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看「霧月十八日」第一篇的最後一部分：無產階級的失敗。
這部分的內容可以分為三點：一是從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變的階段劃分，馬克思分成了三個時期；二是第一個階段或第一個時期，即二月時期；三是第二個階段或第二個時期的第一個小階段，即到六月革命為止的時期。第二個階段的其他小階段將在「霧月十八日」的第二篇中講述，第三階段則在其他各篇中講述。
一是階段劃分：
【現在我們來把法國革命從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經過的階段大致總結一下。
總共有以下三個明顯的主要時期：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從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憲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從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三個階段的關係是：第一個時期，宣布成立共和國，但怎麼建立共和國，建立什麼樣的共和國，人們聚訟紛紜；第二個時期，共和國建立的過程，水落石出，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專政這一國體下的共和國，即資產階級共和國；第三個時期，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短暫存在，或它走向滅亡的過程。
請牢牢記住這個劃分！否則到後面各篇會感到亂。
二是第一個階段（或第一個時期），時間短，馬克思講得也比較簡單：
【第一個時期，從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從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憲議會開幕之日止（這是本來意義上的二月時期），這個時期可以稱為革命的序幕。這個時期的性質，正式表現於這一時期倉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臨時性的。在這個時期所採取、試行和發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樣，一概宣布自己只是臨時性的。無論什麼人和什麼機構，都不敢承認自己有權長期存在，有權真正有所作為。所有一切準備了或決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對派、共和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小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臨時取得了位置。
情況只能是這樣。二月事變原先的目標是選舉改革，以求擴大有產階級內部享有政治特權者的範圍和推翻金融貴族獨佔的統治。但是，當事變已演進到引起實際衝突，當人民已投入街壘戰，當國民自衛軍採取消極的態度，軍隊不進行認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時候，成立共和國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個政黨都按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共和國。手持武器奪得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在共和國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印記，並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這樣就表露出了現代革命的總的內容，這個內容和在當時的情況與條件下、在群眾已達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實現的一切都是極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餘一切曾經促成二月革命的分子，因獲得了政府中的絕大多數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為如此，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勢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和諧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為它開闢的偉大前景並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臺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意外支持。】
這是無產階級迫使資產階級成立共和國並打上自己階級烙印的時期。馬克思先講了二月革命作為「革命序幕」的特點：臨時性。二月革命雖然宣布成立共和國，但這只是確立了目標，共和國到底什麼樣子，需要通過憲法來確定，所以需要選出一個制憲國民議會。在這之前，都是各個階級或階層自己佔據特定位置，法律上地位未定，因此是臨時的。
在下一自然段，馬克思講了各個階級在這個階段的鬥爭。首先，由於二月革命的緣起只是資產階級本階級的內部鬥爭，性質上屬於對資產階級君主制的自我改良，因此無論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沒有做好成立共和國的心理準備。作為一場準備不充分的革命，成立共和國完全是一個意外。其次，正由於完全是一個意外，各階級都按自己的想法解釋共和國，其中無產階級把它當作「社會共和國」，也就是說，它並不滿足於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對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體進行改造，而是要求對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從而對資產階級的國體進行改造。它要成立的不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人民共和國。這意味著無產階級試圖掌握政治權力。再次，由於既缺乏理論準備，也缺乏實力基礎，無產階級不了解如何去奪取和掌握政權，它沒有把精力集中到擴大實力，掌握實權，而是直接陷入了他們所面對的那些問題的細節中去，從而給了其他階級以掌握權力的機會。
三是第二個階段（或第二個時期）的第一個小階段，即無產階級被驅逐出局的階段：
【第二個時期，從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奠定的時期。緊跟在二月事變之後，不僅王朝反對派被共和派弄得驚慌失措，共和派被社會主義者弄得驚慌失措，而且全法國都被巴黎弄得驚慌失措了。由國民選出而於1848年5月4日開幕的國民議會，是代表國民的。這個議會是對二月事變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並且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資產階級的水平。巴黎無產階級一下子就看出了這個國民議會的性質，所以他們在國民議會開幕後不幾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圖用強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將國民中起反動作用的思潮所藉以威脅他們的這個機體重新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但是這個企圖沒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變的結果，不過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個周期中退出社會舞臺罷了。
繼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巴黎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對制憲國民議會的這個聲明，巴黎無產階級以六月起義作了回答，這是歐洲各國內戰史上最大的一次事變。獲得勝利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產階級方面的卻只有它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勝利以後，起義者被屠殺的有3000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無產階級從這次失敗後，就退到革命舞臺的後臺去了。每當運動好像又重新開始時，無產階級就企圖再向前推進，可是勁頭越來越弱，成效也越來越小。每當無產階級上面的某個社會階層進入革命動蕩時，無產階級就跟它締結同盟，從而分享了各個政黨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敗。但是，這些相繼而來的打擊，隨著力量分攤到全部社會的整個表面，也越來越弱了。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有影響的領袖，相繼被捕判罪，代替他們掛帥的是些愈益模稜兩可的人物。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於教條的實驗，醉心於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於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無產階級與之鬥爭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在無產階級身邊倒下的時候，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鬥爭的光榮而失敗的；不僅法國，而且整個歐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驚動，而各個上層階級後來的失敗的代價卻如此便宜，以致得勝的黨派只有公然無恥地加以誇張，才可以把這些失敗說成是事變。同時，失敗的政黨離開無產階級政黨越遠，這些失敗就越是可恥。
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構成發達、具備現代生產條件、擁有通過百年來的努力而使一切傳統觀念都融於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裡，共和國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變革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保守的存在形式，例如，像北美合眾國那樣，在那裡，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變換自己的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裡，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停滯的人口過剩現象同時發生，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後，在那裡，應該佔有新世界的那種狂熱而有活力的物質生產運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裡，一切階級和黨派都團結成一個維護秩序的黨來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黨。它們從「社會之敵」手裡「救出了」社會。它們選擇了舊社會的格言「財產、家庭、宗教、秩序」作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並用「在此標記下你必勝！」這句話激勵反革命十字軍徵討。從這時起，許多曾經團結在這個旗號下反對過六月起義者的政黨中的任何政黨只要企圖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戰場，它就要被「財產、家庭、宗教、秩序！」這一口號所戰勝。每當社會的統治者集團範圍縮小時，每當比較狹小的利益壓倒比較廣大的利益時，社會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義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義的要求，都同時被當做「侵害社會的行為」加以懲罰，被當做「社會主義」加以指責。最後，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的座椅，半夜裡被拖下床，關進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折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士兵對那些站在自己陽臺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裡宮。】
這一部分有四個自然段，讓我們分別進行分析。
第一個自然段：當無產階級發現制憲國民議會試圖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是「社會共和國」時，它不幹了。5月4日國民議會開幕，5月15日無產階級試圖解散這個議會，但是沒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領袖暴露了，由於這一行動是「非法」的，因此這一失敗使無產階級領袖被迫退入幕後。
第二個自然段：無產階級六月起義及其失敗。制憲國民議會向無產階級表明：雖然名為「共和國」，但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是無產階級想要的那種社會共和國。就是說，是「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前不久俄羅斯學者曾經說，蘇聯共產黨之所以垮掉，是由於它不再是一個人民的黨，而只是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的官僚的黨。換言之，蘇聯就國體來說名義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就政體來說實際上卻是一個寡頭制的國家，正如資產階級共和國名義上是全體人民的共和國，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也是一個寡頭制共和國一樣。無產階級拒絕了議會的聲明，以起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結果遭到血腥鎮壓。不僅原來的無產階級領袖，而且其他代表人物（「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有影響的領袖」）相繼被捕入獄，只剩下其他一些能夠在資產階級秩序範圍內活動的人還保存了下來。從此以後，就只剩下保守的或反動的社會主義分子才能代表無產階級了。馬克思評價說，二月革命以來，只有無產階級的鬥爭才是值得關注的新的歷史現象，其餘的都是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舊貨色。無產階級雖然失敗了，但這是光榮的失敗，無產階級以生命捍衛了自己的榮譽。而以後各個階級的失敗卻是可恥的失敗。
第三個自然段：馬克思揭示了二月革命的結果，只能是資產階級專政這一國體內部的政體交替，即由資產階級君主制過渡到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是像其他那些脫離國體去討論政體的人認為的那樣，是一般意義上的「君主制與共和制」問題，因為其他國體（奴隸制、封建制等等），也可以有政體輪換。實際上，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六種政體就只限於奴隸主階級內部的貴族與平民鬥爭，而奴隸則不被考慮在內。但是，馬克思充分注意到，在資產階級專政這一國體內部的各種政體中，資產階級共和國並不是其保守形式，而是其「政治變革形式」。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它不僅是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的形式，而且蘊含了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體的過渡。馬克思以美國為例，說明在一個沒有舊的封建殘餘的地方，資產階級共和國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發展。
第四個自然段：馬克思分析了無產階級六月起義失敗的後果。無產階級的口號是「社會共和國」，它沒有意識到的是：當時的「社會」只能是「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因此無產階級是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參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無產階級是「一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16頁）。這樣的社會秩序、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秩序只能是「財產、家庭、宗教、秩序」，而不可能是無（私有）財產、無（資產階級）家庭、無宗教的秩序，即不可能是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秩序。因此，在六月起義中無產階級遭到整個「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所有階級的聯合鎮壓。然而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的要求一開始只不過是資產階級要求的激進化。資產階級也強調「社會」，只不過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排斥在「社會」之外而已。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是在啟蒙思想家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而啟蒙思想家宣傳的是「理性、正義和絕對真理」。換言之，當時的社會意識落後於社會存在，這同時欺騙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為雖然當時的社會意識是「理性、正義和絕對真理」，但社會存在卻是「（私有）財產、（資產階級）家庭、宗教、秩序」。無產階級一旦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其他階級一旦起來鎮壓無產階級，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這種差別就暴露無遺。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必須冷靜地認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原來的虛假社會意識之間的不一致，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原以為代表的是全人類的利益，六月起義暴露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對抗，使資產階級意識到，它所代表的只是本階級的利益；二是在沒有認識到這種新的社會存在與舊的社會意識的不一致之前，按照舊的社會意識的行動必然使資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受到波及——由於無產階級起義使用的理論武器（理性國家、理性社會）來自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因此反對無產階級既使資產階級自身的虛偽性暴露出來，也必然剝奪掉啟蒙思想對資產階級利益的保護。
（從本段到倒數第二段完全是我對「社會」和「財產」的解說，可以跳過）這表明，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這裡的有產、無產或者擁有、不擁有並不僅僅是法哲學概念，更是社會存在意義上的現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分析對於無產者和資產者來說的擁有和不擁有概念（這也是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一部分即抽象法部分的概念）時指出：「既然不擁有不只是一個範疇，而是最悲慘的現實，既然當今一無所有的人也就是極其卑微的人，既然他連一般的生存之路都已被切斷，而合乎人道的生存之路就更無從談起，既然不擁有的狀態就是人完全脫離其對象性的狀態，那麼，蒲魯東把不擁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對象，就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正因為在蒲魯東和所有的社會主義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慮這個對象，所以這樣做就更加正確。不擁有是最令人絕望的唯靈論，是人的完全的非現實，是非人的完全的現實，是一種非常實際的擁有，即擁有飢餓，擁有寒冷，擁有疾病，擁有罪過，擁有屈辱，擁有愚鈍，擁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違反自然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7-268頁）國民經濟學是對當時的社會階級狀況的不自覺反映，「蒲魯東永遠結束了這種不自覺的狀態。他嚴肅地看待國民經濟關係的人性的假象，並讓這種假象同國民經濟關係的非人性的現實形成鮮明的對照。他迫使這些關係在現實中成為它們把自己想像成的那種東西；或者更確切些說，他迫使這些關係拋棄它們關於自身的這種想像而承認自己是真正非人性的。因此，蒲魯東始終不同於其他國民經濟學家，他不是以限於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財產的這種或那種形式描述為國民經濟關係的扭曲者，而是以總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財產本身描述為國民經濟關係的扭曲者。從國民經濟學觀點出發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時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經做了。」（同上書第257頁）換言之，當時的經濟學家們都以為他們的社會意識是對當時的社會存在的反映，而蒲魯東則毫不客氣地指出：國民經濟學本質上是虛假意識對虛假存在的反映。
這是蒲魯東高於國民經濟學的地方，但蒲魯東跟德國唯心主義者們享有同樣的幻覺，就是：只要人們樹立正確的意識，存在就可以得到改變。馬克思和恩格斯諷刺說：「有一個好漢忽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們從頭腦中拋掉這個觀念，比方說，宣稱它是迷信觀念，是宗教觀念，他們就會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險。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鬥爭，各種統計給他提供大量有關這種幻想的有害後果的新證據。這位好漢就是現代德國革命哲學家們的標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0頁）問題是，重力的現實不改變，怎麼可能單純改變重力的思想？由此可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只知道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認識到社會存在是可變的，因此重要的是社會存在狀況改變的條件。否則，人們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解，就只能達到存在決定本質的水平，借用費爾巴哈的話說：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一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滿意的東西。任何例外在這裡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變的反常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評論說：「這樣說來，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符合，那麼，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證明。因此，在這樣的場合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於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於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9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薩特之前100多年，就認識到「存在先於本質」。他們眼裡的「社會存在」並不是自然界的物質存在那種意義上的「社會物質」存在，而是人的活動。因而，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生活（人的生命活動）與意識的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他們的出發點既不是物質，也不是意識，而是生活，是人們所從事的實際活動：「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繫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做是有生命的個人。後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做是他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頁）
正如資產階級是在鬥爭中發現自己的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不一致從而得到其真實的社會意識一樣，無產階級也是在階級鬥爭中發現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從而得到其真實的存在狀況的意識，即必須推翻舊社會的革命意識。那麼，階級鬥爭是如何向前推進的呢？作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反映，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又是如何從無產者的自發意識上升為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的呢？回答很簡單：通過辯證法，即擁有和不擁有、無產和有產的對立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專門講解這個問題，鑑於它的重要性，這裡全文引用如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指出：
無產階級和財富是兩個對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個整體。它們是私有財產世界的兩種形態。問題在於它們二者在對立中所佔有的特定地位。只說明它們是整體的兩個方面是不夠的。
私有財產作為私有財產，作為財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對立面——無產階級的存在。這是對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財產。
相反，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不得不消滅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滅制約著它而使它成為無產階級的那個對立面——私有財產。這是對立的否定方面，是對立內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並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財產。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樣表現了人的自我異化。但是，有產階級在這種自我異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確證，它認為異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並在異化中獲得人的生存的外觀。而無產階級在異化中則感到自己是被消滅的，並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無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現實。這個階級，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在被唾棄的狀況下對這種被唾棄的狀況的憤慨，這是這個階級由於它的人的本性同作為對這種本性的露骨的、斷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狀況發生矛盾而必然產生的憤慨。
因此，在這種對立內，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無產者是破壞的一方。從前者產生保持對立的行動，從後者則產生消滅對立的行動。
的確，私有財產在自己的國民經濟運動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財產只有通過不以它為轉移的、不自覺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為事物的本性所決定的發展，只有當私有財產造成作為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造成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貧困的那種貧困，造成意識到自己的非人化從而自己消滅自己的那種非人化時，才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執行著僱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它也執行著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著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如果社會主義的著作家們把這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歸之於無產階級，那麼這決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們相信的那樣，是因為他們把無產者當做神。事實恰好相反。由於在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身上，一切屬於人的東西實際上已完全被剝奪，甚至連屬於人的東西的外觀也已被剝奪，由於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集中表現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生活條件所達到的非人性的頂點，由於在無產階級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時不僅在理論上意識到了這種損失，而且還直接被無法再迴避的、無法再掩飾的、絕對不可抗拒的貧困——必然性的這種實際表現——所逼迫而產生了對這種非人性的憤慨，所以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無產階級不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滅集中表現在它本身處境中的現代社會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無產階級並不是白白地經受那種嚴酷的但能使人百鍊成鋼的勞動訓練的。問題不在於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暫時提出什麼樣的目標，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究竟是什麼，無產階級由於其身為無產階級而不得不在歷史上有什麼作為。它的目標和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在它自己的生活狀況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組織中明顯地、無可更改地預示出來了。英法兩國的無產階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任務，並且不斷地努力使這種意識完全明確起來，關於這一點在這裡沒有必要多談了。
回過頭來再說資產階級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名義鎮壓無產階級。恩格斯曾經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據稱是更徹底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3頁）由於無產階級當時使用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資產階級在鎮壓無產階級的同時，也就失去自身的護身符。於是，六月起義以後法國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成為一個由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體形式不斷向資產階級君主制直到資產階級帝制後退的過程。所謂「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裡宮」，就是指路易·波拿巴必然發動政變、必然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