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喻與轉喻的基礎性地位之爭 |蘇州大學 王軍

摘要：關於隱喻與轉喻哪一個更加基礎的問題，長期以來存在幾種不同的聲音。從早期隱喻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包含轉喻，到隱喻與轉喻被視作兩種截然不同的修辭和認知機制，再到後來轉喻被普遍視作一種比隱喻更為基礎的認知方式,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對隱喻和轉喻進行研究，並得出各種隱轉喻關係性質的同時，但很少從較為宏觀的視角來審視各種結論產生的理據，以及這些理據是否有助於產生對隱轉喻基礎性地位的一般性結論。本研究認為，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研究範圍的擴大化，以及基於特定領域（如文學、手勢語、多模態研究）研究後的過度概括等，使得轉喻更為基礎的一般性論斷失去了理性和可靠的基礎。我們並非質疑各種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本身。事實上，我們最終還闡述了轉喻更為基礎這一結論的正確性；我們所質疑的是各種結論產生的理據是否合理，以及基於各種特定研究去推導一般結論的合理性。

關鍵詞：隱喻；轉喻；基礎性地位；相似性；鄰近性

中圖分類號：H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723（2019）02-0001-07

1.引言

     關於隱喻與轉喻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出現過幾種不同的聲音。在20世紀中期以前，人們對隱喻的界定非常寬泛，轉喻通常是被視作隱喻的一部分。（陸儉明 2009:  45）如Aristotle把所有的修辭現象都稱作隱喻性語言（metaphorical language），有些學者還把諺語、寓言等也歸入隱喻的範疇。（束定芳 2011:  10）即便在Lakoff & Johnson (1980)的認知語言學的奠基之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轉喻也是作為其中的一個章節來進行闡述。這使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隱喻幾乎就等同於認知語言學。得益於Jakobson (1956)對隱喻基於相似性（similarity）和轉喻基於鄰近性（contiguity）的深刻闡述，隱喻與轉喻開始被視作兩種獨立的認知現象。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隱喻與轉喻應該被視作同處於一個連續統（continuum）中，典型的隱喻和典型的轉喻分處連續統的兩端，而在這一連續統的中間，是一個隱轉喻的模糊地帶。以Gibbs (1994)的研究為標誌，概念轉喻開始引起研究者越來越廣泛的關注，隱喻與轉喻在人類思維及語言中的地位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兩者有時被視作幾乎同等重要的認知機制，但轉喻機制比隱喻機制更為基礎的觀點開始慢慢在學界佔據主導地位。然而，認為隱喻更為基礎的觀點也始終存在，而且這種不同的聲音似乎也有較為充分的理據。

    對於隱喻和轉喻哪一個更為基礎的回答，涉及人類最為根本的認知機制究竟是什麼這一重大的理論問題，這對於更加客觀深入地研究隱轉喻之間的關係，以及思維的本質具有重要的價值。

本文將從前人對隱轉喻的相關研究及論斷入手，從隱轉喻的語言表達層面、隱轉喻的對立、隱轉喻的融合以及隱轉喻的深層認知共性4個方面，由表入裡、由淺入深，剖析隱轉喻基礎性地位形成的理據，並最終提出本研究的基本認知和判斷。

2. 隱轉喻的語言表達層面

   典型的隱喻和轉喻具有較為鮮明的形式區別特徵。雖然隱喻是由三部分組成，即「本體」（tenor）、「喻體」（vehicle）和「喻底」（ground），但「喻底」往往可以不出現，「本體」與「喻體」的共現是最為典型的隱喻表達方式。如：

（1） Time is money. 

（2） All religions, arts and sciences are branches of the same tree. (Albert Einstein)

   在例（1）中，Time是本體，money是喻體，而在例（2）中，All religions, arts and sciences是本體，tree是喻體。由於本體和喻體同處於一個句子（也可能是跨句）結構中，這就使得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句法制約關係，或者明顯的語義制約關係，在表達時彼此之間會受到一定的牽制。即便是在喻底和本體都缺失的情況下，隱喻的表達結構也要受到一定的制約。如：

（3） Dont put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4） Peopl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 not throw stones.

    上述兩例均為諺語類型的隱喻，喻底均未言明，這需要受話人自己去推斷；本體雖然未出現在表達結構中，但其必須出現在特定的語境中（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否則僅有喻體存在的隱喻不可能成立。這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雖然在看到一面的同時看不到另外一面，但另一面一定存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即便是僅有喻體出現的隱喻，也通常需要使用由多個詞語構成的表達結構，通過提供足夠豐富的語義信息使受話人能夠充分意識到喻體與潛在本體之間的相似性關聯。張輝、程浩（2008:104）通過分析Haser (2005)及Glucksberg & Keysar (1990)的隱轉喻觀點後認為，「典型的隱喻一般會產生臨時性構建的範疇，而對典型的轉喻的解釋主要取決於說話人對概念之間建立起來的前提關系所掌握的程度。隱喻是建立物體之間關係的過程，而在轉喻中這一關係是『已經提前建立了』」。這也就是說，隱喻需要創造性地把分屬兩個不同轄域的概念聯結在一起，建立的是一種「從無到有」的關聯，為了保證這種新關聯能夠被受話人所理解，在語言表達層面要儘可能地清晰：要麼源域與目標域的表達語出現在鄰近的話語或語篇位置上，要麼在源域表達語單獨出現的情況下該表達語要表達出足夠充分的信息，且潛在的目標域能夠被受話人準確把握。而對於轉喻來說，其「目標概念的解釋需要以來源概念為前提」（張輝、程浩  2008:  104），依賴的是業已存在並為受話人所知曉的某種關聯，這就使得轉喻在表達時並不需要再明確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關係，只需單純對源域進行表達就可以直接通達目標域。如：

（5） The kettle is boiling.

（6） The ham sandwich left a big tip.

   在例（5）中，「壺」（kettle）與其中的「水」存在一種常規性關聯，所以可以使用一種非常簡潔的方式用「壺」指代「水」。例（6）中的「火腿三明治」（ham sandwich）與「點餐者」儘管不存在直接的常規關聯，但是在飯店語境中，使用菜名來指代點餐者卻是一種常規性的做法，這種已有的關聯也可以保證這類轉喻的存在。

   綜上所述，從隱轉喻的語言表達層面來看，由於典型的隱喻往往需要建立一種新的跨域的關聯，其語言表達相對要複雜一些；而典型的轉喻往往是利用已有的某種常規性的關聯，在表達形式上會比較簡潔，這就為轉喻表達能夠嵌入隱喻表達創造了條件，這是後面將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但對於從語言表達層面來看隱轉喻哪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我們無法做出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判斷。因為所謂的「基本」必須基於一個特定的標準，如數量標準（即隱喻和轉喻哪一個在語言表達中使用的量更大）、等級標準（如在一個等級體系中，哪一個處在更為基礎的地位，哪一個需要有賴於另外一個才能構建起來）等。語言表達並不是評價隱轉喻誰更基本的一個特定的標準，而只是一個表達或顯性分析的層面，我們從這一層面入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範圍內探討隱轉喻的基礎性地位問題。

3. 隱喻與轉喻的對立

   這是大多數討論隱轉喻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把兩個相似的現象並置在一起，把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一一提取出來，如果它們在關鍵的構成要素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則表明這兩種現象是相對獨立存在的。認為隱喻與轉喻是相互對立而且是根據對立原理產生的學者（如Jakobson 1971；Bredin 1984）認為，隱喻基於相似性，屬於語言的選擇軸；而轉喻基於相鄰關係，如部分與整體、原因與結果等，屬於語言的關係軸（束定芳 2004:   31）。此外，隱喻和轉喻的區別還表現在：隱喻是跨域映射，而轉喻是單域內映射；隱喻益於理解，而轉喻用於指稱；隱喻為相似突顯，而轉喻為關聯突顯；隱喻往往表現為「A is (like) B」，而轉喻為「A stands for B」；隱喻具有判斷性，而轉喻具有替代性。（龔鵬程、王文斌 2014:   2）把隱喻和轉喻視作兩種各自獨立的語言現象，並且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性，這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對其中任何一種現象的認識，這就如同哲學上對「自我」的認識必須基於對「他人」的認識才能獲得是一個道理。（凌建侯 2000:   179） 然而，把兩種相關現象對立起來的做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如：

（7）一百條龍骨犁過波浪。這是英國文學評論家及小說家戴維·洛奇所使用的一個例子，用來說明隱喻與轉喻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表達結構中的現象。（江飛 2016:   89）。

   在例（7）的最初使用者戴維·洛奇以及後來的分析者江飛（2016）的眼中，該例只是同時包含了轉喻和隱喻：「龍骨」用作轉喻，指「船」，而「犁」是隱喻，源自犁和船在運動過程中所具有的相似性，屬於兩種辭格並用的現象。但如果我們拋開對個別成分要素的分析來從整體上看該句的表達，就會發現，該句首先是建立在船在波浪中行駛與使用犁在土地上耕作這兩種情景的比較之上，這是一個最為基本的前提，或者說，是基於相似性的隱喻判斷造就了語句中隱喻與轉喻的混用表達。如果此句中沒有最初的隱喻思維，其中的轉喻表達也就無從產生。因此，句中所使用的隱喻和轉喻並非兩種對等的辭格或思維方式，隱喻處在一種更為基礎的地位上，轉喻是實現隱喻表達的一種輔助手段。但我們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對於隱喻更為基礎的判斷僅僅是基於上述這一特定的實例，並不能帶來一般意義或更普遍意義上隱喻比轉喻更為基本的論斷。

   隱喻與轉喻的對立還反映在研究者對隱喻研究或轉喻研究的偏愛上，這在認知語言學研究領域表現得比較突出，隱喻研究者和轉喻研究者之間「厚此薄彼」的現象並不少見。（張輝、楊波 2009:   81）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隱喻研究一家獨大的局面，研究者對隱喻的極度偏愛甚至促成了metaphormania（隱喻狂熱）一詞的出現。這一方面反映在自20世紀70年代起大量隱喻研究成果的湧現，更反映在大量的學科，如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文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政治科學、醫藥、人工智慧等均投入到隱喻的研究之中（Maasen 1995:  11），使得「隱喻是人類一種基本認知方式」（Lakoff & Johnson 1980）的論斷更加深入人心。然而，隨著Gibbs (1994)的轉喻研究開始廣為人知，轉喻在人類思維中的認知地位開始逐步提升，越來越多致力於轉喻研究的學者（如Taylor 1995；Radden 2002；Panther 2006；Barcelona & Valenzuela 2011）開始把轉喻視作比隱喻更為基本的認知方式，這種聲音之大，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蓋過了人們對隱喻的偏好。

   研究者對某一特定語言現象的研究持有偏好是極為正常的事情，但也不能由此隨意誇大所研究語言現象的價值。例如，Panther (2014:   4)認為，Antonio Barcelona曾反覆強調：「轉喻比隱喻更加基本」。Panther做了一個非常肯定的判斷，同時為了保證引用的準確性，他還提供了該論斷的來源。（Barcelona & Valenzuela 2011:   28）我們按圖索驥，找到了此引文的原話：Metonymy has not received so far as much atten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lthough it is probably even more basic than metaphor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註：粗體為筆者所加）。很顯然，Panther把原話中的probably（或許）給隱去了，而正是這一個細節差異，帶來的是非常不同的結果。限定詞probably意味著說話人對自己的觀點並沒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僅僅是基於有限的研究或思考提出了一種可能性，但凡是可能性都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而一旦probably被去除，結論就變得確鑿無疑了。再比如，Taylor (1995:   124)指出，「轉喻是意義引申最為基礎的過程之一，或許比隱喻更為基礎」（metonymy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cesses of meaning extension more basic, perhaps, even than metaphor）（註：粗體為筆者所加），這裡作者非常慎重而嚴謹地使用了「最為基礎的過程之一」和「或許」這樣的表述。張輝、楊波（2009:   81）在轉述該觀點時表達為：「轉喻是意義延伸的最基本的過程，可能比隱喻更為基本」，其中前一句並未準確地提到「之一」，但後一句則通過使用「可能」準確地再現了原作者的觀點。同樣是針對Taylor的上述論斷，鄒春玲、王浩然（2014:   54）卻錯誤地簡化為：「轉喻是意義得以延伸的最基本過程，比隱喻更具思維基礎性」，這顯然是對原觀點的曲解。上述兩個示例表明，如果我們對原始文獻不能做到完整而準確的理解和表達，就不但會曲解原作者的思想，還會對其他人的研究帶來誤導。

4. 隱轉喻的融合

   典型的隱喻和典型的轉喻具有較為鮮明的區別性特徵。這是人們把其視作兩種不同修辭格或思維認知方式的基本依據。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隱喻和轉喻可能會交織在一起，顯現出並非兩種獨立的認知過程，形成所謂的「隱轉喻」（metaphotonymy）。（Goosens 1990）也有學者（如Dirven 2003; Radden 2003；Barcelona 2000）把隱喻和轉喻視作一個連續統，認為典型的隱喻和轉喻分處連續統的兩端，中間是一個比較模糊的地帶。交織在一起的隱轉喻通常包括4種類型：源於轉喻的隱喻、處於隱喻中的轉喻、處於轉喻中的隱喻以及隱喻中的非轉喻化。（Goossens 1990）隱轉喻或連續統的觀點是首先建立在隱喻和轉喻相對分離的基礎之上，然後對彼此的關係進行分析，發現隱喻和轉喻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織狀況。隨著認知視角的轉變、認知對象的重新範疇化以及範疇化相對性的作用，隱喻和轉喻會發生相互轉變，會形成彼此兼容的形式。（龔鵬程、王文斌 2014:   5）

   對於隱轉喻交織的情況，有觀點（如Goossens 1990）認為，轉喻始終是隱喻形成的基礎。如，在closelipped表示silence這一「源於轉喻的隱喻」中，其轉喻含義表現為使用closelipped轉指silence，而其隱喻含義則表現為使用closelipped表達speaking but giving little away（口風比較嚴）的含義，因為這是「借沉默來表達有意義信息的缺失」（the absence of meaningful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silence）。Gossens (1990)認為，完全是因為closelipped能夠轉指silence，才使得隱喻解讀成為可能，故轉喻比隱喻更為基礎。事實上，這一觀點的深層理據是，即便是基礎隱喻（primary metaphor）也都是由所謂的「體驗關聯」（experiential correlation）來驅動的，而「關聯的本質是轉喻的」（Evans & Green 2006:   320）。由此可見，當把關聯的本質視作一種轉喻關係時，各種隱轉喻交織的現象就被解讀成轉喻比隱喻更為基礎。

   然而，關聯就不能成為一種基於相似性的隱喻關係嗎？在聯覺隱喻（synaesthetic metaphor）如loud colour（扎眼的顏色）中，loud與colour之間似乎並不存在鄰近性關係Barcelona (2000)為了維護轉喻的基礎性地位，在loudness與colour之間無法按照一般理解和分析方式建立起鄰近性關係的情況下，引入了一個「次域」（subdomain）的概念，即「偏離的聲音」(deviant sound)，認為這就可以把loudness與the attraction of attention之間在體驗中建立起「緊密的關聯」。(Evans & Green 2006:   321)這種有些牽強附會的解釋容易使人相信相似性是這種聯覺隱喻的基礎，即聲音大與顏色鮮豔都具有相似的引人注意的功能。，反而是「引人注意」這一共同的屬性把兩種不同的知覺狀態聯繫在了一起，這在本質上顯然屬於隱喻性的。如果說聯覺隱喻屬於特殊的個例，一般的隱轉喻，甚至是轉喻也可以被解讀成具有隱喻屬性。張輝、盧衛中（2010：41）認為，不但很多典型的隱喻能被重新解釋成轉喻，轉喻也同樣可以被解釋成隱喻。由此一來，即便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喻和轉喻也都成了所謂的隱轉喻了，而究竟是隱喻更基礎還是轉喻更基礎的問題就變得更加難以定奪。

5. 轉喻更為基礎嗎？

   目前學界較為普遍接受的觀點是轉喻比之隱喻更為基礎，但是如果仔細分析一下這一論斷形成的原因，我們或許會發現目前這樣說似乎為時尚早。

第一，個人的研究偏好，準確地說是對轉喻研究的偏好，會有意無意地抬高轉喻研究的地位，或者貶低隱喻研究的地位，這反映在隱喻與轉喻誰更基礎的問題上時，天平更容易傾向於後者。或許受這種思維傾向的影響，某些學者在轉述涉及隱轉喻基礎地位一類的觀點時，稍不留心，就可能把別人不太確定的判斷表述成確鑿無疑的論斷，並在後續的研究中廣泛傳播開來。這種做法很不嚴謹，但帶來的影響卻非常大。關於這一點，前面已有闡述，此處不再贅言。

   第二，對某些類型的隱轉喻的分析，以及在某些特定領域所進行的隱轉喻研究經常會得出轉喻更為基礎的結論。例如，Goossens (1990)在對隱轉喻融合現象進行分析時，提取出4種類型，在對其中的「源於轉喻的隱喻」這一類型進行分析後，得出了較為明確的轉喻是隱喻基礎的結論。然而，這一結論並不能推知另外3種類型也都是如此；即便是4種類型全都是如此，也不能進一步得出轉喻更為基礎的一般性結論。在多模態隱喻的研究中，學者們（如UriosAparisi 2009；Yu 2009；Mittelberg & Waugh 2009；趙秀鳳 2011）普遍認為，轉喻是比隱喻更為基礎的現象，隱喻往往是由轉喻誘發的，轉喻在多模態隱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手勢語的研究(如Mittelberg & Waugh 2009)也表明，「多模態隱喻的實現必須先基於轉喻……幾乎所有的隱喻解讀都是依賴首先通過轉喻所獲得的手勢解讀」， 因此，「此類研究把轉喻與隱喻的互動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對轉喻的基礎性地位及其對隱喻映射的制約性作用認識得更加深刻」。(趙秀鳳 2011:   6-8)

   然而，無論是基於內省的推導還是實證研究，某一特定領域的研究的確經常可以得出轉喻更為基礎的結論，但是如果換一個視角，或者從更為一般的視角來審視隱轉喻之間的關係，問題就會變得比較複雜。例如，儘管雅各布森認為，現實主義和轉喻之間關係密切，「正是轉喻手法支配了並且實際上決定了所謂的『現實主義』文學潮流」（江飛 2016:   84），但在另一方面，隱喻又在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流派中佔據主導地位。儘管詩歌中相似性原則佔據主導地位，但在散文中，鄰近性卻具有根本的推動力。在繪畫模態中，立體主義（以畢卡索為代表）表現出鮮明的轉喻傾向，而在超現實主義的畫作（以達利為代表）中，隱喻的表現手法則更加突出。（江飛 2016：  85-86）我們需要較為客觀、全面地審視隱喻與轉喻之間的關係，不能被個別、局部領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所左右，否則就會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第三，概念的擴大化既可能會導致隱喻地位的提升，也可能會導致轉喻地位的提升。在20世紀中期以前，人們對隱喻的界定非常寬泛，轉喻通常被視作隱喻的一部分。（陸儉明 2009:   45）亞里斯多德就是把所有的修辭現象都歸屬於隱喻性語言，還有學者把諺語、寓言等也歸入隱喻的範疇。（束定芳 2011:   10）例如，人們在對Man is a wolf這樣的典型隱喻進行分析時會認為，由於「使用詞語代替概念」（Words stand for the concepts they express）是一種轉喻行為，所以不但Man is a wolf是基於轉喻，所有的語言表達都是轉喻行為（張輝、程浩 2008:   104），於是就會自然得出語言都是基於轉喻這種極端的結論，但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一般語言學意義上對隱轉喻概念的討論。

   與對轉喻概念擴大化直接相關的是對「鄰近性」的界定。Barnden (2010)認為，隱喻連接主要是一種心理過程，而與之相對的轉喻連接更多的是對世界的客觀反映，兩者的側重各不相同。但是具體到「鄰近性」這一概念，如果把其簡單地理解成是一種規約的或固定的關係的話，那麼隱喻關聯也可被認為具有「鄰近性」，結果就會導致隱喻總是會基於轉喻，而即便是典型的轉喻也涉及隱喻的相似性因素，由此帶來的是隱轉喻關係糾纏不清的狀況。事實上，Barcelona (2003:   31)的激進觀點，即「所有的隱喻映射都預設一個轉喻映射」，也是以一個一般性的「體驗關聯」為前提，並認為「關聯在本質上具有轉喻性質」,因而得出所有的隱喻都是由轉喻驅動的結論。（Evens & Green 2006:   319）無論是規約固定關係，還是體驗關聯，都是較為寬泛的先決條件，事實上，當我們拿這些條件去分析基於相似性的隱喻時，似乎也同樣適用。例如，人們對於LOVE（愛）有很多規約性的認識，由此形成了許多概念隱喻，如LOVE IS JOURNEY/A PHYSICAL FORCE/A PATIENT/MADNESS/MAGIC/WAR。(Lakoff & Johnson 1980:   85)然而，即便沒有規約性的認識，人們也可以基於個人的體驗，找到LOVE與某些事物之間的關聯，繼而形成隱喻性表達，如LOVE IS STONE/COMPPUTER/WIND/PAPER/COLOUR/DREAM。(Wang & Hu 2018:   108)體驗關聯既可以是集體行為，也可以是個體行為，這些體驗都是隱喻創造的基礎，並非只是轉喻形成的基礎。

6. 結語

    在隱喻與轉喻基礎性地位的爭論中，我們必須時刻注意不同學者之間概念界定的差異，注意研究領域的差異，以及分析層面（即一般與具體）的不同，因為缺乏共同對比基礎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只會帶來無休止的爭論。

如果我們拋開具體的、與特定研究領域相關的隱喻和轉喻研究不談，從一個較為一般的、抽象的，甚至哲學的層面來思考隱喻與轉喻關係的話，或許會對兩者的基礎性地位有一個新的認識。例如，當我們見到一個久未謀面的人的時候，之所以能認出來，是因為當前的這個人（A）與我們以前見過的一個人（B）具有相當程度的同一性，即兩者擁有相同的外貌、性格、言談舉止等方面的特徵。同一性程度越高，越容易被視作同一個人；反之，我們就會感到比較陌生，甚至完全無法識別。完全的同一性是最為可靠的判斷基礎，但在現實中，由於各種條件或因素的制約或影響，我們只能基於某種程度或某些方面的同一性來對事物做出識別和判斷，事物之間的相關性由此產生。無論是隱喻還是轉喻，都離不開事物之間的相關性：隱喻的相關性在於兩種不同事物或轄域之間某些屬性特徵之間的同一性，也就是所謂的「映射」（mapping）關係；而轉喻的相關性在於同一轄域內兩個事物之間的「鄰近性」關係，而這種鄰近性關係的根本形成機制也是基於同一性原理。如在「壺開了」這一轉喻中，「壺」與「水」顯然是處在一種鄰近的關係之中，與其說是「壺」激活「水」，不如說是「壺」（A』）激活了一個由「壺」（A）與「水」（B）所共同構成的一個整體的認知域（A+B）。同理，即便在非轉喻用法「水開了」中，「水」（B』）所激活的也是一個作為整體存在的認知域（A+B）。無論是A』還是B』，都與A+B中的A或B構成一種同一性關係，這種關係不是部分屬性的相似，而是徹底的同一關係。轉喻同一性關係的核心是人們大腦中業已存在的對某一事物的整體感知（holistic perception）。在這一整體感知中，部分與整體以及部分與部分之間已經形成了較為緊密的關聯。當某一個外在的成分與該整體感知的某個成分達成同一關係時，整體就得到激活，並且作為整體的顯著的構成成分也能夠得到激活。轉喻不能夠創造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關係，只能夠激活一個整體感知；隱喻則完全不同，一個新隱喻的誕生是創造性地把兩個原本不相關的事物以相似性為紐帶連接起來，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認為，轉喻是恢復一個「舊世界」，而隱喻則創造一個「新世界」；轉喻相對來說更貼近現實，而隱喻往往具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因此，「當人們用語言描述一個自認為客觀、真實、自足、有序的世界時，常常會傾向於轉喻性的描寫……但是，當人與世界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人在現實生存環境中無法獲得整體感時，人們通常會選用隱喻的語言來描述世界」（江飛  2016:  89）。

   如果從體驗哲學的視角來看隱喻和轉喻的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關係，並在歷時演變的維度上來進行審視，我們就會發現，基於個體以及集體經驗的整體感知優先於對未知轄域之間關係的認識，這符合人們對世界的基本認知規律。有鑑於此，我們就可以說，從一般意義上來看，轉喻是比隱喻更為基本的認知方式。

   雖然我們最後的結論依然是轉喻更為基礎，與本文所提到的很多的研究結論一致，但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在於結論如何，而在於分析達成結論的理據是否可靠，推導的過程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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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應聰）

收稿日期：20181203

通信地址：215006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