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翻閱襄陽近代著名士紳劉祚寶先生的《澗松集》，收穫頗多。其於清末民初襄陽舊事多有涉及。劉祚寶（1857-1938），字楚善，號鑑三。清末貢生，曾執教鹿門中學，後任襄陽道立女子師範講習所所長，開創襄陽女性教育先河，其墓前立有「女教功臣」碑刻。參與創立襄陽府中學堂，曾任襄陽教育會長。晚年自輯所作詩歌、文論、記事、對聯等篇，編為《澗松集》四卷（稿本）。作為襄陽當時文化界頭面人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交往多是縉紳一流，時時做雅集文會。
劉祚寶家庭照片 劉昌華女士提供
劉祚寶墓碑照片 劉昌華女士提供
《澗松集》第四卷中有兩首七律便記載了這樣一個雅聚。
民國四年昭明臺落成於九月望日舉行昭明會感而賦之
六代繁華散若煙，閣中帝子貌依然。文章自有千秋業，香火重尋廿載緣。（二十年前曾與此會者二十餘人。）耆舊飄零星再聚，（當時與會者有劉務滋、張贊臣、朱心畲、李葆初、黃聖陶，現均歸道山。）滄桑變幻月常圓。劉郎道士今猶在，（謂宋心齋道友。）惆悵西風薄暮天。
民國十四年乙丑續作昭明會因疊前韻
秋澄萬景淨無煙，縱目層臺思渺然。高會十年尋舊約，群賢三度續前緣。菊經九日花初綻，節過中秋月再圓。人事茫茫醒亦醉，（會者十人，餘獨不飲。）舉觴我欲問青天。
劉祚寶《澗松集》書影
兩首詩加上劉氏的自注，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信息：第一，昭明臺曾於民國四年（1915年）復建落成，且這個信息並未記入昭明臺的修繕歷史。第二，清代到民國，襄陽文人定期在昭明臺聚會雅集，名為「昭明會」，時間是九月十五日（望日），間隔則是10年一次，非常難得。第三，民國四年前，由於昭明臺的傾圮，昭明會距離上一次聚會則過去了20年，是在1895年即光緒二十一年，中間缺會一次，待此次重新落成後方重啟。第四，劉祚寶本人參加了時間跨度30年的三次昭明會，於十三年後亦「歸道山」，那麼此前昭明會舉辦的情況及以後持續與否，尚不能判定。
昭明會，當然與昭明太子有關。南梁昭明太子蕭統，「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501年）九月生於襄陽」，「母曰丁貴嬪」。梁武帝蕭衍任雍州刺史鎮守襄陽，納樊城女子丁令光，並生長子蕭統於襄陽。蕭衍代齊後，天監元年（502年）立蕭統為太子。蕭統應在二歲時離開襄陽。中大通三年（531年）去世，諡號「昭明」，因未及繼位，後世習稱昭明太子。昭明太子幼而早慧，讀書「過目皆憶」。主持編撰《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文學作品選集，選編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種文體代表作品，在文學史上具有深遠影響。正因為如此，作為昭明太子的出生地，襄陽與有榮焉，早在唐代前就有了文選樓（即今昭明臺）以紀念他。事實上，同樣因與有榮焉而紀念昭明太子的並不僅有襄陽，杭州有昭明寺，傳為昭明太子習學佛經之所；福建福鼎亦有昭明寺，記載說是昭明太子敕建；揚州則建有文選樓，以強調昭明太子編選《文選》之功。安徽貴池一地民間有眾多的昭明太子廟，更是據載早在唐代，每年的8月15傳說中的昭明太子生日，就有專門祭祀昭明太子的昭明會，發展到今天成為國家級非遺「池州儺戲」，其儺壇大神，就是「土主」昭明太子，舉行儀式時唱戲、跳神，熱鬧非凡。
光緒襄陽府志之昭明臺
揚州古文選樓 選自《支那文化史跡》
襄陽的昭明會，將聚會日期特地定在9月15日，很顯然是強調其紀念昭明太子的意義，與池州民間將8月15定為昭明太子的生辰相比，應是據史而定。文教昌明的襄陽，歷來重視祀典，祭祀之事，不悖於禮，日期的確定，應該有文人的參與。而從劉祚寶的詩看，活動本身也應該就是一個文人雅會，參與人並不多，1895年有二十餘人，1915年與1895年人或有增減，規模應大致相當，1925年則縮減為10人。雖生當亂世，劉老先生卻得享高壽，歷鹹豐、同治、光緒、宣統及中華民國，是襄陽近代史的見證者。劉家乃襄陽書香世家，以其本人交遊論，可以想見，一起參加昭明會的，當是一時名流，與其同學於鹿門書院的張玉衡，應該在列；與劉家數代姻親的文淵閣大學士單懋謙家子弟，應有人參會；年齡略長於劉祚寶、在全國富有盛名的吳慶燾、王萬芳二位名士，若時在襄陽，也應躬逢其盛。
昭明臺向來是名流集會之所
五位紳士劉務滋、張贊臣、朱心畲、李葆初、黃聖陶，因作古而在劉氏詩注中意外留下一筆，多是名流。試考之。
劉務滋是襄陽城內有名的舊派士紳。據張玉衡《辛亥革命見聞錄》記載，辛亥革命前夕，襄陽知府喜源尚於深夜召見包括劉務滋在內的一幫「邑紳」商辦團練。而辛亥革命發生後，襄陽得地利之便，在當年11月30日即告光復，襄陽知府等人與新軍首領在昭明臺開會，劉務滋與張子琴、楊君謨、黃聖陶（或寫作「濤」）、毛伯屏、張玉衡作為地方士紳與會，參與和見證了新舊權利的移交、新舊時代的嬗變。
黃聖陶，一般襄陽近代史料都將其寫作黃聖濤，據此可訂正。
張贊臣，有資料記其為鹿門書院院長之子。
朱心畲，史料暫缺，待考。
五人中，最有名的是李葆初。李葆初並不是襄陽人，時寓居襄陽，以醫術而聞名。1807年，襄陽幼兒間白喉盛行，死亡兒童數以千計。在當時的醫療水平下，白喉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小兒疫病，死亡率曾有記載在局部區域達到80%，第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就是獎給了發現和研製出抗白喉血清的德國醫師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李葆初在襄陽，首先治癒了自己兒子的白喉，後又及其他病兒。他屢屢向人指出，傳統治療小兒白喉的養陰清肺湯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適得其反，還編出了《白喉忌表抉微》，流傳一時。但是，以醫術著稱的李葆初，行醫並不是本等事業，他的醫術，也不僅僅流傳於漢上。李葆初，德州人，名李曰謙，字葆初。本身以舉業出身，曾在京城候任知縣十餘年，醫術之名為光緒皇帝所知。他將平日行醫心得記為《藥言隨筆》四卷（在京城刻二卷，晚年在襄陽增刻二卷）。歷任廣西宜山知縣、柳州知州，因柳州變亂而革職。之後寓居襄陽，以行醫自遣，並交接當時名流，在襄陽縉紳圈頗得人緣，惜乎身後門庭凋零，其子李華連，吸食鴉片，將家產揮霍一空。
劉祚寶（左一） 劉昌華女士提供
除了藉此鉤沉出來的歷史信息外，這兩首七律本身也甚堪一讀。
先看第一首。
六代繁華散若煙，閣中帝子貌依然。新落成的昭明臺裡，昭明太子畫像依舊高懸，但那個六朝的繁華時代卻一去無蹤。起筆直切題中「昭明臺落成」之義，但其實是充滿感喟的。昭明臺是梁昭明太子的紀念樓臺，所以映射的是六朝這樣一個經濟極其繁榮、文化空前發展的一個歷史時期。從老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民國的昭明臺，主門楣上懸掛著「文章六代，煙月四時」的楹聯，為王萬芳撰書。但對六朝之繁華，中國文人內心是極其複雜的。六朝的繁華有目共睹，但背後，卻是異常慘烈的五胡亂華，是華夏中心的首次淪陷，是狼狽流竄的衣冠南渡，那是中華文明遭受的首次慘敗，在思想上造成的振動不可謂不巨大，為整個民族留下了永遠的裂心之痛。而時至當時的清末民國，正如有識之士所言，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是又一次文明的大衝擊，家國飄搖，前路渺渺，身處其間，像劉祚寶這樣的舊式文人不免陷入迷茫與感慨。
文章自有千秋業，香火重尋廿載緣。昭明太子英年早逝，並沒有繼承帝業，也沒有什麼不世功勳，他留給世人的，是一本萬年不滅的《昭明文選》。文章本身，就是千秋大業，因為它所傳承的，是我們不絕如縷的中華文明。千古興亡，時代變遷，文脈不斷，中國文人心目中，總有這一點堅持在。所以，不管時局如何動蕩，在文章這面大旗下，人們總會再次凝聚。經過了漫長的二十年，「耆舊飄零星再聚」，有的人已經作古，「滄桑變幻月常園」，但傳統的昭明會再次在九月十五的月圓之夜舉辦起來。
劉郎道士今猶在，惆悵西風薄暮天。這裡反用劉禹錫「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典故，一則以欣喜，宋心齋道士想亦是上次昭明會的與會之人，逗引人的回憶；一則以惆悵，惆悵時局，惆悵人事，惆悵故舊，或兼而有之。結句語轉蒼涼，氣勢略頹。
第二首詩作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步前韻續作，時間又過去了十年，或許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世事洞明，詩作較為平淡，流於應酬。而更可能的原因是，隨著最後一個王朝大清的背影日漸模糊，縉紳階層依託而存在封建體制瓦解，縉紳的圈子日漸式微，處於這樣新舊交替之際，歷史的車輪滾滾而前，日漸老去的縉紳們只手難挽，也只有「人事茫茫」之嘆了。
透過這兩首詩，劉祚寶老先生給我們透露出近代襄陽歷史上縉紳階層因文而會的一段歷史，更微妙地傳達出傳統文人在時代變化中的迷茫和固守；昭明會，作為昔日襄陽縉紳階層獨特的文化交流形式，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屬於舊時代的優雅與閒情。百年後的今天，再讀這兩首小詩，是一次短暫的駐足與回望，是一晌恬淡的交談與晤對，也是對傳統文化魅力的重新感悟，對襄陽千年文脈的再次體認。也許，我們的傳統，就是這樣一代代的書寫，一代代的閱讀，不絕如縷，傳承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