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行先生按】本文於今天在公眾號「李曉鵬博士」發表，經修改部分錯別字和增加部分段落（文中藍色部分），重新在本公眾號發表。
【摘要】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直至18世紀，其知識水平、科技水平遠低於我們現有認知，明代中國的知識水平、科技水平遠超我們現有認知。西方近代早期通過「中學西漸」、「中國風」、模仿學習山寨中國而進步，並在19世紀超越中國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通過傳教士刪改《崇禎曆書》，說明傳教士可以接觸、刪改明代文獻，篡改顛倒歷史。因此，必須基於①13-18世紀「中學西漸」引發西方社會不斷進步轉型，②明代中國科技水平之先進、之現代化，③滿清大規模銷毀明代文獻，④傳教士可以增、刪、改明代文獻，⑤古典希臘、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是一種託古改制和理想化的想像虛構，來進行思考、研究，推翻證據事實，還原客觀事實，還《幾何原本》以真相。
從蒙古西徵時代開始，西方蠻族不斷取得進步，西方經濟生活、社會活動、文化生活、政治制度和思想領域等都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歐洲碎片化，國家眾多，不同國家語言之間的翻譯，導致追溯西方近代崛起輝煌之緣起較為困難，連弗朗西斯·培根到死都不知道四大發明到底源自何方，那麼，西方研究歐洲崛起強盛之前因後果所得到的結論是否就是最終結論呢？目前的認知狀況是否就是真相？是否就是全部真相呢？是否就是全部客觀事實呢？
當然不是。本文將闡述一個更為簡單的「真相」——大道至簡，即西方現代文明系得益於蒙古西徵、鄭和下西洋、傳教士來華取經所開啟的「中學西漸」，由此引發西方發生深刻的變革，而這個時間點又恰好是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點，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即西方工業革命是量變到質變的「關鍵點」，而滿清扼殺了這個點，為西方踩到這個點提供機會。結合這一背景探討《幾何原本》的是是非非。
「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
西方文明始於蒙古西徵，是蒙古西徵引發的震撼和把中華文明帶去西方刺激了西方的「理性騷動」，啟動了西方的「文藝復興」，所謂的「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
中央美術學院李軍教授在其策劃的展覽「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世紀義大利與中國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們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發現異國並不是他鄉，也是故鄉。」李軍教授又說：「我們今天生活的現代中國接受了西方科學、藝術的恩惠，正如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接受東方的恩惠一樣。」
為什麼義大利既是他鄉、也是故鄉呢？因為「西方接受東方的恩惠」，因為「中學西漸」，因為「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孟席斯語），因為「在西方文藝復興的背後，屹立著東方」（霍布森語）。如圖1 - 10，細看這些繪畫和雕像，就能輕易就能得出：蒙古西徵帶去的中華文明開啟西方文明的「新生」篇章——「文藝復興」。
↑圖1：安布羅喬•洛倫採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錫耶納共和國宮藏，1425 - 1428，該圖抄襲自圖2
↑圖2：南宋樓璹《耕織圖》局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圖2影響圖1
↑圖3：龐培壁畫《花神芙羅拉》，畫中女子身著輕盈的絲綢服飾
↑圖4：貝裡尼《諸神之宴》，美國華盛頓國家畫廊藏，畫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顯的青花瓷器，1514年
↑圖05：馬索裡諾《聖母升天》，1403年，受圖6影響
↑圖06：中國風格的佛教圖像，12世紀末，影響圖5
↑圖7：西蒙尼•馬爾蒂尼《光榮聖母》，錫耶納公共宮，1315年，受圖8影響
↑圖8：《樹下說法圖》，出自莫高窟第17窟，大英博物館藏，唐代，影響圖7
↑圖9：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像
↑圖10：中國佛像
從繪畫看，西方古典時期的繪畫早已不存在了，若試圖以發現的龐貝古城的壁畫為依託，基本上是不足以採信的，沒有說服力。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看過古典時期的繪畫。因此，西方繪畫不可能是復興古典文明的結果。同樣，從雕像看，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像相對於所謂古典時期的雕像反而落魄了。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雕像是中國佛像雕塑藝術西傳的結果，並且在中國佛像雕塑藝術不斷西傳的刺激下，西方提升起雕塑水平，乃至最終超越中國。文學方面，「在但丁誕生之前，中國文學中幾乎所有偉大的傑作都已經誕生，並通過印刷傳遍整個大陸。」（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39頁）
艾布·斐達（』Abū al-Fidā』，1273-1331）說：「中國人是至高的真主所創造的生靈中，最擅長雕刻與繪畫的。一個中國人可以用他的雙手製做出大地上所有居民都做不出的東西。」（艾布·斐達，《人類史綱要》第1冊，第96頁）
因此，所謂西方近代文明的文藝源於古典文明的復興，是一種主觀想像、虛構，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障幕，是19世紀歐洲中心論者的虛構，沒有歷史依據，完全是為了掩蓋「中學西漸」而杜撰的。實際上，「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文藝復興」是偽概念，是19世紀的概念，是歐洲中心論的鬼魅。
大量的研究和資料表明，13-16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是蒙古西徵打通陸上絲綢之路後"中學西漸"的結果，是鄭和下西洋打通海上絲綢之路的結果。蒙古西徵對歐洲的影響早已被西方人所關注，但是龐大、輝煌的鄭和下西洋對歐洲和世界的影響卻被人為忽視。試想一下，鄭和下西洋前後歷時28年之久，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那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後也沒有。所謂雁過留聲，這樣大規模的航海，可謂空前，遠比哥倫布和麥哲倫輝煌，難道就沒有對西方和世界產生影響？
蒙古西徵之前，西方人處於基督教的絕對統治之下，人在其中並無任何意義，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等待神聖啟示，更不知道自由的表達，沒有理性精神。拉丁人和西歐人的文字屬於基督教的宗教文字，西方人處於文盲社會，沒有文學。蒙古西徵和鄭和下西洋之後，歐洲發生的所謂「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才有了文學，用當時的術語說是一種修辭學和詩學；也帶去了具有中國道教、理學和心學思想的所謂新柏拉圖主義赫爾墨斯神智學。「馬可·波羅不是一個人，而是無數人」。之後，宗教文字的拉丁文和繪畫等才被用於非基督教領域，才誕生非基督教的文學、藝術、思想等。
「儘管文藝復興是以古典（希臘）的面孔出現，但充斥著東方的影響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飾，其根源幾乎從未得到承認。」（Michael Edward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er,1971, p.94）
霍布森說：「儘管15世紀早期威尼斯戰艦在歐洲是最先進的，但與同時期的中國戰艦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艦隻長150英尺、寬20英尺，與長500英尺、寬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國艦隻相比相形見絀。此外，『威尼斯戰艦是由弓箭手護衛，而中國的艦隻則裝備了火藥武器、銅製和鐵製大炮、投射器、火藥和炮彈』。」（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p112）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說：「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有四個主要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前兩個地區靠生產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赤子，非洲出口黃金和奴隸。從經濟角度看，這三個地區都生產世界經濟中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個貿易逆差地區，即歐洲，本身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出口來彌補長期貿易赤子的商品。」（弗蘭克，《白銀資本》，p118）
文藝復興時期（包括之前），中華文明成就大規模西傳到歐洲。當然，很多情況下，中亞和西亞充當著「二傳手」和「三傳手」的角色。
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
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在《另一個世界》中說道：「沒有阿威羅伊，我們怎會知道亞里斯多德？沒有阿維森納的《醫典》，我們怎會知道加利安和希波克拉底？沒有伊本·赫勒敦何來社會科學？沒有比魯尼，何來天文學？沒有花剌子米，何來數學？」（黃河清，《考察希臘觀感——造假手法無底線》，微信公眾號「河清」，2019.8.9文）
其中，醫學家阿維森納（980-1037）、天文學家比魯尼（973-1048）、數學家花剌子米（780-850）是中亞人，而阿威羅伊、赫勒敦之前阿拉伯世界最偉大的百科全書式學者伊本·西那也是中亞人，而中亞就是中國的臥榻之側——邊緣區，感受中華文明的恩澤。
「在歐洲，對於血液循環的認識，先於哈維的有麥可·塞維特斯（1456）、裡爾多·科隆波（1559）、安德烈·塞薩爾皮諾（1571）和奧達諾·布魯諾（1590）。這些人都讀過大馬士革的一位阿拉伯人阿爾納菲斯（死於1288年）的作品中關於血液循環的概念，他本人則似乎是從中國得到這一概念的。」（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237頁）
中國風、中國熱
13-16世紀西方「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那麼，17-18世紀西方發生「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又是怎麼回事呢？
霍布森說：「在激發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啟蒙運動中，中國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對歐洲思想的影響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學、藝術風格（如洛可可式）、服飾、裝飾、壁畫、園藝、政治經濟、茶藝及其他許多方面。」「英國人十分喜愛中國的文化風格，從茶藝、壁畫裝飾、中英結合的園藝到政治經濟思想。」（《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4-175）
還有足球、高爾夫球、紙牌等體育娛樂休閒運動等生活方式都發源於中國。
弗蘭克說：「亞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就已經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歐洲黯然失色。事實上，與當時歐洲依然處於邊緣前哨陣地帶給亞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亞洲給歐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經濟光芒，更不用說文化光芒了。」（弗蘭克，《白銀資本》，p47）
英國政治家威廉·坦普爾說：「中華帝國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籠罩和統治著，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創新能力。」（《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7）
1640年法國詩人保羅·斯卡龍（Paul Scarron）、1725年英國詩人約翰·蓋伊、1759年威廉·懷特黑德寫的詩，反映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認知狀況，非常形象生動：
帶我去葡萄牙人家裡去吧，
在那兒抬眼便會看到
一些來自中國的商品。
我們會看到——
灰色的龍涎香，
華美的漆器，
精美的瓷器，
它們來自這個神聖的國度
或更確切地說來自天堂。
——保羅·斯卡龍，1640年
（休·昂納，《中國風》，p49）
她的酥胸激起炙熱的狂喜！
她的明眸閃耀熾烈的激情！
能夠得到她的青睞，
是怎樣的天賜榮幸！
但我心中充滿疑懼，
情敵已近在咫尺？一個中國瓷瓶。
中國主宰她的靈魂。
瓷杯，瓷盤，餐具或瓷碗，
都能激起她胸中的欲望，
點燃她的快樂，擊碎她的寧靜。
——約翰·蓋伊，1725年
（休·昂納，《中國風》，p131）
希臘和羅馬的教條已經太多了，
他們耗盡的智慧寶庫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
儘管對我們徒勞的掙扎還有些許補救，
但我們的成功在芸芸眾生中已經枯萎……
今夜，詩人煽動雄鷹的翅翼乘風而起，
飛向光之源頭去找尋異域文明的新奇，
在中華帝國的領地採擷孔夫子的智言，
大膽地從東方帶到不列顛子民的耳際。
——威廉·懷特黑德 1759年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0）
這些詩歌熱情謳歌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思想智慧，以及對西方的影響，當然還有更多。事實上，整個歐洲都在」中國化」，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思想、政治等方方面面。
「事實上，西方表現出的症狀，明確無誤是一場嚴重的中國熱。」（休·昂納，《中國風》，p64）
「西方之所以與眾不同，不是它具有發明創造的能力，而是樂於學習、模仿別人，善於利用世界上其他地方發明的工具和技術，並將它們加以改進，使其效率更高，更好地用於不同的目的。」（F.Oakley cited in Goody，east，p.8.轉引自《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267）
「1600年後，通過耶穌會士的信札，有關中國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後，關於中國的書籍開始廣為人知……更具體地介紹了中國的技術和經濟思想……利瑪竇……金尼閣、曾德昭、衛匡國……不但中國書籍在歐洲隨處可見，而且大量中國的技術、工藝被直接照搬，用於歐洲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9）
「在霍奇森看來，16-17世紀經濟、科學和理性的『技術主義』的發展，是以後的重大『嬗變』的基礎，但是他認為，這種發展是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基礎上，而不僅僅是歐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歐洲特有的情況。」（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2版，p10）
伯納德·劉易斯說：「這一時期西方實際上沒有什麼知識影響，或許基於這一原因，西方能夠提供的東西才如此之少。」（Bernard 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 Phoenix,1994, p221）
霍布森總結道：「英國很符合標準的新興工業國家或『後發國家』的說法，它享受到了所有的『後發優勢』……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早期發明，就不可能會有英國的改進。還有，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英國很可能還是一個渺小而落後的國家，游離於一片同樣落後的歐亞大陸邊緣。」（《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94）
甚至黑格爾學習、消化、發展了中國道家、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後，倒打一耙，反汙中國沒有哲學。其實，西方現代哲學源自中國是非常明顯的：
亞當·斯密思想→道家無為而治
康德思想 →源自王陽明的心學費
希特思想 →源自佛學的思想
謝林思想 →源自理學的思想
黑格爾思想 →源自理學、道家、心學的思想
費爾巴哈思想→源自張載的思想
馬克思思想 →源自王夫之的思想
而實際上，工業革命之前，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與倫比。
「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都會驚訝地看到，近代農業、近代航運、近代石油工業、近代天文臺、近代音樂，還有十進位數學、紙幣、雨傘、釣魚竿上的繞線輪、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毒氣、降落傘、熱氣球、載人飛機、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刷術，甚至蒸汽機的基本結構，全部源於中國。」（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1-12頁）
「活字並不是約翰·古登堡發明的，那是中國的發明；人體血液循環不是威廉·哈維發現的，那也是中國的發現；『第一運動定律』也不是伊薩克·牛頓首次發現的，而是中國人早就發現了的。」（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1-12頁）
「300年前的歐洲，人們普遍認識到，中國人首先提出了血液循環的概念。但從那以後，歐洲人反而倒退到對此全然無知，以致完全忘卻。」（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240頁）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的一句話非常生動地描述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真相：「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了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火車頭的位置。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麼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2008年第2版，p36.37.261）
可以說，西方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南橘北枳」。中國風、中國熱引發了西方17-18世紀的科技革命和啟蒙運動，乃至其後的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世界近代史的真相
如何理解13 - 18世紀中國風、中國熱對歐洲的影響？我把李軍教授所說的話換個方式表達，即：今天歐洲對中國有多大的影響，當時中國對歐洲就有多大的影響、甚至還要大得多，如上所述，涉及西方的方方面面，涉及西方的一切，西方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南橘北枳」，具體而言，就是特指明代中國文明。15世紀之前，「中學西漸」是間接影響歐洲；16世紀期間，是民間層面的直接西傳；從利瑪竇來華之後的17世紀開始，利瑪竇打入官方高層，是官方高層層面的直接西傳。只有17-18世紀歐洲山寨學習中國，才能19世紀歐洲超越中國，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李約瑟發出著名的「靈魂之問」：「第一，為什麼他們（按：指中國）竟能如此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度？第二，為什麼他們現在卻不比其他國家領先幾百年？」「既然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如此先進，那麼為何科學革命、近代科學在世界上的產生僅發生在歐洲？」（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4、8頁）
滿清入主中原之後，面對海量的漢人，一切以維護統治為目標，實行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專制政治，中國在文化、經濟、科技、思想、制度、社會等各方面全面退步、倒退，而輝煌的明代中國文明卻跋山涉水，在千山萬裡之外的歐洲生根發芽，催生歐洲工業革命。
「奠定工業革命基礎的歐洲農業革命，只是由於引進了中國的思想和發明才得以實現。」（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7頁）
「的確，就在兩個世紀以前，西方的農業還比中國落後得多，與當時中國這個發達國家來比，西方還是不發達世界。」（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7頁）
西方工業革命賴以需要的紡紗機、鋼鐵、煤炭、蒸汽機原理、旋轉運動轉直線運動、鼓風機和風箱等眾多基礎都是發源於中國。
「事實上，歐洲中心論話題的焦點就是英國歷史，因為普遍的觀點就是認為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90頁）
「蘭開夏並非紡織工業奇蹟的發源地，因為紡織業根本就不是僅僅出現在18世紀的英國，它與中國和印度有密切的淵源關係。中國不僅在紡織機器方面一直領先，而且還發明了性能優於阿克萊特紡紗機的『大型精仿機』。」（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90頁）
「公元5世紀時，中國人又發明了一種將鑄鐵和鍛鐵混合到一起煉鋼的『合熔』方法， 這實際上就是1863年馬丁和西門子使用的煉鋼工藝」，「然而，甚至到了1850年，因為生產成本較高，英國也只能生產低水平的鋼（與鐵相比）。1852年貝西默發明的『轉爐煉鋼法』才改變了這一狀況。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亨利·貝西默的發明在1852年前就被威廉·凱利想到了（儘管凱利並未成名）……1845年時，凱利曾把四名中國煉鋼技師帶回肯塔基，他從這些專家那裡學習到了兩千多年前中國就在使用的一些煉鋼原理」。（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88頁）
「17世紀晚期，中國人還發明了蒸汽鍋爐。」（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87頁；轉引自Needham and Ling，Sciene,Ⅳ（2），pp.135-136,225-228,369-370,387,407-408,411.）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皇帝是否真如傳世文獻所述的那樣各個都是「怪胎」？還是由於被類似君主立憲一樣的制度所制衡而賭氣不上朝？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否源自明代政治體制呢？這些還有待於研究。
無可否認的是，在工業社會，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兩百多年）；在農業社會和準工業社會，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一萬年左右）。而後者是前者的基礎和肩膀。這兩個中心是如何完成轉化的呢？當然是後一個世界中心即西方向前一個世界中心即中國山寨學習並超越的結果，絕不是偽史所闡述的古典文明的復興。
實際上，「英國工業化過程的大多數東西仍然是以木頭而非鋼鐵為基礎的。當然，儘管我們在腦海中有鋼鐵輪船的畫面，但事實上，在『世界博覽會』
（1851年舉行）的前夕，英國90%的輪船是由木頭製造的。」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93頁）埃克·瓊斯說：「似乎我們要學習的是一件明確無疑的事情，發展開始於……18世紀末期英國的一場工業革命。現在，我們非常明白，這件事情實際上只是一個過程，微不足道，很少有英國味（同時具有更多的東方味），順理成章，只是世界歷史統一體的一個片段，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經歷。」（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95頁）
「英國的工業化明顯地建立在『外生性』變革的過程中，這種變化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700至2300年中國的許多創造性發明之上……英國鋼鐵工業和棉紡工業的重要意義不僅表現在它們的『後發性』方面，還表現在它們的模仿能力上。……中肯的說法應該是，英國人後來改進了這些發明，但要貶低中國的作用卻是完全不合理的。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早期發明，就不可能會有英國的改進。還有，如果沒有中國的這些貢獻，英國很可能還是一個渺小而落後的國家，游離於一片同樣落後的歐洲大陸邊緣。」（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94頁）
「英國和其他的『後發國家』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一樣，享受到了『落後的好處』，並且能夠吸收和改進『先發國家』所開創的先進技術。這樣，從某種意義上，正像許多西方人喜歡描繪1868-1913（或1945年後）的日本那樣，英國人可以被描繪成：他們有著很強的模仿能力，擅長仿製、吸收和改進外來思想。」（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172頁）
「上述關於歐洲的發明與發現的神話以及類似的其他神話，都被我們所發現的確實起源於中國的許多事物一一推翻了，而過去還想當然地認為這些事物產生於我們周圍。我們有些最大的成就，原來根本算不得成就，不過是簡單的借用。」（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3頁）
「『近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於中國，然而卻鮮為人知。……中國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樣不了解這一事實。從公元17世紀起，中國人對歐洲的技術專長越來越迷惑不解，有很長一段時間反而遺忘了自己的成就。當耶穌會士向中國人展示機械鐘時，他們竟然感到敬畏。中國人忘記了，首先發明機械鐘的正是他們自己。」（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1頁）
忘記的何止機械鐘！是千萬萬！又何止忘記，還記反了！為什麼？其原因值得我們去探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和路徑改變了，不再進步了。從中國歷史看，能夠改變傳統氛圍和路徑只有蒙滿入主中原，尤其是滿清，因為蒙元時代具有足夠的開放性，又粗枝大葉，滿清盛行文化專制，又非常精細，可謂登峰造極。而從歷史原理講，就是文獻被刪改了，失傳了，沒有記載了，甚至記載反了。明代中國之輝煌需要重新評估、研究、認識。明代中國是極其輝煌的，是被滿清閹割的，有待於我們去重新發現。明代是中華文明發展的最高峰，而不是宋代。拔高捧高宋朝，居心險惡。13 - 18世紀，中西方交流的實質是「中學西漸」，而不是「西學東漸」。歐洲人在「中學西漸」過程中，結合其全球視野，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後，為了掩蓋真相，偽託於古典希臘（詳見拙文《西方古代偽史的基本邏輯——變色龍》和黃洋的《古典希臘理想化：一個文化現象的Hellenism》），而實際上，西方古典希臘文明是理性的、世俗的中華文明在西方意識中投射出來的「海市蜃樓」，西方現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南橘北枳」！
滿清與洋人合謀顛倒世界近代史
對此，我們試想一下關於利瑪竇的問題：
13世紀末，《馬可·波羅遊記》風靡西方；
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威震四方；
15世紀末，哥倫布試圖尋找「印度的刺桐和杭州」；
16世紀末，利瑪竇來華傳授給中國大量先進知識；
17世紀末，萊布尼茨盛讚中國；
18世紀末，伏爾泰和魁奈盛讚中國。
中國被西方人視為天堂，哥倫布歷盡千辛萬苦、跋山涉水尋找中國，尋找天堂；結果，利瑪竇來了之後，中國卻成了愚昧的了，需要接受利瑪竇傳給中國的大量先進知識；而與此同時，連續兩個世紀，歐洲颳起猛烈的「中國風」，萊布尼茨、魁奈、伏爾泰盛讚中國。
這符合邏輯嗎？
利瑪竇到底是來偷師的，還是來傳藝的？
李約瑟說：「近代科學只興起於17世紀的歐洲，那時找到了作出發現的最佳方法。」（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1995，第4頁）
利瑪竇來華並打入高層，之後，17 - 18世紀西方開啟科學革命、博學時代和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帶來的進步、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全面展開，西歐社會、經濟和思想領域都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到底是歐洲找到了「發現的最佳方法」，還是與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取經引發的「中學西漸」直接相關呢？
須知，思想總是比技術更晚被接受。18世紀「中國風」驅動的西方啟蒙思想恰恰是以17世紀中國科技西傳為先導的。有人說，中國五千年文明不如西方五百年文明，有什麼用？西方五百年文明怎麼來的？果真是西方完全獨立自主？
弗朗塞斯卡·布雷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想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對這種影響明確承認的內容，將會大失所望：西方學者和發明家不知廉恥地相互剽竊對方的思想……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會毫無顧忌地將這些來自世界另一邊的思想化為己有。」（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80）
威廉·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中說：「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可能沒有人能夠比歐洲人更安於竊用這些外族遺產了。」
李約瑟說：「當然，帶有沙文主義思想的西方人總是試圖將歐洲所受的古代和中世紀中國的影響縮小，但確鑿的證據往往令人非相信不可」，「在許多情況下，我們還未能查清知識從東方傳到西方所通過的確切渠道」，「弗朗西斯·培根認為，指造紙、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項發明對於徹底改造近代世界並使之與古代及中世紀劃分開來，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佔星術的影響或任何徵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他把這些發明的起源看作是『模糊不清的、湮沒無聞的』，他至死也不知道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的發明」。（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7-8頁）
維京海盜本性是西方根深蒂固的傳統，孟德斯鳩謂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謂之「凱旋」，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謂之「愛祖國」。西方不僅盜竊有形的財貨，還盜竊無形的智慧財產權。
有人會說，徐光啟的《幾何原本》的「提要」中不是說的很明白呢？「臣等謹按幾何原本六卷，西洋歐幾裡得撰，利瑪竇譯，而徐光啟所筆授也，歐幾裡得未詳何時人。」如下圖11：
↑圖11：《幾何原本》的提要首頁
我們知道，現在幾乎所有古書都是經過清朝《四庫全書》的編撰（1772 - 1778年），至於乾隆編撰《四庫全書》的目的，「並不是對中國文化進行全面整理，而是寓禁於修，包藏禍心的……修書是手段，禁書是目的。」（王彬，《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1999，第15頁）
鑑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沉痛教訓，「至清以前將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裡，再也沒有發生過可與秦皇相比的禁書運動。隨著清人入關，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在中國歷史上，從順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書狂潮，尤其乾隆年間的禁書運動也真可以用不絕如縷來形容。這一點，在中國的禁書史上可以說紹承秦皇而又空前絕後，無人可以相比的。禁書、筆禍、文字獄，緊緊相連，是清代禁書的最大特色。」（王彬，《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1999，第4頁）
「總結清人的禁書歷史，就是這樣。可以說，以禁書始，以禁書終。無論從理論、策略、方法而言，都可以說是集中國古代禁書之大成。……清人的禁書，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進行研究，都達到中國古代禁書史上的高峰。」（王彬，《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1999，第34頁）
根據王彬主編的《清代禁書總述》，該書收錄3236種被清廷禁毀的書籍。清代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
除了焚毀書籍，大清還系統性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中很多已經被清人修改過）。其餘估計不少於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毀了。幾乎帶「明」字頭、「皇明」字頭、「軍」字頭、「經」字頭的史料都被銷毀。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大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
也就是說，明代檔案僅萬分之三（3‱）流傳下來，就是僅存的這3‱也是經過系統性刪改的。
畢竟，從利瑪竇死亡到《四庫全書》開始編撰的1772年，已經過了162年，西方在這段時間發展突飛猛進。於是，在編撰的過程中，滿清和洋人合謀貶低明朝，把明代文明成就有意無意偽託于洋人，洋人也樂得接受。
我這麼說，當然還另有證據。在拙文《傳教士盜取中華文明、顛倒世界歷史》所引用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李亮先生的文章《被「遺漏」的交食——傳教士對崇禎改歷時期交食記錄的選擇性刪除》中談到，傳教士刪改《崇禎曆書》之《治歷緣起》，從12卷刪為8卷，就是僅存的8卷，也是經過刪改的，之後還把《崇禎曆書》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使得我們誤以為中國傳統曆法越來越差勁。而實際情況是，西洋曆法並沒有像目前所看到的中國明代文獻所顯示那樣完勝中國傳統曆法，崇禎皇帝的聖旨明確說「日食初虧、復圓時刻方向皆與《大統歷》合，其食甚時刻及分數，魏文魁所推為合」，即大統歷和魏文魁法預報的交食時刻與實測結果更吻合。更要命的是，如南懷仁所言，歐洲最著名的天文學家計算出的結果都會與實測結果有巨大差異，但在中國卻能精確到「刻」，南懷仁為此激動萬分，而實際上，這要歸功於明代高超的數學水平。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傳教士可以篡改明代文獻，可以篡改近代中西方交流的方向，能夠把「中學西漸」篡改為「西學中漸」，即：1.傳教士可以刪，2.傳教士可以改，3.刪改的方向是貶中褒西，4.當然也可以增加不存在的證據事實。
另外，《崇禎曆書》什麼時候被篡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是明末清初，還是編撰《四庫全書》的時候？是傳教士還是滿清？是傳教士誆騙滿清，還是滿清抑漢政策的命令，抑或是雙方的合謀？這些都值得研究。
《幾何原本》是否被篡改成了系歐幾裡得所撰、由利瑪竇所譯呢？而實際上，《幾何原本》就是徐光啟所撰，被篡改而顛倒反說了呢？包括《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各種「題跋」，是否被篡改了呢？還有《泰西水利》、《奇器圖說》、《測量法義》等37部明末清初在華傳教士及其中國協作者的著作，是否也被篡改了呢？
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明代書籍逃過《四庫全書》的編撰。王文素的《算學寶鑑》就是這樣一本書，因此保留著本真面目，而該書水平之高超乎想像，可謂驚為天人，遠超中國歷代數學水平和同期世界水平。據考證，《算學寶鑑》全稱《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鑑》，是晉商數學家王文素的數學著作，完成於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書分12本42卷，近50萬字。其自成書後「四百年間未見各收藏家及公私書目著錄，民國年間由北京圖書館於舊書肆中發現一蘭格抄本而得以入藏」。正是這一偶然發現，才得以將明代數學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明示天下。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較英國的霍納、義大利的魯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數方程上，他走在牛頓、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對於17世紀微積分創立時期出現的導數，王文素在16世紀已率先發現並使用。我在《中國是世界數學之源》中論證中國數學是世界數學之源及其通過印度、阿拉伯西傳歐洲的路徑，並提醒道，不能認為中國比西方早，而應認為西方系源自中國。
不僅如此，李兆良考證發現，明代中國在鄭和下西洋年間就已經繪製了酷似今天的世界地圖，即《坤輿萬國全圖》（如下圖）：
↑圖12：《坤輿萬國全圖》
李兆良比較了14 - 19世紀間六百多份地圖，綜合世界史原始資料，分析地名、語源、地形、按語。數據顯示：1602年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主要信息與利瑪竇時代的歐洲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國已有的信息，且《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信息最精確。由此得出難以反駁的驚人結論：明代中國人首先到達美洲和澳洲，並繪製地圖，是明代中國人開拓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局面。西方15、16世紀的世界地圖，在某種程度上來自鄭和時代中國散佚在外的地理資料。
李兆良先生挑戰了傳統認知，顛覆了近代六百年的世界史，即：
1.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
2.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3.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李兆良先生的考證結果與《坤輿萬國全圖》所載信息嚴重不實，證明了《坤輿萬國全圖》上所載信息不實，被篡改了。
《坤輿萬國全圖》所包含的科學技術水平之高超，測繪實踐實力之強大，就是在當代，也沒有幾個國家能夠完成。明代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之先進，刷新了世人的認知。
前面我們已經證明，傳教士是能夠刪改中國明代資料，那麼，刪改僅僅止於《崇禎曆書》嗎？顯然不能這麼認為。
韓國的奎章閣圖書館所藏的《崇禎曆書》、李兆良對《坤輿萬國全圖》的研究結論和王文素的《算學寶鑑》，改變了我們對明代中國在天文學、地理測繪、數學上的輝煌成就的認知，也改寫了近代世界史，讓我們見識到了明代中國的文明昌盛。此三個例子分別以不同的邏輯方式證明了明代文獻被篡改了：《崇禎曆書》被刪改、《算學寶鑑》逃過《四庫全書》的編撰、《坤輿萬國全圖》與幾百幅世界地圖、相關歷史信息矛盾。
在上述明代文獻情形（銷毀、刪除、篡改、偽增等）的背景下，如果哪個學者認為現有文獻所反映出來的證據事實就是客觀事實，那麼他/她一定智商不健全。盡信書不如無書，此當其時也！
那麼，我們現在回頭看看歐洲當時文藝復興時期是什麼水平呢？
我們知道，利瑪竇1578年離開歐洲，1583年到達廣州，1601年到達北京，也就是，利瑪竇是文藝復興末期離開歐洲的。
實際上，號稱「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並不「人文」，當時的歐洲被奧斯曼帝國打得滿地找牙，如驚弓之鳥，對奧斯曼帝國充滿恐懼。歐洲人還處於基督教的神的枷鎖之下，一切等待神的啟示，沒有理性精神，沒有腦子。
克利斯特勒說道：「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主義，根本算不上一個哲學思潮或體系……充其量不過是一些和文學沾邊的東西……當時的人文學校雖然包含了一個哲學範疇即道德，卻將諸如邏輯學、自然哲學、玄學、甚至包括數學、天文學、醫學、法律學以及神學在內的其他學科領域統統拒之門外」，「在我看來，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主義，千方百計地想要將自己與整個時期的哲學、科學及教育結合在一起；而眼下的確確鑿事實，卻好像為這一努力提供了反面證據。」（克利斯特勒，《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思想》，第7頁）
娜希亞·雅克瓦基指出：「在文藝復興運動期間，根本不存在什麼精神或哲學思潮上的'人文主義'；它與各種思想觀念的撮合，比如說以人為本的文學創作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都是後人世界觀及理想主義的發揮，與那個時代精神毫無瓜葛。」（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劉瑞洪譯，花城出版社，第64頁）
而我們熟知的文藝復興歷史實際上是西方學人的一種虛構、想像。
「米什萊是第一位將文藝復興界定為歐洲文化史上一個重要時期的思想家，這一時期代表了與中世紀的關鍵性決裂……在他的筆下，文藝復興發生在16世紀。作為一個法國民族主義者，米什萊熱衷於宣稱文藝復興是一種法國現象……米什萊筆下的文藝復興主要受其所在的19世紀環境的塑造。事實上，米什萊的文藝復興價值觀與他所珍視的法國革命的價值觀有著驚人的相似：擁護自由、理性和民主等價值觀，厭棄政治和宗教暴政，尊奉自由的精神和『人』的尊嚴。這些價值觀在他那個時代未能實現，他在失望之餘，就到歷史上去尋找這樣一個時刻：自由和平等主義的價值觀大獲全勝，並且預示了一個擺脫暴政的現代世界。」（傑裡·布羅頓，《文藝復興簡史》，趙國新譯，外語教學與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0頁）
「米什萊創造了文藝復興概念，瑞士學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則將之界定為15世紀的義大利現象……在布克哈特看來，15世紀的義大利產生了『文藝復興人』，也就是他所謂的『現代歐洲的頭生子』。結果就出現了我們現在熟知的有關文藝復興的論述：文藝復興是現代世界的誕生地，以彼特拉克、阿爾貝蒂和萊奧納爾多為開山，以古典文化的復興為特徵，到16世紀中期結束。布克哈特……高估了當時對宗教的態度，在他看來，那種態度是懷疑性的、甚至是『異教的』。……與米什萊相似，布克哈特想像中的文藝復興就像是他個人境況的翻版。布克哈特是一名知識貴族……他後來把文藝復興想像成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藝術與生活是統一的，共和主義受到讚美但也受到限制，宗教受到國家的抑制，這聽起來就像他對所鍾愛的巴塞爾理想化的幻想。儘管如此，由於他認為文藝復興是現代生活的基礎，布克哈特的這本書一直是文藝復興研究的核心著作。」（傑裡·布羅頓，《文藝復興簡史》，趙國新譯，外語教學與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1頁）
「英國人沃爾特·佩特在15世紀的畫家例如波提切利、萊奧納爾多和喬爾喬涅的藝術中看到了『一種反叛和反抗當時道德和宗教觀念的精神』。這是對佩特所謂『感官和想像的快樂』的頌揚，是唯美主義的、享樂主義的、甚至是異教性的。他發現，這一『為了智識和想像而熱愛智識和想像』的思潮，最早可上溯到12世紀，最晚可追溯到17世紀世紀。許多人對佩特的這本書感到憤慨，在他們看來，這本書是墮落的和敵視宗教的，不過，在其後的幾十年中，佩特的觀點塑造了英語世界對文藝復興的看法。」（傑裡·布羅頓，《文藝復興簡史》，趙國新譯，外語教學與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2頁）
「米什萊、布克哈特與佩特創造了19世紀的文藝復興概念，這種概念更多地將文藝復興視為一種精神而不是一段歷史時期。藝術和文化的成就顯示出看待個體性的一種態度，顯示出『教養』的意義。這種界定文藝復興的方法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它對於15世紀以來發生的事情並未提供精確的歷史論述，而看起來更像是19世紀歐洲社會的一種理想形式。這些批評家頌揚有限的民主、對教會的懷疑態度、藝術和文學的力量以及歐洲戰勝其他所有文明。這些價值觀加固了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的基礎。歷史上曾有這樣一段時期，歐洲咄咄逼人地堅持自己有權支配美洲、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佩特等人創造出文藝復興的一種幻象，似乎為歐洲支配世界其他地區既提供了起因，也提供了證明其合理性的理由。」（傑裡·布羅頓，《文藝復興簡史》，趙國新譯，外語教學與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2頁）
也就是說，那種認為文藝復興「高大上」的形象是19-20世紀託古改制所賦予的，就像黃洋在《古典希臘理想化：一種文化現象的Hellencism》對古典希臘的評價一樣，是一種想像，一種理想，一種現代性的虛構，一種替代希伯來宗教文化的世俗和理性的新奠基神話。區別在於，有些歐洲學人以古典時代為平臺，有些歐洲學人以文藝復興時期為平臺，有些人歐洲學人以17世紀為平臺。
如果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就那麼現代性，還要18世紀的啟蒙幹什麼？那麼，什麼是啟蒙？
康德於《柏林月刊》1784年第4卷12期發表文章《對這問題的一個回答——什麼是啟蒙》稱：「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我把啟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脫他們所加之於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務方面。」（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 ）
劉小楓在指出：「『普遍歷史』概念出現在西方中古後期，可以說表達的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世界史』概念出現在17世紀晚期，但直到19世紀才取代『普遍歷史』……『歷史主義』這個詞語最早出現在18世紀的德意志，到19世紀中期逐漸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史學和哲學取向，這既與啟蒙思想的歷史哲學形成有關，又與史學在19世紀成為一門正式學科相關。」（劉小楓，《從普遍歷史到歷史主義·編者說明》，華夏出版社，2017）
所謂普遍歷史就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其實就是聖經宗教史觀，也就是說，基督教歐洲從古代一直持續到17世紀，而不是現有認知的、到13世紀被文藝復興打破。經過持續兩個世紀「中學西漸」和「中國風」的薰陶，終於在18世紀迎來思想意識領域的啟蒙運動——神聖啟示轉型為世俗理性，擺脫「不成熟狀態」，擺脫宗教社會，邁入世俗社會，然後，建構在18世紀中晚期到19世紀建構世俗理性的古典希臘羅馬新傳統，以取代宗教啟示的希伯來傳統。當古典希臘羅馬基本建構成型，再於1855年開始建構「文藝復興」、「科學革命」，一環扣一環，環環相扣，邏輯連貫、完美，最重要的是符合客觀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是西方歷史主義的世紀，不僅是西方託古改制的世紀，還是西方各國書寫各自民族史的世紀，結果，就是把各種「高大上」賦予歐洲的過去以及各國各自的過去，結果就是各種「黃婆賣瓜」、各種虛構。
為什麼會這樣？
一是因為西方人缺乏歷史感，二是因為18世紀之前的歐洲語言拉丁文本質上是宗教語言，不太能表達豐富的、世俗的、理性的概念、認知。因為承載拉丁文的人群社會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沒有強大國家支撐，太過弱小、落後，因此，拉丁文已經落後於豐富多彩的時代，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歐洲社會。17世紀末，法語已經逐漸取代拉丁語成為歐洲的通用語言。例如，西方直到17世紀末期之前，智慧與預卜、哲學與鍊金術還是同義詞，只有到了18世紀，這兩對同義詞才徹底分道揚鑣。
根據我的研究，西方18世紀之前無信史，古典學、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都是19-20世紀歐洲學人的託古改制、想像、理想、虛構，一種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憑空虛構。西方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本質上是一個唯心主義體系，一種沒有事實根基的、混合情懷和理智的虛構，一種理性王國的天馬行空、自由馳騁。
因此，那種認為歐洲自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就輝煌無比的認知必須得到徹底的扭轉，這裡我以一幅畫來形象說明，如下圖：
↑圖13：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的船隻比較
然而，遺憾的是：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所有的西方人以及許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認為，至少從1500年以來，西方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發源地和動力。甚至有人宣稱，自公元1000年起，甚至更早的時候起，就是如此。他們認為，歐洲人的某些『獨特』性質導致了這是發展，特別是由於他們具有所謂早在基督教誕生前就已經產生的猶太-基督教『價值觀』。」（弗蘭克，《白銀資本·中文版前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學術界公認的一個事實是：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美國大陸以及1498年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標誌著世界歷史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斷裂，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就是我們依然置身其中並且稱之為『現代』的那個時代。」（弗蘭克，《白銀資本·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其實，哥倫布與達·伽馬的航行的意義只對於歐洲，對於亞洲、非洲，根本不值一提，而且他們對於歐洲的意義也只是19-20世紀的追溯性研究賦予的，就像朱元璋加入郭子興部對於朱元璋的意義一樣，假說朱元璋後來戰死了，則根本就沒有意義——很多人加入郭子興部。
更遺憾的是，「從來沒有人懷疑是哥倫布和達·伽馬而不是鄭和翻開了世界歷史新的一頁。」（弗蘭克，《白銀資本·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同樣，也從來沒有人看到「黑石號」或「南澳一號」的意義和價值，沒有對此進行進一步的思考、延伸和研究。
弗蘭克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仿佛只能在『歐洲路燈』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遠處的東西似乎總是暗淡無關」，弗蘭克又說，「如果人們能夠真正從封閉型的歐洲中心主義知識霸權中解放出來，轉而從一種全球視野來看世界，那麼他們就會發現，在現代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處於中心地位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是歐洲被吸收到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弗蘭克，《白銀資本·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弗蘭克說：」人們已經多次證明，這種歐洲特殊論不過是一種勝利者的神話和十足的種族主義神話。」（弗蘭克，《白銀資本·中文版前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弗蘭克說：「如果我們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歐洲）的發展，我們都必須分析整體。對於『西方的興起』就更是如此，因為事實表明，從一種全球視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歷史中，佔據舞臺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弗蘭克，《白銀資本·前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弗蘭克：「歐洲並沒有自我擴張到把世界其他地區都『併入』『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系』。相反，歐洲是後來才加入一個早已存在的世界經濟和體系，或者說加強了原來與之較鬆散的聯繫。」（弗蘭克，《白銀資本·前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弗蘭克說：「可以斷定，直到1800年為止，歐洲和西方絕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如果非要說有什麼『中心』的話，客觀地說，不是處於邊緣的歐洲，而是中國更有資格以『中心』自居。」（弗蘭克，《白銀資本·中文版前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弗蘭克把中國置於亞洲的中心，把亞洲置於全球經濟的中心。」（弗蘭克，《白銀資本·序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充分的證據表明，文藝復興期間，歐洲還是非常野蠻愚昧，歐洲的進步完全源於明代中國的恩賜。歐洲並沒有找到「發現的最佳方法」，只是因為「中學西漸」，只是因為蒙古西徵、鄭和下西洋和地理大發現之後對於中國的民間見聞。後來，通過傳教士來華打入中國高層而源源不斷把中國先進知識科技西傳歐洲。再後來，有意無意合謀滿清找到了篡改歷史的方法——把空間橫向傳播關係的「中學西漸」顛倒為時間縱向傳承關係的「文藝復興」。
綜上所述，從蒙古西徵之前歐洲是像印第安人似的部落社會（詳見《蒙古西徵之前的歐洲是部落文盲社會》），到蒙古西徵開始，直到18世紀末，歐洲都在接受著中國的恩澤。西方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南橘北枳"。
也許很多人不相信，其實，李約瑟也是這樣。
「李約瑟從此開始聽到中國如何成為一件又一件重要事物的真正發現者的故事。而最初他並不相信，但當他進一步深究時，他開始從中國文獻中發掘出證據。」（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4頁）
這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盲區在明朝，即明代中國文明成就之輝煌。不難想像，傳教士刪改明代文獻與滿清抑漢政策，雙方各取所需，合謀篡改中西方文獻，顛倒了世界近代史。
那我們怎麼理解不少18世紀西方文獻說中國不如西方呢？因為傳教士來華取經從利瑪竇算起，經歷40多年，已經深得明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髓，而滿清入主中原，由於其蠻族出身，不明真相，又大肆殺戮，同時實行抑漢政策，導致中華文明出現全面倒退，尤其是1721年梅文鼎去世，滿清時期的中國徹底陷入文明的「黑洞」，在1772-1792年編撰《四庫全書》時，他們已經不能理解中國古文獻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傳教士和西方已經具備明代中國的高端知識，其知識水平代表的是明代中國的水平，而愚昧的滿清代表中國，很自然就會在西方文獻中出現中國不如西方的敘述。也就是說，當西方人說中國不如西方的時候，實際上是說清朝不如明朝。
「清廷的一系列禁諭，禁旗人演戲，禁官員聽戲，禁太監聽戲，禁城內開設戲園，禁夜戲，禁演佛戲，禁裝扮帝王聖賢，禁唱秧歌落子等，無一不是為了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和強化封建的傳統道德。」（王彬，《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1999，第28頁）
「在這樣得羅網的高壓之下，一切活的生命，活的思想，活的書籍，都會被催抑。中國自清以後，落後於西洋，禁書作為統治階級鉗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手段，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王彬，《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1999，第31頁）
既然李兆良先生已經證明《坤輿萬國全圖》系1430年明代測繪的，王文素的《算學寶鑑》也證明了明代數學的高超水平，尤其是《坤輿萬國全圖》含金量非常高，堪稱智慧超群、實力爆棚，就是現代國家，也沒有幾個能夠繪製出這樣的世界地圖，這足以證明明代中國的科技水平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準，非常現代化。鑑於明代文獻被銷毀、刪改太多，我們必須通過殘留的為數不多的偉大證據如《坤輿萬國全圖》和《算學寶鑑》進行還原客觀事實，而不是囿於的證據事實，因為證據可以篡改，可以偽造。
核心在於把握兩點：明代中國科技水平遠超我們現有的認知，西方近代早期的文明水平遠低於我們現有的認知。
既然公認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遠遠領先於世界，遠比蠻荒的歐洲先進輝煌，那麼，歐洲是如何實現超越的呢？歐洲真的是在古典文明的引領下，沒有學習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而完全獨自發展成今天的成就的嗎？還是先學習東方，尤其是學習中國，模仿山寨中國，然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19世紀超越中國，領先世界的呢？哥倫布的小帆船是如何超越鄭和的寶船而發展成蒸汽船的呢？是發掘古希臘而復興，還是學習中國而發達的呢？
只能說，西方追溯其崛起輝煌之緣由搞錯了，虛構了、想像了、理想化了、建構了古典希臘而錯誤歸因於古希臘，那麼，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古典希臘、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其實只是明朝的化身。
我想，本文給出了答案！至少以充分的證據表明：明代文獻確確實實被刪改了，這直接導致我們確確實實忘記很多，乃至記反了；明代中國科技水平之輝煌無與倫比，比肩現代社會絕大多數國家；1840年之前，只有「中學西漸」，沒有「西學中漸」；只存在「中學西漸」，不存在「西學中漸」！
西方在現代早期完成了八大轉型：
1.從啟示時代轉向理性時代
2.從宗教社會轉向世俗社會
3.從野蠻社會轉向文明社會
4.從落後社會轉向先進社會
5.從愚昧社會轉向現代社會
6.從邊緣社會轉向中心社會
7.從農業社會轉向準工業社會
8.從準工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
西方完成這八大轉型，絕不是從歐洲自身所能解釋的，必須在全球化背景下才能解釋。以「希臘解釋希臘」，以「歐洲解釋歐洲」，以「希臘解釋歐洲」，是錯誤的。現代早期，不但歐洲創造自身是錯誤，而且「西學東漸」、「西學中漸」也是錯誤的。
「在19世紀發明和傳播『歐洲中心觀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歐洲依然依賴於亞洲。」
（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第9頁）「18世紀的歐洲沒有人能夠聲稱歐洲創造了自我。」（馬丁·伯納爾，《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p177）「馬丁·貝爾納提醒我們，『18世紀（1780年之前）時沒有一個歐洲人會聲稱歐洲是由其自身創造出來的』。……但到了約1780年（文行先生按：與《四庫全書》編撰年代重疊），情況發生逆轉：『中國時代』已經結束。……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微妙但錯誤的疏忽產生了：它製造了一種幻覺——即歐洲人從根本上是完全獨立、富於創新並天資聰慧。本章認為這不過是種狂妄自大的說法罷了。」（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177頁）
雷蒙德·道森在其著作《中國變色龍：歐洲人的中華文明觀分析》中也梳理和分析了這種轉變：「歐洲人過去把中國當作『榜樣和模式』，後來則稱中國人為『始終停滯的民族』。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種變化？工業革命的來臨以及歐洲開始在亞洲推行殖民主義的活動，促成了歐洲思想的轉變，結果，即使沒有『虛構』全部歷史，也至少發明了一種以歐洲為首和在歐洲保護下的虛假的普遍主義。到19世紀後半期，不僅世界歷史被全盤改寫，而且『普遍性的』社會『科學』也誕生了。這種社會『科學』不僅成為一種歐式學問，而且成為一種歐洲中心論的虛構。」（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第14頁）
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1915）中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事實上，這是西方歷史的特徵，而不是中國歷史的特徵，因此，這裡的「一切」改為「西方或歐洲」更合適，即「西方歷史都是當代史」。從這個意義上講，層累的歷史恰恰是西方歷史的本質特徵，層累的最終結果就是忘卻了此前直至古代的認知狀態和真實狀況。
黃洋有句話說得好：「現代人的自我關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如何主導著我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的。」（黃洋，《古典希臘理想化：一種文化現象的Hellenism》，《中國社會科學》，2009第2期，第52-67頁）
《幾何原本》之真相
根據上述所述：
①13-18世紀「中學西漸」引發西方社會不斷進步轉型；
②明代中國科技水平之先進、之現代化遠超我們的認知和想像；
③滿清大規模全毀、抽毀、篡改明代文獻；
④傳教士可以增、刪、改明代文獻的事實；
⑤古典希臘、文藝復興、科學革命是一種託古改制和理想化的想像虛構。
下面我們結合這「五大背景事實」來思考一下《幾何原本》的著作權問題。
↑圖14：《幾何原本》序
按照書的內容看，《幾何原本》的「幾何原本序」部分是徐光啟本人於1607年所寫，「提要」部分為《四庫全書》編撰人紀昀、陸錫熊、孫士毅、陸費墀於1781年所寫，時間過了174年。
對比兩者發現：1.「幾何原本序」中提到利瑪竇、丁氏，「提要」多了個「歐幾裡得，未詳何時人」，這裡暗示，傳教士參與了編撰《四庫全書》，否則，滿清怎麼知道「歐幾裡得」呢？2.「幾何原本序」中提到「六卷」，「提要」多了「原書十三卷」、「丁氏……續補二卷共為十五卷」。3.「幾何原本序」沒有提到原書有幾卷，也沒有提到沒有翻譯完。
根據「五大背景事實」，我們完全可以合理推論，利瑪竇把徐光啟所著《幾何原本》傳到西方，西方再發展出15卷，這樣更為合理。清朝前中期，文字獄登峰造極，處於打壓明朝的政治恐怖氛圍中，凡是「明」字頭史料全部銷毀，傳教士不敢明言系明代文獻，偽託以傳教士口授、明朝人筆受的西方作品，則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即在打壓明朝的白色恐怖下，傳教士把文獻版權給篡改了，於是，該著作就逃脫了被銷毀的命運，以西方著作的名義成為了明代文獻，政治氛圍造成了既成證據事實，近代世界史偽史就誕生了。
再看行文，有下列幾個疑點，作為輔助性支持，現列出僅供後來者參考，不構成對本文的實質性證據支持。
1.「更以華文」的「華文」二字，這種表達口吻不像徐光啟，而像以傳教士立場表達的口吻。
2.「利先生從少年時」的「少年」，比較白話文，文言文只用「少」即可。
3.「時時及之」的「時時」，比較白話文，文言文只用「時」即可。
4.「此道盡廢」，有點兒誇張，勾股定理在中國文獻中源遠流長，作為博學的徐光啟似乎不應該犯下這種錯誤而作出如此表述。
5.「獨謂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這段表述更不可思議，少見多怪，實非實事求是之評價。
我相信可以找到更多的問題，只可惜局限於筆者知識淺陋。
這裡不清楚的是，滿清編撰《四庫全書》時《幾何原本》的底本如何得來，是民間收集、抑或官方底本，還是傳教士提供的呢？
我們還需要去查下如下資料：西方到底是什麼時候知道歐幾裡得與《幾何原本》的關係的，什麼時候知道歐幾裡得是古希臘的，什麼時候知道歐幾裡得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450-前374年。至少從中國文獻（儘管被篡改）可知：17世紀傳教士不知道歐幾裡得，不知道歐幾裡得與《幾何原本》的關係，到1781年傳教士就知道歐幾裡得與《幾何原本》的關係，但「未詳何時人」。根據本公眾號關於古希臘偽史的研究，17世紀之前西方人不知道古希臘的存在，17世紀開始才知道古希臘，但很朦朧，18世紀西方建構古典希臘還處於起步階段，19世紀才是古希臘的世紀。應該說，二者若合符節。當然，這需要對西方關於《幾何原本》具體資料進行專門研究。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爾曼指出：在16與17世紀之交，「利瑪竇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術專長，來幫助明朝解決其曆法問題，他們都不是什麼專家。……耶穌會士試圖把中國變成一個天主教國家，而不是為了拓展科學主義。」（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5. //Science In China, 1600-1900: Essays By Benjamin A Elman, World Scientific, 2015, Ap.271.——諸玄識提供資料）總而言之，綜上所述，我的結論就是，《幾何原本》就是明代徐光啟所作，並非翻譯自利瑪竇，並非歐幾裡得所撰，但由於各種原因，其版權被篡改為歐幾裡得撰、利瑪竇譯、徐光啟筆受。事實上，所有傳教士譯、明朝人筆受的明代文獻都屬類似性質。當然不排除傳教士加入一些西域的內容。於是，17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方向被顛倒了——「中學西漸」被顛倒為「西學東漸」。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結語
李約瑟發出著名的「靈魂之問」後，緊接著自答道：「我們認為，這是由於中國與西方之間具有很不相同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3頁）
什麼落後就去學習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求仁得仁嘛！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但是，現在整個世界、尤其是中國，都瘋了，最為簡單的常識都不知道。肺炎不打抗生素卻去吃降壓藥或開顱術，豈有此理？！這既是西方戰略欺騙誤導的結果，也符合中國文科界學者要想成為中國發展的主導者的利益需求而合謀撒下的彌天大謊。自然科學說：「在『中國』這個班級中，不叫我這個落後生去好好學習，卻整天叫優秀生傳統人文社會科學去學習，妄圖取得我的進步，簡直是瘋了——自然科學病了，卻讓人文社會科學吃藥？」
我認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由於歷史、現實、思想、利益等各種複雜因素盤根錯節，發生錯誤歸因的邏輯錯誤的現象比比皆是，需要「給我一雙慧眼」進行好好審查、全面審查。
國家元首於2019年1月2日在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祝賀信中說：「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鑑於西方偽史，則西方社會科學的一切理論失去根基，都要面臨重新審查。
「『世界經濟/體系不是肇事於歐洲』這一命題也打破了所有的歐洲中心論的社會理論。……這些社會理論的設計大師包括馬克思、韋伯、沃納·桑巴特、卡爾·波拉尼等等，還包括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蘭克。」（弗蘭克，《白銀資本·前言》，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最後，我想引用一段話來結尾：
「為什麼我們還不知道這些重大而明顯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確實是因為中國人自己沒有注意到這些。如果做出這些發明和發現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發明和發現權，如果連他們自己對這些發明和發現的記憶都淡漠了，那麼這些發明和發現的遺產繼承人何苦還要替他們去爭回丟失了的權利呢？時至今日，是否許多西方人還想要知道真相，恐怕都很有疑問。因為我們總滿足於認為，我們現有的地位是靠自己經過孤立無援的努力而達到的，我們是一切才能和技能的值得誇耀的主人。」（坦普爾，《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第13頁）
坦普爾這裡所說的「他們」主要指的是在中國社科院、大學、研究所、媒體等主流學者和文化人，「他們」總是讚嘆於西方「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當得知這些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智慧財產權降臨到「他們」祖國先賢身上時，卻拒之於千裡之外，逃之夭夭，惶惶不可終日，「隔江猶唱後河殤」。他們為什麼如此「葉公好龍」呢？為什麼？！從醫學的角度看，「他們」患有嚴重的抑鬱症，「看到」周遭一切都是悲慘世界，其人生/學術的最高追求就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自虐、自殺。
蔣介石兩度拒絕接受琉球群島，讓羅斯福和中國人唏噓不已，抱憾至今；中國官科主流學者和文化人拒絕接受「發明與發現的中國」，可謂——前代學人無能受之而後人嘆之，後人嘆之而復不受之，亦使後人復嘆後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