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患了惡疾，我希望像《非誠勿擾》裡的李香山一樣，為自己辦一場葬禮。」一個身體健康的女孩在中華遺囑庫立下遺囑後說。
每天，預約到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的人數平均在120人左右。這其中不僅有年邁的老人，近年來也出現了年輕人的身影。他們將對未來的恐懼、擔憂與期待，全部寫進一張幾百字的遺囑裡。
「死亡隨時都在發生，不一定在什麼時間會降臨在我們頭上。」對這些年輕人來說，立遺囑只是一種提前預防，立好了遺囑的他們，有的開始準備婚禮，有的計劃著下一次的極限運動。
山東大學醫學心理學與倫理學系副教授王雲嶺說，儘管在當下的中國，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仍被當成一種忌諱，但隨著生死觀念等不斷推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死亡的更多可能性。
「我們可以創造一種環境，讓人們能委婉地談論死亡。」王雲嶺說。
立遺囑者正在等待登記，其中不乏年輕人。中華遺囑庫 供圖
立好遺囑就結婚
「二環今天不知道怎麼，都九點多了還這麼堵。」疾步進門的女孩略帶歉意地解釋。此前一周，她就跟登記處約定好訂立遺囑的事。
掏出身份證，進行程序性驗證。機器顯示，女孩名叫周萌，1992年生人。
27歲的周萌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她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體檢報告顯示一切正常，最近還和男友確定了婚期，打算明年就結婚。
一切似乎都很難把她和立遺囑這件事聯繫起來。
2014年，冰桶挑戰風靡中國，在媒體工作的周萌做了相關選題，接觸到許多罕見病患者，這讓她意識到「生活中的意外有時不可控」。所以她決定在明年結婚前，「把一些事情安排妥當」。
周萌選擇的中華遺囑庫是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共同發起主辦的公益項目，成立於2013年。對於年滿六十周歲、資產不超過兩套房的老年人，中華遺囑庫提供免費遺囑登記保管。截至去年底，中華遺囑庫已向全國老年人提供免費遺囑登記保管127968份遺囑，遺囑生效684份。
而像周萌這樣的年輕群體，則需要選擇商業項目。
登記室內完成遺囑內容確認，周萌拿著列印版的遺囑在大廳找了個位置，按照要求開始逐字抄寫。「一筆一畫跟小學生似的，搞得有點緊張。」周萌收起笑容，低頭來回對比。
即便如此，工作人員檢查核對後還是告知她，「『喪』多寫了一撇，『善』少寫了一橫，要在原文中打叉，在旁邊補上正確寫法」。周萌接過遺囑證明，拿著筆在空中擬寫了幾遍，才又落在紙上。
遺囑抄寫完畢，工作人員對筆跡和內容再次進行核對，而後等待做精神評估和錄像登記等事項。
下午兩點，所有流程結束，周萌又匆忙趕回公司繼續工作。
「緊張到說話聲音都抖」
相比於接待得更多的老年登記者，年輕的登記者總讓遺囑庫的工作人員更加記憶深刻。
「緊張與儀式感，是他們的共性。」中華遺囑庫的法務人員楊薇這樣總結。
2018年中旬，在中華遺囑庫入職一年的楊薇，接待登記了自己的第一個商業遺囑客戶黃文。「緊張到說話聲音都是抖的。」她回憶道。
立遺囑時，黃文三十多歲。因為過度緊張，他在訂立遺囑的過程中連連出錯。
「當事人，您的內容填寫有誤，請進行修改。」在填寫資料時，黃文把日期寫錯了，但因為相關規定，楊薇不能提醒。「當事人，在原位上將材料遞交給我即可。」立遺囑時要全程進行視頻拍攝，楊薇雖然已經提醒過，黃文卻還是站起來把材料遞交過來……影響法律效力的狀況頻出，錄像登記一遍又一遍重新來過。
當時，黃文緊張的狀態甚至影響到楊薇，「我也出現了口誤，有個問題又重新問了一遍，當時真是覺得登記室的空氣都靜止了」。
每份遺囑定稿前有三次修改機會，幾乎很少有人用到，黃文糾結了兩次。這在楊薇看來，也是不多見的情況。
「一次是糾結是否要增加一個可以查看遺囑的人選，一次是要求將多地房產按照從北到南的順序排列。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會影響遺囑的法律效力，但他太緊張了。」楊薇說。
緊張不無道理。年輕人遺囑內容複雜，可能涉及到父母、子女、配偶繼承順序的多種排列組合。是否選擇遺產的第二繼承人、一旦繼承人出現意外遺產繼承將會如何劃分、家庭情況更新是否可以修改……「有時年輕立遺囑者想得比工作人員還要細緻。」楊薇說，相較之下，老年人的財產繼承很簡單，大多只有子女或配偶。
分配意願的複雜也讓商業遺囑在程序上與公益遺囑有所區別——由法務部專職人員對接、梳理客戶的遺囑內容，在2018年中旬遺囑登記流程改革前，錄像登記時需要2名見證人同時在場作證，且有30多個證明問題，是現在的兩倍。嚴格的證明登記環節不容有半點差錯。
雖然立遺囑的年輕人還不算很多，卻也不是偶然現象了。中華遺囑庫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光是訂立遺囑的「90後」就有178人。目前，這178份遺囑都沒有生效。
25歲的小華在去年3月21日便立了遺囑，她把這件事做得充滿儀式感。在深圳某教育機構做數學老師的小華，提前選了日子，專門挑了一件紅色的連衣裙，還花了平時兩倍的時間化妝，「這份遺囑意味著我的單身生活即將結束，接下來，我的收入都將成為夫妻共同財產。」和周萌一樣，小華也有一個即將結婚的男友。
178位「90後」的立遺囑者中，年齡最小的18歲，是對其名下母親公司股份的繼承處理。其餘大多數訂立者也多為企業白領、創業人士，有著相對穩定的事業和收入，其中近6成為本科以上學歷。
立遺囑者展示遺囑證。中華遺囑庫 供圖
父母和房子
「如果我真的發生意外，爸媽會用這筆錢做什麼？會不會想起我？要不讓他們去週遊世界忘了我吧？」抄遺囑的時候，周萌突然走了一下神，腦海裡浮現出一連串畫面，玩笑中，周萌顯得有些緊張。
她的遺囑內容很簡單，明確了自己銀行帳戶裡存款的繼承順序：第一順位繼承人為父母，第二順位繼承人為未婚夫。「雖然這十幾萬元沒法保證未來幾十年父母的生活，但如果能全給到他們，總會安心一些。」
周萌是家裡的獨生女，她說，此前就已想好，父母即將退休，收入會大幅下降，「但我的未婚夫還有持續賺錢的能力」。日後買了婚房，她還會對遺囑內容進行修改，將各自父母出資的首付寫清，自己的那部分財產，第一順位繼承人仍然是父母。
據測算，2010年我國獨生子女總量約為1.5億人，預計2050年將達到3.1億人。隨著獨生子女人數總量的增加，因獨生子女死亡所產生的中國失獨家庭也在激增，在2010年達到84.1萬戶，預計到2020年將突破百萬戶。
39歲的郝石光也是獨生子女，他同樣選擇把遺產留給父母——上海靜安區和寶山區交界一套108平方米的房子，價值500萬元，是他全部的遺囑內容。
郝石光是一名道路建設項目經理，有一個十四歲的兒子和一個四歲的女兒。當年購房，基本都由郝石光的父母出資。房產證上的另一個名字，是他從大二開始，花了三年時間才追到的妻子。
如果發生意外，要分配繼承的是他個人持有的二分之一產權，價值250萬元。如無遺囑，按照繼承法，父母一共能分到100萬元。在立下的遺囑上，郝石光選擇將這二分之一產權全部留給父母。
「父母奮鬥了一輩子的錢，都在兒女這套房子上了。」正在看婚房的周萌道出了太多家庭必須面對的現實。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一季度，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萬元，而北京房價平均近6萬元/平方米。對年輕的立遺囑者來說，房子是無法忽視的優先級。
小華的遺囑同樣是一套房子，是從爺爺那裡繼承來的。「如果我發生意外，我希望這套房子能沒有任何意外地回到我父母的手中。」
《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18）》的統計數據顯示，立遺囑的老年人中，99.92%選擇遺產由子女單獨繼承，不屬於子女夫妻共同財產。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介紹，大多數年輕人的第一繼承人也是父母，而非伴侶。在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的年輕人群中，單身人士佔到四成，其中99%的人將父母選做財產繼承人。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個先來」
在立下遺囑的年輕人中，今年24歲的張勇和女友或許算是異類。兩人都是不婚主義者，因愛好極限運動而相識，在沒有告知父母的情況下，他們在去年一起立下了遺囑，將帳戶裡不多的存款交由對方繼承。「我們都清楚危險沒法百分百避免，立下這份遺囑，算是感謝對方的陪伴吧。」張勇說。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個會先來。」這是被採訪者最常提起的一句話。
2017年年底，朋友車禍去世，讓平時樂呵呵的小華開始害怕意外。幾個月後出差到北京，途中遇到大風和降雨，飛機發生嚴重顛簸。慌亂之中，小華掏出手機，在備忘錄上敲下這段話——
「爸爸媽媽，雖然平時很少向你們表達，但是我其實很愛你們，如果在這次意外中我不在了，你們不要太傷心，這些是我的所有財產。」小華寫下了自己支付寶、微信支付、銀行帳號等所有帳戶以及密碼。回到深圳後，小華買了重疾險和意外險，並決定訂立了遺囑。
「並不是缺少安全感，也不是計較，我們只是更能正視死亡，提前預防，把底線告訴對方。」周萌說，婚前，她還會跟男朋友做婚前財產公證。「當事情並沒有預想的那麼糟糕時，會格外開心。而一旦發生不幸，又引發了財產糾紛，就等於在家人傷口上撒鹽。」
2017年，郝石光92歲的外婆離世。因財產繼承分割問題，曾經幾十年除夕都在一起守歲的一大家子人再沒坐下來一起吃過飯。甚至清明節在陵園碰到，還會大打出手。發生這件事後，郝石光開始了歷時8個月的思考。
「如果真有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我父母和我妻子會不會發生糾紛。」郝石光說，如果他去世，兩個老人可能沒人照料。況且，如果真的留一部分遺產給孩子，等他們成年後，飛來橫財對他們或許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他把250萬元全部留給父母。
兩個月後，郝石光的妻子也去立了遺囑，標的繼承財產相同，但繼承人，她寫給了丈夫。
立遺囑者正在進行錄像登記。中華遺囑庫 供圖
去世了，就發一條朋友圈
「要是我意外去世了，就讓家人用我的微信發一條朋友圈，告知大家。」周萌開玩笑說，「說不定還有點讚的呢。」
「懷念不必要流於形式，更不用太沉重。」發完這條朋友圈，周萌希望家人能幫她註銷這個帳號。她說，希望朋友們想起她時，回憶都是開心的。「真想我了，不用到墓地，在馬路邊拿兩瓶酒，一瓶倒地上，一瓶自己喝了。」周萌認為，懷念不必要流於形式，也不用太沉重。
周萌的願望是能像電影《非誠勿擾》裡一樣，在自己活著的時候辦一場葬禮。邀請親人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氣氛能歡快一點。
去年3月起，中華遺囑庫推出「幸福留言卡」，在遺囑僵硬的文字表達之外，為立遺囑者提供了另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留言卡中，超過78.22%的立遺囑人對家人表達了幸福和睦的期望。
張勇做過半年的紅十字會志願者，親眼見證過許多生死瞬間。「在訂立遺囑的過程中，我重新審視了我的生命和生活，哪些事是最重要的、哪些人要花時間陪伴。」
此外，張勇在留言卡上還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已經無法挽救，請幫我放棄治療。」他說，想自己提前做好所有困難的決定，不讓自己的死亡對別人造成太多困擾。
但是對此，楊薇說，他們並不建議立遺囑者將這些內容寫到留言卡上。
「不建議寫，是以防內容與遺囑內容有出入，造成糾紛，影響遺囑法律效力。而且，其他捐獻遺體等『生前預囑』，只是寫在留言卡上的話，也無法保證願望實現。」
「人們越來越願意談論生死」
「現在，大家開始越來越願意談論生死問題。」山東大學醫學心理學與倫理學系副教授、山東省精品課程「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負責人王雲嶺認為，出現「90後」立遺囑，不是因為年紀小體會不到死的緊迫感，相反是在有關生死教育的青年論壇、高校課程、國家安寧療護推進以及媒體相關報導的影響下，首先促使年輕群體的生死觀念發生了變化。
不止於立遺囑。當死亡的忌諱漸漸淡化，人們也開始接受其他與死亡有關的新觀念。
除了早早立下遺囑，周萌還希望成為一名器官捐贈者。「讓別人替我活著，想通過這種方式延續生命。」
據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系統主任趙洪濤介紹，2014年3月成立至今，在國內首個器官捐獻登記網站「施予受」上，器官捐獻志願登記人數已達到1002168人。其中，「90後」成為主力，人數比例超過了53%。
「人們對於死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觀念也在逐漸在進步。」民政部101研究所原副所長肖成龍認為，人們的生死觀念變化，在死後遺體處理的殯葬形式中也有所體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歷了兩次殯葬改革：由保留遺體到火化，到現在向生態安葬演變。「我現在期待，在民眾生死觀念不斷進步的情況下，出現第三次變革，即遺體的資源利用。」
此外，和張勇一樣有著「放棄治療」想法的年輕人也在增多。「這是我最後一次分擔父母痛苦的機會，讓他們決定拔掉我的插管太混蛋了。」張勇說出了自己這樣決定的理由。
「在中國，生死往往不是個人的事，很多時候事關一個家庭。」在王雲嶺看來，目前我國公民生死素養仍處於偏低的水平。2015年，《經濟學人》公布死亡質量指數排名，80個國家和地區中，臺灣地區排在第6位，中國大陸排第71位，其中一個重要指標便是對於臨終關懷和死亡的關注。
「一項調查數據顯示，親人罹患癌症，74%選擇不告訴本人；而如果是自己罹患癌症，85%選擇希望知曉。」王雲嶺說，一方面人們害怕家人被病情打倒，另一方面又認為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做主，這樣的心理矛盾似乎難以短時間消解。
「恐懼死亡是難以避免的人性，但我們提倡的狀態是，創造一種環境，改變大家談『死』色變的現狀，願意用一種委婉的方式談論。」
這種試圖改變的努力可以被看到。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顧晉提出，應開展面向全社會的死亡教育。通過死亡教育立法，制定符合中國特色的教育教材，到安寧療護病房、重症監護室接觸生命末端場景，感受生命與死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反思生命意義、增強面對挫折處理能力，達到敬畏生命的目的。
最近，我國的安寧療護政策也有了新的進展。6月10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老齡健康司司長王海東在國家衛健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第二批全國安寧療護試點已在北京市西城區等71個市（區）啟動，未來將在全國推廣。
（文中周萌、楊薇、黃文、小華、張勇、郝石光皆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馬瑾倩 編輯 白爽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