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該怎樣理解城市中的佔道經營？它與城市形態存在何種關係，從中如何體現更多城市活力？這裡，我們用中國的一個小城市L市為例，嘗試對此解答。
近日L市主流媒體披露了內城裡「馬路市場重現江湖」的現象。儘管城市管理機構數年間採取多次大規模集中整治行動，流動商販和臨街商鋪仍然同城市管理人員「打遊擊」，持續實施佔道經營。當地媒體發問：
「這種佔道經營現象真的不能徹底消除嗎？」事實上，這反映了中國城市管理長久以來的困惑。本文嘗試通過對城市形態的分析，理解商業發展的運行特徵，以回應這一問題。
問題是如何惡性循環的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認為，針對城市問題的理解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城市問題被認為是
兩個因子之間的簡單關係。因此，城市問題可簡化為「若A即B」的方程，例如：當GDP總量增長至一定標準，城市發展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二階段，城市問題被定義為
大量因子之間的隨機互動。城市中每個因子的特質並不重要；城市之間比拼的是科學的計量算法。當城市的運行由一套極其精妙的算法來指導時，城市的效率將實現最優。
第三階段，城市問題被理解為
大量因子之間的複雜關係。於是，城市中各個因子的特殊性顯得極其重要。多元因子之間的自由交流「自下而上」地形成秩序。這也是雅各布斯所推崇的理解城市問題的方式。
在學術界，第一階段的邏輯被普遍否定。很少再有城市研究者願意把城市問題簡單化為相關性研究。在實踐中，該邏輯的說服力亦愈發降低（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取代GDP總量成為各個城市的發展目標）。生態學、建築學、城市規劃、與設計等學科充分交叉，深化了對第二與第三階段的城市思考邏輯的認知。
布萊恩.沃克（Brian Walker）與大衛.索特（David Salt）定義了兩種
「複雜」系統：complicated system以及complex system。前者好比一個
齒輪機械系統。在給定條件下，該系統將以恆定的複雜（complicated）規則運行。後者好比一個
螞蟻群落（或黏菌），每個螞蟻之間相互傳達信息（而非蟻后集中控制），自下而上地形成食物源與巢穴的複雜（complex）路徑最優解。
諸多生態系統案例表明，後者（即第三階段的城市思考邏輯）能夠更好地促成可持續發展。以美國佛州的大沼澤地國家公園為例（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Florida），為了滿足農耕與城市擴張之需，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修築了大量堤壩，以徹底杜絕洪水等自然災害。相關工程極其複雜（complicated），一定時期內提升了農業產量並促進了城市發展。然而，洪水等自然災害是溼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次的洪水活動，都為溼地系統帶來新的養分，並維持土壤中磷含量的平衡。複雜（complicated）的大壩擾亂了這一複雜（complex）過程。土壤中的磷含量陡增，引發溼地物種的變遷，最終導致溼地生態的退化。隨著溼地面積降低，乾旱成為了新的自然災害（極大的諷刺著防禦洪水的大壩）。
內城裡的「佔道經營」是城市複雜（complex）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流動商販與臨街商鋪不斷適應著城市管理的執法行動。圖1為L市內城裡流動攤販活動最頻繁的區域：灰色代表由公共道路所隔出的地塊
（下稱「地塊」）；黑色代表由單個或連續建築所形成的建築地塊
（下稱「建築地塊」）；白色為公共道路。
這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內城機理（形成於上世紀80、90年代）：城市路網缺乏規劃，呈現不規則的形態（deformed urban fabric）；建築形態多樣，由獨立建築、小型單位院落（小院並不封閉）、公共建築等構成；由於建築所有者多樣，中國郊區常見的「封閉式社區」（gated community）難以形成。在私人汽車並不普及的年代，流動商販與臨街店鋪沿著公共道路蔓延（區域商業），並向各個建築地塊以內或之間的公共空間滲透（社區商業）。隨著市場發展，部分產品的銷售形成了一定固定集群（魚市、豬牛羊肉市場、禽蛋市場等）；果蔬因其時鮮特性而缺乏固定分布模式；許多本地居民自製豆花等食品，通過「挑扁擔」與「吆喝」的形式，在各個建築地塊間尋覓商機。沒有一個統一的市場管理者，但市場秩序悄然形成。
當私人汽車持有率不斷增加，相關公共道路開始出現嚴重擁堵。同時，超級連鎖市場這一新鮮的商業形式登陸L市，滿足了地方政府對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求。於是，在圖1中的A點，地方政府組織興建了多層農貿市場，要求區域內所有流動攤販全部遷入。
這是一項複雜（complicated）的工程，但卻忽視了城市的複雜性（complex）。直至今日，該農貿市場的景氣程度不溫不火。令城市管理機構措手不及的是，佔道經營現象長期存在，並很難根除。起初，流動攤販通過吆喝（「城管來了！大家快跑！」）等方式，傳遞城市管理者的動向。獲得訊息的流動攤販迅速「撤退」至建築間的公共空間；臨街商販火速收起街邊商品或桌椅。時下，流動商販則通過手機簡訊、電話、微信等更便捷的方式精確定位城市管理者。
由於城市管理者的終極目標仍是徹底消滅佔道經營，使得流動商販與臨街商鋪始終處於「打遊擊」的不確定狀態中，再也無法像以往一樣形成自發的管理秩序。「公地的悲劇」旋即產生：各個流動商販僅考慮個人利益最大化而販售商品，忽視場所交易秩序與場地衛生的維護（一個時刻準備逃跑的流動商販，如何有心思打掃衛生）；街道環境的惡化使得臨街商鋪亦參與到對公地的恣意使用當中（任何人對公共環境的維護都將被別人搭便車）。如此，城市管理陷入了「佔道經營-規模清理-死灰復燃」的惡性循環當中。
圖1-L市內城的城市形態基於上述分析可知，本文開篇所引用的問題（「這種佔道經營現象真的不能徹底消除嗎？」）所包含的城市管理邏輯本身就是
問題。正是由於「徹底消滅」的做法顯著擾亂了本地商業的自主治理機能，才引致了代價沉重的「公地悲劇」。
徹底解決佔道經營，或許是有可能的
如前文所述，流動商販與城市管理者「打遊擊」的資本，在於內城十分通達的城市形態。通過改變城市形態及與之相關聯的社區形態，可以形成一條徹底解決佔道經營的方案。
從郊區的社區特徵中，筆者獲得了靈感。圖2展示了L市郊區的典型特徵：A與C、B與D之間是寬闊的幹道（花園大道）；A與B、C與D之間是較窄的輔道；A、B、C、D均為封閉式社區（A與B由住宅樓與圍牆的組合實現封閉；C通過外圍商業形成封閉；D通過圍牆實現封閉）。在這一區域，佔道經營的問題得到了較好管控。
圖2-L市郊區的城市形態這裡定義兩個指標：
1、
商販逃竄面積，指流動商販脫離公共道路後所能潛藏的面積。 計算方法為：地塊面積 – 建築地塊面積。
2、
商販的流動接觸線，指在特定區域內商販所能依賴的所有臨街或者臨公共空間的接觸面邊長之和。計算方法為：建築地塊的周長之和。商販逃竄面積越大，則城市管理者的執法成本越高。商販的流動接觸面越大，則商販的獲益機會越高。
在內城（圖1），商販的逃竄面積約為116769m2；商販的流動接觸線約為19080m。在郊區（圖2），商販的逃竄面積為0 m2；商販的流動接觸線約為4553m（由於圖2中所有社區均為封閉式社區，商販只能沿著地塊邊緣活動，故其建築地塊與地塊對於商販而言並無差異）。可見，
與內城相較，商販在郊區的逃竄空間與獲利機會嚴重不足。城市管理者僅需從四個路口進行包抄，即可輕鬆控制流動商販（幹道的尺度極大，增加了流動商販向街對面撤退的難度）。同時，流動商販能夠活動的區域亦十分有限，缺乏足夠的市場基礎。
因此，要徹底解決內城的佔道經營現象，可能方案為：1、將圖1中所有的灰色地塊變為封閉式社區（安置鐵門，聘請專業物業公司等）。2、考慮到內城居民住宅條件已然低下，且偏低的收入能力難以負擔新增的物業開銷，地方政府可考慮實施棚戶區改造工程，拆除現有不規則的道路與建築，建設全新的現代化封閉社區。本文有信心：
只要社區的封閉性得以保證，且公共道路形態更加簡單、宏大，徹底消滅佔道經營將指日可待。但這要付出的代價可能特別巨大上述解決方案的代價極其沉重。本質上，由開放式社區向封閉式社區的轉變是「反城市」的。比爾.希利爾（Bill Hiller）與朱麗恩.漢森（Julienne Hanson）認為，社會系統是由一系列具有非連續時空特徵的事件構成的。因此，社會系統不能被簡化為一套可事先編撰的程序；社會系統的首要關注點不是抽象的規定，而是個體的特殊性。
希利爾進一步闡明了建築的本質：
反映並塑造社會關係。他提出了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的理念。
真實的社區沒有固定的物理與心理邊界。真實的城市空間不斷見證著虛擬社區的產生以及虛擬社區向交互型社區（interactive community）的轉變。遺憾的是，現代社區與城市空間的塑造被簡化為三個步驟：「封閉（enclosure，建設封閉型社區），重複（repetition，按照類似的模板複製封閉型社區）以及等級（hierarchy，形成封閉型社區的嚴格等級）」。
實際上，希利爾所批判的現代社區建構邏輯與中國古代的城市建構邏輯有許多相似之處。段義孚認為，中國古代的世界觀被系統應用到了建築與社區設計當中。以「四象」（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為例，其不僅被應用於單個建築的設計，還被貫徹於整體都城的布局。此外，對
內外和諧關係的追求，亦在建築與社區設計中得以體現。傳統的中國庭院由高牆圍住，並形成清晰的「前庭（傭人）-中庭（客人）-後庭（主人）」的
權力等級。這一關係可直接對應到都城設計中：「外城（商販）-內城（達官貴人）-皇城（皇帝行政與居住之所）」。可見，前文提出的徹底解決佔道經營問題的方案（如圖2所示：打造封閉型社區）不僅談不上設計創新，更延續了從古至今皆存在的「反城市」的設計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該方案的「反城市」特徵既表現在直觀的
物理層面，還充分體現在不易察覺的
社交層面。朱劍飛對清代北京的建築與城市設計，進行了有益的回顧。他認為：京城中為彰顯皇權而打造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肌理被民間「自下而上」的商業與社交實踐所
「中和」。京城內部的諸多寺廟成為商業與社交活動的連接點；相關活動利用相對通達的道路格網向社區蔓延。城市管理既不是由君權獨斷，也並非為民間團體激烈衝突的產物，而得益於正式與非正式規範的充分互動。流動商販在各個胡同裡尋覓商機，將由突兀圍牆形成的「外部」空間轉變為真實的公共空間。再看圖2，相關封閉式社區尺度極大，形成了宏大的道路體系。有且僅有C社區設置了臨街商鋪，A、B、D社區主要依賴圍牆維持內外有別的權力關係。如此，公共空間在物理層面被顯著壓縮。
徹底消除流動商販的決心與行動，將進一步摧毀自下而上的商業活動對公共空間社交生活的彌補。最後，
該方案很大程度上將破壞L市城區與農村的「真實」聯繫。得益於豐沛的雨熱資源，L市的農產品供給主要依賴本地產品。然而，L市地形以丘陵緩坡為主，形成了大量梯田，天然不利於規模化、工業化的農業生產（圖3）。因此，農戶習慣於以「擔菜」的形式到城區販售，或彌補家用，或本著對土地的熱愛（種植農業的收益十分微薄，遠不及外出務工）。
城市居民特別喜歡這些新鮮的本地農產品（蔬果、禽蛋與糧油等）。一方面，只有利用這些食材，才能烹飪出最地道的美食；另一方面，這些食材的價格相對偏低（中間環節較少）。更重要的是，
看似普通的農產品買賣，為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構建了一道溝通的橋梁。例如，某老太選購了一隻活雞，但卻不善處理。為了給家人做出最鮮美的雞湯，她會邀請販售活雞的農婦到家中幫襯。一路上，老太與農婦閒聊家常。為感謝農戶的幫助，老太熱情挽留農婦，一定要讓她喝碗雞湯。雞湯的鮮美「驚動」鄰居。他們紛紛過來品嘗，要求農婦下次直接為他們提供活雞。久而久之，農婦也成為社區閒聊隊伍的一員。老太買不到某種草藥，農婦幫忙尋找；農婦的孩子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社區的退休老師主動請纓，幫助補習。
可想而知，當所有佔道經營被革除；所有農產品交易被遷入超市，這份溫暖的人與人的關係也難逃厄運。誠然，農業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但並非絕對與全部。在L市，「擔菜」的商業形式具有地理與市場基礎，不應被全盤否定。
圖3：L市農村的丘陵地形從定量來闡明相關改造方案代價以下引入
定量的城市形態分析，闡明相關改造方案的代價。首先，計算出圖1與圖2所示區域的中心建築。以該建築的幾何中心為基礎，截取分析區塊：L市內城與郊區（300m × 300m）。其次，在溫哥華、曼哈頓與墨爾本內城（均為各自國家人居品質極高的城市；墨爾本更是多次被評為世界最宜居城市）截取分析區塊（300m × 300m）。最後，在埃德蒙頓（嚴重的都市蔓延）郊區截取分析區塊（300m × 300m）。最終案例區塊如圖4所示。
圖4-案例區塊城市形態圖定義兩個比較指標：
1、
建築地塊接觸線長度（具有絕對值意義）：代表商業與社交的接觸面邊長之和；該數值越大，即代表公共空間商業與社交活動的發展潛力越大。計算方法為：建築地塊的周長之和 – 區塊邊界與建築地塊的重疊線長度之和。
2、
區域的通達性指數（僅具有相對比較的意義）：表徵區域內步行活動的便捷度與滲透性；該數值越小，即代表公共空間商業與社交活動的發展潛力越高。計算方法為：建築地塊的平均周長 ÷ 建築地塊的覆蓋比（即建築地塊總面積 ÷ 90000）。
該定量分析的局限性請參看文末。由表1可知，溫哥華、曼哈頓與墨爾本案例區塊的通達性指數相對接近（分別為451.8、352.5與363.3），且與埃德蒙頓的案例區塊（2197.1）有較大差異，說明該定量分析方法有一定
可信度。L市內城具有最高的商業與社交潛力，其建築地塊接觸線長度高達6508.6m（最大），且通達性指數為312.9（最小）。墨爾本的案例區塊與之最為接近（建築地塊接觸線長度：5318.5m；通達性指數：363.3）。L市郊區的商業與社交潛力相對不足（建築地塊接觸線長度：737.9m；通達性指數：789.1），僅優於埃德蒙頓的案例區塊（建築地塊接觸線長度：786.6m；通達性指數：2197.1）。
接下來，本文將分析溫哥華、曼哈頓、墨爾本與埃德蒙頓案例區塊的商業形態。如圖5，溫哥華案例地區為內城的主要商業區。主要的建築地塊為主力百貨中心與商業街。得益於相對較小的建築地塊（平均建築地塊面積：4020.2m2）與較高的通達性（通達性指數：451.8），在道路交匯口形成了
零星的路邊攤位與流動的街頭藝人。:
圖5-溫哥華案例區塊如圖6所示，曼哈頓的案例區塊為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即雅各布斯在紐約所生活的社區。更小的地塊尺度與極高的通達度（平均建築地塊面積：3022.9 m2；通達性指數：352.5）刺激著強度更大的街頭商業。
部分街道甚至被關閉，作為「馬路市場」。 圖6-曼哈頓案例區塊如圖7所示，墨爾本的案例區塊為市中心巷道商業（laneway）繁榮的區域。墨爾本的地塊尺度，大於紐約和溫哥華，但得益於諸多複雜且不規則的巷道，其實際的建築地塊顯著較小，形成了極為通達的公共空間（圖4）。這些巷道原本為相關建築的卸貨通道，被故意「隱藏」在建築之中，以維持街景美觀。後來，這些巷道成為藝術愛好者塗鴉的勝地，開始吸引市民與遊客的關注。1990年代，一項有趣的政府管制改革給巷道商業注入活力。以往，為了保證未成年人不沾染酒精飲料，維多利亞州政府制訂了嚴苛的酒精飲料販售許可。有且僅有大型的連鎖超市（Coles，Woolworth等）才能負擔昂貴的許可費用（形成了實質的
壟斷銷售）。為了促進餐飲商業的復甦，酒精飲料的許可費被大幅降低，且一般的咖啡店，甚至是食物推車都能獲得相應的販售許可。這不僅延長了相關商業的營業時間，同時提升了銷售利潤（壟斷利潤消失，分散至數量眾多的個體商戶中）。很快，各式商業種類（咖啡、餐飲、設計社團等）以各種形態（商鋪、手推車等）在巷道發展，形成了世界最宜居城市的
獨特品質。在這些巷道內，汽車無法通行；甚至人行也十分擁擠。
有意思的是，墨爾本本地居民，以及大量遊客仍樂此不疲湧入熙熙攘攘的巷道裡摩肩接踵。 圖7-墨爾本案例區塊如圖8所示，埃德蒙頓的案例區塊為郊區工廠店商業區（South Edmonton Common，體量世界最大）。各類零售店、餐館、電影院等分散於巨大的區域內，且均被大量的停車場所包圍。宏大的尺度使得步行與自行車通勤極其困難；人們甚至需要在不同建築地塊之間開車通行（儘管其直線距離仍在步行範圍以內）。在這裡，流動商販無法經營：他和他的潛在顧客都
寸步難行（步行尺度）。
圖8-埃德蒙頓案例區塊可見，建築地塊接觸線長度越長，區域通達性指數的數值越低，則商業與社交活動發展的潛力越高。L市內城地區的商業與社交潛力在定量層面優於墨爾本、紐約、溫哥華等知名宜居城市。在這裡，
巷道商業與馬路市場十分繁榮。倘若一定要徹底消除佔道經營，將內城區域按照郊區的城市形態進行改造，
則會顯著喪失公共空間商業與社交活動發展的活力。
總結雅各布斯認為：理想城市街道將按照自下而上的秩序永恆變遷，從主幹道拓展至次幹道，甚至是狹窄的小巷。早在1960年代，她便對宜居內城的小巷充滿信心，認定它們具備成長為充滿活力的街道的潛力（alley-become-street）。這一推論在墨爾本成為現實，形成了舉世矚目的宜居品牌。
這與金•道維（Kim Dovey）所提出的
「流體城市」（fluid city）不謀而合。城市的本質是流動的、無法安定的。城市的公共空間應包容一切個人與團體，為他們提供高密度且隨時交互的機會。
在這裡，城市管理者既不能恣意地行使獨斷專權，也不能懶惰地對城市中的矛盾與衝突置之不理，而應積極且謙虛地參與到城市交互中，成為形成自下而上的良性秩序的助推者。經過定性與定量分析可知，L市的內城具備「流體城市」的特質。佔道經營是此類城市運營的機理之一。它是商業發展與社交活動的紐帶。當地媒體與城市管理者錯誤理解了城市商業體系的複雜性，僅注重機械複雜（即自上而下建設完美的城市秩序），而忽視系統複雜（即認識到佔道經營是城市流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徹底消除佔道經營的意願及行動，擾亂了原有的市場秩序，形成了城市公共空間的「公地悲劇」。
徹底根除佔道經營的辦法，只能是改變城市形態（物理與社交層面）：從「流體城市」到「封閉社區」。但這一改造將顯著損害公共空間商業與社交活動的發展潛力。
最後回到L市本地媒體所擔憂的：「馬路市場重現江湖」。有江湖，就有馬路市場；流體城市，不就是江湖麼？
本文採用的城市形態定量分析的主要局限：(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