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汪毅夫 演講地點：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網絡講座 演講時間：2020年10月
科舉與捐納
臺灣文人王松《臺陽詩話》（1905）記：「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稱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納、保舉，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吾臺改隸，已經十載，國籍雖異，而習氣猶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慶賀、祭禮，紅帽、黑靴，漢官之威儀依然如在也」。王松此話似乎語有微詞，但我每次引用總是心生感動。試想，當時已是清代末年，風雨飄搖，國家多難，財政亦極困難，臺灣則淪於日人之手「已經十載」，而臺灣同胞「習氣猶存」，熱衷科名、迷戀「漢官之威儀」者「不乏其人」，至其「寄金」，則於國家財政不無小補。這是令吾人心動處也。然則，科舉畢竟有其弊端、捐納畢竟屬於稗政，吾人又當有說焉。
汪毅夫 臺灣臺南市人，1950年生。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學術著作有《閩臺區域社會研究》《閩臺緣與閩南風》《閩臺地方史研究》等18部，曾獲福建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7項。
在歷史上，科舉制度同捐納的交集在於，捐納的項目包括賣官鬻爵，也包括出售科名。科名裡有監生、貢生可以捐納。捐納而來的監生稱例監或納監，捐納而來的貢生稱例貢或納貢，以其援例捐納取得監生或貢生資格也。取得監生、貢生資格，用於炫耀，屬於世俗行徑；為了參加鄉試，則是文人路子。例監（納監）、例貢（納貢）經國子監推薦（取得監照），均可參加順天府鄉試。譬如，清道光二年（1822）七月，張集馨到京捐納取得監生資格，又經國子監考到（即入學考試）和錄科（相當於各地生員於鄉試前一年接受的科考，合格者即有參加鄉試的資格），旋參加順天府鄉試並勝出為舉人。張集馨後來中進士、點翰林，曾兩度入閩，先後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最遲到了清光緒末年，似乎可以在當地捐納取得監照，經當地官府批准，參加當地鄉試了。譬如，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臺灣文人連橫到廈門捐納取得監生資格，並得參加當年舉辦的福建鄉試。至於科名裡的生員，曾以「生員名目」或「生員名色」做過有名額和止期限制的買賣；而舉人開捐，據文廷式《聞塵偶記》，「甲午（1894）開捐，舉人二萬金一名，以百名為限」，「舉人開捐，至丙申（1896）春，應命捐納者僅二人」。
科舉中的弊案
在科舉時代，科名佳話（如「祖孫父子翰林」之類）和科舉弊案（如「順治丁酉江南科舉弊案」等），都是熱門的話題和談資。科名佳話作為家族和家鄉的榮耀，總被科名佳話主角的後人和鄉人念念不忘、津津樂道。科舉弊案則罕有人樂意說起，但作弊作案的手段總是有人暗中使用。
在科舉弊案的手段裡，「帶小抄入場」可以是個人作案，屬於小伎倆；動作大的，須合夥作案的有「僱槍手替考」和「送關節」等。我今天要從《清稗類鈔》引述和舉例，說明「送關節」的情形。
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2010）記：「考官之於士子，先期約定符號，於試時標明卷中，謂之關節，亦曰關目。大小試皆有之，京師尤甚，每屆科場，送關節者紛紛皆是。或書數虛字，或也歟或也哉或也矣，於詩下加一墨圈者銀一百兩，加一黃圈者金一百兩」，又舉例而言之曰：「某科題為『子謂子夏曰』全章，某生與考官暗通關節，令於破題中連用四個一字，某破曰：『儒一而為不一，聖人一勉之一誡之焉』。榜發果掇高魁」云云。
我在《清稗類鈔》裡還找到一個具體的事例：「光緒癸巳，殷如璋、周錫恩銜命南下，主試浙江，至蘇州，船泊閶門外。時蘇州府為王可莊太守仁堪，循例謁見。談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覆書。功令，典試者在途，不得與戚友通音問，防弊也。殷得密函，請王啟視，王閱之色變，即呼拿下書者。書中所言，皆賄買關節語，並一萬兩銀票一張，署名者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革職捐內閣中書者也。殷見事已洩，亦拍案大怒，請將下書者嚴究，以明心跡。於是周遂被禍。」清光緒癸巳為1893年，為了「恭賀太后六旬萬壽」即60歲生日，各省舉辦鄉試恩科。「銜命南下，主試浙江」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進士，下書「送關節」者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進士，殷、周二人有同年之誼。周福清為子侄5人向殷賄買關節，送「一萬兩銀票一張」。當時啟視密函「即呼拿下書者」的蘇州知府王仁堪是福州人，清光緒三年（1877）丁丑科狀元。
殷如璋、周錫恩為正、副主考的浙江鄉試清光緒癸巳恩科發生弊案，有人撰聯諷其事，曰：殷禮不足徵，業已如瞶如聾，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難得恩科恩榜，全憑交易度金針。
附帶言之，周福清是現代名人、浙江周氏三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舉與考題
考題是科舉考試的核心。考試之前、考試之餘，老師總要出很多、學生總要做很多模擬考題。模擬考題處於科舉的周邊。用今人的話說，四書、五經是「題庫」，模擬考題則是圍繞著科舉考試的「題海」。
清初名士尤侗甚至超出四書、五經以外，從《西廂記》取題，用其中張生一句情話、用八股體作了一篇《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他練習的，或者說賣弄的，是寫作制義（八股文）的本領，卻居然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賞。
鄧雲鄉《清代八股文》（中華書局，2015）據林則徐日記報告，林則徐當翰林院庶吉士時，「仍要按時舉行模擬考試，練習作八股文、試帖詩，隨時在作各種考試的準備」，課餘以文會友，文會做的也是制義試帖，如制義《性相近也二句》《居之無倦二句》，試帖詩《仁義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和《闢宇啟論》得才字（《晉書·陸雲傳》）、《騑馬輟解》得春字（《後漢書·章帝詔》）、《多少樓臺煙雨中》得與字（杜牧之詩）；又據周作人日記報告，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早年做過制義《義然後取》《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左右皆曰賢》《人告之以過則喜》，試帖詩《百花生日》得花字、《紅杏枝頭春意鬧》得枝字、《苔痕上階綠》得苔字、《滿地梨花昨夜風》得風字。清代科舉制義考題的命題範圍主要是《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俗稱四子書或四書）；試帖詩考題的命題範圍則包括成語、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題範圍內的模擬考題，有的會成為考題，有的則是往年或外地的考題。臺灣進士鄭用錫《述谷堂制藝》收錄了他的制藝作品47篇、試帖詩248首。其中，《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至下）原思為之宰，與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是鄭用錫「取進入學」即參加童生試（俗稱考秀才）的墨卷，《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他的「戊寅鄉墨」即1818年參加鄉試（俗稱考舉人）的墨卷，《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他的「癸未會墨」即1823年參加會試（俗稱考進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藝》裡作者做過的考題和模擬考題，又可以是其他備考者的模擬考題。
上記林則徐、周樹人和周作人做過的模擬考題，以及鄭用錫做過的考題和模擬考題，確實具有智力測驗的性質。盧前（盧冀野）《八股文小史》（商務印書館，1937）說，「八股文（一曰四書文）系代聖賢立言」，「因題之異，其格局遂變而益多」。該書舉出從單句題如《過則勿憚改》之類，到截搭題如《其為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之類，「所舉四十種，文格猶未能盡」。鄧雲鄉《清代八股文》謂：「林則徐會課詩題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較僻了，因而參加鄉、會試的人，除四書、五經外，各代正史、先秦子書，也都要讀一些了」，並言及用韻（尤其是「窄韻」）之難。應該說，科舉考試的出題者和從考試勝出者，總體上來看具有相當高的學識和智力（當然也有部分學識和智力相當高的人，未能從科舉考試勝出）。
1996年，我在《廈門大學學報》上讀劉海峰教授的《論科舉的智力測驗性質》，服膺於他的論點和論述。科舉考試「具有智力測驗的性質，而八股文與試帖詩也具有特定的測驗功用」，誠哉是言也。
科舉與歌仔冊
我是閩臺歌仔冊（閩、臺兩地一種說唱文學的文本）的熱心讀者，又極喜歡閱讀科舉史，尤其傾心於劉海峰、郭培貴、毛曉陽諸教授的相關著述。今年1月5日，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參加黃仕忠、潘培忠教授主持的「閩臺歌仔冊研究工作坊」，席間得了潘培忠教授編校、黃仕忠教授審校的《閩臺歌仔冊全集》（初編稿），見其所收部分歌仔冊有以科舉為素材者，我的兩個興趣熱點：科舉和歌仔冊，瞬間聯結起來，情緒也瞬間「嗨」了起來。
讓我從《新刻金姑看羊劉永新歌》（《閩臺歌仔冊全集》本，以下簡稱《全集》本）的故事說起：劉永家貧，娶妻金姑。金姑兄金昌有「百萬家財好田莊」，悉為金姑的嫂子把持。劉永欲上京赴試，苦無盤纏。金姑向兄家借錢，遭嫂惡言拒絕。金昌私下取錢相助。劉永始得上京，金姑相隨。不料途中遭遇劫匪，夫妻失散。金姑隻身返鄉，暫棲兄家，受嫂虐待，被迫放羊。劉永中了狀元，「天子門生出頭天」，夫妻也得重逢。金姑不計前嫌，為嫂說情，全家喜樂。在這故事的科舉情節裡，赴考是起因和起點，考中則是轉機和結局。這似乎是歌仔冊裡科舉情節的「母題」，《全集》本的《陳世美不認前妻》《特別最新呂蒙正彩樓配全歌》也有此類科舉情節，也有此一「母題」；劉永具有鄉土社會成員的本來身份，其他歌仔冊之科舉情節的主角如陳世美、呂蒙正亦然。這是值得一說的話題。
在歷史上，閩臺歌仔冊的創作者和說唱者（有時創作者就是說唱者，說唱者就是創作者）、讀者和聽眾（有的讀者是半文盲，有的聽眾是文盲），基本上是鄉土社會的成員。從科舉與歌仔冊的視角，我們可以直接了解（而不是通過文人的作品間接了解）科舉同鄉土社會的關係。從《新刻金姑看羊劉永新歌》等歌仔冊，我們可以看到，鄉土社會成員有通過科舉改變生存狀態的可能和願望。這是科舉同鄉土社會關係的主要方面。另外，歌仔冊涉及的科舉的某些細節可以說明，科舉在鄉土社會是生活裡常見的事物，鄉土社會成員對科舉是相當熟知的。例如，《新刻金姑看羊劉永新歌》裡的劉永、《陳世美不認前妻》裡的陳世美，都是未經地方考試直接上京赴考的。另有歌仔冊如《最新玉堂春三會審歌》（《全集》本）則明白唱道：「趁此鄉試好科期，嗡望（希望）金榜掛名時。中了舉人去會試」。上京赴試者未經地方考試與必經地方考試，兩種說法於傳唱中並行不悖。這是因為，鄉土社會成員也知曉，宋代科舉的科名和考試只有進士和進士科，這同後來明、清科名分秀才、舉人、進士三種，考試分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的情況是不同的。
15年前，我曾寫《西觀樓藏閩南語歌仔冊〈臺省民主歌〉之研究》《1826—2004：海峽兩岸的閩南語歌仔冊》（收汪毅夫：《閩臺緣與閩南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深知訪求歌仔冊的艱辛、校勘歌仔冊的繁難。有了《閩臺歌仔冊全集》，我們就有了收羅相對齊全的閩臺歌仔冊，有了校注相當精審的《閩臺歌仔冊全集》本，感謝黃仕忠、潘培忠教授辛勤而出色的工作。
科舉與佔卜
臺灣著名學者黃美娥教授《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載《竹塹文獻》第4期，1997年10月）報告，臺灣進士鄭用錫在其《感悟》詩後，附文《正陽門關聖帝籤詩》記籤詩與其一生的關係。清道光三年（1823），鄭用錫參加癸未科會試後，隨友人到京師正陽門關帝廟「叩求籤詩，以卜功名上進可否」。他抽到的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貴逼人來。更行好事存方寸，壽比岡陵位鼎臺」。鄭用錫說：「時闈試尚未揭曉，得此籤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語，不勝悵然自失」。可是，「迨揭榜竟邀獲雋，遂藉富貴逼人句，附會其說，指為此科之應。但於『五十』句究竟未有著落」。後來，鄭用錫年屆五十「以養親為急」，告老還鄉。在鄉抗擊英夷（即在鴉片戰爭時期親率家丁追捕侵犯臺灣的英軍），兩次獲朝廷獎賞；年屆七十，運米赴津救災，「得邀議敘二品封典」。鄭用錫感嘆道：「撫今思昔，證諸（關聖）帝君所示，一一頗相吻合」，「京都正陽門關聖帝籤詩，靈驗著於天下」。
籤詩（包括京師乃至各地的關廟籤）的靈驗雖無其必然性，而確實有其偶然性。籤詩靈驗的傳說同籤詩預設的多種可能性有關。我舉「京師門前關廟籤」的另一首籤詩（「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來說明。
清人金埴《不下帶編》講了寧波的兩個故事。一是狀元史立齋在杭州參加清順治甲午科（1654）鄉試後，於萬安橋邊關帝廟抽得此籤，「心怏怏，謂一第今無份耳」，不料甲午科榜發中舉，明年乙未（1655）則大魁天下，應了「甲、未亨通」之語；另一是翰林裘璉參加順天府康熙甲午科（1714）鄉試後，在京師正陽門外關帝廟求得此籤，榜發中舉；明年乙未（1715）參加會試，中為三甲第一名進士並欽點翰林。此亦應了「甲、未亨通」；而位其名之後者（即三甲第二名）名江濟，則應了「江頭」一語。
《清稗類鈔》記：狀元畢沅於乾隆庚辰（1670）會試前在京師正陽門關帝廟求得此籤，「頗不悅，然竟以第一人及第，蓋『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機（庚辰科之甲）也。」
實際上，籤卜科舉之事不外「中」與「不中」兩種結果，「末亨通」可以有「尚未亨通」和「不亨通」兩種解釋，可以應對「中」與「不中」兩種結果；至於「中」的時間，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和「兔」年即「卯」年，也可以在月、日上做文章，如「閏八月」應「玉兔重生」等；「庚甲」即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種解釋，「甲未亨通」即「亨通在甲、未」是另一種解釋，「君今庚甲未亨通」即「一第今無份耳」是又一種解釋。無論何種情況，籤詩大抵可以應對。籤卜近於文字遊戲，迷於文字遊戲而信之，應該可以簡言為迷信也。
科舉制度下的會館
請允我先引述一段故事：張集馨到北京住會館、考舉人、考進士的故事。話說清道光元年（1821），22歲的江蘇揚州人張集馨在家「不為諸伯叔所容」、不堪諸伯叔「日尋嫌隙」的困擾，乃到父親墓前泣別曰：「兒遠出避禍，不能常守松湫矣」。然後於十月間「挈一新僕張升，買車二輛入都，寓菜市口，為明年秋戰之計」。他在北京住的是位於菜市口路北的揚州會館（原名江、甘、儀會館）之聯星堂（揚州會館內有和會堂、聯星堂及東西廂房）。同住者有甘泉商人黃藕船，張集馨記得「藕船粗知文墨，學作韻語，而議論卑鄙，究系市井細民，不足與語。然逆旅無聊，聽其村談稗論，藉以消遣閒愁」。張集馨到北京乃「為明年秋戰計」，指的是準備參加1822年順天府舉辦的壬午科（1822）鄉試。張集馨不是順天府生員（而是江蘇揚州生員），也不是貢生或監生，哪有參加順天府鄉試的資格呢？他自有捷徑，只需要在會館住下，專心讀書就是。不久，禮部因清道光皇帝登極，確定增開道光二年壬午恩科（1822）會試。到了1822年春季，參加會試的舉人們全到北京來了。會館本有定規，參加會試（春闈）和參加順天府鄉試（秋闈）的人員當相互禮讓、相互騰籠換鳥。張集馨另覓居處的動作稍遲，「幾為司事者所逐」。唉，且「忍胯下辱，移寓麻線胡同富順居」吧。「四月，會闈揭曉，公車四散，復至會館，仍住聯星堂」，仍然不管住館之人嘈雜，「閉門讀書而已」。不料，「奈讀書聲高，又為會館後進所住之吳中書廷珠所憎，餘不顧也」。這個姓吳的內閣中書，不喜人讀書聲高，自己卻是「終日唱曲，而不慮人之厭惡」。到了七月，張集馨到國子監交了足夠多的銀兩，又通過了考到（相當於入學考試）、錄科（相當於各地生員於鄉試前一年的科考，合格者乃取得參加鄉試資格）兩次考試，取得國子監的推薦文書，有了參加順天府鄉試的資格。這條捷徑叫作「捐監」，是「銅綠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張集馨「移寓內城舉廠」，接著就是參加順天府鄉試，「三場完畢，幸無錯誤」。及九月初九日放榜，張集馨名列順天府鄉試壬午科（1822）第137名舉人。中舉之後，「仍住會館」。越年，應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會試，揭曉未經中式。會試後張集馨考取景山官學教習，留京讀書。再應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會試，再次報罷。又應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會試，考前又「移寓舉廠」，以近貢院也，終成二甲第22名進士。五月初六日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
張集馨曾兩度入閩，先後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職的官員。張集馨有自敘年譜傳世，該年譜有如一部年譜體的《官場現形記》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1981年11月，該年譜以《道鹹宦海見聞錄》為名由中華書局出版。上記故事，乃引述自該書。
從張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揚州會館，張集馨的身份先後是江蘇揚州生員、國子監監生（例監）和從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京兆試）勝出的舉人。就會館的「試館」功能而言，入住揚州會館的應試士子包括了應國子監考試的揚州籍生員，應順天府鄉試的揚州籍貢、監生，以及應會試的揚州籍舉人。當然，會館往往是多功能的。揚州籍的應試士子以外，在揚州會館入住的還有揚州籍的商人、揚州籍的京官。會館有明顯的籍貫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規如春、秋兩闈應試士子相互禮讓之類，會館自有會館文化。鄉試（俗稱考舉人）是省級科舉考試，由各省舉辦，錄取本省舉人。順天府是清初確定的鄉試單位之一，各省貢生、監生經國子監考試、推薦，可以參加順天府鄉試、當然亦可以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為舉人。會試俗稱考進士，參加會試的是從各省鄉試和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的各省舉人。臺灣的第一位進士陳夢球就是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為舉人，再從會試勝出為進士的。順天府鄉試和會試的考試地點都是北京貢院。
科舉對閩南鄉土社會的影響
魯迅翁的小說名篇《阿Q正傳》裡，目不識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鎮」的未莊，卻也見過「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裡來」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的道理，聽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的消息，有過「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的時候，他在「秀才大爺」家做工，也曾「在舉人老爺家裡幫忙」，還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計劃。如魯迅翁所寫，科舉制度對鄉土社會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
我們來看閩南鄉土社會的情況。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陽鄉約記》裡說：「夫鄉之有約，古也。而約正之名，委重於士類，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鄉約制度，古已有之。鄉約同鄉規民約有關，但不是鄉規民約。鄉約是官方認可的鄉民自願受約、自約、互約的自治制度、自治組織，鄉民推舉年高有德之人為約正（又稱約首、總理等），「為小民平戶婚、田土、鬥毆、賭盜一切小事」，「不但果決是非，而以勸民為善」。在閩南鄉土社會，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從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間以後，閩南地方鄉約的主事者改為「士類」即有科舉功名之人。據《青陽鄉約記》記載，青陽鄉約的約正莊用賓「年未三十聯魁科第」，「其為約正」也，年僅30餘歲。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進士，屬於「士類」即有科舉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鄉約社學記》也說，南安各鄉之鄉約也「擇鄉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攝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為霞美鄉，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陳生育俊」攝鄉約之役。由於「士類」或有非「年高」者如莊用賓，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還朝臨行公約》裡與其安溪鄉人約定：「約正於族行雖卑幼，然既秉鄉政，則須主持公道。自後鄉鄰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訴本鄉者，除尊長發與約正調停者，則為從公訊實，覆命尊長而勸懲之。其餘年少未經事者，雖分為叔行，不得役約正如奴隸，約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顛倒是非，以壞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類」，返鄉居住期間也主持鄉約事務如制定《臨行公約》。在臺灣，日人當據臺之初也發現，有科舉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導者，具有相當勢力」。
科舉制度對閩南鄉土社會的影響，在閩南民俗、民諺和民間文學作品裡也有留存。例如閩南中秋「博狀元餅」的節慶習俗，就是對科舉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餅分一秀、二舉、四進、三紅、對堂和狀元，一一對應秀才、舉人、進士、探花（一甲第3名進士）、榜眼（一甲第2名進士）和狀元（一甲第1名進士）。中秋博餅，取的是「秋闈奪元之兆」，乾隆《臺灣府志》記：「是夜，士子遞為宴飲賞月，制大月餅名為中秋餅，朱書元字，擲四紅奪之，取秋闈奪元之兆」。實際上，不僅讀書人和讀書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熱衷參加博餅以取「秋闈奪元之兆」，因為古人認為科舉制度是開放、公平的，對鄉土社會各成員也是開放和公平的。閩南民諺「秀才人情紙一張」（自作字畫送人是秀才的交際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態炎涼也）、「秀才講人話，舉人打官腔」（秀才不失鄉土社會成員的身份，舉人可以是官員或準官員）、「有窮秀才沒有窮舉人」（舉人社會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債怕討，秀才怕歲考」（歲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長官提督學政對在學生員的考試，每三歲凡二舉，考後，一、二、三等有獎，四等以下有罰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進士一舉成名）、「傢伙了，秀才無」（科舉之路艱難，考試失敗陷於困頓）、「米街土地公，頭頂戴官帽」（臺南米街出了施瓊芳、施士潔父子進士，是當地榮耀）等，其內涵和背景都同科舉制度相關。
至於閩南民間文學作品，容我舉《暢所欲言》為例。這是泉州秀才楊介人用閩南「俗語綴成」、閩南「老嫗都解」的奇書，收文21種，寫作的時間跨度為1897—1907年，曾在泉、廈、漳、臺流傳。《暢所欲言》一再語涉科舉制度，尤其是科舉罷廢后的社會情形，如「有窮書生舊以鈔書度日，轉（賺）了三百二百，就有烏米白米，自無小考場，無人倩鈔小書」，「自停科、歲，無教書，無用功」，「無考校，又無處轉（賺）食，十分枯燥」，「科舉一廢，書房兄改途趁食，有個學命卜，有個學山醫，各人行各路」等。涉筆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舉制度與閩南鄉土社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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