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文獻整理的新成果
——讀龔延明主編點校本《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
作者：劉京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隋唐以來，中國有「科舉社會」之稱。科舉製成為我國歷史上選拔人才的主渠道。科舉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餘年，為歷代王朝國家機器的運轉，輸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萬餘人登科。兩宋三百餘年，共舉行了118榜考試，文武兩科正奏名進士及諸科登科約十一萬人。明代近三百年間，舉行了89次科舉考試，登科者有兩萬四千餘人，清代亦有近兩萬六千餘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錄，僅存南宋《紹興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和元朝《元統元年進士錄》三種，值得慶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錄》據統計有58種，其中天一閣獨家所藏明代《登科錄》就有41種」。迄今尚未發現唐宋時期的鄉試錄、會試錄，相形之下，天一閣藏明代《鄉試錄》277種、《會試錄》38種就顯得格外珍貴，正如龔延明先生所稱「這三級科舉錄共同構成研究明代科舉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權威的文獻」（《明代三級科舉錄的文獻價值：以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為中心》，《文獻》2016年第5期）。
在海內外讀者期盼之中，寧波出版社將天一閣鎮閣之寶——明代《鄉試錄》《會試錄》《登科錄》，於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後，與龔延明先生及其團隊合作，又將這些古籍珍本「轉換成圖片和文本數據，並通過主題詞編輯技術建立了古籍資源資料庫」，涵蓋了《鄉試錄》277種、《會試錄》38種，以及《登科錄》56種中的45種，總字數達到1237萬字，初步建構起天一閣藏明代科舉文獻的數位化體系。其中，《鄉試錄》277種，是迄今為止海內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舉錄，彌足珍貴。
2016年，在此資料庫基礎上的文本版《鄉試錄》及點校本《會試錄》《登科錄》正式出版，從影印本到資料庫，再到文本版、點校本，這既是「天一閣藏古籍珍本數字出版工程」的優秀成果，又是近年來國家大力推進新聞出版改革發展的一項成就，標誌著明代科舉錄文獻數位化體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舉文獻從傳統影印向數位化的轉變，更便於讀者使用。從影印到數位化與紙質文本點校整理同步出版，這是文獻整理從單一的傳統模式到多元化的轉型。
與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科舉考試相應的，點校整理本《鄉試錄》《會試錄》《科舉錄》，涵蓋了明代科舉考試不同層級的試卷內容與登科人物資料，這為了解某科、某地、某級的具體科考情況，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舉文獻的淵藪，為讀者研究明代科舉帶來極大方便。我們以成化十七年（1481）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為王華、黃珣、張天瑞：
王華，貫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民籍。儒士。治《禮記》……浙江鄉試第2名，會試第33名。
黃珣，貫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民籍。國子生。治《禮記》……浙江鄉試第1名，會試第259名。
張天瑞，貫山東東昌府清平縣，軍籍。國子生。治《詩經》……山東鄉試第3名，會試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為餘姚人，且皆習《禮記》。這是否意味餘姚人比較重視且長於科舉，是否意味著當地有以《禮記》應舉的風尚？
據考察，成化十七年，僅餘姚一縣就有王華（一甲第1名）、黃珣（一甲第2名）、陳倫（二甲第29名）、毛憲（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諫（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習《易經》外，其餘五人皆習《禮記》。
通過對有明一代的餘姚縣入三甲者情況進行梳理，能夠發現，其中習《禮記》《易經》者最多，僅臚列餘姚縣榮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謝遷，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王華，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黃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禮記》；
謝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禮記》；
韓應龍，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孫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經》；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禮記》；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狀元、三位榜眼、兩位探花。六人治《禮記》，一人治《易經》，一人治《春秋》。這充分印證了陳時龍先生在《明代科舉與地域專經》一文中指出的該縣「科舉中式人數特別多，而士人擅長《禮記》和《易》，以一縣而擅長兩種經典，是地域專經現象中比較特殊的案例」。
若對這個名單進行細化，會發現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謝遷，「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天下稱賢相」，「請誅劉瑾不克」而求致仕歸。被奪誥命，天下鹹以為其危，卻能「與客圍棋、賦詩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謝丕，弘治十八年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父子鼎甲，可謂盛矣。那麼，明代科舉史上，是否還存在著其他父子鼎甲的情況？是否有祖孫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進一步，是否有一些長於科舉的家族？若有，這些家族又有著怎樣的特點？這些家族與宋代以科舉著稱的家族有著怎樣的異同，又有哪些新變？這些疑問，皆可以《科舉錄》為依據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兩科的狀元、榜眼皆為紹興府餘姚縣人，這在整個明代科舉史上也不多見。更為奇絕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縣人，第三名李貫是廬陵縣人；與之相似的還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龔錡、林文皆為福建人，分別來自漳州府長泰縣、建寧府建安縣、興化府莆田縣。其實，永樂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順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現過一甲三人中有兩人來自同一省份的現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這類情況，還是很少見的。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隸等地不僅能在科舉中佔據優勢，還能在三甲中佔據優勢？另外，這些地區是否一直佔據優勢，若發生過變化，又呈現出怎樣的新變，原因何在？這些疑問，亦可以《科舉錄》為依據深入探討。
例如王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陽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進士，文武兼善，終明一朝，赫赫有名。學界對王陽明和王氏家族關注頗多，然未見以《科舉錄》反映的科舉人物關係網為文獻依據，進行研究，這給學界深入研究王陽明提供了空間。
成化十六年，楊繼宗「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為狀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鄉試第二名和第一名，後「一舉中雙元」，分別成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狀元。這也是明代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一舉中雙元」這種或類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還存在？
再如，黃佐《翰林記》多記載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間的翰林掌故。據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書倪嶽等皆出身翰林者，「相與醵飲，倡為瀛洲雅會」（《翰林記》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書王華、侍郎黃珣等人復繼之，多有詩酒唱和。這帶給我們另一個啟示：以《科舉錄》為依託，有了已經數據化的《科舉錄》信息，結合明代史籍、文集、筆記進行研究，從地域、家族、出身、文學與政治傾向等角度詳盡考察整個明代官員、士人交遊與互動成為可能。以上，限於篇幅，僅從一個視角考察《登科錄》（殿試錄）而已。
而由龔延明主編，經點校整理出版並已數位化的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3冊225萬字）、《會試錄》（2冊149萬字）、《鄉試錄》（863萬字），總15冊、1237萬字，是一個卷帙浩繁、明代三級考試原始文獻的寶庫，猶如一座金礦，科舉資源極其豐富，正待讀者和有志者發掘和開採，為深度了解中國科舉社會的真實面貌，和推動與科舉相關聯的學科研究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幫助。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1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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