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被西方學界稱為「西方經濟學的『聖經』」、「經濟學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大著作之一」，作者亞當·斯密被稱作「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中國清朝末期，西學東漸蔚然成風，不僅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且引進了「富先生」——1902年嚴復以《原富》為名翻譯出版《國富論》，功不可沒。當代學者喬萬尼·阿里吉甚至用《國富論》來詮釋中國的崛起。
西方學術傳統大多以體系立言。考察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其目標：「富國裕民」；其基本出發點：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其主題：考察影響國民財富增長和一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國富論》共5篇32章，第一、二兩篇是政治經濟學篇，揭示了由一系列經濟概念和範疇組成的經濟學邏輯體系：交換——分工——貨幣——商品(交換價值)——價值構成及其分配(工資、利潤、地租)——資本。第三、四篇涉及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批判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著重論述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對國民財富增長的意義和作用。第五篇是政府經濟學或財政學，論證國家經濟活動的範圍和財政收支的規模，及其對於國民財富增長和一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總體來看，《國富論》以包括各種理論、歷史和政策在內的經濟學百科全書或「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形式，創立了一個集中體現產業資本利益和訴求，並謳歌「最明白單純的自然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國富論》的貢獻在於：終於發現商品價格形成和市場價格波動之謎，即價格波動的中心是勞動創造的價值，找出了這種變動所圍繞的「穩定的軸心」和價值規律，從而第一次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另一方面，人的本性、行為動機、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是屬於人的主體性範疇，而追求個人的生存權利和合法利益具有歷史的正當性，也是世俗社會、市民社會一直到當代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之一。儘管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有許多缺陷和庸俗因素，但把凸顯人的主體性與推崇「自然秩序」即客觀經濟規律這兩者結合起來，用以探討國民財富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內在規律，這是值得肯定的開拓性視角。
二元的經濟學方法論是《國富論》又一個顯著特徵。一種研究方法是內在觀察法即科學抽象法，另一種研究方法是外在觀察法。這種研究方法的兩重性幾乎貫穿亞當·斯密的全部理論分析，從而使他不僅在個別經濟學原理問題上，而且在經濟理論的整體上，都得出了亞當·斯密自己並未察覺的彼此矛盾的理論結論。這對於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取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學說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種觀點的源泉和出發點。例如，《國富論》所闡釋的一般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而多元化價值理論卻為庸俗經濟學家所繼承。又例如，關於亞當·斯密是放任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者，還是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者，各派爭論不休。實現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第一次大綜合的約翰·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中，提出了在經濟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國家適度幹預的理論，闡述了市場缺陷和政府缺陷的若干表現，他似乎讀懂了《國富論》。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回歸斯密」或「拯救斯密」成了國外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動向：一派從《國富論》中尋找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新自由主義尋找理論依據，另一派如阿瑪蒂亞·森認為，斯密並非關於社會進步必須充分依賴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理論的始作俑者。
必須說明的是，《國富論》僅是斯密「道德哲學」學術體系一個組成部分，後者包括神學、倫理學(含心理學內容)、法學和政治學(內含尚未從道德哲學學科中獨立出來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亞當·斯密於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正是這一體系的組成部分，他因此也被稱為經濟倫理學家和經濟社會學家。亞當·斯密還想撰寫「有關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們在不同年代、不同社會階段的革命」，以此作為《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續篇，但可惜未能如願。為避免後人誤讀，亞當·斯密在臨終前焚燒了所有未出版的16卷手稿，這為後人編寫《亞當·斯密著作和書信集》增加了難度。
亞當·斯密留給人類的龐大學術思想體系也有其內在矛盾，被稱為「斯密難題」，這成為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道德情操論》認為「同情」和「利他心」是社會的推動力，《國富論》把「自利」和「利己心」視為主要動力。亞當·斯密有一經典名言：「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對此注家蜂起，引發了後人曠日持久的兩大假設悖論，亦即至今仍在進行的利他的「道德人」和利己的「經濟人」之爭。
經典的魅力在於引導人們一次又一次穿越歷史時空，從經典中尋找時代對接點、理論閃光點和增長點。《國富論》的當代價值和理論張力在於：在重讀這一經典時必須思考諸如什麼是發展，怎樣釐定政府與市場作用的邊界，如何建構市場經濟理論體系，以及如何解讀富國裕民、看不見的手和兩大假設悖論等問題，並在解讀和反思中不斷得到啟迪。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