭。
一個好消息是，大地震之後福島核電站出現事故，政府最終還是來找我了，因為我是核能領域的博士。非得有點事，政府才能想起我，祝我好運吧！
（責任編輯：木四 HN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