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庚子年眼瞅著就要結束。21世紀的辛丑年正等在前頭。
在過去的20世紀裡，一共有兩個庚子，兩個辛丑。雖然時隔一個多世紀，20世紀的第一個庚子和辛丑可能更讓人記憶猶新。在那個世紀初的庚子裡，八國聯軍進了北京，大英帝國從布爾人手裡拿到了南非。就在這帝國主義在歐洲之外左突右衝的庚子年裡，瑞典政府用炸藥商人諾貝爾捐的錢，設立了一份表彰科學進步與世界和平的獎金。
上個世紀初的辛丑年更是魔幻。一邊是八個「文明國家」逼著清朝籤了《辛丑條約》，不單要賠款，還得派使團挨個向「文明國」道歉。另一面，從美國到澳大利亞，這些白人的「文明國家」都在這個辛丑年裡，先後頒布了更嚴苛的移民法案，禁止華人，以及其他非歐洲裔的有色人種入境本國。建設「白人的國家」的呼籲，在所有英國新老殖民地中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口號。與此同時，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被頒發給了兩個高歌自由的歐洲中產階級和平主義者。
在20世紀初與21世紀初的兩個庚子與辛丑中間，還隔著一對庚子與辛丑。1960年庚子，新中國遇到了一場內外交困的危機。那年7月，蘇聯專家全面撤出中國，新中國開始「勒緊褲腰帶」償還欠蘇聯的債務。年底，一場糧食危機開始席捲年輕的人民共和國。來年，又是一個辛丑。南非宣布退出大英國協，一個舊的世界霸權帝國正在加速消亡。而與此同時，美國開始軍事介入越南，開始了一場不宣而戰的「特種戰爭」，一個新的全球霸權帝國則正在迅速崛起。
就在那個辛丑年，一本題為《不怕鬼的故事》在中國正式出版發行。在序言裡，何其芳寫道，「世界上並沒有過去的故事裡所說的那種鬼，但是世界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而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小而至於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對於敵人、對於阻礙我們前進的事物不敢藐視，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嚇破了膽，或者在困難和挫折面前低頭屈膝，那就是二十世紀的怕鬼的人。」
時隔再一個甲子，人民中國也與世間的鬼又周旋了60年。21世紀的那些魑魅仿佛還活在上個世紀初的幻影裡。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讓我們見到了上世紀那個庚子年間當道世界的鬼。然而，相比兩個甲子前，世界已截然不同，不怕鬼的人也更多了。
倘若在平常的日子裡，歲末的書單可能讀書人的凡爾賽時刻。然而，2020年不是一個平常的年份。它是一個屬於不怕天、不怕鬼的普通中國人的時刻。在即將過去的那個庚子年裡，我困在英國，被足足關在家裡禁足了一年。這場不定期徒刑究竟什麼時候結束還遠不清楚。在這裡，21世紀的辛丑年興許只是21世紀庚子年的漫長綿延。在這一年軟禁般的日子裡，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我讀了許多講鬼的故事與鬼講的故事。也看到了許多專門講鬼故事的裝成人的鬼，在新冠疫情的歷史大潮面前，露出了他們的鬼樣子。所以，接下來的這份「書單」更像是一份我對這個庚子年的個人總結。
2020年1月，武漢疫情爆發，我也加入了四處籌集口罩的行列。2月，偶有幾個英國學生們在課上問我，他們9月去中國交流學習的計劃會不會被打亂。當時，我憑著2003年在北京經歷非典時的體驗，向學生們保證，中國肯定很快能控制疫情，他們去中國的安排自然不會受到影響。萬萬沒想到，這件事，我只猜對了一半。
（美）普雷斯頓著，姚向輝譯
《血疫：伊波拉的故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
在這個月裡，我開始讀一本1994年出版的紀實作品《血疫》（The Hot Zone）。該書記錄了1989年在美國華盛頓近郊，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實驗室出現的一場疑似伊波拉感染的危機。一批來自菲律賓叢林的猴子，由於美國某臨床研究機構的研究需要，被進口到美國。在維吉尼亞州雷斯頓等待隔離檢疫時，出現了猿猴出血熱症狀，並大批死亡。屍體器官與血樣被送到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實驗室進一步檢驗。有約200名實驗室工作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觸過這批樣本，且有至少6人受到感染。事後發現，雖然該病毒屬於伊波拉病毒屬，但卻與剛果與蘇丹地區發現的伊波拉病毒不同，是六種人類已知伊波拉病毒屬中最不至於危及人類生命的一個亞型。
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傳染病的全球傳播故事。致命病毒從不發達地區的叢林中出現，在大批殺死了當地人之後仍舊不為世人所知。只有在白人傳教士的呼籲下（剛果伊波拉病毒），或者經由動物宿主（雷斯頓伊波拉病毒）進入到發達國家之後，來自「文明世界」的科學家才從天而降，開始肩負起全人類的責任，同病毒展開了輸死搏鬥，並最終取得暫時勝利。在這類敘事中，威脅全人類，特別是「文明世界」生活方式的傳染病永遠來自叢林，來自人畜混居、或是喜食「叢林肉」的不發達國家與「野蠻人」部落。而拯救全世界的，則從來都是發達國家的科學使者。
2019年時，這本《血疫》還被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改編成了6集迷你劇，並於當年5月播出。劇中，落後的非洲，人蠢混居的叢林，野蠻的部落人，光輝的傳教士，理性與情感平衡兼備、充滿職業操守的美國陸軍傳染病學家，反應迅速的美國疾控中心，謹慎公正的美國政府，各種美式大片戲劇要素一個不少，扣人心弦，末尾還不忘提醒大家，威脅時刻存在，一定要敬畏自然云云。看後讓人既能對非洲充滿畏懼，也能對美國拯救世界充滿希望。不巧，趕上了新冠元年。就在看完這部劇之後的半年裡，我們發現，曾經製作了許多精良記錄片的國家地理頻道，在大疫之年前夕，為人們送上了一部讓人能夠逃離現實的幻想作品。
3月，國內疫情在全體人民的努力下逐步得到了控制。與此同時，疫情在英美全面爆發。就在這個月初，我與一些同樣困在歐洲與英國各地的朋友們一起，開始想著籌措一些口罩、消毒洗手液等防護物資，給周圍的學生們以備萬一。而歐美媒體卻忙著指責中國，詆毀中國抗疫工作的聲音。就像上個世紀庚子年時一樣，要求中國賠償、道歉的聲音也不絕於耳。在海外生活的留學生與華人們，面臨這種輿論環境，更是體會到了來自當地社會的種族主義巨大壓力。這種在歲月靜好時被掩藏著的惡鬼，每每到了風起雲湧的時刻，便會第一個現身。我所在的西南小城裡也不例外。我的許多學生，因為戴口罩上街、甚至在課堂上，都遭到過種族主義的惡語攻擊。這時，我萌生了想要就公共衛生與帝國主義的話題寫些東西的想法（不過這個想法至今也還未能完全成文）。
這段時間裡，我讀了約翰·巴裡的《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羅芙芸的《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Medicine and Empire, 1600-1960）、以及李尚仁的《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四本著作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揭示了公共衛生，特別是流行病醫學與國家能力背後的密切關聯。
（美）約翰·M·巴裡 著，鍾揚，趙佳媛，劉念 譯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
《大流感》講述的是一個關於1918年H1N1甲型流感（即「西班牙」大流感）全球流行的歷史。這場從美國新兵營中爆發出的流感，隨著一次世界大戰被帶到了全球。在經歷了三波疫情之後，共造成了全球2千萬至5千萬人死亡。《大流感》一書著重討論了這場疫情與美國公共衛生體系建立之間的關係。當然，在書中，分析這種聯繫的著眼點還是幾個美國「現代醫學」關鍵人物與「大自然」的對決。然而，作為旁觀者，通過巴裡的梳理，我們會發現，戰爭的需要是促使美國醫療系統真正全面改革的動力。而在面對100年前的這場疫情時，美國政府的處理模式、以及社會公眾的反應，與今天新冠疫情下的美國並無太大差異。在政黨選舉需要面前，公共衛生的考量永遠居於次要地位。在疫情嚴峻時刻，由於競選需要，仍舊不斷組織大規模群眾聚會。在疫情發展高峰時期，不停尋找「甩鍋」對象，推卸責任。這些都是美國社會在1918年大流感時期便出現過的情形。而對一般民眾而言，當第一波僅有老弱病殘受害時，也同樣對疫情視而不見。而到了第二波與第三波時，青壯年開始病倒甚至死亡時，社會才真正陷入恐慌。
另外，本書還向我們展現了另一個「有趣」的事實，即發源於美國的甲型流感全球大流行，為什麼在今天的歷史記憶中成為了「西班牙」流感。巴裡書中對當時公共媒體討論，以及美國政客公開「甩鍋」表態的史料梳理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在19世紀的知識體系中，流行病通常與地理的「熱帶」密切相連。這種聯繫展現了帝國主義對世界秩序在權力與知識層面的宰制關係。隨著19世紀帝國，特別是英帝國與美帝國在亞洲與非洲的擴張，包括瘧疾、霍亂、黃熱病、登革熱等「熱帶疾病」（Tropical diseases）成為白人殖民者在這些地區順利擴張的巨大障礙。如何利用西方「現代」醫學知識，特別是早期的「瘴氣」（Miasma）致病理論，到19世紀中期開始出現的「細菌」理論，來理解並解決這類傳染性疾病的影響，保護白人殖民者，成為帝國主義暴力擴張進程中一個重要的知識保障。《帝國的醫師》與《醫療與帝國》兩本著作便從殖民與自由貿易帝國內部出發，向我們展現了這種福柯式的知識與權力關係。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2012年。
（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著，李尚仁 譯：《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在《衛生的現代性》中，我們更可以看到，這種帝國的知識霸權是如何通過其國家的暴力擴張，透過傳教與貿易活動，進入並全面改造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自我認識。通過本書對中國通常口岸的梳理，我們發現，對「衛生」的認識與界定，與「文明」和「野蠻」這組二元關係一樣，是帝國主義對自身行為道德與秩序合法性確證的重要基礎。在本書中，描述了一個細微但卻能夠令今天的我們印象深刻的場景。在19世紀末20世紀來華西方人的記錄中，總不忘描述當他們初到北京時，空氣中撲面而來的臭氣。他們相信，這種臭氣即是致病的「瘴氣」。為了防止疾病，他們每逢出門，都會戴上「黑色的口罩」，遮住口鼻。兩個甲子，日月輪換。
（美）羅芙芸 著，向磊 譯
《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從3月到今天，英語媒體上關於新冠的討論仿佛開了複讀機，關於疫情的「玄學」討論充斥著英國公共媒體。核心議題無外乎政府要求戴口罩、嚴格執行「測試追蹤」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個人權利？中央政府發出的局部封城禁令究竟是否是對地方政府自主權的無視與踐踏？參與者們絕大多數的議論都無非圍繞著個人自由與政府邊界的陳詞濫調展開。就像是疫情之前充斥公共媒體的退歐討論一樣，圍繞著新冠展開的媒體表達也像是各自意見的陳列。即便到了今天，不少媒體，還不斷拿「自由」與「體制」問題說事，徒勞地想要將這場大流行的鍋甩到中國身上。相比之下，卻沒有任何一個西方職業政客由於政策失誤或抗疫不力而擔責。同時，在媒體中，執政黨及在野黨職業政客、利益團體、智囊、媒體等對政府抗疫政策的討論，也大大超過了公共衛生與醫療等領域專家對疫情本身提供的防治意見。
在我們過去的知識中，對於參與式民主想像圍繞著一個核心神話展開：即「公共空間」為每一個理性的具有政治自主意識的「公民」提供了參政的機會，只有在有效的「公共空間」與保障下，「民意」才能通過「協商」的模式而得以形成，並為之後的政治行動提供合法性的依據。「自由媒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又作為邏輯與道德基石，承載了參與式民主政治的理想形象。這種充分自主、不受制約的「自由媒體」被塑造為保障「民意」有效轉化為政治行動的重要渠道，成為構成「公共空間」的核心機制。
然而，在這次疫情中，這個被頌揚了許多年的西方「市民社會」中的「公共空間」卻沒了蹤影。萬萬沒想到，自由言說促生的是反口罩、反封城，反疫苗，以及反5G等陰謀論與謠言。過去的數十年中，我們的眼光更關心「國家」與「個人」的二元關係，一味迷信「國家」對「個人」的壓迫關係。「個人自由」與發展被同一個「自由市場」神話密切關聯起來。而很少再對公共利益、市場對人的異化作用等「舊思想」進行深入討論。因此，就在今年7月，英國急匆匆宣布解封的時候，自我居家隔離的我萌生了另一個關於「公共性」與「言論自由」的寫作計劃。大衛·麥昆的《公共的衰落》（Decline of the Public）是我在這段時間中閱讀的一本小書。本書寫於2004年，恰是布萊爾新工黨政府第二個任期內。就在本書出版的前一年，布萊爾政府在全社會反戰抗議的浪潮中，決定出兵支持美國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然而，即便在這種巨大的社會反對呼聲中，布萊爾仍舊能夠領導工黨，贏得了2005年大選勝利。以微弱優勢開始了他第三個任期。
Marquand, David. Decline of the Public, the Hollowing-out of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2004.
在本書中，作者將「市場驅動的政治」視為對民主制度與民主觀念的最大挑戰。如何在大眾媒體主導的選舉政治時代，重新「發明」公共空間是作者這本小書的核心問題意識。書中，作者記錄了20世紀90年代英國政府應對狂牛症的惡劣記錄。今天看來，幾乎是這次新冠疫情中，英國政府所有話術與政策的樣板。
事實上，在這場全球疫情中，大多數議會民主制度國家處理疫情的態度都像是在處理一場公關危機。早在上世紀60年代，隨著電視的興起，英美在執政黨選舉競爭中就發現了利用不同傳播媒介，有策略地控制信息流動對選舉成敗起到的重要作用。甘迺迪便有一個著名的表述，將媒體稱為「總統的重要臂膀」。有效控制信息流動的能力，在甘迺迪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視為總統最為重要的隱形權力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市場化媒體與政黨的聯姻，也構成了左右西方民主國家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
Iyengar, Shanto and Richard Reeves, eds., Do the Media Govern? Politicians, Voters, and Reporters in Americ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除了政黨與媒體的共謀之外，更為激進的學者則徹底解構了大眾媒體時代英美政治中的「共識」，並將其視為市場化媒體宣傳機制，對信息進行精巧控制的結果。前兩年的G20峰會上，教皇送給川普一本書，即喬姆斯基的《製造共識》。有記者在會上還抓拍到了川普讀《製造共識》時的照片。書中詳細分析了英美世界的媒體運作模式：它本身是一個多部門組成的複雜體系，本質上是一種宣傳運動。其基本邏輯是二分法。信息通過大眾媒體，廣告商，信息壟斷渠道，新聞評論，四個層次層層過濾，保障最後進入公眾視野並尋求「認可」信息是符合信息生產者意願的。喬姆斯基認為，如果經過層層過濾的信息還未能贏得民眾的共識，那麼最後的安全閥便是反共。這一問題毋庸置疑，因為它被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與自由生活方式。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現在。而隨著新冠疫情的發展，我們發現，除了喬姆斯基所說的反共之外，西方社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安全閥——排外，即種族主義。
（美）愛德華·S.·赫爾曼，諾曼·喬姆斯基著，邵紅松譯
《製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01年前，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要「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呼著什麼是真理」。那時，他的這番話是向著「地球上東半球東方」，湘江上「和他臨近的民眾」們說的。這些人「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他們當中，縱然有「有用人材」，但受著湘江社會「部落思想」的限制，並未能得到「用武的餘地」。而僅僅短短34年之後，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在宣告抗美援朝取得勝利時，便向世人告知，「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當這段話在人民大會堂重新被提及時，已是一個多甲子之後。
自鴉片戰爭到新冠疫情，正好三個庚子年。三元九運，舊世界行將逝去，新世界正在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