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在人類漫長的時間光譜中，只是滄海之一粟。但在中國乃至全球貿易變遷史上，過去40年，世人見證了一個原本處於全球貿易價值鏈邊緣地帶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向國際貿易有實力參與者和體系建構者角色轉變的過程。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找到了參與全球生產與貿易分工的接口，並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確立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貿易自由化的邏輯框架下，中國如何以適應柔性商業規則為基礎，以內生性技術進步為依託，不斷提升產品競爭力和出口商品附加值，進而穩步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路徑是中國對外貿易現在面臨的挑戰。
設立經濟特區，打開外貿大門
1978年，百廢待興的中國，急需打開國門開展對外貿易，在當年2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發出了「對外貿易要有一個大的發展」的號召，得到了國內最具工業與技術實力的省市——上海的率先響應，其他省份紛紛跟進。當年全國出口額一舉達到97.45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28.6%；進口額達到108.93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51%。儘管當年中國206.4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佔全球份額之比只有區區0.77%，但指標意義卻十分明顯。以進口而言，中國在當年一舉籤訂了寶鋼等22個引進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的項目，涉及金額上百億美元，這個數字即便在40年後的今天也有相當意義，何況40年前的美元購買力遠遠超過今天的美元購買力。這一切表明一個結束動蕩、正在起步階段的大國渴望融入世界經濟與貿易體系，渴望通過對外開放縮小與國內先進技術差距的決心。
的確，40年前的中國，儘管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九，但整體經濟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十分巨大，其差距程度，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新中國第一批系統考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高級代表團深感震撼：受到「四人幫」閉關鎖國思想的毒害，中國不僅不知道二戰以後世界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而且經濟發展與國際社會嚴重脫節。代表團回國後向中央匯報了所見所聞，提出了不少有價值性的建議。中央開了兩個多月的務虛會，鄧小平同志以革命家和改革家的勇氣作出趨勢判斷：如果中國繼續在近乎封閉的環境中搞建設，不僅無法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會不斷擴大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鄧小平同志一錘定音：「不開放死路一條」。這是中國對外貿易格局在40年前發生重大變革的邏輯起點。
只是萬事開頭難，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基礎性條件遭到了嚴重破壞：根本無法規模化生產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工業製成品，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才更是嚴重匱乏，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不僅數量少而且體制僵化，外貿主體缺乏活力，外匯極其稀缺。儘管當時美蘇爭霸的國際背景有利於中國和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政府與企業做生意，但受制於上述條件，中國在逐步釋放外貿熱情的同時，也在苦苦尋覓擴大對外貿易的突破口。於是就有了鄧小平隨後的兩次重大外交行動。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日本進行了為期八天的訪問，對日本的現代化有了直觀和深刻的印象，此訪直接推動了中日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的突破性發展；而在次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對美國展開的破冰之旅，鄧小平不僅充分展現了他作為20世紀最重要戰略家之一的遠見卓識，更通過參觀美國的先進位造業基地堅定了其通過對外開放，縮小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決心。而創立經濟特區不僅是開拓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試驗田，更是撬動對外貿易的重要槓桿。
1979年4月，鄧小平首次提出要開辦「出口特區」，當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正式更名為「經濟特區」，比照世界自由港區的相關運營模式，以關稅減免等優惠措施為手段，通過營造良好投資與營商環境，鼓勵外資進入，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引進先進或次新技術與管理方法，以特殊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把特區發展成為外向型經濟的橋頭堡。聞名全國的「深圳速度」與在全球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深圳奇蹟」就是創辦經濟特區後的直接結果。世人注意到，今天的深圳，不僅擁有全球極為罕見的、完整且高效的製造業產業鏈，而且以一城之力創造了佔全國十分之一的外貿進出口，更是超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支撐力量。
其後，類似的橋頭堡不斷湧現，其中，儘管時間來得晚了一點但更具國際影響力的超級橋頭堡，便是1990年正式啟動開發的上海浦東，浦東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留下個數個指標性印記：誕生了全國第一個金融貿易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第一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第一個自貿試驗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等。可以說，浦東的開發，直接激活了上海沉寂已久的營商稟賦與貿易「基因」。
正如經濟改革是由一連串的事件組成的一樣，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改革本身也是由一連串的事件組成的，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概而言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尤其是通過舉辦經濟特區以及隨後的一系列重大開放措施，找到了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生產與貿易分工的接口。
40年對外貿易的成就
中國外貿在過去40年裡的發展成就，顯性的表現，是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排名由當年的第30位躍升至第1位，佔全球進出口比重由當年的0.77%提升到10%；而深層次的戰略價值則是，中國通過持續擴大對外開放與不斷嵌入全球貿易價值鏈，推動了由製造業和貿易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的升級。並探索以良好的制度設計推動經濟的新一輪對外開放，通過優質產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設計、金融服務的區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關國際協調力和動員力的提升，結合人民幣國際化，不斷釋放經濟開放與對外貿易發展的紅利，中國也由此構建了更具活力的內外經濟聯動體系。
從時間序列來看，中國對外貿易在過去40年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十四大，在這14年間，中國堅持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部分還原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屬性，隨著外貿管理體制改革，並通過引進國外資金、技術與管理，培育國內企業的製造能力，使得中國得以參與全球經濟大循環（即今天所言的全球價值鏈）。當年著名的「三來一補」儘管在今天看來已漸漸成為歷史名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中國分享國際產業轉移紅利，對於沿海地區出口體系的建立，則具有相當價值。其次，隨著國企改革的不斷推進以及國內相關產業對民間資本的逐步放開，大大激活了中國各市場主體長期蓄積的營商稟賦，加工貿易迅速發展，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儘管中國對外貿易在全球價值鏈的獲益程度較低，但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還是為經濟發展注入了相當的活力。另外，作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創始締約國，中國於1986年7月正式向該組織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我國的合法地位。這是中國對外貿易改革與發展的1.0版。
第二階段從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這8年間，我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市場開始逐步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國有企業也在轉換經營機制過程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邁進。尤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加入WTO，不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到國際經濟與貿易價值鏈分工中去，而且通過擴大開放反過來引導國內市場進一步開放，並開始探索構建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中國的進出口規模在這8年間相繼越過了2000億美元、3000億美元、4000億美元和5000億美元大關；外匯儲備也從1992年的不足200億美元躍升至2001年的2121億美元，增長了十倍。而且更具指標意義的是，中國「入世」，不僅無需再像過去那樣每年都要爭取所謂的「最惠國待遇」，而且堂堂正正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儘管這個體系是發達國家主導設計的），中國本就相當完整的製造業體系通過技術進步和貿易價值鏈的延伸，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在全球分工的地位。這是中國對外貿易改革與發展的2.0版。
第三階段即2001年至今。在這期間，中國在不斷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逐步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新思路，在全面參與全球經濟競爭中，經濟的規模從2001年排名世界第七位的1.3萬億美元做大到2017年的12.7萬億美元，是全球僅有的兩個GDP超過1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中國外貿總額更是達到41045億美元，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也不斷增強。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早在2012年即刊文，認為中國在2012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的成就堪稱實現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遺志。
儘管2016年12月，美歐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在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之際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日本甚至故意放大這種拒絕聲音的分貝，但作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體的中國，顯然已經有了很強的規則適應性，更懂得利用規則，隨即在當年12月12日，就美國和歐盟對華反傾銷「替代國」的做法，先後提出了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請求，正式啟動了WTO爭端解決程序。當時連英國《金融時報》都看不下去了，發表社論呼籲美歐日本理性解決與中方的分歧。
今年6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在四個方面闡述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是如何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是如何積極踐行自由貿易理念，全面履行加入承諾，大幅開放市場，以實現更廣互利共贏的。中國在白皮書中還向世界闡述了其作為既有國際經濟體系的重要受益者和維護者，堅決維護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地位，並積極爭取與有關負責任經濟體一道，遵守和維護世貿組織規則，支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全面參與世貿組織工作。這是中國對外貿易改革與發展的3.0版。
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路徑
總結中國加入WTO以來的對外貿易發展成就，可以發現，得益於貿易條件的改善、全球產業轉移以及一定時期內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中國迅速成長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和製造大國，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並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環節取得了相對穩定的收益。中國也被視為全球製造業高、中、低三個產業鏈均比較完整的少數國家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自由貿易，就其本質而言，從來都是偽命題，促進貿易便利化才是各國追求的階段性目標。如今，在這個依然由西方工業和金融強國主導的國際經貿棋局中，中國通過適應國際貿易規則、擴大貿易規模、提升產品競爭力穩步構築雙邊與多邊貿易體系，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有所提高，出口製造業在產業鏈的位置逐漸上升。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入世」以來，在經濟實力和全球貿易版圖中的地位提升，某種程度上說可謂超出了包括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預期與實際控制邊界，況且一向握有制度優勢與傲慢心態的他們，打心底裡就很難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甚至，在一些西方人士看來，中國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貿易與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可能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於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挑戰既有國際經貿秩序。
因此，不管中國願意不願意，其實都已是既有秩序主導者的高價值戰略目標，從戰略上圍堵中國日趨強大的高端製造業體系，逼迫中國二次「入世」，並將中國的發展態勢控制在美國主導的既有秩序框架內，是既有秩序主導者的戰略目標。
客觀而言，對於一個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價權的新興經濟體來說，中國儘管頭頂世界第一（有時候第二）出口國的光環，但細細算來，其戰略價值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大。以美中貿易結構為例，表面看來，中國是最大獲益方，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機電產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貿易為主，而且多是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所生產。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蘋果、通用汽車、福特、IBM、英特爾、寶潔、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才是最大獲利者。例如，蘋果在華構築的產業鏈就凸顯中國相關產業國際分工地位的尷尬。中國已經成為蘋果產業鏈中最大也最重要的製造基地，但同時，也是最沒有話語權的一個群體，因為這個龐大的製造基地的利潤率微不足道。蘋果iPad價值構成圖表顯示，最大的兩項成本是原材料和蘋果自身的利潤率。蘋果從iPhone獲得的利潤高到離譜，大名鼎鼎的代工巨頭——富士康，僅從iPhone價值鏈中獲益不足2%。
目前中國出口製造產品中相當一部分依然集中於低附加值領域，絕大多數行業在國際分工中仍然處於產業鏈的中低端。無論是屬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還是高技術產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況：即本土企業由於缺少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嚴重依賴國外的技術創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擠壓。在一些先進位造業領域，跨國公司通過產品鏈條內的垂直分工，在中國投資進行較低附加值零件的生產和整機裝配，同時進口凝聚技術精華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潤都被外資拿走了。其結果，就出現了嚴重的產業空洞化現象，即技術密集型產業沒有核心技術，形成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其後果是當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時，會在技術上受制於人。因此，所謂的中美貿易失衡儘管可以簡單地從數字上分析，但更應站在價值獲益的角度來解剖，顯然，美國才是切切實實的贏家。
青山遮不住，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找到了參與全球生產與貿易分工的接口，並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確立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貿易自由化的邏輯框架下，中國如何以適應柔性商業規則為基礎，以內生性技術進步為依託，不斷提升產品競爭力和出口商品附加值，進而穩步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路徑。
中國經濟在加入WTO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中國遵循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秉持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結果。筆者並不否認中國在經濟運行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國家幹預，但包括中國最高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這些年來一直在採取積極行動，以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機制早日建成與完善。尊重市場規律、敬畏市場、推動自由貿易，已是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主要市場主體的廣泛共識。況且中國早已是具有相當貿易反制能力以及重構區域乃至全球貿易規則的重要參與主體。後續，中國和上述經濟體圍繞市場經濟地位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問題將展開多輪博弈，包括合作性博弈與被動的非合作性博弈。但是，無論如何，中國作為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受益者和體系的穩定力量，將會在探索構建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有效的利益分享機制的基礎上，穩步提升中國在全球貿易價值鏈的地位。 製圖/張逸俊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