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仁」與「不仁」，實則分清了「人」與「禽獸」，而必須把「仁」與「禮」發自「心」。「君子以仁存德，以禮存在中國心學發展史上，孟子的作用，看宋明心學本體論在千年之後的發展，便知其「心學」思想的精髓，早已滲透於歷代儒客之中。
許多學者認為，是儒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更新」，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才使佛教有了發展的空間，最後，融合了中國本土文化，形成了禪宗。看看魏晉時期，綿綿無期的戰亂讓人沉醉於「爭鬥」，生死成了時常縈繞心頭的話題，儒家所謂的「修身養性」似乎變得有點「虛無」了，世態無常，哪有「修身」的必要，不如多想想自己。一時間，南朝四百八十寺，大家再也沒有做過什麼研究發明創新，因為，佛教宗派禪宗主張不立字。
漢代傳入的佛教，經過南北朝的發展，到隋唐達到鼎盛時期，實際上就離不開「戰亂」這個大背景。類似地，心學可以在南宋「轟轟烈烈地復歸」，而不發生在其他朝代，除了離不開大師對前人的繼承與發展，同樣也離不開當時的戰亂背景。宋儒的地位確實很高，面對著一夜之間的變幻，國破家亡，心中難免恍惚。
問題出在哪裡呢？像魏晉士人一樣，他們也思考過：國人一直延續的儒學哪裡出了問題？這一時期的文人與前人不同，他們非常積極地看待這一問題，認為：正是儒學的衰敗，導致了國家和社會的危難，所以，他們積極地完善儒學的理論體系。
先看一看南宋開山祖師心學。重生儒學的宋代學者，是對孟子心性關係理念的延續：「君子之性，仁義之禮智之本也。」宋、元、明三代程顥、程頤開創了「理學」，但二程之後，理學的發展走上了兩條道路：一條是影響深遠的朱熹理學，另一條則開始偏向心學。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江西大雁山大雁寺熱鬧起來，在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學術論戰，發起論戰的初衷是調和理學與心學。爭論的雙方是朱熹和陸九淵，據說，場面十分激烈，但最後還是沒有結果。
那為什麼理學與心學會成為法庭上爭鬥的一種趨勢呢？道家與心學都源於儒學，然而，在許多方面實在是差別太大，矛盾最大的一點是「理」與「心」。簡言之：朱熹主張「理」高於人，陸九淵的象山心學認為「理」與人同在，
在此，對「理」這個概念的界定，實際上就是對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界定，即對事物發展的「能動性」，即「本心」的界定。談及心學，更多的人認識了王陽明。然而，真正打開這扇門的是陸九淵。然而，當時程朱理學最「博大精深」，隨著陸九淵學派影響的擴大，這才有了史無前例的「千古一辯」。
陸九淵認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心性"即"理性"，既然，能認清自己的本心，又何須再"向外求"?然而，陸九淵所謂的「心即理」，並不是簡單的「心便能生成宇宙」，他所謂的「理」，是「塞宇宙」，具有普遍性，必然。
南宋心學，似乎能見到佛教的影子。實際上，這也不足為奇，宋代儒學學者對儒學復興的努力，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禪學隱居的現狀，因此，他們必須加以扭轉，在完善儒學體系理論建設時，發現其中存在的不足，儒學無法更好地解釋「為什麼這樣...是因為這樣...」而禪學理論卻做得很好。
因此，當年朱熹就說過陸九淵：「近聞陸子靜言二禪二禪，全是禪學，卻變了名耳。」理學是排斥禪的。要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借鑑別人的成果，陸九淵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關鍵還是要看核心內容是否一脈相承。
而且，我們還會看到這個理論的集合體。早年對朱熹理學著迷的王明陽，強調「格物致知」，真以七日夜以繼日地探索真理，然而，卻病倒了。對於禪學，王陽明也有研究，他自稱沉溺於禪學三十年，但後來「悟」了：佛道所謂成仙得道的那個境界，其實就是剝去了人性，就是「棄人倫，棄物理」。正如人類的愛親之心在孩提時代就萌發，是「天性」，如果連這一點都捨棄了，還談什麼人性？
「心惟危，道惟微，精惟一，允執厥中。」對王陽明來說，這就是心學，陸九淵的「象山心學」正是孟子所要完成的。其後，陽明心學超越了心學和理學，繼承了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又開創性地提出了人的「主體性」更為重要。同樣，王陽明也成了心學的集大成者，甚至後來陽明心學更是傳到了日本、朝鮮等國家。他的弟子極多，被稱為「姚江派」。文筆博大昌達，行墨間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