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在北京的郭利。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結石寶寶」父親郭利：
一個人的救贖
本刊記者/劉遠航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21日總第801期《中國新聞周刊》
最後的判決終於來臨。
郭利在庭外等了很久。他的女兒是當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而他自己因為維權卻被認定敲詐勒索而入獄。郭利抬頭望了望「第九法庭」幾個漢字，緩步進入庭審現場。
這是4月7日下午3點30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原審被告人郭利敲詐勒索再審一案進行公開宣判，改判郭利無罪。從法官宣布判決書到郭利本人籤字確認，僅僅用了3分鐘。但從他被捕入獄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8年。
此後，郭利沒有在廣東逗留，而是立刻奔赴火車站，趕往上海，與兩位前同事見面。
4月初的上海街頭，晚上仍然有些溼冷，幾天前便已經轉陰，但雨水仍舊沒有落下。
郭利手持登山杖，戴著太陽鏡，加上頭巾和騎行手套，給人感覺總是風雨兼程的樣子。
回想起前天下午，郭利並沒有顯得特別激動。「很多人都不理解為什麼我能堅持這麼久。」郭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在他們看來，讓公檢法去承認判罰有誤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路走來，郭利最想感謝的便是他的父母了。當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郭利的母親不斷強調著一個詞，「如釋重負」。她覺得，多年來那個壓在全家人身上的無形的擔子終於可以放下了。
一個父親的反擊
「原審裁判認定原審被告人郭利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威脅、要挾的方法，強行索取財物行為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終審判決書最後這8個字推翻了7年前的有罪判決，讓郭利這麼多年的堅持與努力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回想自己在過去9年走過的彎路，年近50的郭利不禁仍然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自己本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受害兒童的家長，卻在索賠維權的過程中變成了被控犯有「敲詐勒索罪」的被告人。「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怪誕的事，荒唐的事，實在是太多了。」郭利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道。
2008年，多名食用三鹿集團所生產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這些奶粉被檢測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由此引發了國內乳製品行業的一場「地震」。
經中國國家質檢總局披露，除了三鹿，伊利、蒙牛、光明、聖元和雅士利等22個廠家69批次產品中都檢測出了同樣的問題，聲稱「奶源100%來自國外」的雅士利旗下「施恩」牌奶粉也赫然在列。
因為郭利的女兒小涵曾食用過該品牌奶粉，郭利帶她到醫院檢查，結果顯示：「雙腎中央集合系統內可見數個點狀強回聲。」之後，郭利將家中剩下的和新購買的部分「施恩」牌奶粉送檢，國家食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中心的報告顯示，女兒食用的施恩奶粉三聚氰胺量超標132倍。
郭利聯繫施恩公司，竟被告知自己購買的那些問題奶粉「不在國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內」，因此拒絕賠償。一向喜歡「較真」的郭利卻拒絕妥協，他不斷對媒體反映情況，並利用自己在美國的社會關係，對施恩公司展開了調查。
當時，施恩公司在宣傳中聲稱，其奶粉是由美國施恩國際有限公司授權施恩（廣州）嬰幼兒營養品有限公司製造。但經過核實之後，郭利卻發現，上述美國公司實際上是在美註冊的空殼公司，沒有任何生產設施。施恩公司於是不得不主動找到郭利，爭取「息事寧人」。
最終，施恩公司與郭利達成和解協議，一次性賠償郭利40萬元，郭利則出具書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訴並放棄其他賠償要求。6月15日，施恩公司就其「假洋品牌」身份問題正式向公眾道歉。
事實上，與其他受害者父母得到的賠償相比，40萬元的數額已經可以說是奇蹟。
據衛生部通報，截止到2008年12月，三聚氰胺事件波及的兒童共有29.6萬人，重症患者得到的賠償僅有3萬元，而一般性治療更是只有2000元。
面對少得可憐的賠償金，絕大多數家長只好選擇了接受，雖然不多，但「聊勝於無」。也有一些患兒父母拒絕了這樣的賠償標準，決定繼續踏上索賠之路，但各自為戰的索賠後來大多都沒有了下文。
郭利覺得，自己作為父親，多少給了心愛的女兒一個交代。
2008年，多名食用三鹿集團所生產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這些奶粉被檢測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由此引發了國內乳製品行業的一場「地震」。圖｜網絡
「圍捕」郭利
就在郭利以為自己的維權之路終於可以暫時畫上句號的時候，形勢又生了變化，而後急轉直下。
在和解達成之後不久，北京電視臺播出了節目《一個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頭》，在節目的最後，郭利表示將繼續索賠。郭利的代理律師解釋說，這個節目在和解協議達成之前便已開始製作，但不明就裡的雅士利集團還是感到有些錯愕。
2009年6月29日，郭利接到了雅士利集團的電話，讓郭利再次提出條件和索賠要求，公司會「儘量滿足」。
當時，面對雅士利集團突然拋來的橄欖枝，郭利感覺有些蹊蹺，但一時也說不出原因。他一開始表示，已經沒有什麼聯繫的必要，但在對方貌似慷慨的再三提議下，他決定珍惜這次機會。綜合考慮了女兒健康的長期影響和自己的誤工等各項損失之後，郭利提出了300萬的賠償數額。
在談判的第二天，也就是2009年6月30日，雅士利集團向潮安縣公安局報案，稱郭利「以接受媒體採訪報導，造成無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脅」，向雅士利集團進行勒索。日後從案卷材料看，在報案以後，雅士利集團仍然與郭利接觸，並指導他撰寫書面賠償申請，「寫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額度就越高」。
2009年7月22日，雅士利集團與郭利約定在杭州當面交付賠償金。也正是在那裡，守候多時的潮安縣警方與杭州警方一起，將郭利抓捕。
在法庭上，面對雅士利集團出具的錄音和有郭利籤名的書面材料，郭利感到十分憤慨，卻又百口莫辯。然而，隨著對證的不斷深入，他的辯護律師便在雅士利集團提供的錄音材料中發現了一些端倪，案情愈發變得疑點重重，撲朔迷離。郭利和他的辯護律師認為，雅士利集團精心設計了圈套引誘郭利，造成他主動索賠並且「得寸進尺」的假象。然而，幾經周折之後，潮州中級法院依舊給出了勒索罪成立的判決。
直到2014年出獄以後，經過不斷的努力，郭利才終於找到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雅士利的「釣魚行為」。
當年的雅士利公司在2013年被蒙牛公司收購，但那些證據不會消散。在《新京報》「我們視頻」近日公布的視頻中，一批關鍵的錄音材料被披露出來。
在其中一段錄音裡，雅士利公司成員通過電話聯繫上了郭利，並連續五次讓郭利提出條件和要求。而在另一段雅士利公司內部的錄音中，一名男子對準備與郭利談判的其他人說，「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並祝他們「凱旋而歸」。正是在那次談判中，郭利提出了300萬元的賠償金額。
而促使雅士利集團做出這樣的決定的，則是一名神秘女子張某的鼓動與配合。在錄音中，她打電話給雅士利集團，聲稱郭利在已經得到施恩集團的40萬元賠償之後，準備繼續利用媒體和公眾來「把事情弄得更大」，並進一步要挾，以得到更多的賠償金。這終於引起了雅士利集團的驚慌。最後，她建議雅士利集團控告郭利「勒索」。
雖然有種種猜測，但暫時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這名女子的動機。在錄音中，她自稱是郭利前妻的朋友。為了讓張某從郭利前妻口中套出對郭利不利的話，雅士利集團甚至主動給張某提供了錄音筆等工具。
當年的雅士利公司在2013年被蒙牛公司收購 。圖｜網絡
監獄裡的朗讀者
如今，郭利依然會不時想起在潮安看守所和揭陽監獄裡度過的那些日子。潮溼的亞熱帶氣候，狹小的單人牢房，24小時亮著的燈光，成為他剛入獄時的全部記憶。
「監獄裡是沒有晚上的，時間久了，會覺得白晝和黑夜其實差不多。」他扶了一下太陽鏡，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潮安縣看守所與雅士利集團總部所在地，僅僅隔了幾個街區。即使在被轉移到幾十公裡外的揭陽監獄之後，郭利依然覺得，雅士利集團好像還在監獄的隔壁，如同一頭看不見的巨獸，伴隨著他度過了這1800多個日日夜夜。
轉到揭陽監獄之後，飲食和住宿條件依舊很差，郭利經常拉肚子。夏天的時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將身上大部分的錢都用來買了西瓜。這些錢都是他的父母從每個月不多的退休金裡擠出來的。
在監獄裡度日如年，記憶和表達能力都在逐漸喪失。他開始練習朗讀，那些中文圖書、英語新聞和德語讀物都成為他擺脫壓抑的工具。在他看來，讀書是為了獲得知識和樂趣，而朗讀更像是一場與自我的對談。
後來，他成為了監獄裡的廣播主持人，朗讀每天的監獄動向。原來監獄裡也是一個小社會，他這樣感嘆道，那些犯人們憑藉著各自的技能在這裡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當然，他也一樣。
郭利也拾起了一些已經生疏的愛好，比如畫畫。書籍序言末尾的空白處，或是廢棄的稿紙，都是他可以落筆的角落。那些畫大多與他的女兒有關，儘管只是炭筆，線條也比較粗糙，卻成了他紓解愁緒的方式。
自從入獄以後，郭利便「從女兒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女兒卻時刻都在他的內心世界裡。
有時候，他也不能十分確定女兒的樣貌，便只能畫背影。
在其中一幅畫中，父親牽著女兒的手，兩個人都只有背影，不知道要走向何處。父親背著白色畫板，上面用中、英、德三種語言寫著「家？無家可歸者」。代表屋頂的兩筆線條還清晰可見，基底也依然存在，但中間支撐兩者的很多東西已經崩塌了。
服刑期間，他接到了妻子送來的離婚協議書，也失去了對女兒的監護權。郭利的父母身體不好，母親長年患有糖尿病，在郭利入獄以後便常常失神。2012年的一天，她不慎滑倒，造成股骨骨折，為此動了一次手術。
然而郭利依舊不想放棄。他開始有意識地閱讀與民事訴訟法相關的書籍，為的是刑期結束之後繼續上訴。他越來越感到平和，也在不斷的閱讀中獲得了更多的勇氣，不再因孤獨而感到沮喪。
郭利忽然覺得，監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修行。雖然後來每每提及入獄，自負的郭利仍然將其稱作一種「構陷」和「恥辱」，但他卻從監獄的日常生活中扼住了一些彌足珍貴的東西。
2014年7月22日，郭利結束了獄中生活。他將那些畫和兩箱書籍帶了出來，卻也不得不放棄了一些沒有讀完的圖書，他甚至覺得「有些遺憾」。
轉機
郭利入獄以後，他的父母想盡了辦法，向北京的司法機關和媒體反映情況。他的父親負責寫信，母親則負責寄信，一切的希望都被寄托在那些陌生的收件地址中。然而，這些信件全部石沉大海，他們的身體和精神慢慢地垮了下來。
後來，他們聯繫到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但被告知，想要重審此案，上訴方必須到廣東出席開庭。兩位老人此前已經為打官司花了很多錢，一直靠不多的退休金過活，而且年老多病，身體和經濟能力都很成問題。直到郭利此前的律師聯繫到他們，在去廣東出差的時候順道作為郭利父母的委託人出席了開庭，這個難題才得以解決。
2013年5月，郭利父母的再審申請被正式受理。
2014年7月出獄以後，郭利經過了長時間的查證與追蹤，終於找到了具有關鍵作用的錄音和書面材料，證明當時確實是雅士利集團主動聯繫郭利，讓郭利提出賠償要求，並在報案以後仍然引導郭利撰寫書面申請，繼續進行所謂的高額勒索。這讓已經塵封數年的案子再次出現了改判的曙光。
「一來，並不是我主動提出來的，二來，報案之後繼續引導我撰寫申請，這根本不是我犯罪。」郭利說。
在查證的過程中，郭利也有了一些意外發現，有些結果甚至讓他「難以置信」。
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他被捕一周之前，前妻給雅士利集團寫了一紙聲明，聲稱堅決反對郭利的做法。更讓郭利備受打擊的是，前妻在聲明最後寫道，「女兒目前身體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症狀表現」。這樣的聲明也使得郭利在這次精心策劃的「圍捕」中孤立無援，讓雅士利集團的控告顯得更加言之鑿鑿。
郭利覺得，前妻雖然沒有多少維權意識，兩人在2008年之前也已經有了離婚的想法，但她再怎麼也不至於不顧女兒的健康。郭利更願意相信，前妻是在張某等人的「誘導和脅迫下才寫了那個聲明的」。
在後來終於等到改判結果之後，面對媒體的採訪，郭利坦承，「我沒有感謝的人，我也不激動，除了悲憤，我很平靜。」
郭利在獄中畫的一幅和女兒的漫畫：由於不能十分確定女兒的樣貌，因此只能畫背影。圖｜受訪者提供
「新生活」
如今，將近50歲的郭利覺得，過去10年的經歷很坎坷，「倒黴了這麼久，也許接下來的生活就順了」。但事實上，有些事情已經無法重新開始。
郭利現在患有周圍性神經系統損傷，記憶力低下，有時也會感到暈眩，經常迷路。他已經無法工作，只能依靠低保補助和親友的接濟維持生活。他覺得自己已經與這個飛速發展的世界有些脫節了，智慧型手機更加複雜，微信的很多功能他也覺得非常陌生。
但另一方面，他也慶幸自己已經習慣了簡單的生活，無論再發生什麼事情，他也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在車水馬龍的北京街頭，他偏愛自行車的隨性，更喜歡步行的簡捷。
他開始不停地走路，登山手杖成為他隨身攜帶的工具。從西直門到青年宮，從新街口再到積水潭，他在這個依舊充滿活力的城市，試圖找回身體裡消隱很久的舊日氣息。找不到方向的時候，索性一路走下去，在天黑的時候打車回來。
只是，郭利還是有些遺憾，如果沒有入獄，他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讓他更加無法釋懷的是，他讓父母為他不斷擔心憂慮了八年，他這個父親也在女兒的童年生活中幾乎消失了八年。
這個家庭的裂縫過於巨大，他只能盡力去彌合。
據郭利稱，前妻患有抑鬱症，沒有撫養女兒的能力。自從他入獄後，女兒便一直與姥姥一起生活。上一次他見女兒的時候，還是去年的六一兒童節，「到現在已經10個月沒有見面了」。但讓郭利感到欣慰的是，女兒在學校的成績和表現很優秀。他想將她的監護權爭取回來。
在他的印象裡，女兒身體不好，經常無故生病，脾氣有時也比較暴躁。郭利希望能讓女兒的身體與心靈得到更好的保護。在他的願景裡，那些畫裡的背影正不斷開始轉身，她的模樣也開始變得更加清晰。
「一開始維權就是為了女兒，被捕之後的上訴更多是為了自己，但終究還是為了證明清白後可以重新回到女兒的身邊。」郭利這樣說道。
郭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接下來他將繼續維權，並準備「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除此之外，照顧父母依舊佔據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這次回京，他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將自己的一些事情告訴女兒。至於前妻，他已經多年沒有聯繫過，有些事情「實在不知道如何談起」，他更傾向於「順其自然」。
經過了這麼多的事情，郭利慢慢明白，本來就沒有什麼突然的終點與起點，可以讓他開始一種所謂的「新生活」。自己只想努力回到那個曾經被迫駛離的軌道。他希望還來得及，也許一切還不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