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古代著名科舉制度，於明清腐朽，那時的他們是如何看待它？
在明清時期,科舉制度逐漸走向僵化腐朽,對金榜題名還夢牽魂繞的話,無疑是一種落後的科舉觀。而這個時期湧現了大量的優秀小說家，那麼這些小說家對於科舉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這裡分為豔羨，稱讚，怨天，尤人，醒世，補世六種態度。
上述六個指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豔羨、稱讚。在明清時期,科舉制度逐漸走向僵化腐朽,對金榜題名還夢牽魂繞的話,無疑是一種落後的科舉觀。「稱讚」在合乎情理的範圍內揚善懲惡,相對於前者稍進一步。二、怨天、尤人。對於「豔羨」來說,這一層次的態度至少已經認識到科舉考試的不合理與黑暗之處,是一種進步。「怨天」是迷信於命運與神靈的主宰。「尤人」則是針對科舉考試的主持者,己經看到了人事上的弊病。但它們還是帶有較強的情緒三、醒世、補世。這一層次已經上升到從制度層面來冷靜思考科舉制度的弊病,不再拘泥於細枝末節的、具體的人與事,其理性與思辨性已非前兩個層次可以比擬。但並不是說「補世」就比「醒世」更加進步,因為這兩個指標在明清小說中的表現十分複雜,常常混於一體。「補世」的角度與方案有時並不比「醒世」更為進步與合理,有時甚至表現出倒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明清小說家的科舉文化態度做一個整體觀照。綜合上述三個層次六個指標,整個明清小說家群體對科舉的態度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型絕大部分小說家還是停留在豔羨與稱讚這個層面,能做到醒世與補世的是鳳毛麟角,於是形成一個纖細的塔尖。
除了清末興起的教育小說作者,即使是最具批判意識的明清小說家對科舉文化的態度,也沒有超越明末清初一些大思想家的批判高度。在萬馬齊暗中,與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相比,後來的絕大多數小說家難以望其項背,或對虛構的金榜題名豔羨不已,或對現實的功名不遂怨天尤人,更多的是一種倒退。
集體迷茫。明清小說家意欲醒世者不乏其人。許多小說家能清醒認識到科舉取士的弊端,洞若觀火,切中要害。既然科舉制度竇弊叢生,那麼如何對症下藥,除弊革新呢能破卻未必能立。除了「戊戌變法」改良八股取士制度對清末小說家的啟示以外,無論是熱腔罵世者,還是冷眼敲板者,在這個問題上集體失語,茫然不知所措。《鴛鴦針·序》宣稱「醫王活國,先工
針貶
,後理湯劑」,「痛下頂門毒棒。此針非彼針,其救度一也。使世知千針萬針,針針相投一針兩針,針針見血」,但它除了揭露科舉舞弊黑幕與假名士的醜態,並未開出藥方,只是讓飽懷八股才學的主人公最終金榜題名了事。即使是《儒林外史》此等「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的「思想家的小說」,吳敬梓還是沒能拿出拯救「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良方。賢人真儒除了空守道義,修祭泰伯祠顯然無濟於事。賢人君子風流雲散,群醜依然甚囂塵上。吳敬梓通過描寫泰伯祠的逐漸衰敗,無可奈何地表明理想己經破滅。因此,明清小說家在科舉改革上陷入了集體迷茫。
「自卑情結」中的文學洩憤與情緒化表達。毋庸諱言,科舉制度與其他許多制度一樣,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即使是在滴水不漏的《欽定科場條例》的嚴密管制監控下,清代還是發生了許多科考大案。但是,歷朝統治者對於科考案的查處大多鐵腕有力,他們信奉「國家求賢以科目為重,公道所賴,在此一途」,「鄉、會兩閨,乃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防範周密,令肅風清,始足以遴拔真才,摒除弊竇」。但明清小說家、尤其是通俗小說家們大多數功名不遂,他們在極度失意中滿腹牢騷地創作小說,帶著一種強烈的非客觀非理性的情緒化表達與發洩。他們所展示的科舉考試圖景不盡客觀。最為明清小說家「尤人」的敏感問題集中在考官的公正上。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抨擊考官最為激烈的小說之一,但他所處的康熙朝對科舉考試的管理是相對成功的詳見第五章第一節。蒲松齡屢試不第是因為他的八股文不符合衡文標準,不能歸咎於考官的貪腐與昏庸。但《聊齋志異》將絕大部分考官斥為盲眼試官與「糊眼冬烘鬼」,這顯然是蒲松齡的文學洩憤與情緒化表達。而且,他在諷刺謾罵中發洩之餘,又和才子佳人小說殊途同歸,忍不住在科場上書寫「圓滿」,終究不能免俗。明清小說普遍存在「中了的誇自好,不中的恨試官」《貪欣誤》第六回的現象,很難說是客觀、公正與理性的批判。
明清小說家的「僥倖心理」嚴重削弱了科舉批判的力度。他們一方面在揭露科舉黑幕時,對「小人式」的反面人物咬牙切齒,嫉惡如仇,極盡熱腔罵世與憤世嫉俗之能另一方面在塑造他們讚賞的「君子式」正面人物時,卻竊喜舞弊成功,全無捍衛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如《飛花詠》、《人中畫》、《風流配》、《春柳鶯》、《人間樂》、《鳳凰池》、《躋雲樓》等等。抱著「僥倖心理」,小說家們如此「借烏有先生以發洩其黃粱事業」「。可見明清小說,甚至是明清文學都沒有形成一種健康成熟的批判科舉的信念原則與思想文化,更談不上除弊革新。就如天目山樵評《儒林外史》中婁家公子猛烈抨擊永樂皇帝的情形時說「假使中鼎甲入翰林,又是堯舜之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