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東方佛教的第一聖地
1961年3月被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1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007年5月成為國家首批5A級旅遊景區。
考察調研
習近平總書記5月11日赴山西考察調研，前往雲岡石窟實地了解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情況。
11日傍晚時分，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大同雲岡石窟考察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習近平走進洞窟仔細察看雕塑、壁畫，詳細詢問石窟開鑿歷史、藝術風格、文物保護等情況。習近平說，雲岡石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這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要堅持保護第一，在保護的基礎上研究利用好。
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始建於公元460年，距今已有1500餘年歷史。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1公裡。現存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000餘尊，是我國規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作為石窟藝術的代表，雲岡石窟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三大石窟。
雲岡石窟與我國諸多石窟相比較，最具西來樣式，既有印度、中西亞藝術元素，也有希臘、羅馬建築造型、裝飾紋樣、像貌特徵等，體現了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的融會貫通，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匯的結晶。
佛教東傳的波浪式軌跡
佛教創始於印度，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即釋迦牟尼）生於公元前六世紀，涅槃於公元前五世紀，與中國的老子生活於同一時代。釋迦牟尼的生前死後，佛教主要傳播於印度的恆河中遊一帶。阿育王時期大力弘揚佛法，之後佛教向北發展進入中亞地區。公元前四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徵，使印度佛教與犍陀羅當地神學以及希臘神學合二為一形成大乘佛教，由此向外發展進入新疆。
中華佛教始傳於東漢，醞釀於魏晉，勃興於十六國，鼎盛於南北朝，成熟於隋唐，復興於宋遼金元，衰落於明清。其十六國南北朝是關鍵。
佛教西來的途徑有二：西南海路與西北陸路。以絲綢之路為主線。四世紀以後佛教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實得益於五胡十六國民族大遷徙的歷史機緣。
新疆是佛教東傳的第一站。新疆的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紀已發展到了鼎盛，漢地佛教發展稍晚。學界對漢地佛教興起具體時間有以下幾種說法：秦始皇時期、王莽時期、東周時代等，但主流觀點認為是在東漢明帝時期。
佛教的大發展是隨著五胡亂華而來的。後趙石氏父子拜佛圖澄為師，中國佛教發展迎來第一個高潮。前秦、後秦時鳩摩羅什得到重用，大量佛教經典被翻譯出來，長安成為全國最大的佛教中心。公元420年東晉大將劉裕北伐攻克長安，長安高僧四散，一支南下建康，一支向西北到達北涼首都武威。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滅北涼，三千僧眾來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成為中華佛教最大的中心，雲岡石窟即開鑿於這一歷史節點。北魏佛教一時間發展迅速，尤其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僧尼三百萬、寺院三萬所。
雲岡石窟開鑿的歷史因緣
道武帝建都平城，任命高僧法果為道人統，管攝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華，奉敬其佛，無須禮拜皇帝。法果提出的帝佛合一的新理論，迎合了最高統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為上升為國家意志，從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礎。後來的北魏僧統師賢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曇曜在武州山為五位皇祖開窟造像，實屬法果理論的再創造和付諸實施。
從道武帝建國，到太武帝結束北方紛爭，北魏推行的各項政策，使平城迅速躍升為北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西域的徵服，將平城推向東方國際大都市的新高峰。439年滅北涼，徙涼州吏民三萬戶，「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平城隨即成為中華佛教的新中心。
鹿苑，全稱鹿野苑，即釋迦牟尼「初轉法輪」的說法成道處，在今印度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宮北，道武帝天興二年（399）起築。平城鹿苑與印度鹿苑，在僧眾的心目中自然成雙，產生共鳴。曇曜五佛的橫空出世，極大地鼓舞了年輕的獻文帝拓跋弘，堅定了他追仿西天勝跡，建立東方鹿野苑的信心。武州山石窟寺建設全面展開。
北魏對西域的徵服，直接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東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為絲綢之路東端的大都會，平城迅速成為胡商梵僧雲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風，經由新疆，波及河西、關隴，至平城而特盛，進而流布中華。
東方佛教藝術的曠世絕唱
雲岡石窟開鑿大致分為三期，早期為文成帝時曇曜五窟的開鑿，中期為獻文帝、馮太后、孝文帝時皇家營造的大窟大像，晚期為遷洛後民間補刻的窟龕。
雲岡早期佛像與印度、新疆藝術有著一定的傳承關係。從佛法東傳的時代背景分析，涼州僧匠最初帶到平城的只能是涼州模式或西域樣式。新疆式的犍陀羅藝術甚至馬圖拉藝術，移花接木般地在雲岡石窟翻版，應當屬於歷史的必然。從雲岡石窟的工程本身分析，涼州僧匠是規劃設計的主體，匠僧主體是來自中原各地的漢人，因而大量運用的是中國傳統的雕刻技藝和表達方式。西式設計與中式技藝是雲岡最大特點。越往後來，中華傳統的份量越重，自主創新的意識越強。這就是雲岡造像藝術並不簡單雷同於印度、中亞、中國新疆等地的原因。
雲岡石窟中期，正處於一個繼往開來的蓬勃發展階段。一方面是西來之風不斷，胡風胡韻依然濃鬱，佔據著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是漢式建築、服飾、雕刻技藝和審美情趣逐漸顯露。與早期造像相比，中期造像健碩、美麗依舊。太和十年（486）後，佛裝、菩薩裝向著漢族衣冠服飾轉化的傾向，顯然是孝文帝實行服制改革、推行漢化政策的反映。
雲岡晚期洞窟，類型複雜，式樣多變，四壁三龕及重龕式是這一時期流行的窟式。佛像一律褒衣博帶，面容消瘦，細頸削肩，神情顯得飄渺虛無；菩薩身材修長，帔帛交叉，表情孤傲。給人以清秀俊逸、超凡脫俗的感覺。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紋越來越重疊，龕楣、帳飾日益繁雜，窟外崖面的雕飾也越來越繁縟。上述風格與特徵，與龍門石窟的北魏造像同出一轍，標誌著中華民族對西來佛教像法的引進與吸收過程的初步終結。
平城時代對中國佛教的重大貢獻
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國佛教成長壯大、方興未艾的關鍵時期。北魏肇建的雲岡石窟直到唐代以前，都是中國唯一的大型佛教石窟藝術寶庫。除了雲岡石窟對於後世石窟建設、美術發展的影響之外，此間引進、形成、確立、鞏固的佛學思想，以及僧官體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經濟模式，對後世佛教發展影響深遠。
北魏平城時代中華佛教中心的形成與確立，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裡程碑意義，其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不可低估。至於平城佛教與藝術對高句麗、日本國的影響，也逐漸為世人所認知。（《山西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