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學人君 學人Scholar 收錄於話題#學人訪談23個
學人簡介：彭小華，博士，旅美獨立學人，關係-交流研究者；國際註冊高級婚姻家庭指導師，REBT理性情緒行為療法諮詢師/治療師，教育與環保公益事業的積極參與者，知名譯者和寫作者，曾獲2018年臺灣吳大猷翻譯金籤獎。譯有《最好的告別》《眩暈年代》《直覺養育的力量》《虎媽的女兒》《如何讓孩子成年又成人》等，出版專著《廣告的性別再現》。
訪談人：趙雪杉，學人Scholar志願編輯。下文簡稱「學人」。
在這個特殊的疫情之年，新冠肺炎的肆虐令我們不得不去對生命與死亡進行更深的思考，而對於長期旅居美國、研究家庭關係與死亡心理的學者彭小華來說，疫情期間的經歷使她對生死有了更為深刻的洞見。2020年3月，歐美疫情態勢正起，她往返英美兩國與家人團聚，這次抗疫之行促使她更為深刻地觀察與思考疫情與生命；10月底，由於父親病危，她決定返回故鄉，然而，由於隔離規定，她只能在廣東集中隔離14天，在此期間，她只能遙遙關注著父親的健康狀況，同時提交申請、說明情況，等待當局處理。彭小華在系列日誌中記錄了這兩次經歷，真摯地抒寫自己的心境與思考。
在與學人Scholar的訪談中，彭小華談到了自己的生死觀、對臨終關懷的研究與思考。肺炎疫情壓倒一切，我們該如何保持心靈的自由？
01
「好死的藝術」：
把生命的質量和意義放在最高位置
學人：您目前生活狀態怎樣？令尊的狀況如何？
彭小華：10月25日從洛杉磯飛抵廣州，集中隔離14天後，我於11月8日傍晚回到成都，次日持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去ICU探望父親，父親於次日回到普通病房，我可以每天探望。一周後，11月15日，疫控措施加強，必須憑綠色健康碼才能進入病房探視，之後我採取了視頻探視的方式。到11月22日，我的健康碼終於變綠，這下可以正常到醫院探視父親了。
回到成都後，除了探視父親，其餘時間我正常生活，好好睡覺、好好吃飯、好好鍛鍊；正常工作交往，進行線下和線上諮詢，外出會見親友，或者在家裡接待親友。
父親處於昏迷狀態，偶有意識，可以呼叫反應，但似乎主要是自動性反應，不確定是否真的能辨別不同的人；感染、發燒控制下來了，但痰很多，一天多次吸痰；沒有吞咽能力，只能通過胃管獲取營養；沒有能力控制膀胱，通過導尿管排出尿液，一天大便6、7次，多虧陪護悉心照顧，尚且沒有出現褥瘡、血栓等現象。
2020年11月16日，彭小華在病房中陪伴病危的父親，和他輕聲說話 （江雪攝）
學人：您在歸國隔離日誌中非常真摯地記載了您在接到父親的病危通知書，到父親病情好轉的過程中的心境變化與思考，讀來特別令人動容。我們看到，這個過程中，您有絕望不舍、也做好了含淚告別的準備。您翻譯過《最好的告別》《好死的藝術》（待出版）等有關死亡和臨終關懷的專著，喪失至親是每個人生命中都要面臨的課題，請問您對於臨終關懷等倫理問題有怎樣的思考與看法？
彭小華：我把生命、存在的質量和意義放在最高的位置，我關心的不是我的感受，而是臨終者的利益和需求。我認為，在當今醫學有能力利用技術、藥物維持肉體生命的情況下，亟需對何為生命進行明確的界定，否則，在臨終者本人沒有就臨終醫療措施進行明確交代的情況下，親屬很難就何時、是否繼續醫療措施、繼續哪些醫療措施達成共識。
有些人認為，只要臨終者還有一口氣，就必須進行治療，哪怕不能進食，也要通過鼻飼、胃管輸入食物，因為他們認為不能讓親人「餓死」。殊不知，這時候，停水、停食是臨終的必然組成部分，強行給水給食是對死亡過程的幹擾。出發點是好的，但卻是對臨終的誤解，以為是在延續生命，實際上是在拖延死亡，即便臨終者感覺不到痛苦，但已經沒有任何享受可言。「苟延殘喘」的說法不好聽，活不回來、死不下去，雖然殘酷，但這是對實際情況的客觀描述。
《最好的告別: 關於衰老與死亡，你必須知道的常識》
作者: [美] 阿圖·葛文德，譯者：彭小華
很多醫務人員不會在臨終時為自己要求這些措施，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做法沒有價值和意義。就我同我父親的醫生交談看，他們對臨終者家屬要求採取這些措施大多持保留、無奈的態度；在西方，很多人會籤署文件，要求「自然死亡」，不接受抗生素、鼻飼／胃管之類的幹預措施。在我國，就我接觸的情況看，一般人對此並沒有清晰的認識，或者哪怕可以理解死亡是一個自然過程，不需要採取幹預措施、自己將來可能也不準備接受這些措施，但他們卻堅持對親人採取這些措施，一個理由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另一個原因是怕遭到旁人非議，他們更在意「別人會怎麼說」。
我總是感覺，有些人是不是無意識地把臨終時的醫療幹預視作了一種待遇、甚至是一種享受？通過為臨終的父母、親人花錢獲得醫療幹預，讓自己心安理得。
我的母親真是深具洞察力，她在健康時嚴厲警告我們，絕不可以為了讓自己安心，把她送進ICU、插管，她說那是活受罪、是生不如死、是折磨她，她不會原諒。
死亡可能從來沒有這麼艱難、曲折過。在死亡進程不能逆轉的情況下，允許自然死亡，讓臨終者可以輕鬆、自然地離開，在中國也許還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關於生、死、臨終認識和教育的過程。
2018年秋天，母親張秀蓮還在世。彭小華和父母合影
學人：除了個人要加強臨終關懷意識、完善生死思考之外，從您的經歷出發，您認為我們的醫療系統在這方面做得如何？有哪些地方可以繼續完善的地方？
彭小華：就我視野所及，臨終關懷在我國還處於一個觀念傳播、教育的階段，在實踐上還處於初步摸索中。我不了解其它地區的情況，但過去三年，因為想為母親和父親尋找合適的臨終關懷機構，我對成都的情況進行了一些了解。
成都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醫療設施和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但即使在這裡，我也沒有看到真正意義上的臨終關懷機構。已有的機構，硬體條件很不理想，住院條件可以說很不好，醫務人員很大程度上依然沒有真正從治療救命的觀念上轉變過來，臨終依然主要是肉體事件、醫療事件，而不像在西方那樣越來越轉變為精神事件、情感事件。
如果說要完善，我覺得需要從醫療政策制定者、醫院管理者和醫務人員開始轉變觀念和認識，並且配合政策的制定，對臨終過程進行有效的、有利於臨終者舒適、安寧的管理。
我國現在似乎對臨終過程處於一個放任的狀態，幾乎完全把決定權交給家屬，而很多家屬並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做出理性、明智的決策，既有過早、不當放棄醫療的人，也有不少進行徒勞無益、有悖臨終者根本利益的過度治療情況。
政府、醫學專業學會針對臨終過程管理的政策、指南、指導意見可以明確哪些情況下治療不再有價值和意義，鼓勵或者要求家屬停止治療，轉入條件合格的臨終關懷照顧，直至死亡；醫務人員應當為家屬做好參謀，對家屬進行臨終、死亡教育，讓他們明白哪些做法對臨終者有價值、有意義。
人不僅是肉體存在，同時也是精神性存在。在進入生命的尾聲之時，當治療不再能夠讓肉體恢復生命活力，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生活（我想最起碼的標誌是能夠自主吃喝、能夠自行排洩，如果還能進行哪怕最簡單的交流、能夠挪動幾步，那就好了）時，有必要完成從肉體救治，轉入精神、情感撫慰，直至進行相應的儀式，幫助臨終者放下遺憾、後悔、自責、恐懼等種種情緒，平靜、喜悅地告別親友和這個世界。
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對現有醫務人員進行生死學和心理學的培訓，並補充具備相關教育背景的新人。
這個過程，任重道遠，但是，早動手比晚動手好，一旦開始，就可以不斷積累經驗和認識，不斷發展、完善。
老話講「好死不如賴活」，然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一生再輝煌、完美，如果沒有一個「好死」、「善終」，人生就好比一個爛尾樓，不完滿、有缺憾。
可以說，好死人皆所欲，然而，好死似乎比好活更不容易。個人對於如何好活有很多的自主權，而對死卻沒有多少自主權，哪怕留下預囑，有些子女也會擅自更改，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
祝願我國儘快把臨終醫學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門類，幫助人們實現有尊嚴的、輕鬆、愉快的死亡。
02
平靜的力量：心靈的修煉旅程
學人：您在日誌中分享了隔離期間提升自我、保持充實的方法，很多人在疫情中很難保持心境的平和，您認為要做到這種平靜與充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彭小華：無論平常時候，還是身處困境，保持一顆平靜的心既重要，也不容易。
之所以說重要，在於人在心情平靜的時候，情緒穩定，感覺是比較舒服的，於精神、身體都好；不容易在於，情緒的波動看似與外物外境的變化起伏有關，但根本上，這取決於主觀認知。外物外境其實只是一個觸發情緒的動因、一個「召喚結構」，而我們的反饋是忽視、一笑置之、坦然對待，還是緊張、焦慮、恐懼、怨恨、暴怒，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反應，有的人臨危不懼，談笑自若，見招拆招；有的人小題大做、無事生非，或者被預想中的危險搞得惶惶不可終日。
我不主動尋求挑戰，但我肯定不害怕和躲避挑戰。豈不聞「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遇到了，能夠克服就盡力克服，不能克服就坦然承受，就像奧斯維辛倖存者、意義療法創始人維克多·弗蘭克爾說的那樣，首先要迎接和改變外境外物，如果不能，就當作修煉心靈的機會。
當然，要做到在任何情況下保持平靜不容易，可能要經歷一個漫長的修煉過程，但這是可能的。
在我看來，是否保持充實是一種選擇和決定，而如何保持充實是一種能力。
我覺得要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做有意識的規劃。比方說，在隔離期間，我把睡眠、飲食之外的時間做了符合我自身情況和需求的規劃，上午、下午、晚上各安排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聽著音樂做操、變著方式原地跑跳；在線諮詢和與親友交談的時間之外，閱讀和寫隔離日誌，整個隔離期間，我完全沒有孤獨、寂寞、無聊、空虛的體驗，每天都過得充實、有意義、興致盎然。
學人：您在從英國返回美國後遭遇了感冒，可不可以談一談這次經歷中的心境變化？
彭小華：我3月初從洛杉磯去倫敦，那時候歐美新冠疫情已起，長途飛行已是一種冒險。我原本打算4月1號從倫敦飛回成都的，3月20號左右，英美兩國的疫情都嚴重起來了，而國內的疫情已經好轉，一方面，我回國的航班取消了，另一方面，當時的國內輿論不歡迎海外的中國人回國，於是我放棄了回國的打算，在和女兒一起留在倫敦原地抗疫和冒著長途飛行感染病毒的危險、返回洛杉磯陪伴夫君這兩個方案之間，選擇了從倫敦飛回洛杉磯。
回家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出現了感冒症狀，扁桃體腫大，氣緊、呼吸相當困難，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莫非我感染了新冠？第二個念頭是，得了就得了唄，也是一段經歷呢，看看有多厲害！
我自然也想到了重症、死亡，但轉念一想，嗨，萬一發生了，也就發生了；如果沒有發生，康復以後要更加愛人愛生活，更加熱情洋溢地生活。
其時夫君上班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我保持著情緒的平靜和穩定，家裡沒有藥，我連續喝燙燙的蜂蜜檸檬水，直到身體出汗。
我上網查閱了新冠的典型症狀，自行排除了新冠感染：沒有發燒、沒有失去味覺。
一開始我沒有向夫君和女兒充分報告病情，我不希望不必要地讓他們擔心，多少也有一點點怕被責怪——當然，這是我多慮了，實際上，在我做錯事的時候，他們都不太可能怪我，何況，我不是故意生病，此次從倫敦飛回洛杉磯，也是一家人共同的決定——既是共同決定，當然要共同承擔後果。
生病期間，我保持了良好、積極的心態和正常的飲食、鍛鍊、工作、學習，堅持翻譯《好死的藝術》，每天寫居家隔離日誌。
那段時間，很多朋友每天等著讀我的日誌，既為表達對我的關心，也表示從閱讀中獲得安穩、信心和力量。他們的積極反饋反過來也激勵我、帶給我力量，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輕，靠著自我調理，沒看醫生，很快就康復了。
彭小華和自己的父親彭靜中在一起。父親是四川大學歷史系教師（受訪者提供）
學人：疫情下，很多人出現了「政治性抑鬱」的傾向，也就是說，每天瀏覽著媒體上關於疫情的各種信息，久而久之產生了消極心態與抑鬱傾向，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彭小華：對於新冠這樣一種全新的病毒，人們對它的危害性了解有限，充滿對未知危險的想像和恐懼，渴望了解更多的資訊，獲得確切的信息，然而，醫學科學界並沒有確切的資訊可以提供。既沒有可靠的預防措施，也沒有確切的治療手段，關於感染、死亡人數的報導和各種傳言不可謂不加劇這種惶恐心理，因此無奈、消極、抑鬱等情緒幹擾人們的正常生活，降低人體免疫力，更不利於抵抗病毒。而且，在居家隔離期間，家人有更多時間緊密相處，不良情緒有礙溝通、交流，破壞關係。
正確的做法，不如減少媒體暴露時間，少去關注和思考自己無能為力的事情，保持良好心態，採取自己可以控制的積極行動，儘可能保持正常的作息和日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身心調理和與家人的良好溝通上。
學人：您提到，您與丈夫、女兒在疫情中彼此陪伴、相互扶持，情感聯結愈發親密而強大。而疫情之中，也有很多人在與親人、伴侶不得已的朝夕相處中磨滅了對彼此的情感。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彭小華：不同的結果是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所致。一般來說，人們都希望在關係中得到對方的關愛、支持，期待和要求就會比較多，也容易感覺自己在關係中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因此，從主觀感受角度為對方建言、做事不被欣賞和接受時，如果疏於溝通，或者在有不滿時訴諸情緒，惡意推測對方，就容易衝突和相互攻擊。
相反，如果可以跳出自我中心、自戀，意識到對方是另一個獨立的生命體，有自己的主權、主觀感受和需求，多關注對方的情緒和感受，有更多的傾聽、接納、同情、理解，並訴諸平和、友善的溝通，關係就更可能融洽、和諧，相互獲得更多的溫暖和支持。
03
沒有人是孤島：
自由的追求、行為的遵守、全球化
學人：您在英美旅行生活期間經常提到「戴口罩」這個問題，現在在國內，戴口罩已經成為了一種群體壓力。但另一方面，您認為國外「只有感染者才戴口罩」的認知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種群體壓力？您也提到，在英美作為「戴口罩的少數人」並不會引來異樣的目光，這一點與在國內還是截然不同的。您認為是什麼引發了這種不同的情緒與態度？
彭小華：在我們這個崇尚整齊劃一、步調一致的文化下，如果大家覺得「戴口罩」是必要的防疫措施，有人要是覺得不必要戴、不戴，往往會面臨很大的群體壓力，甚至受到白眼、指責。
在新冠疫情之初，在我停留的美國、英國和德國，人們仍然習慣於感染者、病人才戴口罩的慣常做法，這種情況下，如果戴口罩，可能被視為感染者、病人，我在倫敦的地鐵上戴口罩，就有人以為我是病人，主動站起來給我讓座。不過，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德國，我沒有感到戴口罩的群體壓力。
歐美文化對個人自由和權利有更多的尊重，在不違法的前提下，人們對標新立異比較寬容，不容易對他人的事情指手畫腳。一個人如果戴口罩，即便可能被視為感染者、病人，也不容易受到歧視、躲避。
英國政府下達居家令之前的那個周末，我和女兒去了牛津旅遊，參觀中世紀學生監獄的過程中，我和女兒戴著口罩與另外二三十個人一起聽導遊講解，沒有人對我們有任何異樣的反應，平靜、友好如常。
我覺得歐美人總體在情緒和心理上相對成熟，個體之間有較強的邊界意識，人們相互之間比較尊重、友好，注重禮貌，反對基於任何原因的歧視，把不讓別人感到尷尬、難堪作為個人修養的體現。
學人：您的隔離日誌引發了一些爭議，您也在日誌中對此做出了回應。您有一篇隔離日誌題為「內心的自由」，在這樣一個信息龐雜的年代，要發聲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而保持自主的思考與自由的內心更是格外艱難。在對您的隔離日誌的討論中，一部分人認為您「不該添亂」，還有一部分人希望您能夠掙破制度，追尋自由，您如何思考與應對這兩種不同的態度？您又是如何來做到「保持內心的自由」？
彭小華：在我看來，個人在行為自由上一定是有邊界和限度的。
在人際之間，「個人自由止步於別人的自由開始的地方」，侵犯了別人的自由，既不道德，也破壞關係，可能遭致別人的抵制甚至引起訴訟。
另一方面，個人的行為自由受到法律、法規的約束，法律、法規屬於硬約束，如果違反，要承擔相應的懲罰，可能導致刑拘、監禁，從而失去行動的自由。
我熱愛行動的自由，然而，如果我不接受集中隔離，違反要求，就會遭致懲罰，為了避免懲罰，失去更長時間、更多的自由，我選擇忍耐短的、少的不自由。
思想的自由無人可以剝奪。法國大作家雨果說，「比大海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在心靈這個廣袤無垠的領域，自由的尺度和邊界取決於自己，就我個人而言，我通過認識和掙脫家庭、社會、教育、文化、習俗給我的思想、觀念束縛，一步步走向內心的自由。
彭小華在陪伴病危父親的同時，也保持著良好的心態。她說，希望自己能部分改變中國人悲苦的死亡敘事 （江雪攝）
學人：您在文中提到：「我個人欣賞蘇格拉底的做法，對世俗政策、法規乃至法律可以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對；但是，在行動上仍然嚴格遵守。」您認為個人在參與社會事務的過程中應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像蘇格拉底所說的，「反對的看法」與「嚴格遵守的行為」之間的矛盾又該如何調和？
彭小華：我的做法是真誠、友善地表達具體的看法，我相信政黨、政府和服務於國家機器的具體個人都有最善良的出發點，沒有為難、傷害個體公民的本意，但是，在制定和實施政策的過程中，可能出現偏差和事與願違，為了建設一個良善的社會，一個積極的公民應該發出自己的建言、批評，發揮自己在建設社會方面的主觀能動性。
我個人覺得可以保持「反對的看法」，並且應該妥善表達不同的真實的看法，同時在行為上嚴格遵守，在我這裡，這是一個權衡、一個決定、一個選擇，我並不覺得矛盾，也並不會因此怨憤、抑鬱，雖然，我理解和支持其他人採取不同的行為方式。
學人：作為一名旅居中外的學者，您對國際關係有著深刻的洞見。您寫到「國家之間、個人之間，彼此不是敵人，病毒才是共同的敵人」，在國家間巨大的信任危機後，您認為我們曾經所希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將走向何方？您對「後疫情時代」有著怎樣的思考呢？
彭小華：疫情一定會結束的，我相信，即便沒有疫苗，人們也會逐漸形成對新冠病毒的耐受和抵抗，並且在心理上實現免疫——據我觀察，這個情況已經相當程度成為現實了，如今人們談起新冠，已經遠不像前幾個月那樣緊張、恐懼。
我熱切希望有安全、有效的疫苗出來，實現可靠的預防，有有效的治療用藥，幫助感染者快速、徹底的康復。
我想很多國人已經發現，疫情加劇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撕裂，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豎起壁壘，前幾十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將發生改變，國際交往可能不像過去那樣容易。
前幾十年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全球化正在結束，不同的遊戲主體在全球化中的收益和損失有差異，感覺受損的國家要求改變遊戲規則、重新構建國際秩序，新冠疫情顯然加劇了國家間的分歧和敵意。也許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同國家將圍繞價值觀、核心利益進行分離、重組，進入合久必分的新格局。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以及個體如何充分發展的問題，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個人，都需要根據大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戰略、戰術調整。
彭小華部分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