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還在一千年前，佛教的教法就在印度逐漸絕跡了。19世紀中期以來的印度，只有少數婆羅門和一些服務於殖民統治的西方人，才從歷史的遺蹟中追尋著佛教的意義。當時的社會上，只有一批以西方價值觀為取向的知識分子或受西方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會站在文化史或思想史的立場，對佛教有觀察研究的興趣。他們在佛教當中找到了某種傳統的宗教性與現代理性混合的形式。然而在社會層面上，作為一種社會運動而復興的佛教，出現於20世紀中期，它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倡導、推動的結果。佛教在印度社會中「最為絕望與最無理性，也最缺乏機會的」階層中得到了復興。這個階層就是以往所謂的「不可接觸者」或「賤民」。按理說，印度在法律上已經不存在這麼一個階級，但種姓歧視的事實，在社會中、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又確確實實地存在著。佛教在學理層面和信仰層面的脫節，正好說明了印度社會的保守。當代印度的新佛教其最遠的源頭可以回溯到19世紀時斯裡蘭卡的達摩波羅及其大菩提會在印度的活動，更早一些，還可以追溯到美國的神智學會。後者的創始人是奧爾科特與布拉伐茨基夫人。
起初引起人們對於佛教的興趣的，是從西方來的神智學會在印度宣傳佛教的工作。當時的印度還在維多利亞朝的英國殖民統治下。古代佛教的輝煌令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知識精英大大地增加了民族的自豪感。這種情緒到了20世紀中期，當像安貝卡爾這樣的精英準備社會改革運動時，便從佛教中發現了巨大的思想力量。他倡導的「賤民」歸信佛教的運動，既說明現代化在印度社會中引起的困惑，展現了印度社會的複雜背景和宗教文化根源，也是近代佛教發展的結果。佛教近代以來的發展，可以直接溯源於殖民地時期的佛教研究與傳播活動。由於這一二百年來的佛教考古和巴利文獻研究，由於佛教當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發掘，為近代佛教的興起準備了條件。但人們未必一定了解這個佛教運動與印度社會當中的「不可接觸者」的解放運動的聯繫。安貝卡爾和他的後繼發動的「三界佛教僧伽之友聯誼會（the Trailokya B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 / TBMSG）」運動，直接促成了當代印度佛教的發展。現在看來，這個TBMSG既是一個社會政治運動，又是一個宗教復興運動。
今日佛教運動的發展可以歸結為三代領導人：第一代領導人安貝卡爾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了他的精神尋求與社會探索；第二代人是僧護，他首先在西方世界創立了佛教僧團，然後將它的活動引回印度；作為第三代宗教者和印度新佛教推動者的是世友法師。以下我們依次介紹三個人的貢獻與活動。
B.R.安貝卡爾（Ambedkar）出身於「賤民」階級，但卻得到機會，在英國和美國學習法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他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薰陶。印度獨立以後，成為馬哈拉斯特拉邦和印度政府的司法部長。安貝卡爾早年因家庭影響歸信基督教，但他作為賤民所經歷的痛苦歲月，令他一直在思考整個印度社會中「不可接觸者」的地位如何才能得到提升和解放的問題。早在1927年的聖誕節，安貝卡爾就曾經帶領賤民焚燒《摩奴法典》，來表達他們對印度教的挑戰和宗教信條的反叛。他自己稱其這一行動相當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這充分反映了他對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期待。他說過，在從英美留學結束後回到印度的時候，他便從社會中感受到了自己被當作「賤民」的屈辱。1935年，他組織了一個「被壓迫階級大會」，他在會上的一篇宣言說：「雖然生下來，我不得不是印度教徒；但在死時，我決不會還是印度教徒。」
除了宗教運動，他利用所學的法律來改造印度社會的偏見。他曾經是印度獨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他參與完成的印度獨立憲法，以及後來正式通過的印度新憲法，都成功地廢除了賤民制度。今天，從法律條文說，印度並沒有「賤民」這個階級。出身「賤民」的安貝卡爾，從1947年印度獨立起，就是當時尼赫魯總理的內閣成員，他還擔任過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的司法部長，他也在馬哈拉斯特拉邦做過多年的邦司法部長。安氏在1908年，18歲時進入孟買大學。那一年，他從一個瑜伽士上師接受過佛陀傳紀和教義的教導。1950年5月，世界佛教聯誼會（世佛聯/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在當時的錫蘭首都科倫坡召開首屆世界大會，安氏在錫蘭公開表示：印度的賤民以佛教作為歸依。1956年，安氏完成了他的首部佛教著作——佛陀及其正法（Buddha and His Dharma）。也在這年他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第四屆世佛聯大會上發表了「佛陀或馬克思」的論文。正是在這篇論文中，安貝卡爾提出，佛教能夠滿足優秀的宗教應有的25個特點：其基本的殊勝在於能夠確保「自由」、「和平」、「平等」、「快樂」、「友愛」等等重要的價值觀。最終，他向印度的千百萬被壓迫與被侮辱者——印度的全體賤民——發出號召，讓他們參與1956年10月15日這天在南印度那伽浦爾城舉行的皈依佛教的大會。據說這一天也是佛教之王——阿育王改信佛教的日子。約有50萬人參加了這個阿育王時代以來，印度歷史上最大的皈依典禮。在典禮上，安貝卡爾歡呼：「從今天起，我們脫離了地獄！」 7個星期以後，1956年的12月6日，這位近代以來印度新佛教運動的組織者與思想家與世長辭，時年64歲。他死後，印度的人權解放運動和新佛教運動遭受了巨大損失。運動本身出現了分裂，佛教只限於南部馬哈拉斯特拉邦和東部阿薩姆邦的幾個地區。
新佛教運動的另一位推動者是僧護（Sangharak-shita），他是在英國長大的學問僧人。僧護1925年生於倫敦斯託克維爾（Stock-well）。其父從事的行業是修復古董，他母親是英籍的匈牙利人。他是內向而富於感情的人，少年時代臥病床上時廣泛地閱讀了大量宗教哲學書籍，又受到彌爾頓和布萊克等人的影響而創作過詩歌。15歲時，他已經對神秘主義哲學、諾斯替思想和黑格爾等唯心主義哲學很有興趣了。成年後正值二次世界大戰，因此對於人生世界有深刻的理解。據說他在1941年讀《金剛經》時便自命為佛教徒了。二戰期間他在軍隊中做信號兵，隨軍到過印度、緬甸、斯裡蘭卡等地。他對當時斯裡蘭卡的佛教僧伽的死氣沉沉感到非常失望。1942年他回到倫敦以後便積極地參加了英國佛教會的活動。在那裡，他建立了「西方佛教團之友（the 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 FWBO）」，這個宗教團體最終又回到印度來開展它的活動。一些信奉佛教的英國人也以它的名義到印度來，在社會低層展開傳教和社會公益活動。他們自己稱這個運動為「佛法的革命（Dharma Revolution）」。從1946年到1950年，他回到印度做苦行僧，託缽在各地雲遊。到1949年，他才受戒加入佛教僧團。他的剃度師是在全印度都有名的緬甸學問僧人月智（Can-dramani）。然後他來到印度波羅奈斯印度教大學學習。又在靠近西藏的伽林蓬（Kalimpong）地方的一個喇嘛寺中系統學習佛教經典和禪定方法。從1950年到1964年他撰寫了《三寶論》、《佛教概覽》等等。他接受過金剛灌頂儀式，得過密法傳授。
在深入三乘，且有心得的情況下，他開始關注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1950年代期間，他在馬哈拉斯特邦遇見了正在發動佛教復興運動的安貝卡爾，對作為長輩的後者非常膺服。這次相遇註定了後來的TMBSG（三界佛教僧伽之友）運動的不解之緣。僧護與安貝卡爾一生中只見過三次面：第一次是1952年，為了寫一篇關於達磨波羅的文章，他到孟買安貝卡爾的家中會見了後者。第二次是1955年，仍在孟買安貝卡爾家中，當時是為了組織佛教的皈依活動。受安貝卡爾邀請，僧護到皈依大會上為大眾說戒。第三次再見面時，仍是為了1956年10月14日的那次「賤民」皈依佛教的盛會。
接替僧護的工作的是世友。世友也是英國人，畢業於倫敦大學。他為了學習瑜伽而來到僧護門下。安貝卡爾博士逝世後，僧護法師曾巡迴印度各地弘法。1964年，他返回英國，在英國成立了「西方佛教團」（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 WBO）。他所撰寫的《安貝卡爾博士與佛教》一書，是目前有關安貝卡爾博士研究最有深度的著作之一。1977年，他在僧護法師的鼓勵下，從英國到印度去瞻禮。他到那伽浦爾（龍城）的那天，正好是安貝卡爾博士皈依佛教21周年的紀念日。他應邀上檯面對50萬的群眾說話，由於這個因緣，他決定投身於僧護的佛教教團發展活動。他回到倫敦處理完俗務後，旋即回到印度，再赴馬哈拉斯特拉邦，幾個月之後他組織了印度的TBM，亦即「三界佛教僧伽團」，這是西方佛教團（WBO）的一個分支。1978年8月，他在印度浦納（Pune）——那是印度宗教學術之城——組織了「三界佛教僧伽之友」。由於他認為自己的出家身份不利於弘教，有一個時期，他脫下僧袍並娶了一個出身賤民的女子，仍然以「居士」的身份領導「三界佛教僧伽之友」的佛教運動。這個運動所遵循的是安貝卡爾的基本主張，以關注社會、窮人，提高社會弱勢群體的地位與經濟政治現狀為任。他主張不僅在精神上關心信眾，更要在社會救濟與醫療幫助，實踐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弘揚佛法的同時，通過教育、出版、傳禪等活動提高社會下層人民的素質；他還主張，社會的進步不僅是精神的更是經濟的，因之，這個運動一直致力於窮人所居的社區內作補習教育、幼兒園、輔導進修的教育工作，並且進行職業培訓，幫助民眾開設簡易工廠，增加就業機會。「三界佛教僧伽之友」在印度各地，如孟買等設立技術培訓班，教授主要是下層的婦女學習縫紉和一般護理技術等，同時也為她們提供日間的託兒所。世友本人帶頭到貧民窟中設幼兒園、建小學生的補習班。他從貧民窟中發現並培養的許多少年，已經有不少人成為了新佛教運動的主要骨幹。
世友在印度開展佛教復興的經濟資源，1989年以前，幾乎完全依賴其師父僧護在英國募款。1985年，世友開始在東亞各地如臺灣、香港和日本等地募集資金。1994年以後，世友在那伽浦爾還興辦了「龍樹學院」。該學院的培養目標並不是佛教學術的研究人員，而是佛教運動的工作人員：例如培訓貧民社區的幼兒師範，培養婦女工作幹部，佛學交流的研究人員雖然有，但卻不是他目前的重點。到1990年代末，這個新佛教運動已經發展到了約20多個城市和四五個農村修行中心，它的社會活動包括有一些日間看護中心、幼兒園、學齡兒童奇宿學校、母子健康培訓中心等，還有一些成人掃盲班以及職業培訓班。它所傳播的地區主要在印度西南部的馬哈拉斯特拉邦，另外有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菩提伽耶等地。所有這些社會活動主要是為了幫助以前的不可接觸者，現在社會地位最低的階層過一種正命的生活，獲得勞動技巧和生活能力。今天的「三界佛教僧伽之友」的運動包括了這麼一些內容：1、三界佛教僧伽（the Trailoka Buddha Mahasangha ／ TMB），一個含有僧俗信徒的教團；2、三界佛教僧伽之友聯誼會（TMBSG）的居士性團體；3、一個稱「利益眾生（Bahujan Hitay）」的社會醫療衛生組織，它從屬於三界佛教僧伽之友會。1980年代，世友的這個新佛教運動還有一些西方人在其中工作。例如，主持醫護工作隊的Virabhadra上座（亦即William Stones博士）、Padmasuri上座（亦即Hilary Blakiston博士），他們後來建立了浦納的「眾生利益」的社會醫療項目。以後，因為外國人在印度申請籤證的困難，許多工作就由留在印度當地的世友承擔起來。隨著新佛教運動本身的發展，許多出身於「不可接觸者」背景的青少年成長起來，成為了運動的積極分子。這就是「三界佛教僧伽之友」形成的社會組織背景。這個時期，世友已經擔任了牛津的慈善信託基金會在印度的代表，他的影響更加重要了。
僧護的新傳統主義理念
僧護與安貝卡爾認真研究過上座部佛教的理論，他們也都依據自己的佛教歷史觀設想了現代社會當中佛教應該有的形態。新佛教運動的「正法革命」顯然貫穿了他們二人的佛教理念。他們都肯定了今日佛教應該適應印度社會的當代需要。僧護從根本上認為「正法革命」的哲學基礎不應局限於具體的某個佛教傳統或派別。僧護有意地批判了上座部佛教在制度上的社會消極性以及缺乏容忍精神。他甚至也不同意以往關於佛教的三乘說法。他寧可相信，小乘、大乘和密乘佛教，只是各個社會階段上的產物，與它們所產生的社會背景有不可分的關係。他認為當代佛教固然應該有三乘佛教的殊勝之處，但尤其應該具備對現實社會的關切性。僧護從來沒有宣布自己的佛教就是新的三乘以後的發展形式。在他的佛教觀中，佛陀的教誨是核心的本質，它可以有不同的佛教表述形式，現代佛教學者的任務就是結合當代社會特徵而作新的表述。他自己的佛教事業並沒有推翻以往的學說，相反它尊重以往一切亞洲的佛教形態。雖然它像是佛教中間的「抗議宗」，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僧護本人是強調傳統佛教的儀軌和價值觀的，例如他反覆地談到獨身修行和奉法的重大意義。我們認為他對佛教的表述更像中國的智?和格魯派的宗喀巴，而不是日本的親鸞或者日蓮。他是新的傳統主義者，而不是革新者[1]。僧護認為現代理想的佛教形式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經院式的。他並不認為出家是根本的核心的標準。事實上他主張在世間的生活可以是理想的和有效的精神修行方式。70年代他曾經經歷過世俗的生活，以後他才重新回到寺院當中，重申了他獨身修行的誓願。但他並不同意真正的佛教徒只能過出家生活。他認為只有對三寶的誠懇歸向才是真正佛教徒的態度和標誌。而歸信三寶首先要接受三皈五戒，並且加入世佛聯（WBO）和印度的三界佛教僧伽團（TBM）[2]； 至於是否獨身、是否放棄家庭的責任，只是次一等的問題，並不是關鍵。成為佛教徒，遵行修持之道，其核心是看實質而不是形式。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佛教徒的生活方式不再重要，而是要求從內心真正體現對於三寶的尊崇。終極地看，它決定著修持者能否達到涅?。他說，出家是為了保證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僅僅背誦三歸還不能證明就如法修行了。他認為自己所主張的非僧非俗的佛教團體在本質上並不違背佛陀的教誨和本懷。他以為現代的佛教徒應該是「奉法者（Dharmachari / Dharmacharini）」，即奉法男或奉法女，而不一定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或優婆夷。
在此他強調地指出，內心的如法的生活才是真正佛教徒的標誌，奉持戒定慧修習，即守戒、修禪和學習經典才是當初僧伽成立的本意。禪的內容始於安般數息這樣的奢摩他技巧，以及慈心觀的培養，而學者可以修習毗婆舍那和密宗的觀想法。他認為集體的供養活動同樣是重要的，他採用了寂天在《入菩提行經》中所列的七種供養法，這裡他已經接受了大乘佛教的成就法。僧護特別地強調了個人的和團體的宗教生活，強調了其中的「善知識」的性質（kalyana-mitrata）。他以此來強調佛陀成立僧伽的用意。他認為戒德不僅表明了修行的程度，更是推進以社團為基礎的正命社會的基礎；慧學在他看來，是增進佛教團體共識的準備，因此，在「世佛聯」（FWBO）和「三界佛教僧伽之友」（TBMSG）中都專門提及了佛學課程和禪定修習的要求。僧護認為，經典學習應該包含三乘經典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