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以分配公共資源，協調公共關係，改善公共環境為目的的物質技術設施的統稱。在韋氏英語詞典中，「基礎設施」詞條的含義是「使一個國家、一個區域或一個組織正常工作的基本設施」。其英語單詞「infrastructure」由「infra」(地下的)與「structure」(結構)構成，意指地下的隱蔽設施。基礎設施常常表現為各種有形的管道，但是它輸送的內容——物質、人力、資本與信息是不斷流動的。作為一種無定形的網絡系統，基礎設施無法被整體認知，因此，觀察基礎設施有幾種方法：或觀察它的局部，或將其描繪為一種圖示，或介入它的日常運作。基礎設施需要被分解、轉譯並在與使用者的互動中逐漸顯示其運作機制。
法國建築師皮埃爾·帕特(Pierre Patte)的1769年巴黎街道斷面圖，第一次將建築與街道的給排水設施置於一個統一系統中。帕特揭示了城市的「場所」(place)與其背後工作機制的緊密關係，即街面上的噴泉紀念碑與地下的給排水設施是同一種裝置的兩面，場所意義的基礎是場所的功能。在帕特之後的工業革命時期，基礎設施逐漸融入日常景觀，城市的林蔭大道與串聯成網的公園構成了淨化城市、維護市民健康的裝置物，景觀與基礎設施融為一體。
在現代化進程中，基礎設施是城市不斷增長的密度、流通性與可達性的保證。一方面人們追求不斷加速的運動，另一方面在不斷的運動中，傳統的情感與場所的意義逐漸稀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指出：現代人受控於各種精密的計時計數工具，「精確」與「計算」成為社會的公認價值。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認為19世紀不斷湧現的林蔭大道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標誌，無數追求理性的個體在城市的筆直大道上奔走，構成一個非理性的整體。對「現代性」的研究擺脫不了「基礎設施」的糾纏。
近20年，一批建成環境研究學者試圖創建關於基礎設施的理論術語體系，比如斯坦·艾倫(Stan Allen)的「有深度的二維」(Thick 2D)與「基礎設施都市主義」(Infrastructural Urbanism)，德·索拉·莫拉雷斯 (de Sola Morales)的「模糊領域」(Terrain Vague)，凱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的「組織空間」(Organization Space)與「超國家治術」(Extrastatecraft)，格雷漢姆與馬文(Stephen Graham&Simon Marvin)的「分包的基礎設施」(Unbundled Infrastructure)與黛娜·卡夫的「塑性生態」(Plastic Ecology)等。如果按照態度與立場劃分，那麼斯坦·艾倫基本上還是在踐行現代主義建築學關於「物質實踐」(material practice)的許諾並建構了一種新的地形學;德·索拉·莫拉雷斯是將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estrangement)延引到空間研究;凱勒·伊斯特林從空間政治經濟學視角發現了超越審美與符號的組織性協議，並探尋超越體制邊界的超國家基礎設施;格雷漢姆與馬文將現代主義失敗的過程理解為基礎設施從一體分解為多系統的過程;黛娜·卡夫則從美式實用主義汲取營養，從城市觸媒角度介紹了建築學介入城市的可能。所有這些研究都是基於現代主義的失敗與基礎設施的主體性這一主要背景，通過對晚期現代主義時期建築學脫離城市關切的批判來重建一種紮根工具性的城市建築學。同時，所有的理論都建立在與後現代主義符號學劃清界限的基礎上，它們都將建築學的符號化歷程視為曇花一現的插曲，並意圖重新兌現現代主義對公共領域，技術進步與個人自由的許諾。
「基礎設施」及這個概念所衍生的一些空間問題，來自西方新千年以來對裡根—柴契爾時代新古典自由主義政經策略得失的反思，來自對建築學符號化傾向的抵制，更是來自對建築師脫離城市公共領域的批判。觸發基礎設施話語熱潮的導火索是新千年後一系列歐美基礎設施崩塌的事件。建築學對基礎設施的關注與對現代性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基礎設施的效能被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它在現代建築史中的地位浮沉標誌著建築思潮的歷史流變，基礎設施對當代日常生活的滲透是空間研究的重大機遇。因此，基於基礎設施的空間研究是重工具性、反符號性的，這使它與現代主義建築的理想保持一致。同時，基礎設施與公共政策的天然姻親關係，決定了它是建築學介入城市公共生活的主戰場。
現代化的進程並沒有因建築學的暫時缺席而停止，只是它與資本、技術與媒介的結盟方式發生了改變，而建築師對此既缺乏認知，也少有作為。建築活動所需要的資本密集程度已經不能承擔以往的建造風險，空間幹預以一種更分散的、漸進的、精緻的方式呈現。為了更緊密地介入公共空間與建成環境的質量，建築學開始向環境、資源、效能與材料等學科學習最新的方法，同時開始反思建築學在廣泛的公共空間討論中的地位。
自20世紀晚期以來，「現代性」是以複數形式出現的，作為一系列更廣泛的歷史進程來區分強勢現代主義敘事背後的不同文化之現代化過程中的特點。在後結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語境中，至今沒有就現代化進程中的多樣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係達成共識，尤其各種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敘事都被認為是現代主義話語的「例外」。在此情況下，基礎設施作為一種超越領域與邊界的系統，是理解不同文化的現代化歷程的關鍵，它能夠吹散瀰漫在現代性討論上的意識形態迷霧與文化差異陰翳。
在當代，基礎設施積極介入現代生活形態，並將傳統的街道、廣場、市場納入其體系，將自身轉化為新的公共空間。各種以通道、樞紐、廂體為代表的交通基礎設施空間，已經成為具有共同集體記憶的場所，信息與文化基礎設施構成的虛擬公共空間也呼之欲出，基礎設施的機械性面目已經開始柔化。同樣的，大量與基礎設施相關的場景如「春運」、「村村通」、「包郵」等已經演變為春晚等大眾媒介中牽動豐富情感的符碼。
現代化之前的基礎設施(關、驛、橋、渡等)固然展示了民族共同體掌控其領域的意願，卻因為歷史的滄桑流轉徒留符號功能。現代化進程開始之後，不斷擴張的基礎設施成為地景的主導。巴黎、紐約、洛杉磯與東京等世界級都市無一不是建立在精密繁複的基礎設施網絡上，基礎設施保證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再造與分配。在激發建成環境的局部更新的條件下，維繫治域的整體連續性，並將全部自然地表改造為容納、插拔、運轉各種機器的基層。基礎設施不僅是各種空間事件發生的現場，其組織形式也為空間的批判與實踐提供了充沛的方法論支持。它構成了本雅明所說的不可逃脫的「內部」(intérieur)，並已經開始擺脫冷峻、隱匿的形象，走向文化生產的前線。
作者：譚崢，來源：《文匯報》