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旃陀石窟位於印度西南部馬哈拉斯特拉邦奧蘭加巴德縣以北阿旃陀村旁的瓦古爾納河畔，共有高低錯落的29個石窟，在溫德亞山的陡崖上環抱成新月形，綿延550多米，為印度現存最大的石窟遺址。它集古代建築、雕刻、繪畫之大成，融佛教信仰、文化變遷、社會生活於一體，既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又飽含深厚的歷史底蘊。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跨地域傳播的歷史產物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6世紀的中印度，因得到大批商人和多位國王的支持並贏得大量民眾的皈依而迅速紮根。公元前5世紀前期，釋迦牟尼剛剛涅槃不久，佛教便進行了首次經典結集，從而確保了教團的組織性與凝聚力，增強了教義的統一性與明晰化，既為佛教迎來了一百年的穩定發展，也為佛教後來的跨地域傳播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4世紀前期，印度佛教發生了部派分裂。公元前327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率軍侵入印度西北部地區，印度與希臘的文化交往迅速擴大，而佛教的思想爭鳴也因為外來因素的增加而與日俱增。在不同部派的努力下，佛教從原來的恆河中遊地區擴展到整個恆河流域以及周邊其他一些地方。
公元前271年，孔雀帝國的阿育王繼位，他繼續實行前兩位國王的軍事擴張政策，除了南邊很小的地區外，整個南亞次大陸在歷史上實現了第一次空前統一。阿育王在徵服南印度羯陵伽國之後，皈依佛教，並以佛教為國教，以佛法為治國之道，在對佛教進行大量經濟支持的同時，組織高僧對佛教經典進行再次結集，以上座部奉行的小乘佛教為正統，統一整個佛教思想，隨後派人到四面八方傳教，佛教徒的傳教熱情伴隨著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的提升而極度高漲。從此，佛教真正突破了恆河流域的範圍，不但盛傳於南亞次大陸各地，而且在次大陸以外的地區開始傳播。
公元前185年，孔雀帝國被巽伽王朝所取代。儘管新王朝對佛教有所遏制，但阿育王時代奠定的佛教跨地域傳播態勢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上座部佛教將觸角伸到德幹高原西部的阿旃陀，並經過近百年的努力，造就了阿旃陀石窟的第一次輝煌。
阿旃陀石窟見證了印度佛教寺院建築模式的重大突破
從印度佛教寺院淵源來看，最早的佛教修行方式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沒有固定的修行場所。後來在摩揭陀國頻婆娑羅王、舍衛國波斯匿王和很多商人與貴族的支持下，出現了竹林精舍和祇園精舍。釋迦牟尼涅槃之後，經過佛教徒的多方努力，寺院逐漸遍布恆河中下遊。儘管寺院不斷增多，但都屬於磚木結構的地面建築模式。
到公元前3世紀，孔雀帝國的阿育王開創了鑿山造窟的先例，他於即位的第十二年為邪命外道在巴拉巴爾山開鑿了兩座石窟，其後他的孫子十車王也延續這種做法，開鑿石窟，至今在那伽峻尼和錫達默裡等地依然遺存有那個時代的八座洞窟。這種寺院建築模式的出現，與早期磚木結構的寺院建築形成截然不同的風格，是印度佛教寺院制度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石窟寺院模式與亞歷山大入侵之後印度同西亞所建立起來的文明交往有直接關係，阿育王時代的印度石窟寺院受到了伊朗阿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帝王陵的創意與形制的直接影響。當然，還有佛教經典的支撐，據《十誦律》規定，開鑿石窟並於窟中造塔、施柱、塗色等都屬於符合佛說的行為。於是，當佛教突破恆河平原向南方山區推廣之後，開山造窟活動也傳到了德幹高原。
而阿旃陀之所以成為開鑿石窟寺院的地點，除了馬蹄形自然地貌的美妙絕倫之外，還與其地理位置有主要關係。這裡地處西印度最重要的商道附近，西印度通往中印度以及通往西方和北方的交通要道就從附近經過，因而贏得了眾多商人與貴族的支持。另外，該地表面多為水平層理的暗色巖，質地鬆軟，易於雕鐫。於是，在各類信眾的支持下，通過僧人的不懈努力，阿育王時代開創的單體石室在此演變為彼此連接的石窟群，突破地面磚木寺院的單一模式，新增巖體石窟寺院模式真正成為現實。
阿旃陀石窟再現了印度佛教信仰的歷史變革
印度佛教在中斷之前經歷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顯教、大乘密教四個階段，其中堪稱革命性變革的是大乘顯教的出現，以及由此導致的大小乘佛教之間的長期對立與艱難融和。 印度佛教經過阿育王的大整頓，以上座部為正統的小乘佛教處於極盛狀態，並開始迅速外傳。小乘佛教主張釋迦牟尼只是偉大的導師，他是人不是神，堅決反對偶像崇拜，因此，那個時期並沒有佛像製作，對佛的懷念與崇敬主要表現為收藏、再現、供奉佛的遺蹟如腳印、佛的遺物如袈裟和缽具、佛的各種象徵物如蓮花以及佛火化後的遺骨即舍利。
1世紀後，大月氏人建立橫跨中亞、西亞和南亞的貴霜帝國，印度的佛教信仰與亞歷山大東徵所開啟的希臘化潮流相結合，逐漸興起的大乘佛教對佛的神化與源於希臘的造像技藝相激蕩，佛教造像從西北印度興起並逐漸流行於次大陸各地。與此同時，對佛的神化以及多佛崇拜與多菩薩信仰成為大乘佛教的主要特色，除了釋迦牟尼佛之外，其他佛與菩薩的造像也大量湧現。
伴隨著大乘佛教不斷興盛的文化潮流，到3世紀末之後，統治德幹高原西部地區的伐卡塔卡王朝的疆域也進一步擴大。而統治中印度的笈多帝國也通過徵服不斷擴張，到旃陀羅·笈多二世時（375—415年在位），與伐卡塔卡王朝聯姻，加強了彼此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密切交往，阿旃陀石窟的笈多風格以及大乘化特色便是這一歷史的結果。伐卡塔卡王朝在6世紀初為遮婁其王國所取代，一直到玄奘前來此處參訪的時代。在這兩個王國統治時期，儘管統治者大力支持婆羅門教，但佛教也得到一定的保護，特別是在山區獲得更加自由的發展。而在佛教內部，這個時期也最終告別了大小乘之間的尖銳對立，並存共榮成為時代主流。
作為留存至今的實物資料，阿旃陀石窟再現了印度佛教信仰的這一歷史變革。阿旃陀石窟的藝術作品可劃分為兩類，一是公元前2世紀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第9、10兩窟，只有蓮花等象徵物，沒有偶像，畫面色彩深沉，造像拘謹，體現了孔雀帝國和巽伽王朝時期小乘佛教的信仰特色。二是主要完成於5、6世紀的作品，不但出現了巨大精美的佛像，而且出現各種菩薩造像。如第17窟中門楣上繪有彌勒和文殊兩大菩薩，第26窟前庭左側「觀音救八難」的浮雕，第7窟佛殿前室左側的千佛浮雕，均體現了大乘佛教的佛菩薩信仰。這兩類作品之間的歷史跨度長達七百多年，是印度佛教信仰歷史變革的結晶。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命運變遷的縮影
7世紀後，因為印度教的復興、尤其是佛教理論的衰退、僧團的封閉與文化個性的消失，印度佛教走向衰落，10世紀以後，又不斷經歷穆斯林政權的打擊，13世紀初竟奇蹟般地在印度完全消失，直到19世紀初，佛教在印度才出現了復興的曙光。這種復興首先得益於統治印度的英國人，他們對印度佛教歷史與遺蹟的濃厚興趣帶動了相關的考古與研究工作，為佛教的復興奠定了文化基礎。此後不久，便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佛教復興熱潮，特別是19世紀末達摩波羅的佛教復興運動和20世紀中期安培德卡爾的賤民改宗運動。可見，印度佛教既有誕生、勃發、繁榮的輝煌歷史，也經歷了衰落與中斷、再現與復興的命運變遷。
最後一次記載阿旃陀石窟的是7世紀的中國僧人玄奘。此後，阿旃陀石窟銷聲匿跡，直到1819年，英國軍官約翰·史密斯意外發現了隱跡於灌木中的這處石窟。1824年英國人亞歷山大參觀後開始向外界介紹這座石窟。1828年格裡斯勒、拉爾福和柏爾德三人在這裡開展調研。1839年費格遜前來詳細考察，並於1843年發表了《印度石窟寺》，由此才引起人們對阿旃陀石窟的重視。到20世紀初，阿旃陀石窟已經成為聞名全球的文化聖地。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體現了國際社會對其藝術價值與歷史底蘊的高度肯定。可見，阿旃陀石窟的隱沒與重現，與佛教命運變遷的步調基本一致，堪稱7世紀後印度佛教命運變遷的一個縮影。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