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後，很快就與茶結緣。但在唐以前，佛家對於茶的作用，主要是以茶坐禪譯經、以茶養生、以茶供奉。到了唐代，禪師的飯後三碗茶便是「和尚家風」，成為寺院的制度之一。僧侶們逐漸把茶與佛教清規，養心悟性、人生哲理融為一體，「吃茶去」成了禪林法語，「趙州茶」成了禪門知名的文化典故。茶性與禪思在精神上達到互通後，「茶禪一味」亦順應而生。唐以後，佛茶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更加緊密融合，茶的精神內涵也由此更加豐富多彩起來。
一、佛教茶文化的形成
僧人坐禪飲茶是茶與佛教結緣的開始。佛教傳入我國時，飲茶已經是比較普遍的事了。而不少僧人在出家前，就有飲茶習慣。況且飲茶也不違背佛教的教規。所以，飲茶之俗，進人佛教寺院是很自然的事，而並非是佛教寺院給寺院僧人帶來了飲茶之事。僧人飲茶的最早記載是在晉朝，見於東晉懷信和尚的《釋門自竟錄》，他說：「跣足清淡，袒胸諧謔，居不愁寒暑，喚童喚僕，要水要茶。」這時的茶水在僧人眼中，可能也只是清談後的解渴之物。《晉書·藝術傳》則記載了敦煌人單道開在鄴城昭德寺修行，於室內打坐，平時不畏寒暑，晝夜不眠。每天服用幾粒由松蜜、薑桂、茯苓等做的藥丸，到了夏天，則每天飲用一二升用茶加其它藥物煮出來的茶湯。這說明寺院打坐已開始用茶，但仍未與佛理結合，他們飲茶只是為了解決坐禪修道帶來的睏乏。同時又服飲其他藥物，這與道家飲茶之術相同。由此也可看出，就飲茶之事來說，寺院開始並沒有什麼新的創舉，更遑論文化了。
茶與佛教真正的進一步結合，應該是得力於佛教的逐漸漢化。特別是禪宗在唐代的快速發展，與僧道生活的間接刺激有關。
禪宗是佛教與我國傳統文化完美結合下的一種宗教形式。與傳統的佛教教規森嚴，教理繁瑣複雜相比， 禪宗不受經教所累，沒有許多清規戒律，使得平時許多人能擺脫繁文縟節，自由之人性得以高揚。 禪師們常講「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困時睡覺，醒來喝茶，餓了吃飯，該行則行與傳統的中庸之道也有些許相符之處。而禪茶的結合是正是禪宗所標榜的「該行則行」的結果。
大唐氣象萬千，文化興盛，宗門之中也多是飽學之士。故而禪宗與茶的結合，它的功能已不僅僅是早期的去困解乏，而是創造了飲茶文化的一種新的精神意境。並由此逐步形成了我國特有的佛教茶文化。最為後世所稱道的便是所謂的「茶禪一味」。其意是說茶道精神與禪學相通，但並非說茶理即禪理。從哲學觀點看，禪宗強調自身頓悟，即所謂「明心見性」，主張心性本來清淨，人人具有佛性。而茶能使人心靜，不亂不煩，有樂趣，同時又有節制，這與禪宗變通佛教清規正好相互適應。所以，僧人們不只飲茶止睡，而且對通過飲茶意境的創造，把禪的哲學精神與茶很好的結合起來。
在這方面，唐代著名詩僧皎然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三飲詩」《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裡將禪學、詩學、儒家思想三位一體表現得淋漓盡致。「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一杯茶飲下，既除去了濃濃睡意，又得到了天地間空靈的爽朗之感。「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撒輕塵」，飲茶為使心神清淨，其與坐禪的意境是想通的，好像雨後的天地空靈清爽。「三飲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煩惱」，心即佛，佛即是心，煩惱即是菩提，實現了「靜心、自悟」的禪宗主旨。中國的佛教禪宗，主張頓悟。而茶人在茶中得到精神寄託和享受，也可以說是一種「悟」，所以說，飲茶可以得道，茶中亦有其道。佛與茶道連結起來，佛理與茶理便也有了共同之處。皎然正是把這一精神貫徹到了中國的茶道之中。
道教、佛教都在茶中溶進了他們信仰的「清靜」思想，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自然、宇宙融為一體，從而在其中求得和諧美好的韻律及精神解脫，這與禪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如果說禪給了茶以思想內核，那麼《百丈清規》則是賦予了佛教茶文化各種規矩、禮儀、禁忌的軀殼。
就寺院茶道來說，其能成為禪僧的良友，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百丈清規》的形成。印度佛教的清規戒律太嚴不符合中國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禪宗則主張圓通，但圓通的過分又必然威脅到禪宗本身的存在。
因此，唐朝末年，百丈山的懷海大和尚糅合佛教大小乘戒律，創立了「禪律」。也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百丈清規》。他把僧人的坐臥起居，飲食之規，長幼之序等都作了充分的規定。僧人一律進僧堂，連床坐禪，晨參師，暮聚會，聽石磬木魚行令。整個僧院儼然一個大家庭，德高年長的僧人稱為長老，長老的隨從稱侍者， 各科管事稱為寮司。
宋真宗時，翰林學士同時也是佛教徒的楊億向朝廷呈上《百丈清規》，從此《百丈清規》取得合法地位，凡是寺院生活規範、禮儀等都以清規為準。北宋理學家程顥遊定林寺時，見僧堂威儀濟濟，不禁驚嘆道：「三代禮樂盡在其中」。可見此時，佛教已然完全中國化了。《百丈清規》詳細規範了禪寺的布局，僧堂的結構、日常起居的法則、不同場合的禮儀等，十分細緻明確，其中每每有不同的茶禮出現在不同的場合。從此開始《清規》和茶禮便在許多禪寺中漸漸流傳開來。
飲茶作為禮儀，早在唐代已在朝廷出現。至宋代更加以具體化。但民間所能效仿的，卻是禪院的茶禮茶儀。宋代朝野競相以鬥茶為尚，佛寺也常大擺茶宴。在茶宴上，要高談佛經，表演茶道，吟詩作詞。如浙江餘姚徑山寺的徑山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寺院主持親自「調茶」，以表對全體佛眾的敬意，然後由僧人依次進獻給在座賓客，稱為「獻茶」。賓客接茶後，先觀察茶湯顏色，接著是聞其香，再品嘗茶味，最後評價此茶的好處。這樣的茶宴把佛教的律儀、品茶談經與佛教哲思、人生理想都融為一體，開闢了中國茶文化的新天地。
隨著佛教茶文化的發展，禪門日常飲茶和待客的方法逐漸規範。到了元代，德輝修改了《百丈清規》，對出入茶寮的禮儀、「頭首」在僧堂點茶的過程，都進行了詳細的記載。規定蒙堂掛出點茶牌，點茶人入寮先行禮訊問諸位來賓及僧眾。寮士居於主位，點茶人處於賓位，點茶過程中還要焚香，點完茶收拾茶盞，寮主則收拾茶爐，最後在相互致謝。然後請眾僧進入，點茶人再次問訊、獻茶。直至茶喝完，寮主才會與眾僧送點茶人出寮。
到了明代，僧院茶道已經廣泛傳播，世俗之人競相效仿，出現了「家禮」、「家規」，由此家庭茶道也逐漸建立起來。
佛教禪宗把茶禮正式定入《百丈清規》，不僅僅是看中茶的止渴養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茶被看成是可以引導人們進入空虛靈境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
二、禪宗茶文化對傳統文人的影響
中國文化自唐宋以來，開啟了儒、釋、道三家合一的文化局面。僧人與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唱和日益頻繁。而中國的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是內心的平靜以及清淨恬淡、超塵脫俗的生活，禪門中茶的儀規以及禪僧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宗旨的佛門文化，與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不謀而合。禪茶追求的走出禪門，來到俗世之後，在文人雅士掀起了一股新的時尚，使他們的茶飲情趣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幽、寒、靜、雅之境界。
佛教中講究靜修坐禪，要把環境的選擇作為最基本的條件。所以品茶求的是寂靜，而最忌喧囂。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有著特殊的人格和特殊的生活形態。他們清高孤介、視富貴於浮雲、潔身自好、淡泊無為。在茶飲生活中，禪門之中的「喧囂」之忌備受他們的推崇，唐代以降的文人士大夫的茶畫，尤其是元明清的茶畫頗為鮮明地反映出這一特點，唐寅的《事茗圖》、文徵明的《惠山茶會圖》以及丁雲鵬的《玉山烹茶圖》等無一例外地以幽深的山谷、清澈的溪流、鬱郁的翠竹、飄泊的孤舟這等靜謐的幽境為茶飲的背景，面對著茶畫中這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我們至今仍能領略到文人士人夫茶飲情趣。
品茗是一種較為純粹的由靜處來領會其趣味的活，它注重從飲茶這一日常生活的細微小事中得到啟示，並從對恬淡靜謐的環境的欣賞、陶冶中獲得感悟，它不大有迷狂式的衝動和感情，有的是一種幽深玄遠的清雅樂趣和內心的寧靜喜悅。
明代徐渭的《煎茶七類》專設了一篇「茶宜」，用來論述環境的靜謐清幽、潔淨寧寂為品茗的必要條件，而明代許次紓的《茶疏》也明確地強調飲茶之所是不宜近「哭泣之小兒」、「僮僕之喧譁」。性情溫柔的文人士大夫在品茗的情趣中有著精緻的品味，與禪門子弟們可謂毫無差別。他們雖然沒有像禪僧們那樣遠離世俗，不問世事。但他們不戀情於世俗的繁華，澹泊高雅、虛融清靜的精神生活又使他們與禪僧們的人生趣向完全契合。
難怪明人張源十分強調品茗的獨啜：「獨啜曰神，客曰勝，三四成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在他看來，「泛」與「施」都屬於品茶的不入流者，認為只有獨自品茗最能領略茶之真諦。十分強調品茗的獨立性。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也談到過：「茶之為物，能引導我們進入一個默想的人生境界。」可見，文人士大夫啜茗求靜，與禪僧飲茶避喧譁有著相同的原因。他們都認為，茶作為一種精神性飲料，只有在清幽曠遠寂寞幽靜的環境中，才能更好地發揮引人入禪，追求孤高衝遠的生活情趣，隔斷紅塵俗世的糾纏，求得精神的解脫的作用。
避世品茗所帶來的茶的另一大忌便是俗。寺院僧人的生活大半都是在參禪打坐中度過，而被作為調劑品的茶自然而然也有了「禪氣」，甚至是「禪思」。這同樣也被文人士大夫極為推崇，並加以十分具體的細化。由此,茶飲之趣也發生了潛移默化的演變。
起初，文人士大夫喝茶，和民間一樣，把茶葉和桔皮、生薑、桂花等一鍋煮，煮成「茶蘇」來喝。到了唐代，由於陸羽的提倡，僧人們開始單獨煮茶葉了。陸羽在《茶經》下卷「六之飲」中曾對當時民間的這種飲茶法進行過譏評，他說，有的人把蔥、姜、棗、桔皮、茱萸、薄荷一類佐料同茶一起，熬了又熬，或者把茶湯一再揚起，成為膏汁滑膩狀態，或者把茶湯上的泡沫去掉，這樣的茶，簡直等於溝渠裡的廢水，可是民間習俗依然這樣做。陸羽把這種叫做「茶蘇」的茶視為溝渠裡的廢水，明確強調茶湯保持茶本身的淳厚的滋味和純粹馥鬱的茶香，提倡清茶的飲用。
這種清茶的喝法，與禪門對於空靈、清淡的尊崇有著直接的關係，而混濁的濃湯、雜混的佐料，全然是刺激人的感官的媒介，是俗物，在禪僧的眼中和觀念裡，「茶蘇」與彼岸世界，那個虛幻的理想的精神世界的色彩是不諧調的。 因此，陸羽的「清飲」在禪門之中一呼百應，飲清茶成為禪僧們頓了本心清淨，追求心靈虛明澄靜的象徵，也是禪僧們標榜自己自命不俗的一種根據。這與隱士們為了證明自已不是平凡的人而做出種種舉動，如公孫鳳一定要等食物腐敗發酵以後再吃、吳國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負薪」，見遺金而不取，是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
封建士大夫們在思維言行上力尚禪學，在品茗生活中，追求啜茗之時那種若有若無的玄妙情趣，而只有這種清茶的煮法，才能使得茶「其格清淡，其理幽奧」，從而散發出一股淡雅的清氣。
士大夫作為中國社會中的文人雅士，他們博學多識，能填詞作詩，撫琴作畫，生活安逸恬靜。在飲茶時對喝茶的伴侶的選擇也往往忌「俗」，凡是那些言語外表粗俗野蠻之徒統統是屬於被排斥之列的。明人陸樹聲論茶人之品就這樣講到：「煎茶非漫浪，要需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得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胸次間者。」文人對茶的認識，特別精神化，蘇東坡在《葉嘉傳》就說茶「風味恬淡，清白可愛」，以茶來比喻白己高潔的品質，這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所以文人喝茶，講求人品與茶品的相宜，所謂「唯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也。
至於茶侶，陸樹聲在《茶寮記》的「茶侶類」這樣說道：「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然世味者。」在陸樹聲看來，茶侶只能是那些騷人墨客、隱逸高僧、雲遊之士者，只有這些人才能識得茶的真趣，才是被選擇的合適的茶侶。
三、佛教茶文化的其它貢獻
禪宗與茶的結合，不但豐富了茶文化的內容與意境。而且由於僧人本身對茶的鐘愛，在對於茶的推廣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是推動了飲茶之風在全國流行。
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見聞記》說：「南人好飲茶，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曾有人說，僧人為苦修不睡覺而飲茶，就像是現代人喝咖啡提神一樣，尚還談不到對茶文化有多少的貢獻。但我們要知道，禪理與茶道是否真的相通姑且不論，要使茶成為社會文化現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飲茶人，沒有這種社會基礎，把茶理說得再高明誰又能體會？而僧人清閒，有時間品茶，禪宗修煉也需要飲茶。唐代佛教發達，僧人行遍天下，比一般人傳播茶藝更快。所以，不管怎麼說，僧人推動了茶文化傳播的這個事實是難以否認的。
其次是對茶葉的種植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據《廬山志》記載，早在晉代，廬山寺觀裡的僧人就已經在相繼種茶了。廬山東林寺名僧慧遠，曾以自種之茶招待陶淵明，吟詩飲茶，論道談經，終日不倦。 陸羽的師傅智積禪師，也是親自種茶的。唐代許多名茶出於寺院，如普陀山寺僧人便廣植茶樹，形成著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普陀僧植茶還在傳承不斷。又比如宋代著名產茶盛地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盛地，三步一寺，五步一剎，建茶的興起首先是南唐僧人們的努力，後來才引起朝廷的注意。陸羽、皎然所居之湖州杼山，同樣即是寺院勝地，又是產茶盛地。
唐代寺院經濟很發達，有土地，有佃戶，寺院又多在深山雲霧之間，正是宜於植茶的好地方。僧人有飲茶愛好，一院之中百千僧眾，都想飲茶，香客施主來燒香，也想喝杯好茶解除一路勞苦，如果茶葉全靠買當然划不來，所以僧院植茶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推動茶文化發展要有物質基礎，最緊要的便是要研究茶的生產製作，在這方面禪僧又作出了重要貢獻。
最後是使茶文化得以向海外傳播。
在中國茶業發展史上，佛教對茶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向外傳播，更是功不可沒。
4世紀末5世紀初，佛教由中國傳入高句麗，隨著天台宗、華嚴宗的往來，飲茶之風很快進人朝鮮半島。據《東國通鑑》記載，在唐代，「新羅興德王之時，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賜予茶籽，始種於企羅道之智異山。」公元12世紀，高麗的松應寺、寶林寺等著名寺院積極提倡飲茶，使飲茶之風很快普及到民間。
而中國茶傳入日本，據文字記載的當時是在唐代。
第一個從中國學習茶事的是來華學佛的高僧最澄。他於805年從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學佛後將茶種帶回日本，種於近江的臺麓山。緊隨其後的日本高僧空海，也曾幾度往返日本和中國，也帶去餅茶和茶籽。他們都為中國茶種傳到日本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最先把中國禪宗茶理帶回日本的僧人，則是宋代從浙江天目山徑山寺學佛的南浦紹明和在浙江萬年寺學佛的榮西禪師。他們四國後，都將中國的飲茶之道，在日本寺院和民間廣為宣傳。高僧榮西還寫了《吃茶養生記》一書，宣傳飲茶好處，使飲茶之風在日本逐漸地普及開來。
四、總結
佛教禪宗茶文化所開出的美的境界，給整個中國茶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及精神，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只要從中國文學作品詩詞文賦等無可計數地涉及了茶文化這點，便可證其意義與價值之大。歷史上大多著名文人，無不與茶結緣。這不正好說明了茶文化本身所蘊含的那種美不可言的禪意境界嗎？當佛教禪宗對茶的價值肯定成為各階層人士所共同崇尚的風尚，一種真正的茶文化就隨之而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